列宁选集 ==========第1页==========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2页========== 列宁选集 第一卷 人风女版注 ==========第3页========== 列宁选集（第一卷) 中共中央翳克學瞬费额作编译局箱 人承女版社出版张孝专在发行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60年4月第1版1972年10月第2版1976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书号1001881每册1.95元 ==========第4页========== 编辑说明 《列宁选集》是1960年编辑出版的。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现在我们重新出版这部选集，并对所选文章作了一些调整。 这部选集包括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表明：列宁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列宁主义阶段。 选集分为四卷，第一卷是1894一1907年的著作，第二卷是1908一1917年的著作，第三卷是1917~1919年的著作，第四卷是1919一1923年的著作。 收入选集的著作，大部分是全文，只有小部分是摘录。所有文章都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这次再版选集，对译文作了个别修改。每卷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 希望读者对这部选集的编译工作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改进。 中关中央定县费薇囊作铺译局 1972年10月 ==========第5页========== 继你y ==========第6页========== 目 录 1894-1907年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摘录）…1一85第一编… 1 第三编（摘录） …65 附录三 8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6-94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95一115“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113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116一156 一“遗产”代表者之一…117 二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129 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能赢得什么吗？…？6 四“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147 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19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病录）…157一190第二版序言… 4…157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161 一、社会分工……161 二、工业人日增加农业人日减少…163 ==========第7页========== II 目 录 三、小生产者的被产…164 四、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166 五、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 流通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170 六、马克思的实现论 0000…174 七、国民收入论… 4…180 八、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 …186 九、第一章的结论…188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191-201 我们的纲领（为《工人报》写的文幸） …202-206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207212 中国的战争… 213-217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218-219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220-389 序言… …220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224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224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背… …227 (三)俄国的批评派… …233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240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45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246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250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259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269 (一)政治鼓动以及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观点…270 ==========第8页========== 目 录 I (二)马尔丁诺关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280(三)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14…283(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289(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292(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308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311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312(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315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322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337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343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352 全俄政治报“计划”。… 361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362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368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379 …386 给农村贫民（向农民讲解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390一451 1.城市工人的斗争…390 2.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 …392 3。农村中的富和穷，私有主和工人… …401 4。中农会往哪里走？会走到私有主和富人那边去，还是 会走到工人和穷人这边来？……4135。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人民和工人争取哪些改善？…420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429 7.农村中的阶级斗争…443《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的纲领4：449 ==========第9页========== 录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摘录）…452-510 (九)党章第一条……452(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474(十八)消微谈淡辩证法。两个变革………505社会民主党在民主草命中的两种策略……511一627 序言…511 一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515 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 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518 三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524 四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度… …530 五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535 六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 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539 七“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552 八解放派和新火是派……557 九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565 十“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致…569 十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 “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一个粗略的比较…579 十二民主革命的规棋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583 十三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593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603 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 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603 二马尔丁诺夫同志义来“加深”问题了……610 三庸俗资产阶级的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618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628…636 ==========第10页========== 目 录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637-645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646一651军队和革命 ……652-655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656-663 …656 二 …659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664一671 游击战争 …672-682 …672 二 ●4 674 三 …75 四 681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683-691《约·菲·贝克尔、约·狄蕊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 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692一710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702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短评）…711一741 …712 二 …717 三 ……720 四 …726 五 …729 六 …736 七 …740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742一750 ==========第11页========== 目 录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751-一767社会芪主党在1905一1907年俄国第一次草命中的 土地纲领（摘录）…768一777结束语… …768 跋404…776 注释…779-846 人名索写引… …847一858 、 ==========第12页========== 1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摘录） (回容《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1 第一编 《俄国财富》2开始了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战役。该杂志的魁首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十期上就宣布要进行 一场反对“我国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战”。随后出现了谢·克利文柯先生的《论文化孤士》一文（第12期）和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艺和生活》一文(《俄国财富》1894年第1期和第2期)。至于该杂志本身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看法，谢·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中（第11期和第12期）已做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总是妄图在自已杂志上表达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其实他们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死敌。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把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的策略仔细考察一下。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而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分析。在把许许多多阐明这个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做了一个大体介绍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第13页==========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若？ 以下面一大段话开始了自已的批评。 他说：“首先自然要发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都著作中叙述了自已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在《资本论》中，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把逻辑力量与渊博学识、与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精细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那些极琐碎的情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阅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一方面为了论证，一方面为了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他真的创造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根据新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并总结了迄今有过的一切哲学历史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细心地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当然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当然会研究全世界历史中的大量事实。象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通常所做的那样把马克思和达尔文比较一下，就会更加确信这一意见。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这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儿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与此相称的著作究竞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极清楚地证明公众对《资本论》和马克思是懂得多么少呵。他们被马克思著作中的大量证据所压倒，不得不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略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考茨基在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前面所选载的一段很正确的题词： Wer wird nicht einen Klopstock loben? Doch wird ihn jeder lesen?Nein. ==========第14页========== 第一编 3 Wir wollen weniger erhoben Und fleissiger gelesen sein! 正是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他的著作，或者更好是多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把逻辑力量与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句话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把光辉词句与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完全公正的。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竞表现在哪里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读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一大段话时，会以为这全部力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同时为了更加强调马克思表现其逻辑力量的范围的狭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着重指出“极琐碎的情节”、“精细研究”、“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看来，似乎马克思对于这些理论的创造方法并没有加进任何值得指出的真正的新东西，似乎他把经济学保留在过去经济学家所原有的范围内而没有将它扩大，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谎言。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十六年前与一个都陋的资产阶级老爷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3。也许当时的时侯不同，也许当时的感觉较为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时的那篇文章在笔调或内容方面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原文是 Das oe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即经济运动规律>②'，一 ①谁不赞美克洛普什托克呢？但是，每个人都会去阅读触的著作吗？不会的。我 们希望人们少恭维我们，面多用心阅读我们的著作购！（莱辛）一编者注 ②本选集引文中尖括号人〉内钓话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娜的。一编者注 ==========第15页==========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遵行了他的纲领”，一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来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批评家所认为严格遵行了的纲领吧。这个纲领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儿个需要加以解释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而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时常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那班政论家和经济学家所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做Naturgesetz(自然规律)呢？许许多多本国社会学家写了大堆著作，说什么社会现象迥然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这一点如何理解呢？ 所有这些疑难都是自然和必然发生的，当然，只有不学无术之徒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忽略这些疑难。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同一序言中再引一段话来，这段话只比上述引文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4 只要把我们从序言里引来的这两段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正在于此，而这个思想，象我们所听见的那样，是以稀有的逻辑力量严格遵行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件事实。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 ==========第16页========== 第一编 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用以得出其结论的方法，这种方法，象我们刚才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听见的那样，就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 现在我们来分析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企图非常巧妙地避而不谈的《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认为是自然历史过程呢？一这就是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派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凭借的是这类的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就要求有某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一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最好不过地道破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类天性的某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你们看见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能够满足人类天性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奴役多数这种不合“人类天性”的现象为基础的。你们同样看见，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谈不到把社会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学家既然认为某种东西合心愿或不合心愿，就应当找到实现这合心愿的东西或取消那不合心愿的东西的条件”，即“实现某种某种理想的条件”，一也是这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狐此，甚至谈不到什么发展，而只能谈到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真正懂 ==========第17页========== 6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烟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若？ 得人类天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离开“心愿”的编向和“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在根本上摧毁这种安想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道德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已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经过描写如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项工作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政治形式一样，是不能单单从法律根据和政治根据中引伸出来和得到解释的；更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中得到解释和引伸出来，它们仅仅根源于物质的、生活的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的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法作家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物质生产中不得不彼此发生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总是同当时他们的经济力量所具有的那个生产能力发展阶段相适合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以，是生产制度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纯粹精神生活的过程。它们的存在不仅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相反地，人的意识本身则是依赖于它们的存在。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人们彼此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因此，它们也就开始同作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财产制度发生矛盾。于是，生产关系便不再同生产能力相适应，面开始束缚它了。社会变革的时代就由此 ==========第18页========== 第一编 产生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竖立在它上面的全部庞大上层建筑也多多少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严格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指明的变革，一种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等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方面所发生的变动，关于冲突的想法便通过这些形式而深入人的意识，并且由于冲突而通过这些形式暗中进行斗争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本身的自我意识为根据。相反，这种自我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条件之闾的冲突中去解释…我们概括地加以研究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史上演进的儿个时代。”①5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于《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一一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于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 ①本选集中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均按列宁的俄释文译出，其中个别地方与 原文稍有出入。一编者注 ==========第19页========== 8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千百年来生话于其中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结论。其次，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错综复杂的杜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推，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①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 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 ④这里当然始终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意识，面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 ==========第20页========== 第一结 9 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杜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面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胳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胳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胳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谁读《资本论》而不能看出这些概括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 ==========第21页========== 10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作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半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哦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祥，“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还有人读了《资本论》而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这岂不是再可笑不过的奇闻么！唯物主义在哪里呢？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剂解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所提出的各种各样 ==========第22页========== 第一编 历史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批评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这本书的作者本人关于应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切指示都是援引生产关系的。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那里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 一种（而且是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模范，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模范。于是他坐下来拚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已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晚？”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已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大概只有当某个卡列也夫在某本玄奥的历史作品的“经济唯物主义”一章中逐条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论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相投的例子)。而且这些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来说也是无用的。从什么是杜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当你还没有专门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认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这就是任何科学所由以开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标志：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一种关于什么是化学亲合力的理论。形而面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着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 ==========第23页========== 12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论着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就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摈弃那些关于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就必须有本事把对于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面。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象一个毕生撰写什么是灵魂这一问题的“作品”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弄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摈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因而，譬如说，分析了并说明了某种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起这部著作时，称赞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很好，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有崭新的心理学观点和科学的心理学的特别方法时，颇为激动并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在这部著作中岂不是“仅仅只有一些事实”吗？其中岂不是丝毫没有重新审查过“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自然，《资本论》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论的议论的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和说明问题，而只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派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做社会概念。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哲学历史理论就象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推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真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摈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 ==========第24页========== 第一编 13 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关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面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影从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关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呵！！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义这 一问题有疑问，那也许只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甚至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也许正因为他没有找到），却把这个学说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证了布洛斯所说的马克思提得一种崭新的历史现，于是毫不客气地推论下去，似乎这个理论企求“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此11？>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而不是说明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那末，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须应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尚未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象已为充分的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应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个别的动植物种来说其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断定。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7。据此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加到 ==========第25页========== 14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历史唯物主义的头上，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种企求当然已被马克思在他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文的“信”8里立刻就用极辛辣的方式反对过了)，接着讥笑自己所捏造出来的这种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的一段确切的意见(其所以确切，因为米海洛夫斯基这一次是摘录，而不是转述)引来，即把唯物主义者心目中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一切东西还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史等语引来9，于是做出结论说，“这些话把经济唯物主义的活动场所缩得很小了”！要多么幼稚或多么自以为是的人，才会指望这种我法不会被人识破呵！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活动场所缩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讥笑办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可从下述例子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它们。”（即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哲学历史和历史哲学性质的著作，甚至也写成了(1845一1846年)，但这部著作从未刊印10。恩格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做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被发现以及随后在《宜言》中被阐述的时候，据作者之一自已承认，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你看这种批评多么可爱呵！恩格斯说他们自已当时对经济“史”的知识不够，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把自已的“一般”历史哲学性质的著作刊印出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这点硬说成这样，好象“做这样一件事情”，如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即做出《宜 ==========第26页========== 第一编 15 言》中已经发表的对“资产阶级”制度的科学批评，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懂得概括全部历史哲学的企图和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制度的企图间的差别，或者是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知识还不足以批判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后者，他就太刻薄了，他竟不肯把他断定这种不够时所持的理由以及他所做的更正和补充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不发表他们的历史哲学著作而集中全力对一种社会组织做科学的分析，这只表明他们有最高度的科学诚心。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定讥笑他自已所附加的这些东西，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自已的观点时明知自已缺乏制定这些观点的知识，这只表明他的论战手段，这些手段既不证明他聪明，也不证明他讲体面。再举一个例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第二个我一恩格斯在论证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方面做得多些，他有一部专门历史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m Anschluss)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个‘就'真是妙极了。美国人摩尔根的书11的出版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宜布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许多年以后，并且完全与经济唯物主义无关。”于是他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这本书，同时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他们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着头等作用的人本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是和物质生产并列的决定要素。 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2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宜称：“总之，在四十年代末发现并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给 ==========第27页========== 16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予历史科学的东西，正与达尔文理论给予现代自然科学的东西一样。”可是随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重复说，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它不仅没有在一个拥有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场所内检验过〈《资本论》是“不相称的”著作：其中只有事实和精细研究而已！>，甚至没有用批判和排斥其他哲学历史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论证过。”恩格斯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智的尝试”，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可以完全回避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量重要问题，尽管这些“机智的尝试”很机智地指明了“从空想开始的”社会学的空祠性，尽管这部著作详细地批判了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暴力论”，亦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所极力鼓吹的“暴力论”。的确，用儿句空空洞洞的话来胡乱评论这部著作比认真分析其中唯物地解决了的问题，哪怕是一个问题，也要容易得多，而且这样做又很安全，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大概永远也不会准许翻译此书，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就不必替自已的主观哲学担忧，可以把这部书叫做机智之作了。 更为突出和更可借鉴的（为表明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已的思想，或赋予空洞性以思想形式)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评论。“《资本论》中有一些含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幅，但是〈这个“但是”妙极了！这甚至不是“但是”，而是有名的mas》,译成俄国话就是“耳朵不会高过额头”>这些篇幅按此书的任务来说，局限于一个确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涉及某一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换句话说，《资本论》这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对于这一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做了唯物的 ①即《反杜林论》。一编者注 ==========第28页========== 第。一编 17 分析，“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宁愿回避这个分析：看呀，这里仅仅说到“一个”时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想概括一切时期，并且概括到根本不具体谈及任何一个时期。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在实质上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一些“光辉”而空洞的泛泛之谈。在用空话来支吾塘塞的技巧方面，准也比不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原来只是因为他，马克思，“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涉及某一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所以不值得（单独地）从实质上涉及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多么奥妙呀！“并不确立”，只“不过涉及”！一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任何一个问题是多么容易呀！例如马克思屡次说明商品生产者的关系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合同等等原则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以此确立唯物主义呢，还是“不过”涉及呢？我们的哲学家本着他固有的谦逊态度，避免从实质上回答问题，而径直从自己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机智的尝试”中做出结论。 这个结论如下：.“在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以后四十年，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对这一理论来说还是尚未解决的哑谜，这种情况是一点也不奥妙的；而解决这些哑迷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完全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于非经济因素找到的。‘人本身的生产”这一名词，即子女生产，使人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名词以便至少在字面上保持它与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形成的。”的确，你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战手法真是“一点也不奥妙”！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 ==========第29页========== 18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茹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若？ 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组织8，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哑迷①。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了丰富的材料，遂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律关系或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只不过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非难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决最困难的历史之迷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所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惊异于人们是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在给自已辩护，什么东西在无情地打击自已。其次，我]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并不是经济因素。可是，你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看到他们确实谈到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已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面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就已表达得十分明确的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搬弄‘子女生产’这一名词以图在它与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即使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与包括经 ①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没有放过机会来讥笑一下：咳，为什么这样，既然有科学的历史观，而古代史却是一个迷！米海浴夫斯基先生，你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可以知道氏族组织问题是引起大怪的遵论来郴以说明的最图难的问题之一。 ==========第30页========== 第一编 19 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你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们听的么！？你为什么要哄骗呢？〉而这就提醒我们说，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解决历史问题，而且没有解决心理学问题。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失掉它的意义，这是没有什么怀疑的，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了。固然，它们因一般生活的复杂化而有了大大的改变，可是只要有相当的辩证的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来做这件事情，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好极了，我们的哲学家终于由说空话①进而谈到可以审查的和不许如此轻易“瞒过”问题实质的一定事实了。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的批评家究竟怎样证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作为遗产往下传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经济生产的产品”！这是多么通达呀！多么响亮呀！多么优雅的语言呀！〉，而遗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内是为经济竞争的事实所制约的。可是第一、作为遗产往下传的，还有非物质财富，这表现在以父亲的精神教育子女。”总之，教育子女是列入遗产制度的！例如俄国民法中有这样一条：“父母应努力以家庭教育来培养其<子女〉德性，并协助政府方针之实施。”我们的哲学家莫非把这一点叫做遗产制度吗？“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 ①贵备唯物主义者没有解决历史问题，却不试因把唯物主义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做的许多唯物主义说明的“任何一种”拿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本来是可以证明的，但我们不来做这件事情，一的确，象这样的手法，不是说空话又是什么呢？ ==========第31页========== 20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政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说)没有当做遗产来传授的生产的产品就不能有遗产制度，同样，没有‘子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以及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理，也就不能有遗产制度。”（咳，请你们注意这句话吧：复杂的心理与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这简直妙不可言1)总之，遗产制度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能有遗产制度！是呀，这真是发现了美洲呀！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私有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从前俄国在采邑制度14鼎盛时代，土地不能当做遗产来传授（因为当时只是把土地看做有条件的私产)，那末对这件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去探求。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于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心理还不够复杂而已。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与子女教育、与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与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么！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一定程度内是为经济竞争的事实所制约的”，但这不过是一种企图不对问题作确定回答的诡计，并且是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没有一句话说到遗产制度究竟在怎样的“一定程度”内取决于竞争，既然丝毫没有说明竞争与遗产制度间的这个联系究竞由什么引起，那我们怎能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面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 ==========第32页========== 第一编 21 品的时候，私有制是不能发生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指出一个事实，但这又是奇谈怪论：他继续修改唯物主义：“至于说到氏族联系，那末它们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确实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又是一个遁辞，不过是更加明显的遁辞。究竟是何种生产形式呢？一句空话！>，但还有一部分在它本身的延续和综合中一在民族联系中发展了。”这样说来，民族联系乃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综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大概是取材于一些向学生们讲课用的儿童故事。按这个陈腐浅薄的道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①，然后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这不过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对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没有任何概念。在古俄罗斯还可以说有过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这种氏族联系毫无疑义已不存在了，就是说，当时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很难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当时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 の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因为分散的小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才成为 统治形式的家庭；这种家庭在史前时代是根本没有的。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当做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共同特征。 ==========第33页========== 22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国还保存着从前那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有其管理方面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已的特殊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着自已的军队去作战的)、特殊的税关等等。仅仅在俄国历史的近代（大约自 十七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请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综合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援引这两件事实，只是自已打自己的耳光，面他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鄙陋见解而已，一其所以是“鄙陋见解”，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确定的杜会形态（即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做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联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说空话转到指出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去了。而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在那里，收拾打扮，把脏水向四周乱拂。例如他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迹这一原理，于是以深思的神情宣称这是“走极端”，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5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得彼此破产”，在他看来，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法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气”。这种断语证明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当做独立因素来谈就只是抹杀问题的实质。不过， ==========第34页========== 第一编 23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何等深奥的观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会拿纯粹布勒宁16式的机讽态度来对待“国际”，说“马克思是城然已经瓦解但还有希望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当然，如果象《俄国财富》第二期上国内生活栏记者用市侩鄙陋笔调所乱涂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做国际团结的极限，面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一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国际”时，就只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样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内把被压迫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反对压迫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其他办法来克服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把表明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当权阶级的真正态度的巴黎公社事变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就够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概的正是他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如果他不赞戌欧洲工人为求其实现而组织起来的思想，他至少应当直接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说出什么样的策略更适当，什么样的观点更正确。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只是在汪洋大海般的空话中间到处插进毫无意义的嘲笑。怎能不把这叫做脏水呢？如果注意到在俄国不允许公开为“国际的”思想和策略辩护，就更不能不把这叫做脏水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时所使用的手法也是这样的：他不肯花费一点气力，老实地和准确地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原理，然后给予一个直接而确定的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论据的片段，把这个论据加以歪曲。 ==========第35页========== 24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请读者自已判断吧：“马克思非常聪明，非常博学，所以他不会以为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就是他发现的·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梯子⑦〉下级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是早已确立的真理”〉，或者说，他们对历来为确立这个真理而耗费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很明显，这样的说法的确能给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一个印象，而批评家在这些人们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取得胜利”（据说，《俄国财富》编辑部的撰稿人就是这样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文的)。只要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性和夸张性。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决不能反驳这样的事实，就是马克思万分确定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其所以是新东西，是因为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已的观点，认为只须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须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的东西的那个制度的优越性，只须指明这个理想制度的适合“人类天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做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各国和非欧洲各国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 ①说到这个毫无意思的名词时必须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扰出马克思（这 个马克思非常聪明，非常博学，所以我们的批评家不能够直接而公开地批评他的任何一个原理)，然后指出的是慰格斯(“没有那样多创作智意的人”)，其次是多少有点独立见解的人，如考茨基，再其次是其余的马克思主义者。试问这种分法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如果批评家不满意马克思学说的传播者，谁又妨得他按照马克思学说来纠正他们晚？他丝老没有这样做。大概他本想说得尖划一些，但结果却很平谈。· ==========第36页========== 第一编 25 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客观分析（他指明了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后裔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类天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他究竟如何证明这一点，以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何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的必然性的来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曲解极为明显：他撇开了这个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全部实质，而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这个理论只在“必然性”一词(“在涉及到复杂的实际问题时不能只援引必然性”)，似乎这个理论的证据就在于历史必然性是这样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对学说的内容默不作声，只抓住它的名称，就又来对他努力使马克思学说变成的那个“磨光了的铜钱”加以讥笑。我们当然不会去探究这种讥笑，因为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看够了。让他去翻筋斗以博得布勒宁先生的欢心吧（无怪乎布勒宁先生在《新时报》上曾抚摸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1)，让他向马克思点头哈腰之后又梢悄地象小狗那样向马克思吠叫：“马克思与空想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即使没有这一点”，就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复论战的理由，“也是片面的”。我们只能把这种伎俩叫做小狗的吠叫，因为他简直没有拿出一个实际的、确定的、经得起检查的异议来反对这场论战，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乐于谈论这个题目，认为这场论战对解决俄国社会主义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简直也无法回答这种小狗的吠叫，而只有耸耸肩膀说： 啊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吹叫，想必是力量不小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往下一个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非 ==========第37页========== 25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局部地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派代表中间与瓦·沃·先生同样博得的称号)的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室里牵出来的傀儡”，一一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所应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想是“没有结果的”和“游移不定的”。也许不是每个读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拿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吧。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所爱用的法宝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耗费了大堆的纸张，说出了无数感伤的小市民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地）决定论会推翻他所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拾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这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如何吸引群众参加才可产生重大的成果呢？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 ==========第38页========== 第一编 27 量的结合的看法，对俄国现实由以构成的阶级斗争的看法，一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没有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予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代表俄国经济制度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从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这条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如果是严肃的批评，那它的锋芒所应该指向的，或者是把我国制度看做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或者是对这种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实质的看法，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想涉及重大的问题。他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要知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对待，将其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太一般的括孤！这个掩盖着现代真正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外壳，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喜爱的领域，因此，他特别傲然自得地强调说，“经济唯物主义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看呵，关于当前俄国现实由哪些阶级的斗争和在哪个基础上构成的问题，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想必是个太一般的问题，于是他避而不谈。·可是对于英雄和大众（不管这是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或是地主大众)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问题，他却极感兴趣。也许这确实是“有兴趣的”问题，但责备唯物主义者不应该集中全力来解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那不过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的爱好者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结束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时，又一次企图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曾被职业经济学家抹煞18，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恩格斯这一意见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这种怀疑有凭有据，还援引一个可笑的理由，说德国有许许多多的 ==========第39页========== 28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大学！)，他说：“马克思决非就指这类读者〈工人>而言，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对资产阶级科学家方面的公正态度和科学批评不能有多大指望，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这一点做了非常确定的说明。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入，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der grosse theoretische Sinn),已在所渭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19 还有一套颠倒是非的把戏又是针对着唯物主义的，而且完全是按照第一个公式套下来的。“这个理论〈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论点就是如此，而证据则是：“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如在布洛斯的大作里那样）的具有历史内容的个别很好的篇幅，本来没有经济唯物主义商标也行，因为〈请注意“因为”二字！>实际上〈原文如此！>这些篇幅顾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这种谐音以经济的弦声占优势。”结论…是：“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又是那套老把戏！为了证明这个理论没有根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首先曲解它，硬说它怀有不肯顾到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的荒谬意图，一实则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①，一接着指出，“实际上”唯物主 ①这是在《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策略中完全明白表示出来而与从前的社会 主义者不同的地方。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以经济方面为限的要求。1843年马克思在给预备出版的杂志20拟定纲领时写信给卢格说：“杜会主义 ==========第40页========== 第一 29 义者“很好地”用经济说明了杜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这件事实显然是打击作者自已的)，最后做出结论说，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你这套颠倒是非的把戏倒站住脚了！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来“驳斥”唯物主义的一切。我再说一遍，这里并没有什么批评，有的只是一堆空洞的妄自尊大的胡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拿出了什么异议来反驳生产关系是其余一切关系的基础的观点呢？他用什么东西驳倒了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的社会形态及这些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概念的正确性呢？他怎样证明他所举出的那些作家对各种历史问题的唯物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呢？对这些问题任何人都会回答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没有拿出任何反驳的理由，没有指出任何不正确的地方。他只是在那里兜圈子，力图用空话抹杀问题的实质，并顺便捏造种种无聊的遁辞。 当这样一位批评家在《俄国财富》第二期上继续反驳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难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象样的东西。全部差别在于他那种颠倒是非的发明能力已经穷竭，他在开始利用旁人的了。首先他大淡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甚至说伽法尼电学也同经济唯物主义有联系，因为伽法尼2的实验给黑格尔也“留下了印 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做我们批评的对象。…正如来救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sub specie rei publicae〔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斋求和社会利益。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和代议制之间的区别的问题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hauteur des prin一cps〔原则高度。一编者注)，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用政治的言辞来表明人的统治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已。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应该接触这些政治问题（在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何题是不值得注意的)，21 ==========第41页========== 30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象”。真是惊人的机智！这样说来，也可以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中国皇帝联系起来了！由此岂不是只能得出有人以胡说为乐事的结论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把它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1就是说，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建筑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这又是老一套地非雅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非难看来已被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滥了。这班先生既不能从实质上反驳这个学说，就拚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摧毁这个理论的实质。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采用了这种手法。充做他的日实的是恩格斯《反社林论》一书的一章3。恩格斯在致斥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想到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东西，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于“肯定一否定一否定的否定”的黑格尔公式，那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在自然界中全不是稀有的现象。于是恩格斯就引证自然历史方面（麦粒的发展)和社会方面的例子，例如起初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度，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又如起初是原始唯物主义，然后是唯心主义，最后是科学唯物主义等等。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断定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挑选一些例子来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 ==========第42页========== 第一编 31 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而已。的确，既然已经肯定说以三段式“证明”什么东西是荒谬的，肯定说谁也没有想到这样去做，那末“辩证”过程的例子又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显然只是表明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说不可把理论的起源当做理论的罪过。可是为要在恩格斯这段议论中发现出超乎理论起源的东西，那显然必须证明至少有一个历史问题唯物主义者不是根据有关事实而是借三段式来解决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证明过这点吗？丝毫也没有。恰恰相反，他自已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用实际内容把空洞的辩证公式充实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可以把它从这个内容上取走，犹如把盖子从茶碗上取走一样，不会改变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所做的一个例外，即关于未来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既然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什么又如此热心地和这个不能改变什么的盖子周旋呢？为什么说唯物主义者“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他为什么在攻击这个盖子时撒谎骗人，说他在政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呢？ 我当然不会去探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分析三段式的例子的，我重说一遍，因为这对科学唯物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曲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态度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根据有二：第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玩了（或正确些说，从杜林那里剩窃了）一套颠倒是非的手法。 关于第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到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他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头 ==========第43页========== 32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政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脑简单那还好)，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 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方法对形而上学方法(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无疑也是属于这个概念的)的态度，我们在下面将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已的议论为例予以说明。现在我们仅仅指出，每一个读过恩格斯（在反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种注解和第二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知道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欧洲通报》241872年第五期上描写辩证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5)完完全全引来，这段话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引证过的。马克思在《跋》中说，他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方法被人们理解得很差。“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黑格尔的诡辩。”而马克思为要更明白地叙述自己的方法，于是摘引了上述短评中描写这个方法的那一段。该短评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关心的是一件事：用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 ==========第44页========== 第一编 33 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也就证明了另一制度的必然性，证明这种制度必然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请那些因为人们抱定自觉的“目的”，以一定的理想为指南，而主张把社会进化从自然历史进化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中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决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决不是观念，而只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 一重要的是尽量确切地把两种事实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确切地把一系列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各个发展阶段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对于过去和现在都是 一样的。拾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本身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界其他领域中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从前的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把这些规律与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马克思力求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极科学地规定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确切研究所应追求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的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第45页========== 34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划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这就是马克思从报章杂志的无数评论《资本论》的文章中挑选出来并译成德文的一一段对辩证方法的描述，这段描述对他的方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已所说，是十分确切的。试问，这里有一句话提到 三段式、三分法、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等等胡说，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吗？马克思摘引这段描述以后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根本相反”。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是按三段式的辩证规律来决定现实的发展的。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说，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性的东西的反映”。于是全部问题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及其必然的发展的肯定的理解”：三段式只能起着使庸人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我卖弄黑格尔的字眼”，一一马克思在这个跋里说)的作用。现在要问，如果一个人想批评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即辩证法，他无所不谈，甚至连蛤蟆和拿破仑都谈到了，而单单不谈这个辩证法有何内容，不谈社会的发展是否真正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经济形态看做特殊的社会机体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否正确，对这些形态的客观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社会观念是否真正不决定社会发展反而为社会发展所决定等等问题，那末，我们应该怎样评判这个人呢？是否可以说只是由于他不理解呢？关于第二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批判”辩证法以后，就把这种“通过”黑格尔三段式进行论证的办法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并且洋洋得意地攻击这种办法。他说：“关于未来，社会内在规律是完全被辩证地提出来的。”（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例外）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使剥夺者必然被剥夺的议论带着“绝对辩证的性质”。马克思的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理想”，“就其必然和毫无疑义而言，仅仅是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环上的”。 ==========第46页========== 第一编 35 这个论据完全是从杜林那里拿来的，是杜林在《国民经济学和杜会主义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nd des Sozialismus>,1879年第3版第486-一487页)一书里运用过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根本没有提到杜林。也许这套歪曲马克思的手法是他独自想出的吧？ 恩格斯给了杜林一个绝妙的答复，在答复中他引述了杜林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引他的答复6就可以了。读者一定会看出，这个答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 “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①，一杜林说，一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挂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挂辩证法的拐杖，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现在的怀中产生出来。从十 六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末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aufgehoben-一这是黑格尔的专用术语〉，根据黑格尔的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遁辞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 ①这个尖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加的。一一俯者注 ==========第47页========== 36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一恩格斯总结说，一一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实行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比拟戏法创造自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统一，将存在着①。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搬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只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已·他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 ①这段社林观点的表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完全适用，关于这点，在他那篇 《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论文里还有下述一段可以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反驳断言马克思是私有制辩护者的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曾指出马克思的这个公式并将其解说如下，“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两个尽人皆知的戏法搬到自已的公式中来，第一、这个公式是按黑格尔三段式规律造成的；第二、合题是以对立（即个人所有制和公共所有制）的同一为基础的。可见‘个人’一词在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纯粹假设的，即辩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丝毫也不能引为根据。”这是一个怀有最善良的愿望的人在俄国公众面前替“热血志士”马克思辩护以反对资产者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所说的话。他就是怀着这种善良恩望而把马克思说成这样：马克思把自已对过程的看法建立在“戏法”上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个对他不无益处的教训：做任何一件苹情单#普良原望都是有点不够的。 ==========第48页========== 第一编 37 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已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 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劳动者自已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懂俄文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正确>，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五十六页〈俄文版第三十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公社，并且说：‘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一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信徒们自已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一一这又是杜林先生的随意捏造和臆想… 那末，一恩格斯继续说，一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七百九十一页和以后几页〈俄文版第六百 ==========第49页========== 38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杜会民主主义者？ 四十八页和以后儿页〉上，马克思把前五十页俄文版前三十五页〉中叙述过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拿来加以对照。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已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已的物质基础。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工具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工具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渊源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变为资本〉，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经营自己经济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工具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东西，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面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于是资本成了和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 ==========第50页========== 第一编 39 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狡猾把戏和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把各种概念混淆起来使一切差别化为乌有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奇迹和仿效黑格尔的逻各斯学说所玩出的戏法一据杜林说，没有这监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一在哪里呢？马克思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象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已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历史的过程就是如此，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末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好似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已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面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以自已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似乎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第125页）读者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段驳斥杜林的出色的议论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断言马克思完全把未来维系在黑格尔公式的最末一环上，断言对于未来 ==========第51页========== 40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的必然性的信念只能建立在信仰上①。 杜朴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间的全部区别只有下列两小点：第 一、虽然杜林一说起马克思就怒火万丈，但他毕竟认为必须在他那部《批判史》的下一节里提到马克思如何在跋中断然反驳了黑格尔主义的罪名，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这段（上面引述过的那段)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本人对辩证方法的理解的言论却避而不谈。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二个新奇的地方是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动词的时间的用法上。为什么马克思说到将来的时候使用现在时呢？一我们的哲学家洋洋得意地问道。可敬的批评家，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本语法书，它会告诉你，当将来的事情是必不可免和毫无疑义的时候，就要用现在时代替将来时。但是，究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它是毫无疑义的呢？一一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惊问道，他想装出一副很激动的样子，借以把颠倒是非的把戏弥缝起来。但马克思对于这点也给了一个十分确定的答复。可以认为这个答复不充分或不正确，但必须指明究竟什么地方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而不要乱说一些黑格尔主义的鬼话。 一个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自己知道这个答复是什么，而且还以此教训过别人。他在1877年写道，茹柯夫斯基先生尽可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体系是一种猜测，可是，他“没有道德权利”回避“马克思认为有很大意义的”劳动社会化问题。呵，当然罗！茹柯夫斯基在1877年没有道德权利回避问题，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①说到这里，我以为不妨指出：恩格斯的全部解释是载在他淡论麦粒、卢梭学说 。 以及其他辩证过程实例的那一章的。看来只须把这些实例拿来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因为这本著作的手稿预先读给马克思听过)这样明白肯定的声明一一根本谈不到用三段式来证明什么东西，或把这三段式的“假设成分”塞到现实过程的描述中，一对照一下，就完全可以明白贵备马克思主义为黑格尔辩证法，是荒谬绝伦的。 ==========第52页========== 第一编 41 在1894年却有这种道德权利了！也许是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27吧？1 在这里我不能不回想起《祖国纪事》28发表的一则关于对这个社会化的见解的奇闻。该杂志1883年第七期载有波斯托龙尼先生一封《致编辑部的信》，这位先生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体系”是一种猜测。这位先生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劳动形式不过是几百或几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磨着，锤着，转着，堆着，填着，拖着，并且还从事着其他许多操作。这个制度的一般性质很可拿一句俗话来表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与社会劳动形式有何相干呢？” 从这里马上就可看出这个人是把问题弄清楚了！“社会劳动形式”“不过是”“在一个场所内工作”！在一种尚属优良的俄国杂志上都有这样粗鄙的意见，还怎能要我们相信《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已为科学界所公认呢。“公认的科学”既不能用稍微象样的东西来反驳《资本论》，于是就恭维它，同时继续发表最无常识的意见，并重复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庸俗滥调。我们必须稍微谈谈这个问题，以便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指明他按自已的不变习惯而完全回避了的问题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这并不是说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工作（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是说随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减少，工业部门的数目增多；就是说，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纺出的纱织布，于是工业部门也就为数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融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和织布都单独进行：这个生产单独化和生产集中化过程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业 ==========第53页========== 42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巩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等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儿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麻、纺麻、织布，儿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已，上帝为大家”的俗话，即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棉田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每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就不行。“人人为自己”的俗话显然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没有存在的余地，他既不能作为天空的幻影，也不能作为人间的“金犊”29)。制度的性质已完全改变。在分散的小企业存在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只影响到社会少数成员，并不引起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十分专业化工业部门而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并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特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末，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即只有当这个企业的商品具备时，才能实现自已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都由个别资本家经营，由他为所欲为，由他把社会产品攫为私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和占有形式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者，不能不变成公有的即社会主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祖国纪事》的机智的庸人却把一切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内工作。真是胡说 八道！（我仅说明物质过程、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涉及这一过程 ==========第54页========== 第一编 8 的社会方面，没有涉及工人的联合、团结和组织，因为这是派生的次要的现象。) 我们所以不得不向俄国“民主主义者”解释这种粗浅的道理，是因为他们全身浸透了小市民思想，以至除小市民制度外根本不能想象其他的制度。 我们还是回来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他拿出了什么东西来反驳马克思在做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的结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呢？他是否证明了在实际上（在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中)社会劳动过程不是日益专业化、资本和企业不是日益集中、整个劳动过程不是日益社会化呢？没有，他没有举出一个理由来反驳这些事实。他是否动摇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不能与劳动社会化相容的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呢？他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是否证明过一切资本家所有的劳动过程联合为一个社会劳动过程的现象能与私有制和平共居呢？是否证明过除马克思指明的出路外还可找到其他摆脱矛盾的出路呢？没有，他对这点只字未提。 他究竟靠什么来进行批评呢？靠颠倒是非、歪曲捏造，靠无非是耍花招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这位批评家预先说上一大堆关于历史的三段一贯的步骤的废话，然后煞有介事地用“以后又怎样呢？”的问题，即用在马克思所描写的那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以后的历史将是怎样的问题来质问他，试问，我们怎能把这种手法叫做别的什么呢？请看吧，马克思 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时，就极其明确地提出了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例如参看《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的一段话30)。他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要求：他力求科学地分析资本 ==========第55页========== 44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个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已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避而不谈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实质，却发出“以后又怎样呢？”这种极愚蠢的问题，并装模作样地补充说：“我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不完全懂得恩格斯的答复。”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却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们完全懂得这种“批评”的精神和手法！ 或者拿这样一段话来说吧：“在中世纪时期，马克思所说的那个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系方面也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解释的辩证方法〈莫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却不主张来研究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代表历史现实的情景，甚至不能代表单是这种现实的诸因素的比例，而只能满足人们爱把任何一种东西都想象为有其过去、现在、将来的东西的那种癖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你的颠倒是非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首先把以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向偷偷塞进只企求确定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马克思公式里去①，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于这个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只恢复第一阶段的一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极蛮横地做出结论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代表历史现实的情景！” 一个人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评杜林时所用的字眼）破例地做出准确的引证，试问，同这样的人可以进行严肃的论战吗？甚至不打算证明这个公式的不正确在哪里，就硬要公众相信这个公式“显 ①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撒开不淡，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 建社会形态，而马克思所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状态来说，确实是从令散的小商品生产的制度和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例如在英国）。 ==========第56页========== 第一编 45 然”不合乎现实，试问，对这样的人能加以反驳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正内容，却 一味卖弄自已的机智来谈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例如恩格斯在反驳杜林先生的“永恒真理”时说，“今天向我们宣扬”三种道德，即封建基督教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可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已的道德理论31。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 一点说道：“我认为一切历史的三分法都正是以过去、现在和将来 三个范畴为基础的。”多么深奥的思想！可是，谁不知道把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看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时，在它中间随时都可看见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呢？举例说，难道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其实他也只是说“现在”）只限于上述三点吗？曾想断言封建道德以前没有奴隶制道德，奴隶制道德以前没有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道德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认真批评恩格斯想以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现代各派的道德思想的企图，却拿极空洞的词藻款待我们： 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声明他不知道在哪一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批评”手法时，提起下述一点也许不无益处，就是这位作者曾经知道此等著作之一并曾对它做出比较正确的评价。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评《资本论》的：“如果从《资本论》上去掉笨重的和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黑格尔辩证法”在1877年是“无用的”东西，而唯物主义在1894年却是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那末，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间的关系这一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形式和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间的关系”也就是唯物主义学说要予以一 ==========第57页========== 46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定解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即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杜会关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吧： “老实说，全部《资本论》<着重号是我加的〉都是研究已经产生的社会形态怎样日益发展，怎样加强自已的典型特征，怎样使各种发现、发明、生产方法的改进、新的市场和科学本身被其征服、被其同化，怎样迫使这些东西为自已工作，以及这个形态怎样经不起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 真是变化莫测！在1877年，“全部《资本论》”是对一定社会形态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明社会形态吗？)，而在1894年，却甚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从哪部著作里去寻找对这个唯物主义的叙述了！ 在1877年，是《资本论》“研究”“这个形杰〈即资本主义形态？可不是吗？>怎样经不起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请注意这点！），而在1894年却是什么研究都没有了，资本主义形态经不起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信念“完全”是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环上”了！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对于这个杜会形态和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间的关系的分析，将永远《着重号是我加的〉是这位作者的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的纪念碑”影面在1894年，他却宣称唯物主义学说在任何时侯任何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检验和论证！ 真是变化莫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七十年代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因为自由本身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唾弃”自由，曾同那些拚命抹杀俄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额的自由主义者”作过斗争，梦想过农民革命，但现在它已完全腐化，产生了鄙陋的小市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是“令人兴奋”的现象，面 ==========第58页========== 第编 47 忘记了伴随着和决定着这种潮流的是农民的大量被剥夺，第二、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醉心于以维护“热血志士”（即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为已任，没有发觉马克思的方法和他自已的方法不能相容。人们向他解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间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恩格斯的论文和书籍解释了这点，俄国杜会民主主义者解释了这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往往可以遇见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中肯的批评)，一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问题，反而素性放肆起来。他现在不是欢迎马克思（如在1872年和1877年那样）32，而是躲在形迹可疑的赞词的门槛下向他乱吠，并且大嚷大叫地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为满足，不愿以货栈、农村改良、手工业博览馆和手工业劳动组合等等善良的小市民的进步办法为满足，而始终想做“热血志士”，始终主张社会革命，始终想要训练、领导并组织真正革命的社会分子。 讲了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话以后，看来可以把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的工作告一结束了。我们试把批评家的“理由”均纳起来做一总结。 他想要打破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 关于第“点，批评家首先说他不知道在哪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叙述，于是自已来捏造一套什么是唯物主义。为了使人觉得这个唯物主义怀有过分的企求，他捏造说似乎唯物主义者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是后来，由于参照了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的声明，发现他们认为已被说明了的只是一个社会形态，于是批评家就断定唯物主义者缩 ==========第59页========== 48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小了唯物主义的活动场所，这祥一来，他就自已打了自己的耳光。为了向大家说明创立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他捏造说唯物主义者承认自已的知识不足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自认(1845一1846年)对一般经济史的知识不够，虽然他们也从未刊行这部证明他们知识不够的著作。演出这样的序幕之后，批评家就以如下的批评款待我们：《资本论》被推翻了，因为它只涉及一个时期，而批评家是需要一切时期的，因为《资本论》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而不过涉及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据大概很有斤两并很重要，所以必须承认唯物主义从未科学地论证过。然后，批评家授引一件事实来反对唯物主义，说有一个与此学说完全无关的人，在另外一个国家内研究史前时期，也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其次，为要指明把子女生产拉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完全不正确的，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而提出的指示，使我们获得一个深刻的真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亲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了民族联系乃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综合。批评家在继续其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钻研时，发觉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论据的内容都是认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群众“必然”遭受压迫和剥削，认为这个制度“必然”要转变为杜会主义制度，于是他立刻宣称，必然性是个太一般的括弧（如果不说出人们所认为必然性的究竟是什么)，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批评家还说马克思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是“片面的”，可是没有一句话说到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是怎样对待主观方法的，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对待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的。 ==========第60页========== 第一编 49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石一辩证方法，那只须这位大胆的批评家一推就推翻了。而且这一下是推得很准的：批评家大卖气力来驳斥用三段式可以证明什么东西的见解，可是没有一句话说到辩证方法并不是三段式，而是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另一下是专推马克思的：批评家在奋勇的杜林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不可思议的胡说梢梢地加在马克思头上，似乎马克思是用三段式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然后批评家就以胜利的神情来攻击这个胡说。 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辉煌“胜利”的史诗！洞察这种胜利，岂不真是“大有教益”（布勒宁）吗？ 在这里还不能不涉及一点，这一点虽然与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判明批评家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理解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他对西方工人运动的态度。 上文已经引证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声明，他说唯物主义在“科学”上（也许是在德国“人民之友”的科学上吧？）站不住脚，可是这个唯物主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在工人阶级中间确实传播得很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他说：“至于经济唯物主义在所谓横的方面获得成功，以及它以未经批判地检验过的形态来广为传播，这里成功的重心并不是在科学方面，而是在由未来的远景所规定的人生实践方面。”由未来的远景所“规定”的实践这一拙劣词句的意思，不外是说唯物主义所以得到传播，不是因为它正确地说明了现实，而是因为它离开这个现实，转到远景方面去了。接着又说：“这种远景要求于领会它的德国工人阶级的，要求于十分关怀德国工人阶级命运的人们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批判的思索。它所要求的只是信仰。”换句话说，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能广为传播，是因为这个学说许诺工人们 ==========第61页========== 50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每一个稍微知道社会主义和西方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可看出这种解释是极端荒谬和虚伪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1843年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33，并且马克思确切地执行了这个纲领。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要素。谁都知道，在说到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提供的东西简直多得无比，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引诱人类，说那时人们将不必进行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将不是建筑在剥削上，而是建筑在合乎人类天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尽管有大批叙述过这种思想的极有才干的人物和信心十足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只要大机器工业尚未把工人无产阶级群众卷入政治生活漩涡，只要工人无产阶级斗争的真正口号尚未发现，他们的理论始终是脱离实际生活的，他们的纲领始终是脱离人民的政治运动的。这个口号是由“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马克思，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久以前，在1872年对他下过这样的评语的马克思发现的，并且他是这样发现的：根本不是指出什么远景，而是科学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存在时剥削的必然性，并探讨这个制度的发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然可以对《俄国财富》的读者武断说，要理解这个分析并不需要知识，也不需要思索，可是，我们已经看出他本人（而我们将会更明显地看出他那 ==========第62页========== 第一编 51 位经济学家撰稿人①)对这种分析所确立的浅显真理完金无知，所以他的这种说法只能令人发笑而已。不容置辩的事实是：工人运动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而展开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简直违反真情，曲解唯物主义对“远景”的态度，企图闭口不谈唯物主义在工人中间盛行的真正原因，而用最鄙陋的小市民的方法来嘲弄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策略。我们已经知道，他根本不能举出一个理由来反对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据，可是他极蛮横地讥讽说，“无产者大军”正在准备剥夺资本家，“随后任何阶级斗争都会停止，天下就会太平，人间就会幸福”。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一条比这简单得多正确得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须“人民之友”更详细地指出“明白的和确定不移的”实现“合乎心愿的经济进化”的道路，那时这些人民之友就一定会“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见《俄国财富》第11期尤沙柯夫先生《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而暂时…暂时工人应当等待一下，应当指望人民之友，不要抱着“没有根据的自信心”来开始独立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我们这位作者为了根本打破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拚命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字典中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又是科学，又是只值几文钱的小得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1！显然，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本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任何抹杀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一些使庸人 ①指谢·尼·尤沙柯夫。一编者注 ==========第63页========== 52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都觉得难堪的便宜小册子叙述这个科学，这些人的自信心是多么没有根据呵。如果工人把自已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庸人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愿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而自己进行斗争就行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的第二部分已经不是用来一殼地反对马克思理论而是专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说到这一部分以前，我们必须稍微离开一下本题。原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如他在批评马克思时不仅没有打算把马克思的理论确切地叙述出来，反而干脆歪曲了这个理论一样，在这里也肆无总惮地歪曲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必须把原来的真情实况加以说明。要做到这一步，最方便的办法是把俄国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拿来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对照一下。讲到前一种思想时，我且借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俄国思想341892年第六期上发表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里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并且一说来会使他惭愧一是以庄重口气谈到的，没有涉及那些只有按布勒宁口吻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的问题，也没有诬蔑马克思主义者)，并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地一如果不是对立地，至少也是与它平行地一一叙述了自已的观点。我当然丝毫不想侮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说，不想把他算做社会主义者，也丝毫不想侮辱俄国社会主义者，就是说，不想把他们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等看待：我只是认为他们和他的论证程序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信念的坚定性、明显性和一贯性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祖国纪事》的思想时写道：“我们向 ==========第64页========== 第一编 53 来是把土地属于耕作者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理想。”你们看出发点是最善意的，充满了最善良的愿望·“我国至今还存在着的中世纪劳动形式①已大为动摇，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完全取消这些形式以取悦于任何一种学说，不管是自由派的或非自由派的学说。” 真是奇怪的议论！无论何种“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而且在他的同道中一个人也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的第二部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取悦于一种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一请看上述附带说明)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来，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至于长处是自已的或别人的，那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际方便与否的问题。这看起来非常简单、明白而易懂，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的原则，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于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一土地属于劳动者的原则开始并指出合乎心愿的事情得以实现的条件一从四面八方“采 ①作者在另一地方解释道：“所谓中世纪劳动形式，不仪是指村社土地占有制、手 工业和协作组织而言。所有这些都毫无疑义是中世纪形式，但土地或生产工具属于劳动者的种种形式也应当算做中世纪形式， ==========第65页========== 54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纳”长处。这位哲学家完全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认为社会关系不过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机械的联合，不过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机械的联结。他从这些现象中抽出一种现象，即中世纪形式中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以为可以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种形式中去，好象从 一所房屋上抽出一块砖来砌到另一所房屋上一样。但这不是研究社会关系，而是割裂应加研究的材料，因为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在实际上并非象你所设想的那样孤独地存在着，而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一块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象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块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土地。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观察杜会问题：他（再说 一遍，我只是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议论当做例子来批评整个的俄国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做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做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因为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的。 他根本没有想到旧劳动形式被新劳动形式排挤的原因问题，于是在谈论这些新形式时重复着完全同样的错误。他认为只须指出这些形式“动摇着”土地属于耕作者的制度（一般说来，就是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并斥责这不合理想就够了。他的议论又是十分荒谬的：他把一种现象（丧失土地）抽出来，却没有把它当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另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因为商品经济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发财。他指出了大众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 ==========第66页========== 第一编 55 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已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虽然如此，他还把这种手法称为“寻求关于有血有肉的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1894年第1期)，实则拾拾相反，他不能也不愿说明现实和正视现实，于是可耻地避开富人反对穷人这样的生活问题，而逃到天真的空想领域中去，他还把这称为“寻求关于提得尽善尽美的迫切复杂的真正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一真正的现实。他没有这样做，他毫无意思地从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抽出个别的要素，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中抽出某某东西，从“新”社会形态中抽出某菜东西，然后用这些东西臆造出一个空想来。显然，建立在这上面的理论，不能不与现实社会进化相隔离，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空想主义者不得不生存和话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由四面八方采纳来的要素构成的，而是决定着农民和富农（善于经营的农夫)、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工人和厂主间的关系的，这些社会关系是他们所完全不了解的。他们想按自已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不为他们所了解的关系，这种企图和努力是不能不遭到失败的。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诞生”的时期，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以批评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方法开始的；他们不以指出和斥责剥削现象为满足，他们力求说明这种现象。他们看见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大众破产和少数人发财的历史，目睹小生产者的大量遵受剥夺与普遍的技术进步同时存在，发现这两个绝对相反的潮流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地方产生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加强而加强，所以他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他们所遇见的是必然使大众遭受剥夺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信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实践纲领。这个 ==========第67页========== 56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纲领归结起来就是加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入穷人阶级反对富人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俄国从最偏僻的乡村到最新式和最完善的工厂的经济现实的主要内容。怎样加入呢？答案又是由现实本身提示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使生产社会化，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工广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和俄国全体劳动人民遭受着按经济实质说来是同样的资产阶级剥削，但它就谋本身的解放来说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已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旧社会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并给它以走上或治斗争舞台的可能。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放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已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把自已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加入这个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用什么东西来反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呢？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被批评家说成下面的样子： 似乎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真理在于：按照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俄国一定会发展具有一切内部矛盾和小资本被大资本吞并现象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一定会联合起来，‘一定会社会化'，于是万事大吉，幸运的人类就可坐享其成了。” 请看，原来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理解与“人民之友”毫无区 ==========第68页========== 第编 57 别，而只是对未来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大概完全不注意现在，而只注意“远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思正是如此，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信，他们对未来的预察没有半点空想成分，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科学的训条衡量过的”；最后说得更加明白：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总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非难，这种非雄是所有那些丝毫不能从实质上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人早已用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 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方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什么必须普遍遵行的哲学历史公式，当做一种超过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弄巧成拙地暴露出自已不懂马克思，说马克思那里有一种普遍的哲学理论，而对于这种说法，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释：他是找错人了。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以理论符合于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为根据，而是以别的什么为根据来论证自已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同时他也不能以别的什么为根据来论证这种观点，因为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已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自已十分明白而确定地声明过并被他用来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当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任意反驳这些声明，说他“亲耳”听到的恰恰是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说法。可是，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从他的交谈者口里听到各种荒谬的胡说，那与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其他任何人有什么相干呢？这难道不只是证明他很凑巧地挑中了自已的交谈者吗？也许这位机智哲学家的机智交谈 ==========第69页========== 58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者曾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等等，可是，谁不知道现在（这早已被人看出）任何一个坏蛋都喜欢穿上“红”衣服呢？①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明达，竟不能把这种“乔装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辨别清楚，或者说，如果他如此深知马克思，竟没有看出马克思十分着重提出的这个衡量他的全部学说的标准（把“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表述出来)，那不过又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聪明而已。 无论如何，他既然在刊物上进行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战，他就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团体，这个团体早已用这个名称，而且只有它用这个名称，所以决不能把别人同它混淆起来，同时这个团体已有其文坛上的代表一普列汉诺夫及其小组35。如果他这样做，一很显然，任何一个稍微正派的人是应当这样做的，一一并且读过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即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那末，他在该书头几页上就会看见作者以小组全体组员名义发表的那个绝对肯定的声明： “我们决不想以伟人的威信〈即马克思的威信〉来掩护自己的纲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懂俄文吗？您懂不懂信奉抽象公式和在论断俄国事情时拒绝利用马克思的任何威信是有区别的呢？您把偶尔从您的交谈者那里听到的断语当做马克思主义者的断语，而把社会民主派中一位草越分子以整个团体名义在刊物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您懂不懂您这样做是很不老实呢？往下还有更确定的声明： 普列汉诺夫说：“我再说一遍，在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估计现代俄国现实的问题时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我们的学说 ①我写这殷话是假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确实听到过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说法，他一点也没有撒谎。但我认为绝对需要在此附带声明一句：我是人云亦云而已。 ==========第70页========== 嘆一编 59 “是运用这个科学理论来分析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初次尝试”。 我想这说得再明显不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已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 您或许以为作者在作这样的声明时，实际上有另外的想法吧？但这是不对的。他当时要解答的问题是：“俄国是否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呢？”可见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按我国各种哲学家的主观方法提出的，因为这些哲学家认为决定这种应当不应当的问题的标准，或者是长官的政策，或者是“社会人士”的活动，或者是“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一类的胡说。现在要问，一位信奉抽象公式的人应当怎样回答这类问题呢？他大概会说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理论的普遍哲学意义，每个国家必然经过…阶段等等。 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是象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回答的那样回答的： 他把应当不应当的问题看做毫无意思的、只能使主观主义者发生兴趣的问题完全撇开，而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的现实进化。因此，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得不正确的问题，而是回答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装做行家的样子，大谈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必然性的内在规律等等荒诞无稽的鬼话！而且把这叫做“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战” 我实在不懂，如果他是论战家，那谁又是空吠者呢？！ ==========第71页========== 60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淡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言论时，还不能不指出一点，就是他硬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俄国一定会发展自已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位哲学家大概认为俄国还没有“自已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位作者想必赞成俄国资本主义只有一百五十万工人的意见，一我们在下文里还会碰见我国“人民之友”的这种幼稚思想，他们把其余一切剥削自由劳动的现象不知归到哪里去了。“俄国 一定会发展自已的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一切内部矛盾，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真是越说越糟！这样说来，俄国没有“内部矛盾”吗？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一小撮资本家剥削人民大众的现象吗？没有绝大多数居民破产和一小撮人发财的现象吗？农夫还只是将要脱离土地吗？试问，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不是农民大量遭受世所未见的强烈剥夺又是什么呢？该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当众说出这种话来呵。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有这种勇气的，他说：“马克思谈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和现成的资本主义，而我们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俄国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在俄国，在大众比任何国家都更贫困，劳动者遭受的剥削比任何国家都更横暴、其贫民的生活常常被拿来同英国比较（而且比较得完全正当)的俄国，在总是有千百万人民忍饥挨饿而粮食输出反在日益增加的俄国，竟没有无产阶级！ 我认为为了这些经典式的词句，应当给健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建立一座纪念碑！① ①不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许还要试图支吾塘塞，说他并不想说俄国根本没有无产阶级，而只是想说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吧？是不是？那你为什么没有说出这点来呢？其实全部问愿就在于俄国无产阶级究凳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组织所特有的无产阶级呢，还是其他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既然你在整整两篇论文中对这个最关繁要和重大的问题只字不提，宁肯胡说八道，乱扯一顿，那又该怪谁呢？ ==========第72页========== 第一编 61 不过我们在下文里还会看见，“人民之友”的经常一贯的策略就是假装看不见俄国劳动者的痛苦不堪的状况，硬说劳动者的状况仅仅“有点动摇”，只须“文化界”和政府努力一下，就可把一切引入正轨。这些骑士们以为只要他们闭眼不看劳动群众状况所以不好不是因为这个状况“有点动摇”，而是因为劳动群众遭受一小摄剥削者的最无耻的掠夺，只要他们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裁起来不看这些剥削者，那末，这些剥削者就消失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向他们说这是不敢正视现实的可耻的怯儒心理，社会民主主义者以这 一剥削事实为出发点，并说这件事实只能用把人民大众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组织来解释，只能用这个无非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关的俄罗斯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解释，因此，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时，“人民之友”就大哭大叫起来，说社会民主主义者想使人民丧失土地！想破坏我国人民经济组织！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至少是不体面的全部“论战”中最令人愤慨的地方，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的“批评”（？)。谁也懂得，对社会主义者和鼓动家在工人中间的活动决不能在我国的合法报刊上予以真诚的讨论，受检查的正派刊物在这方面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谨守缄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竞忘记了这个起码的规矩，恬不知耻地利用他对读者公众说话的垄断权来诬蔑社会主义者。 不过，不利用合法报刊还是可以找到斗争手段来反对这个放肆无礼的批评家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假装天真地说道：“据我所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分为三类：旁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过程的旁观者)、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减轻生育的痛苦”。他们“对庄 ==========第73页========== 62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稼汉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和希望放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人的身上”)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公然主张使农村更加破产的)。” 这是什么话？！难道批评家先生不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那些认为现实是资本主义杜会，而摆脱这个社会的唯一出路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吗？他究竟用什么办法、根据什么理由把他们与那种荒唐的鄙陋议论混在一起呢？他有什么权利（当然是道德权利）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称去称呼那些显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基本原理的人，称呼那些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一个特别团体的名义发表过意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任何一种特别纲领的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后路，好来为这种恶劣手段做辩护。· 他用阔少爷的轻浮态度讥讽说：“也许这些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自称的呢？是在彼得堡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客厅里吗？是在私人信札里吗？就算是这样吧。那就请您在自己的客厅里、在自己的通信中去同他们交谈吧！要知道您是公开地在报刊上反对那些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公开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表过意见的人的。而且您明知道只有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团体用这个名称，明知道不能把别的什么人同这个团体混为一淡，您却敢于宣称您在同“社会民主主义者”论战！① ①我现在且来谈谈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碰到的一个事实上的证明。每一个 读过他的论文的人都会承认，他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饥荒的经济原因》的作者)也列为“马克思主义者”。可是这位先生自己并不这样称呼自己，而且只要读过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作品就可以知道，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奢来，这位先生不过是一位最鄱陋的资产者罢了。不做得他为之拟制进步方集的社会环境 ==========第74页========== 第一编 63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象一个被揭发的小学生那样躲躲闪闪，拚命向读者证明说：这与我毫不相千，我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真妙极了！我们乐于相信在您跟前尽是一些庸人和恶棍，但这与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什么相干呢？“在现时”，在不仅社会主义的活动而且任何一个稍许独立的和正直的社会活动都要引起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一个在某种旗帜下面一民意主义36的、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甚至是立宪主义的旗帜下面一真正工作的人，就会有儿,十个假借这种名义来掩护其自由主义怯懦性的清谈家，也许还会有儿个简直是专谋私利的卑鄙分子，这谁不知道呢？只有最卑鄙龌龊的人，才会把各种肮脏分子玷污了（面且是不声不响地）其中某一派的旗帜这一事实拿来归罪于这一派，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全部叙述从头到尾都是曲解、歪曲和颠倒是非。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见，社会民主主义者作为出发点的“真理”完全被他歪曲了，被他说成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时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那样叙述过，而且也不能那样叙述。如果他叙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真正见解，他就不能不知道：能与这些见解“相合的”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发展，组织并团结无产阶级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政治斗争。可是他还留了一手。他装着受了委屈的样子，伪善地指天誓日，并油滑地说：“我很乐意听到这点，但我不懂得你们究竟抗议什么。”（他在《俄国财富》第二期上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仔细读一读我对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就会知道我是说，从伦理观点看来，丝毫不容反驳。” 是资产阶级的环境，不懂得在农民经济中确已看出的一切“技术改良”都不过是改善少数人状况而使多数人变成无产者的资产阶级进步，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他对之提出方案的国家是一个只能拥护资产阶级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第75页========== 64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这当然不过是反复咀嚼从前的那些可怜的遁辞而已。 请你们说说，你们将怎样称呼这样一个人的行为，他宣称他在批评社会革命民粹派（另外一种民粹派还未出现，一一我是拿这样 一个时期来说的)，同时却说出下列一类话来： “据我所知，民粹主义者分为三类：第一是彻底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接受农夫的思想，并确实符合农夫的愿望把答刑和打老婆的风俗普遍化，并且一般地奉行政府所施行的那种也曾称为人民政策的万恶的皮鞭刑棍政策；其次是胆怯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并不注意农夫的意见，而只企图用结社等等方法，把不合俄国国情的革命运动搬到俄饿国来，一可是，假如不是道路很滑，容易使胆怯的民粹主义者滚到彻底的民粹主义者或勇敢的民粹主义者那里去的话，从伦理观点看来，丝毫不容反驳，最后是勇敢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要完全实现善于经营的农夫的人民理想，因而去耕田种地，以便过十足的富农生活。”一切正派的人当然会说这是卑鄙的诬蔑。假如说这种话的人不能在同一报刊上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反驳，假如民粹主义者的思想迄今只是秘密地叙述过，因此，许多人对于这种思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并容易相信关于民粹主义者的任何 一种传说，那末，大家都会认为这种人是… 不过，也许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已也还没有完全忘记这里应当安上什么字眼。 然而已经够了！这类的诬蔑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还有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哪种工作会比盘桓于这个泥坑中，收集散在各处的暗示，把它们加以比较并找出即使一点象样的反驳，更加费神，更加不讨好，更加麻烦的了。够了 1894年4月 ==========第76页========== 第三编 65 第三编（摘录） 当时，在“六十年代”，农奴主的势力已经衰退，他们遭到了虽不是最后的但终究是决定性的失败，不得不溜下台去。反之，自由派抬起了头。进步、科学、善良、反对虚伪、人民利益、人民良心、人民力量等等自由主义词句风靡一时，现在，在特别灰心失望的时刻，我国激进主义的无病呻吟家在他们的客厅里，我国自由主义的清谈家在他们的纪念宴会上和他们的报章杂志上所呕吐出来的也是这些词句。自由主义者原来很有势力，竟按自已的方式改造了“新秩序”，一一当然不是完全改造，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新秩序”。虽然当时俄罗斯也还没有“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亮光”，但终究比现在明亮一些，所以连那些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宁愿梦想美好的未来而不愿说明丑恶的现在的劳动阶级思想家，也不能不看到自由主义的后面隐藏着富豪，不能不看到这种新秩序就是资产阶级的秩序。正因为农奴主已被逐出舞台，未能转移大家对当前更紧迫的问题的注意，未能妨碍大家按纯粹（比较起来说）形态来观察新秩序，所以大家才有可能察知这点。我国当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善于指摘富豪的自由主义，可是不善于了解它并科学地说明它，不善于了解它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下的必然性，不善于了解这个新的生活制度比旧的农奴制度进步，不善于了解这个制度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他们只是“睡弃”这种“自由的”和“人道的”秩序，认为资产阶级性是一种偶然现象，期望“人民 ==========第77页========== 66 什么嘉“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花社会民主主义若？ 制度”中间还会出现另一种社会关系。 历史果然向他们昭示了另一种社会关系。没有完全被改革(被农奴主的利益弄得残缺不全的改革)打垮的农奴主已经（暂时）复活起来，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关系以外的另一种社会关系是什么东西，并且用一种肆无忌禅、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行为表明了这种关系，以致我国民主主义者闻风丧胆，垂头丧气，不仅不向前进，把他们那种只善于感觉面不善于了解资产阶级性的幼稚民主主义改造为社会民主主义，反而倒退到自由主义者那里去，现时他们还自夸起来，说“所有严肃正派的报刊”都赞同他们的诉苦…即我想说的他们的理论和纲领。看来教训是很大的：旧时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偶然性等幻想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了。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正视现实并公开承认：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民主主义者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幼稚幻想就让位于小市民进步办法的实际清醒主张了。现在，这班冒充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简直是反动的了。他们抹杀现代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硬说可以用一般的、指望依靠一切人的关于“振兴”“改良”等等的措施来办妥事情，硬说可以调解和联合。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家描绘成一种站在阶级之上从而适宜于并能够给被剥削群众以某种重大的和真诚的帮助的东西。 最后，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者为了本身的解放必须自已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例如在“人民之友”看来，仿佛他们能独自把一切安排妥贴。工人可以放心。你 ==========第78页========== 第三编 67 看，甚至有一个技师也到《俄国财富》编辑部来了，他们几乎完全制订出一个“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计划”了。社会主义者应该坚决彻底地与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裂，一一一这就是应该从这次战役中得出来的主要的有益的教训。 请注意，我是说与小市民思想决裂，而不是与“人民之友”及其思想决裂，因为与从未有过联系的东西根本说不上决裂。“人民之友”只是这类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我所以在这里做出必须与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与一般旧时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决裂的结论，这是因为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吓坏的旧思想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的这次战役，推动他们特别完备而明显地把小市民思想描绘出来。我们把这种思想与现代的社会主义、与有关俄国现实的现代材料加以对照，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思想已经枯竭到怎样的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衷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义的纲领。也许有人说，这不应归咎于一般旧社会主义思想，而只应归咎于这班从未被任何人算做社会主义者的先生们：但我觉得这种异议是毫无根据的。我到处都力图指明旧理论的这种堕落的必然性，到处都力图少用一些篇幅来专门批评这班先生，而尽量多用一些篇幅去批评俄国旧社会主义的一般基本原理。如果社会主义者认为我把这些原理叙述得不正确，或不确切，或不透澈，那我只好恭请诸位先生，请你们自己把这些原理叙述出来，把这些原理说得透澈无遗吧！ 老实说，再没有人比社会民主主义者更以有机会和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为快了。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乐意回答这班先生的“论战”吗？难道你们以为不是他们公开、坚决而激烈地挑战我们竟会来干这种事情吗？ ==========第79页========== 68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不克制自已就能阅读、再三阅读和仔细阅读这种由官场自由主义词藻和小市民道德拼凑而成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吗？ 要知道，现在来论证和叙述这种思想的只有这班先生，那是不能怪我们的。同时还请注意，我是说必须与小市民的社会主义思想决裂。我们分析过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无条件是反动的，因为它是以社会主义理论的面貌出现的。 其实这里面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气味，就是说，所有这些理论根本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放事业，其实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反映和实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那我们一定会另眼看待它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及其纲领昵？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我们俄国表现得特别厉害，因为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间的对抗尚少发展)。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例如所谓禁止出让份地一类的反动要求，也和其他许多监护农民的办法一样，通常都是用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借口来做掩护的；而事实上这些东西显然只能使劳动者的生活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纲领的这两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所以在否定这些理论的任何社会主义性质时，在反对它们的反动面时，不应当忘记它们的民主主义部分。现在我用实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市民理论的完全否定不仅不排斥它们纲领中的民主主义，反而要求更加坚持民主主义。前面已经指出了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理 ==========第80页========== 第三编 60 论中经常利用的三个基本论点：缺少土地，缴款过重，受行政机关压迫。 要求铲除这些祸害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这些祸害丝毫不能说明剥夺和剥削，铲除这些祸害丝毫不会触动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可是铲除这些祸害的举动定会清除加重这种压迫的中世纪的破烂东西，使工人易于直接和资本家作斗争，因此，这种举动作为民主主义的要求是定会取得工人最有力的支持的。一般说来，缴款和赋税是只有小资产者才能特别重视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农民缴款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农奴制的余毒：例如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废除的赎金就是如此，那些只落到农民和小市民身上而与“贵人”无关的赋税就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始终会支持这种要求：铲除这些造成经济政治停滞的中世纪关系的残余。缺少土地的问题也是如此。我已在前面详细地证明了对这个问题的叫喊的资产阶级性质。例如农民改革用割地的办法径直替地主抢劫了农民，直接（夺去农民土地）和间接（巧妙地隔开份地）帮助了这一巨大反动势力，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最坚决地要求把夺自农民手中的土地立即归还农民，把地主的地产（它是农奴制度和农奴制传统的支柱)剥夺干净。后一种要求与土地国有原则相吻合，其中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已在我国形成的农场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更迅速更繁密地发展起来，但这一要求在民主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能够最后打垮高贵地主的办法。最后，当然只有尤沙柯夫和瓦·沃·一流先生才能说农民的毫无权利是农民被剥夺被剥削的原因，但行政机关对农民的压迫不仅是明显的事实，并且不是普通的压迫，而是公开鄙视农民，把他们看做“贱民”，认为他们命该受高贵地主支配，他们只有获得特别恩准时才能享受一般公民权利（例 ==========第81页========== 70 什么是“人民之发”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如迁徙权①)，任何一个瞎官都可以把他们当做关在苦工房里的人来处置。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条件地赞同这种要求：完全恢复农民的公民权利，完全废除一切贵族特权，消灭官僚对农民的监护，给予农民自治权。 一般说来，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把自已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并在自已的活动中始终不忘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②。 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象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一般人民身上，阻得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斗争对于工人有巨大的重要性。必须向工人十分详细地指明：这些制度是怎样可怕的反动力量，它们在怎样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怎样欺压劳动者，怎样把资本束缚在它的中世纪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对劳动的剥削并不亚于现代工业形式，而且除了这种剥削之外还使解放斗争遭到极大的困雄。工人应当知道，他们不推翻这些反动支柱③就根本无法顺利地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 ①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现任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在《款收和人民的灾难》 一书中反驳移民办法时所采取的纯粹俄罗斯式的农奴主的横蛮态度。他说，从国家规点看来，不能认为移民办法是合理的，因为欧俄的地主还很需要自由的劳动力。一真的，农民生在世上不是为了以自己的劳动养活寄生的地主及其“显贵的”走卒，又是为了什么呢？ ②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普列汉诺夫说得很对，我国革命家有“两种敌人，一种是 还没有完全铲除的陈病偏见，一种是对新纲领的狭陛了解”。见附录三（本卷第80页。—编者注)。 ⑧我国的官僚是特别历害而又为我国革命者不大注意的反动人物，他们实际上 管理着俄罗斯国家。这种主要靠平民知识分子补充的官僚，按其出身及其活动的使命和性质来说，都带有极浓厚的资产阶级性质，但专制制度和高贵地主的巨大政治特权却赋予他们特别有害的品质。他们总是反复无常，以调和地 ==========第82页========== 第三编 71 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始终不能摆脱闭塞无知的被压迫的状况，只能做痛苦的挣扎，面不能从事明智而坚定的抗议和斗争。因此，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乃是工人阶级的直接的责任，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不过是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地倾向于牺性自已的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上工人运动的出现。 根据以上所述，大概已可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如何对待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近来特别加强起来的、力求把 一切革命派别“统一”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潮了阳。这是一个颇为新奇而值得注意的思潮。 它所以新奇，是因为“联合”的建议不是由某一集团或某些在 一定纲领上有若干共同之处的集团提出来的。如果是这样，联合问题就会是每一个别场合的问题了，就会是要统一起来的各个集团的代表所能解决的具体问题了。那也就不会有特别的“统一”思潮了。但这个思潮是有的，代表这个思潮的不过是一些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任何新立场的分子，因为反专制制度的战士迄今所依 主和资产者的利益为其最高任务。他们是些犹大什克7，利用自已与农奴主的感情和联系来欺压工农，口头上说“保护经济上的羽者”和“监护”他们免于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实际上却采取各种办法把劳动者压低到“贱民”的地位，使其受农奴主一地主宰割，从而更加无法抵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是最危险的伪君子，拥有西欧反动专家的经验，巧于用爱人民的词藻来掩饰他们的阿拉克切也夫38式的负欲。 ==========第83页========== 72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靠的理论显然已在崩遗，因而使斗争所需的团结条件和组织条件遭到破坏。于是，这些“统一派”和“联合派”先生们想必以为最容易的事情是创立这样一个理论，只反对专制制度，要求政治自由，而对其余一切社会主义问题和非社会主义问题一概不谈。显然，这种幼稚的错误观点在刚一做这类统一的尝试时就一定会不攻自破的。这个“统一”思潮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反映着战斗的革命的民粹主义转变为政治激进民主主义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中的 一个阶段，关于这个转变过程，我在上面已尽力指出了。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集团，只有拟出一个抛弃了旧时俄国独特发展论的偏见的、提出了民主主义要求的坚定纲领时，才能在上述旗帜下巩固地统一起来。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创立这样一个民主主义政党当然是有益的前进步骤，所以，他们为反对民粹主义而进行的工作应该促成这种进步，有助于根除一切偏见和神话，使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使其余的集团组成一个民主主义政党。 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一个特别的工人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讲“统一”，但工人对于民主主义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是会极力予以支持的。 民粹主义之堕落成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人民之友”就是这种堕落的非常明显的例证)向我们表明了某些人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他们只向工人灌输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却不同时向工人说明我国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由于这种对抗性，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是主张政治自由的)，不同时向工人说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是争取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 有些人喜欢责备社会民主主义者，说他们似乎想独享马克思的理论，而同时又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可以 ==========第84页========== 第三编 73 接受的。试问，既然我们俄国劳动者遭受剥削根本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组织，而是由于缺少土地、缴款和受行政机关压迫，那末，向工人解释价值形式、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阶级斗争理论甚至不能说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我国资本主义是由政府用人工方法培植起来的)，那末，向工人（更不必说向那不属于已经形成的工厂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解释阶级斗争理论，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想在我国寻找一条避开资本主义、避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那末，怎样又能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无产阶级具有通过资本主义而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使命的结论呢？ 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号召工人去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为不能否认（值得注意的是民粹派和民意派也不否认)，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政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是…只能是改善他们…与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我说这些话是反对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他们不接受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却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因为他们根据经验确信只有在工人中间才可以找到革命分子。这些社会主义者使自已的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诱使工人抛弃自已的直接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 ①必须发动工人去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出：或者把工人看 做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战士，因而把政治自由看做便利工人斗争的条件之一。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或者只把工人看做在现代制度下受苦最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并能最坚决地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但这也就等于要他做那些只看见全体“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一致而不返看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 ==========第85页========== 74·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幻想，以为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以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之间没有深刻分歧的时候，产生上述错误是很自然的。但现在，当经济发展已有长足的进步，甚至从前否认俄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的人也承认我国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对这一点已经不可能抱任何幻想了。“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的成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迅速增加的一群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欲望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激进派和自由派不仅不否认这一事实，反而极力强调它，煞费苦心地证明它不道德，斥责它，极力想来粉碎、耻笑…和消灭它。这种想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而感到羞惭的天真的妄想是很可笑的，正象小市民经济学家想以资产阶级使人民破产，使大众贫困、失业和饥饿（援引“哥哥”的经验)来恐吓我国资产阶级一样，这样审判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就跟判决把梭鱼投到水里去一模一样。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自由派的和激进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追忆六十年代的情形，说当时没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中于民主主义。这班先生幼稚成性，根本不愿意了解当时的一致是由一去不返的当时物质条件引起的！当时大家都同样受到农奴制度的束缚，其中有积了一些钱而很想独自享福的农奴主家中的总管，也有由于老爷勒索、干涉、使他不能继续经营因而仇恨老爷的善于经营的农夫，也有地主家中的无产者仆人，以及被卖给商人去盘剥的破产 ==========第86页========== 第三编 75 农夫：当时受到农奴制度压迫的还有商人兼广主，有工人，有手工业者和工匠。当时在所有这些人之间只有一种联系，就是大家都敌视农奴制度，而在一致之外已开始出现最剧烈的经济对抗。只有完全沉醉于甜蜜的梦想的人才会至今还看不见这种已有巨大发展的对抗，才会在现实生活要求斗争、要求每个不愿做资产阶级的有意或元意的走卒的人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时候，梦想这个一致的时代又返回来。 如果你不轻信关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语，而试去更深地发掘一下，那你就会看出站在自已面前的完全是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梦想用各种温和的进步办法来改善、维持和恢复自已的（他们称为“人民的")经济，绝对不能了解，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我们不能不感谢“人民之友”，因为他们大大帮助了我们认清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从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国小生产者的小资产阶级性的理论，因为他们必然使那些把俄国杜会主义者迷惑了很久的旧日的幻想和神话加速破灭。“人民之友”已把这种理论用得又皲又烂又脏，使得俄国迄今信奉这种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必然要作出抉择：或者重新修改这种理论，或者将其完全抛弃，让那些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宣扬富农购置改良农具的先生们（他们煞有介事地要你们相信必须欢迎那些玩厌了纸牌的人们)去独自享用。而他们还不仅这样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民制度”和“知识分子”，并且还大言不惭地谈论远大的理想和对生活问题的尽善尽美的提法！…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 ==========第87页========== 76 什么基“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及其一贯的发展，凡是这种对抗为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业已固定的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瑶。这个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这种以详尽地研究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一切问题，一如果说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末，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愈有进展，则社会民主主义就会增长得愈加迅速，因为最狡猾的现代制度的保护人也不能阻止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不能，是因为这个制度必然使生产者更被剥夺，使无产阶级及其后备军日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社会主义者完成这种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 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着：因为接受这种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若已获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甚至使得我国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也只好把他们的厚本杂志（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那样)弄成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了。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完全不是想把这个工作放到实际工作的前面①，更不是想把 ①恰恰相反。实际的宜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宜传鼓动工作急筋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者往往被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 ==========第88页========== 第三编 77 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的<除现实道路而外〉发展道路”，那末，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发现和被指明出来，理论工作就告结束，而应把“祖国”引上“新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的敌人，那末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标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成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主义者免除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患的毛病，即免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只要以是否合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 一的标准，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认为任务在于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使特别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就不会有宗派主义。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尽管对各种理论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们的政治活动方法，自从该派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没有改变过，并且迄今也没有改变。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是要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 ==========第89页========== 73 什么悬“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组织，使它脱离目前这种试图分散地、欲乏领导思想地进行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而转变为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种活动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①。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國劳动者所受的剥制，如把正在泯灭的农奴制经济残余搬开不谈，其实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化的。在前一场合，这种剥削还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风俗习惯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妨碍劳动者及其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反之，在后一场合，剥倒则已十分发达，并且以赤棵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混杂着任何模糊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们已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他们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的这一旨在实现最迫切的经济需要和改善本身物质状况的斗争，必然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必然会成为不是反对个人雨是反对阶级的战争，这个阶级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各个地方压迫和压制劳动者。正因为如此，工广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要他们在有组织的坚忍的斗争中实现自已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引诱他们，而只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说明压迫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 ①代表俄国的未来的人是农夫，一农民社会主义者，最广义的民粹主义者曾是 这样想的。代表绒国的未来的人是工人，一社会民主主义者是这样想的。 在一篇手稍里曾这样表述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第90页========== 筑三综 79 抗在这个制度下的必然性。工厂工人在资本主义关系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得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造成进行这一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低级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这里的生产分散为成千上万的极小的经济单位（这些单位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始终是分散的经济单位)，被剥削者多半还拥有一点极小的产业，因而依附于他们所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体系。这种情形阻碍着那些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发展，零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于一个地点，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已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个人而在整个经济体系。反之，大资本主义必然割断工人和旧社会、和一定地点、和一定剥制者的任何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可能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已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 共产主义革命。 完 1894年 ==========第91页========== 80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附录三 我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本身而言。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一点，就是我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刊物上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简直把马克思主义缩小和曲解得不成样子。这是什么叙述！只要想一想，需要怎样毁损这个革命学说，才能用削足适履的办法使它适合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而我国的政论家竟欣然这样于：他们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归结起来儿乎就是这样的学说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已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以庄重的姿态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个“公式”中，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即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种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种这样暗淡和狭隘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激进派也要对贫乏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惋惜。当然呵！如果在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横行时代可以尽量确切而完备地叙述马克思主义，将它的结论全部说出，那末，这个专制制度和这种反动势力就会不成其为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了！如果我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即使是根据德文书籍），他们也许会羞于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这样毁损马克思主义。既然无法叙述这个理论，你们就别开口，或者声明一下，说你们远没有道出全部内容，说你们把最重要的东西都删去了。但为行么只叙述一些片断，却大喊大叫狭隘性呢？ ==========第92页========== 第三编 81 要知道，也只有这样才会闹出只有在俄国才闹得出来的笑话：把一些根本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必然的对抗，不懂这种对抗的发展，不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人算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一些简直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做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有时也说过“货币经济”及其“必然性”等等一类的字眼，而承认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专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样的机智的。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①和革命的”40。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已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面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清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33 ①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 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章来同经济、生产关系本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儿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做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 ==========第93页========== 82 什么是“人民之发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即善于客观地表述这个斗争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门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某一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一完全地最后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试把“我们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评”中所叙述过所攻击过的那套平庸的胡说和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为什么竟有人以“劳动阶级思想家”自命，同时又只以…“磨光了的铜钱”（我国政论家抹去了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把它变成了这样的铜钱)为限哩。 试把那些也是以想做劳动者的思想家为出发点的我国民粹主义作品，那些论述我国一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作品，拿来和这个理论的要求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社会主义者怎能满足于只是研究和描写灾难并就这种灾难进行训海的理论哩。不把农奴制度看做产生了某种剥削、某些对抗阶级、某些政治法律等等制度的一定经济组织形式，而只把它看做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对待农民的不公平。不把农民改革看做某些经济形式和某些经济阶级的冲突，而把它看做不顾最善良的愿望因而错误地“选定了”“不正确道路”的长官的措施。不把改革后的俄国看做具有某种发展趋势的一定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体系，而把它看做脱离正道因而给劳动者造成灾难的偏向。 不过，现在这个理论的丧失信用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俄国社会主义者愈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愈是迅速施展其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运用（在 ==========第94页========== 第三编 83 理论上和实践上)于俄国，则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愈有把握，愈加迅速。 为了清楚地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号召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影响“人民”来“创立”正常的真正的工业等等，是怎样败坏着现代“俄国贫乏的思想界”，我们且引证那些思想方式根本与我们不同的人们，即那些是民意党嫡系后裔的“民权党人”所做的评论。请看1894年“民权党”出版的小册子《迫切的问题》。 有一类民粹主义者说：“不管怎样，即使在获得广阔的自由的条件下，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它的足以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的经济组织”，“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有步骤有计划的经济改革”。民权党人给了这类民粹主义者有力的驳斥后接着说：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侵犯的条件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或是在政治自由基础上，即在保证人民能有组织地保护自已的利益的条件下使资产阶级存在，那末，我们认为人民选择后者是绝对有利的。现在我国并没有要把人民的表面独立的经济组织予以取消的“政治改革'，可是存在着到处都照例认为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东西，这种政策表现为极粗暴地剥削人民的劳动。现在我国既没有广阔的自由，也没有狭隘的自由，可是存在着各立宪国家的地主和资本家已不再梦想追求的对等级利益的祖护。现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参加国家管理上，社会人土被拒绝于千里之外，可是存在着要求政府用万里长城来防护自己利益的纳依捷诺夫、莫罗佐夫、卡兹、别洛夫41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居然要求按一俄亩一百片 ==========第95页========== 94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若？ 布的标准来享受无利贷款的‘我国忠诚贵族”的代表人物。他们被邀请参加各种委员会，他们的言论总是被人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起着决定的作用。可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替人民说话呢？是不是那些地方官呢？不是为人民才打算成立农业劳动队吗？现在不是公然近于厚颜无耻地说给予人民份地只是为了纳税和服役，象沃洛格达省省长在其通令中所说的那样吗？这位省长所表述出来并大声说明的，不过是专制制度（或者正确些说，官僚专制制度)在其政策中必然实行的办法罢了。”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它的利益）的看法，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值得信任的保护劳动利益的机关）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进了 一步，是要最后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的幻觉和梦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循着这种道路来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分。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未始终不谕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然在说要和社会主义者统一和联合，却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从各方面尽量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与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运动。他们不愿了解：要达到“联合”一切革命分子的目的，最好是使各种单独利益的代表人物分别组织起来①，并由各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的行 ①他们自己也反对相信知识分子的神通广大，他们自己也说必须使人民自己参州斗争。为此就必须把这个斗争与一定日常利益联系起来，因面必须把各种单独利益区别开来并将其分别卷入斗争…如果拿一些只有知识分子才了解的赤棵裸的政治要求来遮掩这些单独利益，那岂不是又向后倒退，又只限于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斗争吗？而这种斗争的软弱无力是刚才承认过了的。 ==========第96页========== 第三编 85 动。他们至今还把自己的党叫做“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1894年2月19日宣言)，虽然他们只限于政治改革，小心翼翼地回避我国“麻烦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反对幻想的党本来不应该在自已的“宣言”上一开头就把人引到幻想中去，本来不应该在只有立宪主义的地方谈论社会主义。可是，再说一遍，不注意民权党人出身于民意党人的事实，就不能评价民权党人。因此不能不承认，他们用单纯政治纲领来论证与社会主义无关的单纯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步。社会民主主义者竭诚希望民权党人获得成功，希望他们的党成长并发展起来，希望他们与那些站在现存经济制度①的基地上、其日常利益真正和民主主义有着极紧密联系的社会成分更加密切地接近起来。 “人民之友”的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沉溺于感情和梦想的民粹主义，将因遭到两面夹攻而无法长久支持下去：一方面是政治激进派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居然对官僚表示信任，不了解政治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懂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和现今阶级斗争的性质，但却企图用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出来说话。 写于1894年春夏 按1894年胶印版刊印 1894年第一次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一179、262一278、304一309页 ①(即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站在必须否定这个制度和无情反对这个制度的基 地上。 ==========第97页========== 8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2 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认识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于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度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趣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而任何 ==========第98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7 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已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四十年代参加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甫的专横暴戾的斗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的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渍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愦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增长。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运转。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已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因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因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中，应该简要地叙述一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恩格斯1820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广主。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在中学还没有毕业的时 ==========第99页========== 8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候，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但是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土专制国家，并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来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智及其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世界是经常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的原理，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认为反对现状、反对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和流行罪恶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末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①，面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画的 大哲学家，尤其是慕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43 ==========第100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9 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和法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解释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而将其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它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自己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必须认识到，究竞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他在1842年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 一家商号中服务。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形。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结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44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都助自已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 ==========第101页========== 9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是新的。这些思想是在一部写得很动人、充满了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的著作中叙述出来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逼真。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5。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 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际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态度，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与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20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46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 ==========第102页========== 弗里德里希·思格斯 91 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的著作在其中造成了整整一个革命的那门科学。 从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 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土的科伦城主绮民主派的《新莱茵报》48。这两位期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一切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新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役中为自由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土逃往伦敦。 马克思也在伦敦住下。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四十年代服务过的那家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在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造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的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精神生活 ==========第103页========== 9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的现象。恩格斯在非常通俗的、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阐明了最一般的科学 ·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1895年圣彼得堡第3版)5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1892年日内瓦版)52，一篇论俄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文章（俄译文刊登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和第2期上)53，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精彩的文章54，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的俄译本，1894年日内瓦版)55。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艰巨的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四卷整理好56)。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成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 ①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畜、十分有益的书9。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一小部分译成了俄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501892年日内瓦第2版)。 ==========第104页========== 典里德里希·恩格斯 93 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已放在马克思之后，这一般说来是十分正确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57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于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1848一1849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在1864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15，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团结了各国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就是在 七十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地增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儒仔细考虑斟的其初步行动的社会主义者，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根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清感，同时对于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有深刻的理论的认识，并且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正是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少数革俞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 ==========第105页========== 9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的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 一俄国社会主义者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意图，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已的事情”一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1870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之间的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被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阿尔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的灾难，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写于1895年秋 按《工作者》文集原文刊印 1896年第一次载于《工作者》 进自《列宁全巢》第2卷 文集第1一2期合刊 第1一12页 ==========第106页========== 95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8 九十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在提出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方面呈现异常活跃的景象。新的革命党民权党的出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和成绩的增长，民意派36内部的发展，一一所有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小组中以及秘密刊物上，引起了关于纲领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秘密书刊方面值得指出的，有“民权党”的《迫切的问题》和《宜言》(1894年)，有《“民意社”59快报》，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在国外出版的《工作者》0，有在俄国加紧出版主要是供工人阅读的革命小册子的工作，有圣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在1896年著名的彼得堡罢工2发生时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等等。 在我们看来，现在(1897年未)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际活动问题。我们着重指出社会民主派的实践方面，是因为它的理论方面，看来已经渡过了政敌们所根本不愿了解，极力想在新派别一出现时就把它压倒下去，而社会民主派热烈捍卫自已基本原则的那个最紧张的时期。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在其主要的与基本的方面，已经充分阐明了。而关于社会民主派的实践方面，关于它的政治纲领，关于它的活动方法，它的策略，却还不能这样说。我们觉得，正是在这一方面，存在着很多误会和隔阂，妨碍某些革命者与社会民主派充分接近，这些革命者在理论上已经完全离开民意主义，而在实践上，又为实际生活本身所 ==========第107页========== 05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迫，到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甚至把自已在工人中间的活动放置到阶级斗争的基地上，或是力图把民主主义任务当做全部纲领和全部革命活动的基础。我们觉得，后一评语是适合于目前在俄国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时活动的两个革命团体，即民意社和民权党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试图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际任务解释请楚，把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纲领是现有三个纲领中最合理的纲领，而那些反对这一纲领的意见则多半是出于误会的理由说明一下，是特别适时的。 大家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实际活动方面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所表现的两种活动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63)，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斗争（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我们刚才说大家知道。的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自从作为 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活动的这一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面这一联系在他们所采用的名称上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然而直到现在，你们还往往看见，有些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抱着一种极端谬误的观念，责难社会民主主义者忽略政治斗争等等。我们稍微谈谈俄国社会民主派实际活动的这两个方面吧。我们从社会主义活动谈起。自从圣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间活动时起，社会民主派在这方面活动的性质，看来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普遍度传科学社 ==========第108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97 会主义学说，使他们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的情况，了解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取的态度，了解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相联系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政治条件下，按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来说，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时间、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已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来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雇主提出的婴求规定得更明确、更切实，发展工人们对于本身团结的意识，对于全体俄国工人共同利益与共同事业的意识，使他们了解他们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一部分的统一工人阶级。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他们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央组织发生经常的秘密的联系，印发工人刊物，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一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最注重城市工厂工人。俄国社会民主派不应当分散自已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然而，我们虽然认为必须集中自已力量在工工人 ==========第109页========== 98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中间进行工作，反对分散力量，但我们丝毫也不想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根本不是这样。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往往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与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属住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与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长工和短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而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现在把自已的人员派清到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中间去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决不打算忽视这些阶层，而要努力向先进工人解释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形，使先进工人在同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也对他们灌输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一般俄国民主运动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思想。当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派遣鼓动员到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中去工作，是不实际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既然往往不知不觉地接触这些人，就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机会并了解俄国社会民主派的一般任务。因此，那些责难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眼光狭小，说他们因为只注重工厂工人而想忽视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进行鼓动，才是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也唤醒起来（随着运动的扩大）的最可靠的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必然会使这些思想经过比较细小的沟渠传播开来：因此必须使这些思想在较有锻炼的人们中间种下较深的根，使俄国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完全领会。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运用自已全部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同时决定支持俄国那些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工作放 ==========第110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99 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地上来的革命者，但他们并不隐讳，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的联盟，都不能面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深信，现在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所以他们将用全力来传播这个学说，使它不受曲解，坚决反对任何想把还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与那些比较不确定的学说联系起来的企图。理论的判断证明，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际活动则表明：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民主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工作。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工作与社会主义工作有不可分削的联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工人中间进行直传的时候，不能避开政治问题，并且认为任何一种想避开政治问题或者拖延政治问题的企图，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离开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也要在工人群众中间广泛宜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活动表现，认识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认识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使他们了解，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工人中间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官方对工人，对这些一般说来是俄国公民，特别是最受压迫最无权利的阶级的工人所施行的欺压手段，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已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 ==========第111页========== 100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 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能够根据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来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顾及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而由坚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发抖。 我们已经指明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同时并进的必要。然而这两种活动和斗争有一个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一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起的，有属于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压制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这里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分子应该抱什么态度？其次，工人阶级是否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 ==========第112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101 斗争？既然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认为政治革命在俄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那末岂不是应当与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联合起来进行反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暂时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吗？这不是为加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所必需的吗？ 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社会中的进步阶级去反对反动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但是这种支持并不预定也不要求去与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一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自己并不期待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方面获得丝毫东西，同时也决不把丝毫东西让给这些同盟者。杜会民主主义者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 在宣传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的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证明专制制度敌视工人事业时，将指明专制制度也敌视其他某些社会集团，将指明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任务上，工人阶级是和这些集团一致的，等等。在鼓动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根据专制警察压迫的每次具体表现向工人们指明，这种压迫一般落在一切俄国公民头上，尤其是落在特别受压迫的等级、民族、宗教和教派等等的头上，特别是打击到工人阶级身上。最后，在实践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俄国社会民 ==========第113页========== 102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主主义者决心与其他派别的革命者结成同盟，以便达到某些局部目的，而这种决心已用事实多次证明过了。 这里我们也就谈到第二个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者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一致时，始终都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都解释这种一致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都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土的力量。只有那些明白认识了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杜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这是第一。第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已划分出来，因为只有它才是彻底的专制制度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绝对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反对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颜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64）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有教养的人，一般“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 ==========第114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103 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制宗教中间的民主分子，那末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儿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一致性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一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一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这个阶级的地位不可能有丝毫改变，它既没有接近最高政权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奥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御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他各个阶级和集团的民主主义溶合起来，就会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削弱政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容易妥协。反过来，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划分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将推进其他 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与目前社会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俄国一切杜会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现在还要补充说：俄国一切真正的和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意思。譬如拿官僚机关来说，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从半亚洲式的专制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到处都是组成资产阶级社会必要机构的这种官僚机关。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吏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 ==========第115页========== 104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僚完全不受监督。在英国，有人民对于行政机关的坚强监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个监督也远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着不少特权，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即使在英国，我们也看见，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这个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拥护官吏的某些特权，激烈反对一切官吏民选，反对完全废除资格限制，反对官吏对人民直接负贲等等，因为他们感觉到，这种彻底的民主化将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人民许多各不相同的阶层，都反对专权独断、不负责任、贪赃受贿和野蛮昏愦的俄国寄生官吏。可是，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层会容许官吏机构完全民主化，因为其他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界”)都与官吏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吏有亲属关系。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帝国政府的官吏，变为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自慰的官吏，变为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替自已阿谀刑棍皮鞭政府的行为辩护的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 我们证明在社会民主派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土的时侯，竟遇见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十分奇怪的意见，似乎俄国社会民主派拖延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意见是与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人们为什么这样可惊地不了解社会民主派的原则，不了解这些多次阐述过并在最初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即“劳动解放社”35在国外出版的小 ==========第116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105 册子和书籍中说明过的原则呢？我们觉得，这一奇怪事实是由于下面三个原因产生的： 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一种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那些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各个现实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来讨论那些支持俄国民主运动的刹益，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派忽略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主义任务的意见。 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在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里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改成政治压迫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派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往觉得，社会民主主义者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指出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样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语所说的那种后退：t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为要远跳，必须后退)。· 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解广泛得多。1895年12月9日出版的第四期《“民意社”快报》，就具体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效果的深 ==========第117页========== 106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刻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文（第19一22页）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纲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制度下面，除了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的工人党呢？”（第21页第2栏）；在稍前一点(第1栏)也同样说：“…在专制制度统治下，是否可能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革命党”。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如此十分重要的这些差别，我们完全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在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组织俄国工人党的事情，是要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者竟能不同时组织反专制制度的政治密谋②一一连同这种密谋③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一而做到这件事情，那末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已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第21页第1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密游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的政治 ①在第四朔上发表的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不过是彼·拉·拉甫罗夫预定在《材料》汇猜上发表的那封长信中的“摘录”而已。我们听说，今年(1897年)夏天，在国外发表了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可是我们并没有看见这封催，也没有看见这个回答。《“民意社”快报》编辑部曾答应在第五期上发表编辑部对于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评论（见第4期第22页第1栏附注)，但我们也不知道该期是否已经出版。 ②③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第118页========== 俄国杜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107 斗争策略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斗争策略的基本区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5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所以他们以为政治斗争不过是政治密谋面已。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没有沾染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是不相信密谋的，他们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这一方面是万分缩小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就是选择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夫所说“西方的活动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是无条件的模范”（第21页第1栏），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任何表现，把警察政府的一切骑士钉上耻辱柱，并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难道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不正是这样么？雅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决不组织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统一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么？难道“协会”的活动一一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一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么？1897年6月2日颁布的法律，无论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内容来说，都显然表明其意义是被迫对无产阶级实行的让步，是从俄国人民的敌人手中夺得的阵地。虽然这个让步很小，虽然这个阵地不大，可是要知道，争得 ==========第119页========== 108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这个让步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并不大，并不坚固，成立不久，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费：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1895一1896年间才成立的，它对工人们的号召，仅限于胶印的和石印的传单。如果这样的组织至少包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大的中心（圣彼得堡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等)，拥有革命机关报，在俄国工人中间享有象“斗争协会”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威信，那末这个组织就会成为目前俄国最大的政治因業，成为政府在其全部内外政策中不能不注意的因素，一这难道可以否认么？这样的组织，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帮助工人为迫切的经济需要而斗争，并且接二连三地从资本手里夺得阵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不断地和勇往直前地攻击专制制度，消灭每一个使无产阶级感觉到警察政府魔爪压力的沙皇强盗，那末，这样的组织就会是既适合我国条件的工人党组织，又会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强大的革命党。预先来谈论这个组织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将采用什么手段，例如，它是选定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呢，一预先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且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是空洞的学理主义了。这就好象将领们尚未调集军队，动员军队去进攻敌军以前，就预先召集军事会议一样。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经济和政治的解效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特性，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一总而言之，要取决于 ==========第120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10的 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 因此，彼·拉·拉甫罗夫的下面一段议论，也是十分不正确的： “知果他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论怎样都不仅要配置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而且还要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那末不管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怎样称呼自已，他们卒实上〈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是采纳了他们对方即民意党人的纲领。在村社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以及经济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对真正的事业不太重要的、只能促进或妨碍在准备主要之点时规定局部任务和局部手段的一种细节而已。”（第21页第1栏) 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驳，因为谁都知道决不能说在俄国生活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了解历史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牵涉到“细节”！早已有人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现在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理的必要。阶级斗争的理论，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了解俄国历史，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估计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形，承认必须把革命斗争归结为一定阶级的一定利益，并分析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把这些问题叫做“细节”，是绝顶荒谬的。从革命理论的老手方面听到这种言论，真是出人意料，使我们简直要说这是失言。至于上面所引那段话的前半节，那末它的荒谬无理就更令人惊奇了。报刊上说：俄国杜会民主主义者只是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就是说，只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同时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一说这种话，就是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世所共知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活动的事实。或者，也许彼·拉·拉甫罗关不承认那些 ==========第121页========== 110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在俄国实际进行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吧？！或者（这也许更正确些）他把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了解为只是反专制制度的密谋吧？（参看第21页第2栏：“…问题是要…组织革命密谋”；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也许彼·拉·拉甫罗夫认为谁不组织政治密谋，谁就是不进行政治斗争吧？我们再说一遍：这种观点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义的古老传统，但它完全不合乎现代的政治斗争概念，也不合乎现代的实际情况。 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彼·拉·拉甫罗夫说得完全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把民权党人当作比较直爽的人，并且决心支持他们，不过不与他们溶合起来”（第19页第2栏)；不过要补说一句：是当作比较直爽的民主主义者和只要民权党人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可惜，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真实的现在，不如说是所希望的将来。民权党人曾经表示愿意使民主主义任务摆脱民粹主义，并且根本摆脱与“俄国社会主义”的陈腐形式的联系，但他们自己还远未摆脱旧的偏见，远不彻底，因为他们竟把自己仅仅主张政治改革的党称呼为“社会〈？！>革命”党（见他们1894年2月19日发表的《宣言》），竟在自已的《宣言》里说：“民权这一概念包括组织人民生产”（我们不得不专凭记忆来引证)，这就证明他们又在暗地里运用那种民粹主义偏见。所以彼·拉·拉甫罗夫称他们为“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20页第2栏)，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是，也许把民权主义看成一种过渡的学说会更正确些，它有不可否认的功劳，就是它以民粹派学说的特异性为耻而与民粹派中最可恶的反动分子公开进行争论，这些分子在警察式的阶级专制制度存在的时候，竟然说什么符合心愿的是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见“民权党”出版的《迫切的问题》)。如果民权党内除了那些为着策路目的而藏起自己的社会主 ==========第122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111 义旗帜，戴上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彼·拉·拉甫罗夫所假设的那样，第20页第2栏)旧时社会主义者而外，确实没有别的人，那末这个党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然而，如果在这个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末这个党努力去与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努力唤醒我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等这一阶级的政治自觉，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处的民主运动中都起过相当的作用，它在我们俄国改革以后的时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它不能不感觉到警察政府压迫人民和公然援助大工广主、金融和工业垄断大王的事实。为此，民权党人必须力求和各个居民阶层接近，不要仍旧以因脱离群众现实利益而软弱无力的一这是《迫切的问题》也承认的一一那个“知识界”为限。为此，民权党人就要抛弃那种想把各种社会分子融合起来并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企图，就要抛弃那种妨碍他们自已与人民中间资产阶级阶层接近的虚伪羞耻，就是说，不要只说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的纲领，而是要按照这个纲领去行动，唤醒并发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会主义，但日益感到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 俄国社会民主派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际活动。其他派别的革命者，已经不得不放下对于社会芪主主义者理论和纲领的批评，而来批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际活动。必须承认，后面这种批评与理论批评大不相同，竟使人们有可能捏造一种十分可笑的谣言，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这种谣言可能 ==========第123页========== 112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出现的事实，也就证明那种指斥社会民主主义者忽视政治斗争的流行责难是不正确的。这种谣言可能出现的事实，也就证明未被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所说服的许多革命家已经开始被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说服了。 俄国社会民主派还有许许多多刚刚开始的工作要做。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它自发地趋向知识，趋向团结，趋向社会主义，趋向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事实，都日益明显和日益广阔地表现出来。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显然现在我们正经历着资本主义周期的那样一个时期，这时，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那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并且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用尖锐形式提出早已摆在每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设法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破产到来的时候更有觉悟，更加团结一致，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能够回击现在赚得巨额利润而随时都想把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资本家阶级，能够领导俄国民主势力去进行决战，反对那束缚俄国工人和全体俄国人民手足的警察专制制度。 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满足正在党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要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鼓动的书刊，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 ==========第124页========== “斗争协会”告铍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若 113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彼得堡革命者正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确实是动员了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产生不久就显示了很大威力的工人运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乱抓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男是女；逮捕工人，成批地把他们放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消息，说警察政府疯狂地迫害它的敌人，愈来愈多的人遭到牺性。政府决心不让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潮流发展壮大起来，检察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夸耀，说他们把“斗争协会”摧毁了。 这种夸耀完全是谎话。尽管迫害重重，“斗争协会”还完整无恙地存在着。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已的作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鼓动的有力工具，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性。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性了，—但革命必将胜利！ 直到目前为止，加紧迫害只不过使“斗争协会”的某些活动暂时削弱，使代办员和鼓动员的人数暂时有所不足。现在我们正是感到这种暂时的不足，所以我们才向一切觉悟的工人和一切愿意贡献自已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一切小组和个人，只要他们愿意多多少少从事一些革命活动，哪怕是极小范围内的活动，请他们把自己的愿望告诉那些同“斗争协会”有联系的人。（如果有的小组找不到这样的人 ==========第125页========== 114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的话，可以通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代为转达。但是这种情形可能是很少的。)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的秘密活动和隐蔽方式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奸细就愈难于发现革命者。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放过。政府豢养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用虚声恫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偷设罪证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不加强革命纪律、不发展革命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面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去做。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需要有一批公开的鼓动员，他们要善于向工人宜传，但是又不致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甲的意思，使别的人说出乙和丙的意思。需要有一批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一批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一批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搜集各种情报的通讯员。需要有一批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一批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一批传递文件、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入。需要有一批筹集款项的人。在知识界和官吏中间需要有一批同工人、工和当局（警察、工厂视察机关等等）有接触的代办员。需要有一批同俄国和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一批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人。需要有一批保管书刊和其他物品的人。以及其他等等。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模糊宪兵的警裼性，使他们迷茫混乱，这样，工作 ==========第126页==========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115 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性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损害。我们知道，实行这种专业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著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整年整年的时间通盘策划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自我栖牲精神决不逊于老一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道，要实现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急子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必须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工作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 1897年底写于流放中 按1902年的版本原文刊印并根 1898年第一次在日内瓦 据手稿副本、1898年、1905年的版本和1907年出版的弗拉·伊林 用单行本刊印 《十二年来》文集原文作过校订选自《列宁全集》第2卷第279一302页 ==========第127页========== 116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在1897年《俄国财富》2第十期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重述明斯基先生对“辩证唯物论者”的批评时写道：“他〈明斯基先生>大概知道，这些人根本就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表示拒绝遗产”（第179页），也就是说，拒绝瓦·罗扎诺夫先生在1891年在《莫斯科新闻》66上郑重表示拒绝了的“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俄国学生们7”的这个批评中，有很多谎话。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这种谎话的唯一制造者，也不是这种谎话的第一个制造者，一这种谎话是很早就由儿乎所有的自由民粹派刊物代表者攻击“学生们”时再三说过的。我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开始与“学生们”激烈作战时还没有想到这种谎话，而是别人比他更早就捏造出来了。后来他才认为必须唱和这个谎话。“学生们”在俄文著作中把自已的观点发挥得愈多，他们在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上发表意见愈详尽和周到，在敌对刊物上就愈少可能遇见有人切实表示反驳新倾向的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就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是荒谬的，必须在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对于社会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机构的解释。这些基本论点没有被理睬，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宁愿不谈到这些论点，一同时又捏造出许多罪名，以求把新倾向搞得信誉扫地。属 ==========第128页========== 一“遗产”代表者之一 1i7 于这一类捏造、“笨拙的捏造”的，也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说什么他们与俄国杜会优秀先进部分的优秀传统脱离了关系，说什么民主主义的线索被他们割断了，以及其他等等胡说八道的话。由于这类话流传很广，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仔细考察和驳斥一下。为了使我们的论述不会使人觉得没有真凭实据，我们一开始就把两个被举出来说明“遗产”特征的“农村政论家”作一个历史和著述方面的对照。我们附带声明一下，我们仅只谈到经济和政论方面的问题，在全部“遗产”中只考察这些问题，而把哲学、文学、美学等等问题搁在一边。 “遗产”代表者之一 三十年前，即在1867年，《祖国纪事》杂志28开始刊载斯卡尔金68所写的一些题名《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的政论性质的特写。这些特写在1867一1869年这三年当中陆续发表出来。在1870年，作者把这些特写收集起来，以同样的标题出了单行本①。读一读这本现在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的书，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即“遗产”代表者对民粹派分子和“俄国学生们”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益处的。这本书的名称是不确切的。作者自已看到了这一点，在该书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是“首都”对“乡村”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乡村的政论文章；他没有打算专门谈论首都。这就是说，他也许打算过，不过认为这不方便：⑥s8va4au一oi Bot20ua,Os ①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婆和在首都》18？0年圣彼得堡版（第451页）。我们找不到 这几年的祖国纪事》，所以利用的只是这本书。 ==========第129页========== 118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8eBu心oμau一oi6vaμau(象我所能够的那样去做，我不愿意，象我所愿意的那样去做，我又不能够)，一斯卡尔金引证一个希腊作家的话来说明这种不方便。 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斯卡尔金的观点。 我们从农民改革阳这个问题开始，因为每个愿意叙述自己关于经济和政论问题的一般观点的人，直到现在都必定要从这个问题出发。在斯卡尔金的书中，农民改革这个问题占有很大的篇幅。斯卡尔金大概是第一个这样的著作家，根据广泛的事实和对整个农村生活的详细考察来有系统地表明农民在实行改革后的穷因状况，他们生活恶化的情形，以及他们在经济、法律和生活方面的新的依赖形式，一句话，表明一切直到现在为许多研究与记述所十分周密而又详尽地指出和证明过的东西。现在这些真理并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了。但在当时它们不仅是新颖的，而且引起了自由派团体的猜疑，因为自由派团体害怕：在指出这些所谓“改革的缺点”的后面，是否隐藏着对改革以及对被掩盖着的农奴制的指斥。斯卡尔金的见解所以更珈值得注意，还因为作者是改革时期的人（他也许甚至是参加改革的人。我们手边没有任何关于斯卡尔金的历史和著述的资料以及任何关于他的生平事业的材料)。因此，他的见解是根据对当时的“首都”和当时的“乡村”的直接的观察，而不是根据书斋里的对书本材料的研究。 在斯卡尔金对农民改革的见解中，首先引起听惯了民粹派关于这个题目的甜蜜空话的现代读者特别注意的，是作者的头脑非常清醒。斯卡尔金在观察改革时一点也不欺骗自己，没有任何理想化，他把改革看作地主和农民双方之间的协定，因为他们在此以前是在某种条件下共同享用土地，而现在他们分开了，同时他们一分开，双方的法律地位也就改变了。决定分开的方法和每方所得 ==========第130页========== 一“遗产”代表者之一 119 土地的数量的因素，是双方的利益。这些利益决定了双方的意愿，而一方有可能直接参加改革和实际发挥实现改革的各种问题，也就决定了一方占有优势。斯卡尔金对改革的了解正是如此。关于改革的主要问题，即关于份地和缴款的问题，斯卡尔金特别详细分析过，在自已的许多特写中屡次谈到这个问题（斯卡尔金的书包括 十一篇具有独立内容的特写，在形式上很象单篇的农村通信。第 一篇特写是1866年写的，最后一篇特写是1869年写的)。在斯卡尔金的书中，关于所谓“少地的”农民的说明，对于现代读者当然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但是在六十年代末，他的论证是既新鲜又可贵的。当然，我们不去重述这些论证，我们只指出斯卡尔金在说明现象方面的特点，一这个特点使他有利地区别于民粹派。斯卡尔金不是说“地少”，而是说“农民份地被割去的太多”（第213、214页和其他各页多参看第三篇特写的题目)，说法令所规定的最大份地比实际的数量要少些（第257页），并且举出农民对改革的这一方面的非常突出和典型的意见①。斯卡尔金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是非常详细的、有力的，对于一般非常温和、冷静、按其一般观点无疑是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说来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象斯卡尔金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这样坚决地谈到这个现象，可见这个现象是非常刺目的。关于缴款太重，斯卡尔金也谈论得非常坚决和详细，用许多事实来证明自已的论点。我们在第三篇特写(1867年)的副标题下面读到：“过高的赋税是他们〈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而且斯卡尔金指出赋税高于农民种地的所得，引证《征税委员会报告》 ①“他〈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这样韵去了我们一部分土地，使我们没有这块割地就活不下去；我们自己的土地四面八方被包围住了，连牲口都赶不出去，瑰在你要为份地特别付钱，也要为割地特别付钱，并且要多少就得付出多少。”“这算什么改善生活！一一一个以前缴纳代役租的有经验和识字的农夫对我说，一加在我们身上的代役租和以前一样，而土地却被割去了一部分。” ==========第131页========== 129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关于俄国赋税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的分配材料，原来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赋税的百分之七十六，上层阶级只担负了百分之十 七，而西欧赋税分配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下层阶级都更有利得多。在第七篇特写(1868年)的副标题中我们读到：“过重的货币贡赋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表明：新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立刻要求农民出钱、出钱、又出钱，《法令》是如何把废除农奴制度需要农民补偿地主这一条当作了法则（第252页），代役租数目是如何“根据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长所供给的真正材料、即完全任意编造出来和一点也不可靠的材料所规定的”（第255页），因此，委员会算出的平均代役租，比真正的平均代役租要高一些。“除了代役租沉重以外，农民还丧失了儿百年来所享用的土地。”(第258页)“如果土地的赎价不是根据历次代役租的资本化，而是根据土地在实现解放时期的真正价值来估计，那末赎金就会很容易纳付，甚至不会需要政府来协助，也不需要发行信贷券了。”(第264页)“按照2月19日法令的意思，赎金应当减轻农民负担并且改善农民生活，实际上却往往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第269页)我们引证这些话一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意思，面且一部分已经陈旧了一是为了表明一个敌视村社并在很多问题上象十足的曼彻斯特派分子0那样发表意见的著作家是多么慷概激昂地为农民的利益说话。有一点指出来是很有益处的，即民粹派的儿乎所有不反动而有益处的论点与这位曼彻斯特派分子的论点是完全吻合的。斯卡尔金对改革抱有这种观点，当然无论如何也不会象民粹派分子过去和现在那样沉醉于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说什么改革批准了人民的生产，说它比西欧的农民改革要优越些，说它把俄国好象变成了纯洁的地方等等。斯卡尔金不仅没有说和不会说这一类话，而且甚至直接说过，我国农民改革比之西欧是按较不利 ==========第132页========== 一“遗产”代表者之一 121 于农民的条件实行的，它所带来的好处也比较少些。斯卡尔金写道：“我要直接提出问题，我们试问一问自已：为什么农奴解放在我国就不象本世纪头二十五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那样很快表现出良好结果并且逐步加速地增长起来呢？”（第221页）“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各地一样，需要赎取的不是农民早已依据法律成为其财产的份地，面是农民必须向地主执行的义务。”（第272页） 我们现在从斯卡尔金所评价的改革的经济方面转而谈到法律方面。斯卡尔金坚决反对连环保、身份证制度、以及农民“村社”(和小市民社团)对其成员们的家长制权力。在第三篇特写中(1867年)，他坚决主张废除连环保、人头税和身份证制度，指出必须执行平等的财产税制度，用免费的和无限期的证明来代替身份证。“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在本国缴纳身份证税的。”（第109页）大家知道，这种税只是在1897年才被废除了。我们在第四篇特写的题目中读到：“村团和城市杜马在发送身份证和征收外出税方面是十分专横的”…“连环保是十足的好庄稼人为了游民和懒汉而必须拖着的沉重羁轭。”（第126页）对于当时就已经看得出来的农民分化现象，斯卡尔金想以上升者和下降者的个人品质来解释。一作者详尽地描写住在圣彼得堡的农民在领取身份证和延长身份证期限方面的困难，并且驳斥一些人的如下异议：“谢天谢地，这一大群无地的农民没有登记要到城市里来，没有增加没有不动产的城市居民数目”（第130页）…“野蛮的连环保”…（第131页)…“试问：身处这种地位的人，难道可以叫作有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吗？这难道不是glebae adscriptic@?”(第132页)人们把罪过归到农民改革上去。“但是立法把农民从地主的羁绊下面解 ①一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农民：他们被固定在土地上，不管这些土地对他们如何 不利，也不舶离开它们。一一编者注 ==========第133页========== 122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放出来以后，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使农民摆脱村团和护照登记处的羁绊，这难道应归罪于农民改革吗？…如果农民既不能决定自已居住的地方，又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那末公民自由的标志何在呢？”（第132页）斯卡尔金十分正确和中肯地把我们的农民称为“定居的无产者”①（第231页）。在第八篇特写(1868年)的标题中我们读到：“把农民固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就阻得他们生活的改善，…阻碍做零工的现象的发展。”“除了农民的无知和不断增加的赋税压榨着他们以外，阻得农民生产发展，因而阻碍农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农民被固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把人手束缚在 一个地方并用坚固的纽带把村社束缚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个人事业心和小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条件。”（第284页）“农民固定在自已的份地种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已较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已经停留在刚从农奴制度一出来就走了进去的拥挤杂沓的、象性畜一样混成一团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第285页）由此可见，作者完全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关于农民生活的这些问题，虽然如此（更确切些说，正因为这样），他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固定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的害处。这个害处（我们加 一句)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阶级，是特别厉害的。斯卡尔金很中肯地说道：“法律关心不使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是很好的： ①斯卡尔金很详细地表明了不仅这个定义的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第二部分 (无产者)也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特写中把许多篇篇用于对农民的附属地位及其穷困情况的描写，用于对雇农的艰苦状况的描写，用于对《1868年机荒情况的描写》（第五篇特等的标题），以及用于对农民受盘剥受侮蓐的种种表现的描写。就象在九十年代一样，在六十年代也曾有闭口不谈和否认机荒的人。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他们。自然，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引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 ==========第134页========== 一“遗产”代表者之一 123 但是不要忘记：农民自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比任何立法者都要强烈得多。”（第286页）“除了被束缚于自已的份地和村团以外，农民即使暂时外出做些零工糊口，但由于连环保和身份证制度，必须遭受许多限制和耗费。”（第298页）“据我看来，现在处境困摊的许多农民是会有出路的，如果采取…使农民易于离开土地的措施。”（第294页）在这里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粹派的种种方案根本相反的，而民粹派的这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下来，不许份地出卖等等。从那时起，许多事实充分证明了斯卡尔金是完全正确的：保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情况和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关自守状态，只能使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恶化起来，并且阻碍全国经济发展，丝毫也不能保卫“定居的无产者”免除最坏的奴役和依赖地位，免除工资急剧下降和低下的生活水平。 从上面的引证中读者已经能够看出：斯卡尔金是反对村社的。他是从个人财产、个人企业心等等角度出发反对村社与重分制的(第142页及以下各页)。斯卡尔金反驳拥护村社的人说，“永恒的习惯法”已经过去了：“在一切国家里，随着农村居民与文明环境的接近，习惯法便丧失其原始的纯洁性，遭受毁损和歪曲。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村社的权力渐渐变成豪绅和乡村文书的权力，结果这个权力并不保护农民，反而成了他们的沉重的羁绊”（第143页)，一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它已经被三十年来无数事实证明了。据斯卡尔金看来，“家长制的家庭，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习惯法”，已经被历史不可挽回地判决了。“谁愿意永远把这些过去的可敬的纪念物给我们保留下来，谁就因此证明：他们是更能够沉醉于观念之中，而很少深入现实和了解不可抵挡的历史进程”（第162页)，接着斯卡尔金给这个事实上是正确的意见加上了一些带有曼彻斯特派气味的痛快的攻击。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村社 ==========第135页========== 124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的土地使用制使每个农民陷入对整个村团奴隶般依赖的地位。”(第222页)这样，斯卡尔金便把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对村社的极端仇视与对农民利益的坚定的保护结合在一起了。斯卡尔金并没有把对村社的仇视与主张用暴力消灭村社并强制实行另外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那些愚蠢的方案结合在一起，一一这些方案通常是现代反对村社的人们所制造出来的，他们主张粗暴地干涉农民生活，并且完全不从农民利益出发来反对村社。相反地，斯卡尔金激烈抗议把他算做拥护“用暴力消灭村杜土地使用制”（第144页）的人。他写道：“2月19日的法令非常英明地让农民自已从村社土地使用制…过渡到…分家耕种制。的确，除了农民自身以外，谁也不能彻底决定这种过渡要在什么时候实行。”因此，斯卡尔金只是下列意义上的村社反对者，即认为村社阻碍经济发展，阻碍农民退出村团和丢开土地，这与“俄国学生们”现在对村社的仇视是同样意思的：这种仇视，与捍卫地主自私的利益，与捍卫农奴制度的残余和精神，与捍卫对农民生活的干涉，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注意到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现代的民粹派习惯于只把《莫斯科新闻》这个阵营看作村杜的敌人，很愿意装作不懂得有另一种对村社的仇视。 斯卡尔金对农民穷困状况的原因的总看法，是认为所有这些原因都在于农奴制度的残余。斯卡尔金描写了1868年的饥荒情况后指出说：农奴制度的拥护者幸灾乐祸地谈论着这次饥荒，说饥荒的原因在于农民的放荡，在于废除了地主的保护等等。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些观点。他说：“农民穷困的原因是农奴制度所遗留下来的（第212页），而不是废除农奴制度的结果；这就是使我们大多数农民处于与无产阶级很相近的地位的一般原因”，接着斯卡尔金把上述的关于改革的意见重复一遍。政击分家是荒谬的：“分家 ==========第136页========== 一“遗产”代表者之一 125 虽然给农民的物质剂益带来暂时的损失，可是会拯救他们个人的自由和农民家庭的尊严，即人的最高福利，没有这种福利，任何文明成就都是不可能达到的”（第217页），接着斯卡尔金公正地指出了人们攻击分家的真正原因：“许多地主过分夸大分家所产生的害处，把农民穷因的某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都归到分家上面，正如归到酗酒上面一样，而地主们自已却不愿意承认这些结果是由于他们才产生的。”（第218页）有人说，现在大作起农民贫困的文章来了，而以前并没有作过，可见农民的状况恶化了；斯卡尔金回答这些人说：“要想比较农民现在的状况和以前的状况来判断农民从地主权力下面解放出来的结果，那就必须还在农奴制度统治的时候，把民的份地分割得象现在所分割的一样，并且把改革以后加在农民身上的一切赋役要他们担负起来，然后再来看一看农奴制的农民是怎样忍受这种处境的。”（第219页）这是斯卡尔金见解的极其突出和重要的特点：他把农民状况恶化的一切原因都归结为农奴制度的残余，农奴制度给我们遗留下了工役、代役租、割地、人身无保证和浓民不能更换住所。至于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本身里面在改革以后的经济制度本身里面可能包含农民贫因的原因，一这一点斯卡尔金不仅没有看到，而且根本就不会这样想，他深深地相信：只要把农奴制度的这一切残余都铲除干净，普遍幸福就会到来。他的观点正好是否定的观点：只要铲除农民自由发展的障得，只要铲除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束缚，一一那末在我们这个好世界上一切就会更好起来。斯卡尔金说：“在这里〈即对农民的关系〉国家政权只有一条路：逐新地和始终不邂地把那些使我国农民陷入现在这样愚钝和贫因的境地并且不让他们站立起来的原因铲除干净。”（第224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对于那些为“村社”辩护（即主张把农民固定在村团里或份地上），认为不然就会“产生 ==========第137页========== 126 我门究凳拒绝什么遗产？ 农村无产阶级”的人们，斯卡尔金的答复在这一点上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斯卡尔金说：“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国有多么广阔的土地因为没有人耕种而荒废起来，这个反驳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法律不限制我们自由分配劳动力，那末在俄国只有那些职业乞丐或者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分子和酒鬼才会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第144页)，一这是十八世纪经济学者和“启蒙者”的典型的观点，他们相信：废除农奴制及其一切残余，将在大地上建立普遍幸福的国度。一也许民粹派分子会蔑视斯卡尔金，说他不过是一个资产者。不错，斯卡尔金当然是一个资产者，但他是进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者，而民粹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至于农民的那些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始终一致的实际的和现实的利益，这个“资产者”却比民粹派分子还能捍卫得好些①！ 为了结束对斯卡尔金观点的说明，我们要补充几句：他反对等级，主张一切等级只有一个法庭，“在理论上”同情不分等级的乡政权，热烈拥护人民教育、特别是普遍教育，拥护自治和地方自治机构，拥护广泛的农业信贷、特别是小额信贷，因为农民极其需要购买土地。“曼彻斯特派”在这里又出面了：例如，斯卡尔金说，地方自治局1的和城市的银行是“家长制的或原始的银行形式”，这些银行应当让位于具有“一切优越性”的私人银行（第80页）。提高土地价值，“只能在我们各省的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的情况下才能办到”（第71页）等等。 ①反过来说：凡是我们在民粹派那里遇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措施，就其内容说来，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措施，即正好对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对其他什么发展有利的指施。只有小资产者才捏造理论，说扩大农民所有地，域少赋税，实行移民，发放信贷，提高技术，整顿销售等等的措施，是为什么“人民生产”服务的。 ==========第138页========== ·“遗产”代表者之一 127 我们来作总结。就斯卡尔金观点的性质说来，可以把他叫做资产者-启蒙者。他的观点很象十八世纪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是经过俄国条件的三楼镜而有相应的折射)，而且他把六十年代“遗产”的一般“启蒙”性质表达得相当清楚。象西欧的启蒙者和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文学代表者一样，斯卡尔金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视。这是“启蒙者”的第一个特征。俄国的一切启蒙若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最后，“启蒙者”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启蒙者时代还没有完全解效出来，或者只是处在解放之中)，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进这一事业。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六 十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着重指出：这个遗产里面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俄国有不少的著作家，就其观点说来，是符合上述特征的，而且与民粹派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只要一个著作家的世界观中有上述特征，人们总公认他是“保持了六十年代传统”的著作家，完全不管他对民粹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说，例如，米·斯塔修列维奇先生（他的寿辰庆祝会不久前才举行过)，仅仅因为他反对民粹派或对民粹派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冷淡态度，便是“拒绝了遗产”。我们之所以拿斯卡尔金作例子①， ①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斯卡尔金在对村社的敢视态度上和声调上都不是六 十年代的典型人物。但是这里问题根本不仅在于村社。问题是在于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而斯卡尔金也赞同的观点。甚至他的声调，的确可以锐不是典型 ·的，因为它是平稳的、温和的而且渐进的等等。难怪恩格斯把斯卡尔金叫作温 和的保守主义者2。然而如果拿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者来考察，那末，第一，由于种种原因这样做会是不方便的，第二，拿来同现代民粹主义比较，会使人发生误会。3按我们任务的性质说来，声调（与谚语相反）悬不造成 ==========第139页========== 18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正因为他毫无疑问是“遗产”代表者，同时又是民粹派所捍卫的旧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是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名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向导）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难怪斯卡尔金在其书中一个地方引证了亚当·斯密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观点以及他的论据的性质在许多方面是重复这位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的论点。如果我们把斯卡尔金的实际愿望一方面和现代民粹派分子的观点来比较，另一方面和“俄国学生们”对它们的态度来比较，那末我们会看到“学生们”将始终支持斯卡尔金的愿望，因为这些愿望表现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表现着整个社会在目前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而民粹派在斯卡尔金的这些实际愿望中或者在他的问题提法中所作的修改都是特糕的，被“学生们”所摈斥。学生们“攻击”的不是“遗产”（这是荒谬的捏造），而是民 音乐的，而且因为斯卡尔金的声调不是典型的，所以他的“音乐”、即他的观点的内容，就怎加突出地显露出来。我们感到兴趣的就只是这个内容。仅仅在观点的内容方面（决不是在作者的声调方面），我们打算把遗产代表者和现代民祚派分子作一个比较。 ==========第140页========== 二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129 粹派分子加到遗产上面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加上去的东西吧。 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从斯卡尔金转到恩格尔加尔特吧。他的《乡村来信》也是关于乡村的政论性质的特写，所以他的书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都很象斯卡尔金的那本书。恩格尔加尔特比斯卡尔金有才能得多，他的乡村来信写得更生动、·更形象。他那本书里没有象《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的饱学的作者那样的长篇大论，但是却有更多的中肯的评述和其他一些形象。丝毫也不奇怪，恩格尔加尔特的书享有读者群众如此持久的共鸣，面且不久以前还再版过，而斯卡尔金的书则完全被忘却了，虽然恩格尔加尔特的信在《祖国纪事》上开始发表只不过是在斯卡尔金的书出版两年以后。因此，完全不必向读者介绍恩格尔加尔特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只是简要地说明他的观点的两个方面，这就是：第一，一般为“遗产”所特有的，特别为恩格尔加尔特和斯卡尔金所共有的观点，第二，为民粹派所特有的观点。恩格尔加尔特已经是民粹派分子，但是他的观点中还有这样多的一切启蒙者共同的特点，有这样多的被现代民粹派所抛弃或改变了的东西，以致很难把他归到哪一边：是归到根本没有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者方面，还是归到民粹派分子方面。 使恩格尔加尔特与“遗产”代表者相接近的首先是他的观点的稳重，对现实的简单和直接的说明，对一切坏东西一一般是“基 ==========第141页========== 130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础”的坏东西，特别是农民的环东西一一一的无情揭露，而把“基础”加以虚伪的理想化和掩饰，是民粹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恩格尔加尔特的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得很薄弱和胆怯，但与他以巨大的才能所描绘的农村现实的图画发生了直接的尖锐的矛盾；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论家把恩格尔加尔特所举出的材料和观案结果拿来论证自已关于农村的判断①，那末从这种材料中是不可能得出民粹派的结论的。把农民及其村社加以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沃·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对这种把“村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的企图作了很多贡献。而恩格尔加尔特丝毫没有这种粉饰。与关于我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村社倾向”来反对城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作法相反，恩格尔加尔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地表明了，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62页，引自1885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 一起工作”，由于狭做的个人的、利己的动机而仇视这种工作：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怕多作工”（第206页）。这种害怕多作工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因共同经济和亲戚关系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掾自已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裁起来)，各人单独给自已的婴儿煮粥（第323页）。恩格尔加尔特是 ①附带讲一下：这不仅是非常有趣和有益的，而且也是经济学家-研究者的完全正当的方法。如果学者相信调查表的材料-一许多往往带有成见、很少了解情况、没有确定完整的看法、没有搞通自已的观点的业主们所写的答复和意见，一一那末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有卓绝的观察力和绝对的诚意的人、一个很好地研究了自已所讲的东西的人在整整十一年中所收集的材料呢？ ==========第142页========== 二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131 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以致根本不可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恩格尔加尔特是根本不行的和不值得相信的观察者，或者关于我国农夫的村社倾向和村社品质的奇谈是把从土地占有制形式抽象出来的特点转嫁到经济上去的空洞捏造（而且从这个土地占有制形式还抽象出来了它的国库-行政方面)。恩格尔加尔特表明了：农夫在其经济活动方面的趋向是当富农：“每个农民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富农倾向”（第491页），“农民中间充满着富农理想”…“我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身上极端发展的是个人主义、利已主义、剥削倾向”…“每个人都以作梭鱼而骄傲，并力图吃掉鲫鱼。”农民的趋向决不在于“村社”制度，决不在于“人民生产”，而是在于最普通的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制度，一一这一点恩格尔加尔特作了很好的说明。富裕农民的趋向是做生意（第363页)，把谷物分配去加工，购买贫穷农夫的劳动力（第457、492页及其他各页)等等，一一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变为农村资产阶级，一这是恩格尔加尔特已经描写过并且十分确凿地证明了的。恩格尔加尔特说：“如果农民不转向劳动组合，而是每户单独去搞生产，那末即使是在土地很多的条件下农民耕作者当中也会有无土地者和雇农。我还想说：我认为农民贫富的差别将比现在还要大。虽然是在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之下，但与‘富人”并列在一起的将是许多实际上没有土地的雇农。如果我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既没有资本也没有农具来耕种它，那末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们又有什么意思呢？这等于把土地交给瞎子，向他说：吃吧！”（第370页）“劳动组合”带着一种可悲的讽刺单独地站在这里，就象一种善良的无罪的愿望，它不仅不是从关于农民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的，而且甚至是为这些材料所直接驳斥和摈弃的。 ==========第143页========== 132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使恩格尔加尔特与没有任何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者相接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农民贫因状况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以及它所特有的法规。只要扫除了这些残余和这种法规，事情就会好起来的。恩格尔加尔特对法规抱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无情地嘲笑想凭借上面的法规来对农夫施恩的任何企图，因此就与民粹派对于“领导阶级的理性和良心、知识和爱国主 义”（尤沙柯夫先生在1896年《俄国财盘》第十二期第一O六页上的 活)的期望，就与民粹派关于“组织生产”的空洞计划等等势不两立了。我们提醒一下：对于在磨房里不准出卖烧酒的规则，一据说是因为关心农夫的“利益”而制订出来的，一恩格尔加尔特进行了多么无情的讽刺；对于1880年几个地方自治局所颁布的大家必须实行的在8月15日以前不准种黑麦的决议，一据说也是因为考虑到农夫的利益而制订出来的，一一他是多么愤怒，说这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对“千百万庄稼汉”的经济的粗暴干涉（第424页)。恩格尔加尔特指出，这样的规则和命令就象禁止在针叶树林中吸烟，禁止在春天打梭鱼，禁止在“5月”砍白桦树，禁止弄坏鸟窠等等，于是讽刺地说道：“…关心农夫始终是知识分子主要的苦闷。谁是为自己而生活呢？大家都是为农夫而生活呀！…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关心他，他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糟踏掉，连自已也整个死掉。”（第398页）读者，请问这个著作家能不能至少同情一下民粹派分子所喜爱的关于份地不能让渡的法律呢？他能不能象《俄国财富》的大将之一说出上述那一类话来呢？他能不能赞成同一杂志另一位大将尼·卡雷舍夫先生的观点晚，这位先生埋怨我们的省地方自治局（是在九十年代呀！）“找不到地方”“在组织农业劳动方面作不断的、大规模的、大量的 ==========第144页========== 二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133 投资”①？ 我们再指出一个使恩格尔加尔特和斯卡尔金相接近的特点：这就是恩格尔加尔特对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措施的一种不自觉的态度。恩格尔加尔特并不是力图把小资产者粉饰起来，捏造出某种借口（类似瓦·沃·先生那样）来反对把这种称号应用到某些企业家身上去，一一完全不是。恩格尔加尔特是一个实践农业主，只是醉心于经济上的各种进步和改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改良的社会形式最好不过地推翻了他自已关于资本主义在我国不可能发展的理论。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他是如何醉心于在自已的经济中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揉麻、打谷等等）而获得的成绩。恩格尔加尔特也仿佛没有料想到：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是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采取的最流行的方法之一，资本主义经济用这个方法可以加强劳动强度和增加额外价值4。再举一个例子。恩格尔加尔特讽刺《农业报》5的纲领：“停止轮流出租田地，利用雇农劳动进行生产，采用完善的机器、工具、畜种，实行多圃制，改善牧场，以及其他等等。”一“但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一恩格尔加尔特大叫道（第128页）。然面恩格尔加尔特在自已的实际经营中所实现的正是这个纲领，他正是由于利用雇农劳动进行生产才在自己经济中取得了技术改进。还有，我们已经知道恩格尔加尔特是多么直空、多么正确地揭露了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真正趋向；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肯定说：“所需要的不是工厂，而是小规模的〈着重号是恩格尔加尔特加的>农村酒坊和油坊”以及其他等等（第336页）。这就是说，“所需要的”是使农村资产阶级过渡到采用技术的农业生产，—一这种过渡在任何时候和 ①1896年5月《俄国财富》第5期。卡雷舍夫先生所著关于省地方自治局在经 济措施上的开支一文。第20页。 ==========第145页========== 134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任何地方都是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征兆之一。这就表明了：恩格尔加尔特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农业主。议论不要资本主义也可能进步是一回事，亲自经营是另外一回事。恩格尔加尔特既抱定合理组织自已的经济的目的，就为周围环境的力量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把自己关于“雇农”的一切理论上的抽象的疑问搁在一边。斯卡尔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议论的，他既看不见自已议论的这种性质，也看不见自己的议论是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恩格尔加尔特在实践中不得不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而行动，与自己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自已相信祖国将走一条特别的道路的热望背道而驰。 然而恩格尔加尔特是有这种信心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叫他是民粹派分子。恩格尔加尔特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俄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趋向，并且开始香认这个发展的矛盾。他竭力证明农业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证明“我国是没有雇农的”（第556页)，一一然而他自已却十分详尽地推翻了我国工人工资很高的说法，他自己表明了牧工彼得全家在他那里做工所领得的工资是多么微薄，彼得除了吃饭以外一年只领六个卢布来“购买盐、油、衣照”（第10页）。“就是这样，人家还很羡慕他，我如果不要他，马上就会有五十个愿意代替他的人。”（第11页）恩格尔加尔特在指出自已经济的成绩和工人熟练地使用耕犁时兴高采烈地叫喊道：“耕地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愚陈无知的、不好好干的俄国农民。”（第225页） 恩格尔加尔特用自已的经营和自已对农民的个人主义的揭露推翻了关于“村社倾向”的一切幻想之后，却又不仅“相信”农民可能过渡到劳动组合的经济，而且还表示“确信”，事情将来一定会是 ==========第146页========== 二民粹派如到遗产”上的东西 135 这样，我们俄国人正是要实现这个伟大的事业，要采用新的经营方法。“我国经济的独特性或独创性就在这里。”（第349页）现实主义者恩格尔加尔特变成了浪漫主义者恩格尔加尔特，这个浪漫主义者以对未来的“独特性”的“信心”来补偿自已经营方法中和他所观察到的农民经营方法中完全不存在的“独特性”！从这样的信心到极端民粹主义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在恩格尔加尔特身上是个别的现象)，再到几乎与沙文主义相同的狭隘民族主义(“连欧洲我们也能打垮”，“而且欧洲的农夫也会拥护我们”〔第387页〕一一恩格尔加尔特在战争问题上给一个地主这样证明道)，甚至到把工役制理想化的地步，简直只差一步！是的，这个恩格尔加尔特曾经把自已书中这样多美好的篇幅用来描写农民被践踏和被侮辱的状况，用来描写农民以劳动作抵钾去借贷金钱或粮食面不得不在最坏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几乎无偿地给人家劳动的情形©一一就是这个恩格尔加尔特甚至这样说：“如果医生《这里说的是医生在农村中的好处和需要。一弗·伊·注〉有自已的庄园，农夫可以帮他做工来抵偿医药费，那就好了。”（第41页）这用不着解释了。 一整个说来，如果把上面所说的恩格尔加尔特世界观中正面的特点（与“遗产”代表者共同的没有一点民粹派色彩的特点）与反面的特点（即民粹派的特点）加以比较，那末我们应当承认：前者在《乡村来信》的作者的世界观中的确是占优势，至于后者则仿佛是局外的、偶然加进去的、从外面吹进去而与该书的基调不协调的东西。 ①请回忆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村长（即地主的管事）在农民自己的麦子已经成热 快要落地的时侯叫他去做工，只须一提起否划要在镇上“脱辨子”，农民就不得不去。 ==========第147页========== 15 我们究莞拒绝什么遗产？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 能赢得什么吗？ 一一你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什么东西呢？一也许读者会问。一“遗产”这个概念包含着什么内容，我们在上面已经下过定义了，至于“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则还没有下过任何定义。我们是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包含有三个特点的观点体系，这三个特点是：(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础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的狂叫。(2)一般是认为俄画经济制度有独特桂，特别是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人们不认为对于俄国经济关系必须应用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农民村社制度被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础”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是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中更发展的形式相联系的。(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是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否认这些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于是认为它们是能够“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瓦·沃·先生）、“越出轨道”（尼·一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的力量。 我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正如一切“俄国学生们”使用它一样， ==========第148页========== 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能赢得什么吗？ 137 他们是反对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反对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表。当然，这些个别代表之间是有差别的，有时是不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谁也没有忽视。但是上述的世界观的特点是民粹主义一切极不相同的代表，…比方说，从尤佐夫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所共有的。尤佐夫、萨宗诺夫、瓦·沃·和其他先生，在自己观点中除了上述环的特点而外，还有其他的坏的特点，而这些坏的特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现在《俄国财富》的其他撰稿人则是没有的。当然，否定狭义的民粹派分子与一般的民粹派分子之间的差别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忽视所有一切民粹派分子的蒸本社会经济观点是与上述基本要点相符合的，那就更不正确了。既然“俄国学生们”所驳斥的正是这些基本观点，而不只是离开这些基本观点到更环方面去的“可悲的徧向”，那末显面易见，他们完全有权利在广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他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做。 当我们讲到民粹主义的上述基本观点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确认，“遗产”与这些观点是宽不相千的。有许多毫无疑问的“遗产”代表者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根本没有提出资本主义问题，根本不相信俄国和农民村社等等的独特性，根本不认为知识分子和法律政治机构是能够使历史“越出轨道”的任何因素。我们在上面拿来作例子的是《欧洲通报》24的出版家兼编辑，可以在别的任何方面指责他，但决不能责备他破坏了遗产的传统。相反地，有些人的观点是符合上述粹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并且直接公开地“拒绝遗产”，一象这样的人，我们至少可以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指出过的那位雅·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指出尤佐夫先生。“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民粹主义，在（以法律用语来说)“发现”遗产的时候，即在六十年代的时候，甚至是根本不存在 ==========第149页========== 138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的。当然，民粹主义的胚胎、萌芽，不仅在六十年代，而且在四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有了①，一但是民粹主义的历史我们现在并不感到兴趣。我们认为重要的，我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六十年代的“遗产”是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间是没有共同之处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的“遗产”继承者，也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提供了什么东西。第一，民粹主义比遗产曾经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民粹主义把遗产继承者部分地还不能（在当时）提出、部分地由于他们所特有的眼界狭小而以前和现在都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到社会思想界面前来解决。提出这些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巨大的历史功缋，并且十分自然和请楚，由于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答复，从面在俄国进步社会思想流派中间占有先进的地位。 然而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些解答所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窜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特有的矛盾的发展还很徽弱的时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原始的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对于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的当前状祝，对于当前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民粹主义墓无疑问便不行了。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 ① 现在参产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菩《俄国工厂》一书(1898年圣彼得堡版)。 ==========第150页========== 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能放得什么吗？ 13 思想发生混乱，有助于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反动性质，使现在的民粹主义甚至具有这样 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处在比只限于忠实地保持遗产的世界观更低的地位，①就是这样的一这一点我们力求现在来分析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个主要特点的时候加以说明。 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后退。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分子就宣布这个发展是后退，是错误，是走出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了的道路、仿佛为历代基础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启蒙者是热烈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的，而民粹派却不相信它：启蒙者满怀历史的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清神，而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因为他们认为，事情愈象现在这样下去，就愈糟糕，新的发展所提出来的任务就愈难解决，于是号召“遏止”、“阻止”这个发展，主张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理论等等。民粹派世界观的这一切特点，不仅与“遗产”没有任向共同之处，而且是和它正相冲突的。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走出了轨道”，是衰落等等，就会歪曲俄国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歪曲我们限前所发生的“更换”现象。民粹派分子醉心于把资本主义对历代基础的破坏加以遏止和制止的愿望，干出了对于历史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他们忘记了：在这个资本主义后面，除了同样的剥削，再加上使劳动人民更受压迫的各种各样的奴役和人身依附而外，除了社会生产方面、因而一切社会生活方面的陈腐和停顿的现象而 ①在上面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的论敌表现出惊人的近视， 他们把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这些字限了解为论战的手段，然而这些字跟具有完全确定的历史和首学的意思（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80一181页。一一编者注)。 ==========第151页========== 14G 我们究茸拒绝什么遗产？ 外，是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的。从自已的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与资本主义作成，民粹派分子把任何历史的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六十年代的“遗产”热烈地相信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把无情的仇恨全部针对着旧事物的残余，确信只要把这些残余扫除干净，一切都会尽如人意了，一一这个“遗产”不仅与上述民粹派的观点没有关系，而且是正相矛盾的。 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加以理想化等等。关于俄国的独特性的学说，迫使民粹派分子抓住西欧的过时的理论，引起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许多成就，民粹派分子安慰自已说，虽然我们没有文明人类的某些特点，但是“我们负有使命”向世界表明新的经营方法等等。民粹派分子不仅不把西欧先进思想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现象的分析用之于神圣的俄罗斯，而且竭力想出一些借口不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曾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过的结论。民粹派分子奉承从事这种分析的人，然而…然面始终安然无事地作这些人终生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一切民粹派分子所共同主张的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也是不仅与“遗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是与它正相矛盾的。相反地，“六十年代”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的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任何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都是与六十年代的精神和传统完全不符合的。民粹派对农村的理想化和粉饰，就与这个传统更不符合了。这种虚伪的理想化不顾一切要把我们的农村看作某种特别的东西，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时期中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的制度很本不同的东西，一这种理想化是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遗产的传统处在最高度的矛盾中的。资本主义愈往前 ==========第152页========== 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能素得什么吗？ 141 愈深入地发展，任何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所共有的矛盾在农村中就表现得愈厉害，于是民粹派分子关于农民的“村社倾向”、“劳动组合心理”等等这类甜蜜故事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一事实之间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继续用农民眼光观察事物的民粹派分子就愈加迅速地从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为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商品生产背。对农村的虚伪的理想化与关于“村社倾向”的浪漫主义的梦想，使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在当前经济发展下的真正需要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在理论上是尽可以大谈基础的力量的，但是在实践中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很清楚地感觉到：扫除旧率物的残余，扫除直到现在把我国农民从头到脚紧紧束缚住的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正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不是给其他什么东西的发展开辟道路。宁肯停滞，而不要资本主义发展，一实质上这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当然，并不是每个民粹派分子都象瓦·沃·先生那样天真和直率，敢于明目张胆地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农民固定在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已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已较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已经停留在刚从农奴制度一出来就走了进去的拥挤杂沓的、象性畜一样混成一团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遗产”代表者之一就是这样从“启蒙者”突出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一“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自己陈旧的家长制的生活方式中，而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一每个民粹派分子实质上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事实上，大概没有哪个民粹派分子敢于否认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关自守、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的制度是与现代经济的现实状况、与现代商品资本主义关系及其发展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否认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但全部实质在于民粹派分子象害怕火一样地害怕 ==========第153页========== 142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这样提出问题，这样把农民的法律状况与经济现实状况、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加以对此。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因此他们打算阻上现在这个循着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发展。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关自守，连环保，农民有权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等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仅是极其小心谨慎，为“基础”（陈旧和停滞的基础)的命运表示担心而已；不仅如此，民粹派分子甚至堕落到这种卑鄱地步，竞对警察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的措施表示欢迎。对这样的民粹派分子可以用恩格尔加尔特的话来说：“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已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关心他，他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糟踢掉，连自已也整个死掉。”民粹派分子在这里已经是直接地“拒绝了遗产”，变成反动的了。同时请注意一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把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关自守加以摧毁，对于农村无产阶级便成为日益迫切的需要，然而由此产生的对于农民资产阶级的不方便，却并不是这样大。“善于经营的农夫”很容易在别的地方租地，在另外的乡村里开设店铺，任何时候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作买卖。但是对于主要靠出卖自已劳动力为生的“农民”，固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就等于大大地限制他们的经济活动，就等于不可能找到条件较为有利的雇主，就等于不得不把自已的劳动力出卖给当地的买主，而这样的买主总是出价更低和想尽一切奴役的办法来束缚他们的。 一民粹派分子既然沉醉于浪漫主义的梦想，不顾经济的发展而抱定支持和保护基础的目的，于是他自己不知不觉地沿着这块斜坡滚下去，与全心全意渴望保持和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的大地主在一起了。只须稍微回忆一下农民村社的这种等级制的闭关自守如何产生了雇佣工人的特殊方法：工厂和庄园的主人把自己 ==========第154页========== 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能东得什么吗？ 143 的管事派到各个农村、特别是欠了很多债的农村去，以便最便宜地雇到工人。幸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在摧毁无产者的“定居生活”（所谓零工的作用就是这样），逐渐地以自由雇佣来排斥这种奴役。 下列事实也同样明显地证实了我们认为现代民粹派理论是有害的这个论点：民粹派中间的一个普通的现象一对工役的理想化，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明恩格尔加尔特如何犯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罪过，竟写出“最好”能在农村发展工役的话来！同样的东西我们在尤沙柯夫先生的著名的农业中学草案中也可以找到(1895年《俄国财富》第5期)①。与恩格尔加尔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道：农民战胜了仿佛是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地方在于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地主把土地“租让”给他，一这就是说，恢复了与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完全相同的经营方法。这就是民粹派分子对于我国农业问题所持的反动态度的最突出的例子。你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碰到表达得不是如此突出的这种思想。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现实(“磨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意构是对立的，因为这个虚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点上，可是谦虚地闭口不谈下列事实：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履行工役而使用的；这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十分低，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把他们算作贫民：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 ①见6列宁全集》第2卷第53-59,402一431页。一编者注 ==========第155页========== 144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的贫穷和智力的迟钝以外，还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有的人身依附。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这个特点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社会学问题上缺乏现实主义才能产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错误性”和“越出轨道”的可能性的学说。民粹主义的这个观点也是与六十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没有丝毫联系的，相反地，而是与这些传统正相矛盾的。从这个观点自然便产生出民粹派分子对于改革前的俄国生活法规的许多残余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遗产”代表者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了说明这种态度，我们利用一下维·伊万诺夫先生在《笨拙的捏造》(1897年《新语》769月号)一文中的精彩的意见。作者并到博博雷金先生的著名小说《改弦易辙》，并且羯穿他不了解民粹派分子与“学生们”之间的争论。博博雷金先生借自已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民粹派分子来斥责“学生们”，说他们梦想实现“具有不堪忍受的专制的法规的兵营”。维·伊万诺夫先生关于这点指出说： “他们〈民粹派分子〉不仅没有把不堪忍受的专制的“法规”当作自己敌对者的梦想来谈论过，而且他们仍担作为民粹派分子是不能而且也不会这样谈论的。民粹派分子在这方面与‘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据民粹派分子看来，我们这里所保存下来的旧的法规的残余可以作为法规继续发展的基础。民粹派分子之所以看不见这种旧的法规是不堪忍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农民的灵魂（统一面不可分的灵魂）”正在向法规方面“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信知识界’、社会’或一般‘领导阶级”已经具备了或将具备道德上的美。他们斥责经济唯物主义者不 ==========第156页========== 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能赢得什么吗？ 145 偏受‘法规'，相反地，而是偏爱以没有法规为基础的西欧制度。经济唯物主义者的确断言说：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旧的法规的残余，在全国已经进入货币经济以后一天比一天‘更难忍受”，因为货币经济引起了全国各个居民阶层在实际状况方面以及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发生无数的变化。因此他们深信：国家经济生活中新的慈善的‘法规'的产生所必需的条件，是不能从适合于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度的法规的残余中发展起来，而只能在西欧和美洲先进国家那祥广泛和普遍地没有这种旧的法规的气氛中发展起来。民祽派分子与他们的反对者所争论的‘法规问题就是这样”（前引书第11一12页)。民粹派分子这种对“旧法规的残余”的态度，可说是民粹派对“遗产”传统的最剧烈的背弃。正知我们所看见的，这种遗产的代表者的特色是对所有一切旧法规的残余拚命痛斥。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学生们”比民粹派分子距离六十年代的“传统”和“遗产”要近得不可比拟。 民粹派除了上述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外，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实主义，也使得他们在思考和议论社会的事情和问题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可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的或者甚至可说是官僚主义的特别思维方式。民粹派总是议论着：“我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路，那末会遇到什么灾祸；如果我们避开欧洲老婆婆所经过的危险道路，如果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古老的村社制度“吸收好东西”，那末“我们”能保证什么样的出路，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民粹派分子对于根据自已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的趋向采取了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四周的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上。“历史 ==========第157页========== 146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选产？ 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一这些话表现了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和不能了解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党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 这样，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感伤的批判，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这样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落后于“启蒙者”。把民粹主义归并到我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中，归根到底是不好的现象：改革后俄国经济发展在俄国社会思想面前所提出的新问题，民粹派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在这些问题上发出了感伤的和反动的悲叹，至于那些还是由启蒙者所提出来的旧问题，民粹派却用自己的浪漫主义阻挡了获得解决的道路，因此拖延了它们完全的解决。 ①马克思.《神圣家族》（☑Marx,《Die heilige Familie)第l20页77，别尔托夫的 译本，第235页。 ==========第158页========== 四“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147 四 “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我们现在可以给我们的比较作一个总结。我们力求扼要地说明标题中所指出的每个社会思想派别的相互关系。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特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到只有在这些矛盾的充分发展下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珈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 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地，民粹派则力图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得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可以叫做历史的乐观主义：事情象现在这样愈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地，民粹派自然会引导到历史的悲观主义：事情象现在这样愈进行下去，那就愈糟糕。“启蒙者”根本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消极任务。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它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民粹派分子总是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反对一般力求使俄国欧化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局限于这些人的理想（这样的反对倒是正确的)，而且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上走得这样远。“学生们”在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上认为它是进步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地接受启蒙 ==========第159页========== 148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者的遗产，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样来补充这个遗产。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不仅一般地讲到人民，而且甚至一般地讲到民族。民粹派分子希望代表劳动的利益，然面没有指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定的集团；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观点上，而资本主义则使小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学生们”不仅以劳动的利益为标准，而且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特定的经济集团，即无家产的生产者。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在其愿望的内容上是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的；民粹主义在其内容上是与在现代社会其他阶级中占居中间地位的小生产者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的。因此，民粹主义对“遗产”的矛盾态度，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民粹派观点的内容本身的必然结果，我们曾经看到，启蒙者的观点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地愿望俄国欧化，而民粹派分子只要成其为民粹派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愿望。 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就得出了我们在上面谈到其他问题时屡次指出过的这个结论：学生们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地，他们认为自已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驳斥那些使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想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当然，“学生们”保存遗产，并不象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那样。保存遗产，完全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所以“学生们”除了捍卫欧洲主义的一般理想而外，还增添了对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包含的矛盾的分析，并从上述的特殊的观点来估计这个发展。 ==========第160页========== 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143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考察他对我们所注意的问题的论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声明这些人（学生们）“根本就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表示拒绝遗产”(前引书第179页)，而且还宣称“他们<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流派的其他人物一起，连阿布拉莫夫先生、沃伦斯基先生、罗扎诺夫先生也在内>非常凶恶地攻击遗产”（第180页）。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讲的是哪一种遗产？一是《莫斯科新闻》过去和现在郑重表示拒绝的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我们已经表明：如果讲到现代人所承受的“遗产”，那就要区别有两种遗产；一种遗产是一般启蒙者的遗产，.是对改革前的一切东西采取绝对敌视态度的人们的遗产，是拥护欧洲理想和广大群众利益的人们的遗产。另一种遗产是民粹派的遗产。我们已经表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人保存了“六十年代的传统”并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切言论完完全全是基于把这两个毫不相同的遗产混淆在一起。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个区别，所以他的手法不仅成为荒谬的手法，面且成为诽谤的手法了。《莫斯科新闻》是不是专门进攻过民粹主义呢？一完全没有：它同样地甚至更厉害地攻击一般的启蒙者，而且与民粹主义完全绝缘的《欧洲通报》对于他们是和民粹派的《俄国财富》一样的敌人。同那些最坚决地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例 ==========第161页========== 150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如，同尤佐夫先生，《莫斯科新闻》当然在许多方面是会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它未必会凶恶地去攻击他，而且无论如何会因为他与愿意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不同面称赞他。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沃伦斯基先生是不是攻击过民粹主义呢？一完全没有。前者自己是民粹派分子，他们两位都攻击过一般的启蒙者。“俄国学生们”是不是攻击过启蒙者呢？他们在什么时侯拒绝过骗咐我们绝对仇视改革前的生活及其残余的那种遗产呢？一不仅没有攻击过，相反地，而是揭露了民粹派分子因对资本主义怀有小资产阶级恐怖心理而企图支持这些残余中的若干东西的倾向。一他们在什么时候攻击过把一般欧洲理想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呢？一不仅没有攻击过，相反地，而是羯露了民粹派分子为代替全欧理想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杜撰出来的各种古怪的蠢话。一一他们什么时侯攻击过嘱咐我们关心劳动居民群众利益的那种遗产呢？一一不仅没有攻击过，相反地，而是揭露了：民粹派分子对这些利益的关心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竭力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民粹派分子不是注意所存在的东西，而是幻想也许会有的东西，所以这些关心就变得没有用处了，民粹派分子的关心是极端狭隘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能正确地估价使这些人容易或难于获得自己关心自已的可能性的条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能不同意这些羯露是正确的，面且他既然是民粹派分子，自然是不同意这些揭露的，一但是，说那些事实上仅仅“凶恶地”攻击了民粹主义的人是“凶恶地”攻击了“六 十至七十年代的遗产”，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攻击民粹主义是因为它不能按照这个遗产的精神并且与它毫无矛盾地来解决改革后的历史所提出来的新问题，—一说这样的话就是直接歪曲事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有趣地愤慨说，“学生们”很乐意地把“我 ==========第162页========== 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151 们”（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们）同“民粹派分子”及其他与《俄国财富》无关的人们混为一谈（第180页）。这个想把自已从“民粹派分子”当中划分出来同时却又保存民粹主义的一切基本观点的奇怪的企图，是只能引人发笑的。谁都知道，一切“俄国学生”都是在广义上使用“民粹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这两个名词。至于各个民粹派分子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这是谁也不曾忘记和否定的：例如，不论是彼·司徒卢威也好，或恩·别尔托夫也好，他们在自已的著作中不仅没有把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瓦·沃·先生“混为一谈”，而且就是同尤沙柯夫先生也没有“混为一淡”，这就是说，没有抹杀他们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把一个人的观点硬加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彼·别·司徒卢威甚至直接指出了尤沙柯夫先生的观点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的不同。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混为一谈，这是一回事；把虽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所不同而在“学生们”所反对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论点上则是一致的一些著作家概括起来归入一类，这是另外一回事。例如，指出那些使一位尤佐夫先生与其他民粹派分子有所不同的观点的一无是处，这对于“学生们”并不重要：对于他们重要的是驳倒尤佐夫先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及所有一般民粹派分子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说，要驳倒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他们从小生产者观点来讨论经济的和政论性质的问题，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了解。这些特点是曾经起过很大历史作用的整个社会思潮的共同财产。在这个广大的思潮中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色彩，有右翼和左翼，有堕落到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等的人，也有未犯这种罪过的人，有对“遗产”的许多嘱附抱轻视态度的人，也有只要可能（就是说在民粹派分子看来只要可能)总是力图捍卫这些嘱咐的人。没有一个“俄国学生”否认过各种色彩之间的这些区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第163页========== 152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不能责备他们中间有任何一个把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硬加在另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身上。但是既然我们反对这一切不同的色彩所共有的基本观点，那末我们为什么要去谈整个流派中个别不同的地方呢？这真是毫无道理的要求！一些著作家虽然远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意见一致的，但对俄国资本主义、对农民“村社”、对所谓“村团”万能却有一致的看法，这一点早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就被我国著作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不仅被指出过，而且还被赞美为俄国的幸福特征。“民粹主义”这个名词，早在“学生们”出现之前，也在我国的著作中在广义上被使用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在一个杂志上与“民粹派分子”（狭义的）瓦·沃·先生合作过许多年，而且和他一起持有上述见解的基本要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虽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反对过瓦·沃·先生的个别结论，否认他在抽象社会学领域中的题外话的正确性，可是就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他也附带声明说，他的批判完全不是针对瓦·沃·先生的经济著作；他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与他是一致的。因此，如果在发展、巩固和传播民粹主义（广义的）观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俄国财富》的大将们，以为只要简单声明一下，说他们不是“民粹派分子”（狭义的），说他们完全是一种特别的“伦理社会学学派”，就可以摆脱“俄国学生们”的批判，一那末，这样的手法当然只能引起公正的嘲笑，因为他们是这样地勇敢，同时又是这样爱要外交手腕。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第一八二页上对于“学生们”还提出了以下的极其少见的论据。卡缅斯基先生刻薄地攻击民粹派分子78；这原来是“证明他生气了，而他是不应该这样的<原文如此：>。我们主观主义的老头子”，和‘主观主义的青年”一样，可以允许自已犯这个小毛病，并不至子自相矛盾。但是‘以其严峻的客观态度 ==========第164页========== 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153 而公正地自豪”《一个“学生”的话>的学说的代表，则处于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什么东西呵？！既然人们要求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必须根据对现实和实际发展的严峻客观的分析，一那末如何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人不该生气呀？！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荒唐之至！你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听说过著名的《资本论》公正地被认为社会现象研究中的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典范之一？许多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著作的主要的、基本的缺点就在于它的严峻的客观态度。然面在这部稀有的科学著作中你能找到这样多的“热枕”，这样多的反对落后观点代表者、反对作者深信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阶级的代表者的热烈而又激昂的论战性的文字。这位作者以严竣的客观态度指明，例如，蒲鲁东的观点是法国小资产者的见解和情绪的自然的、明白的、必然的反映，一然而还是以极大的热情，以强烈的愤怒“攻击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自相矛盾”呢？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严峻客观地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一那末凭着什么奇迹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使用的这个毫不足道的手法只是表明：他到现在对于决定论和宿命论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极其起码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资本正在走来'！一这是毫无疑 ==========第165页========== 154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问的，一一但是<原文如此：！>问题在于怎样去迎接它。”（第189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了伟大的发现，指出了“俄国学生们”显然根本就没有想过的“问题”。“俄国学生们”与民粹派分子可以说根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迎接”俄国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只能有两种方法：或者认为它是进步的现象，或者认为它是退步的现象；或者认为它是在真正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或者认为它走出了真正的道路，或者从被资本主义摧毁的小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或者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家产的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在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①。因此，既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驳斥“学生们”所坚持的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正确性，那末他就是采取民粹派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他在自已以前的文章中以完全肯定的口吻表明了很多次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丝毫没有补充和改变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旧观点，仍然象以前一样是一个民粹派分子。一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天呀，他并不是民粹派分子呵！他是“伦理社会学学派”的代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请不要谈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将要带来的〈？>未来的<？>福利。”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是民粹派分子。他只是完全重复了民粹派分子的错误和他们不正确的议论方法。我们已经向民粹派分子，反复讲过不知多少次：这种“关于将来”的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问题不是在于“将来”，而是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真实的、已经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一一这些变化是俄国资本 ①我们自然不是讲那种迎接，它根本不认为必须遵循劳动的利益，或者它不懂得 和弄不清楚“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所表现的，括。不管在俄国生活中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想流派是多么重要，它们同民粹派分子与其敌对者的争论是意不相干的，所以把他们也包括进来是不应该的。 ==========第166页========== 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155 主义的发展正在带来的（而不是将要带来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问题搬到了“将来”，因而实质上就拾好承认“学生们”所要反对的论点是已经证明清楚了的。他认为下面这点是已经证明请楚了的，即在现实中，在我们跟前所发生的事实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旧的社会经济关系里并没有带来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民淬派的观点恰好就在这里，“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也正是这一点，他们证明情形恰好相反。没有一本“俄国学生们”所著的书不谈到或不指明：在农业中以自由雇佣劳动来代替工役，以工厂来代替所谓“手工”工业，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并且发生得非常快的）现实的现象，而根本不只是什么“将来”的现象；这种代替在各方面说来都是进步的现象，它摧毁着墨守陈规的、儿百年停滞不前的、分散的小手工业生产；它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它创造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条件，这就是说，这些条件使被抛掷的“穷乡僻壤”的“定居的无产者”、在身体方面和在精神方面都是定居的无产者变成自由活动的无产者，使带有无限发达的奴役和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的亚洲劳动形式变成欧洲劳动形式；“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和技术同样必需的〈请注意：是必需的。一弗·伊·注〉”④等等。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是每个“学生”都谈过和证明过的，但这一切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志们”大概是毫不相干的：这一切写出来不过是反对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而已。要知道《俄国财富》是“伦理社会学学派”，其实质就在于在新的旗帜下偷运旧的垃圾。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的，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是驳斥 ①舒尔采-格弗尼炭在1896年《施穆勒年鉴》79上发表的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 棉纺织工业的文章中的话。 ==========第167页========== 159 我们究竞拒绝什么遗产？ 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到物上十分流行的提造，似乎“俄国学生们”摈弃了“遗产”，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断绝了关系等等。有趣的是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重复了这些常说的话，其实他示过说出了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瓦·沃·先生比他更早得多和更坚决得多地讲过的完全相同的话。读者，你是否读过这位著作家在三年以前即在1894年底在《星期周报》80上所发表的答复彼·别·司徒卢威所著一书的那些文章呢？应当承认：据我看来，你如果没有读过，也是毫无所失的。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似乎“俄国学生们”割断了贯穿着一切俄国进步社会思想流派的民主主义的线索。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斥责“学生们”背弃了《莫斯科新闻》所恶毒攻击的“遗产”，难道不只是以稍微不同的说法在重复同样的意思吗？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从事这种捏造的人是颠倒是非，硬说“学生们”与民锌主义的无情的决裂就是表明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决裂。先生们，不是恰恰相反吗？这种决裂不是表明把民粹主义从这些优秀传统中清洗出去吗？ 1897年底写于流改中 按文集源文刊印 1898年第一次载于弗拉基米尔● 进自《列宁全集》第2港 伊林的《瓷济评论集》 第432一474页 ==========第168页========== 157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摘录) (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81 第二版2序言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1895一1896年大罢工2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却在广阔和深入地发展，为1901年示威运动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经济调查和批判地分析了统计资料后对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是对俄国阶级结构所作的那个分析，已为现在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所展开的政治发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远较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此例为大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日益显露出农民在现在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 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劳役制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者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 ·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 ==========第169页========== 158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列一些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他们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沿。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完全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则。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 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运用它。只有具体分析了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议论问题的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的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又会把他曾经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83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变成了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特点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士地 ==========第170页========== 第二版序官 159 占有刷。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由于剥夺的地主土地落入农民手中，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基础；由此，保皇派自由资产者和地主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日渐破产，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84式的赎买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行者将是近于十月党人5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一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一切与其相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基础，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不稳定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处于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最好的（一般只是在商品生产下才可能有的)境况下最迅速而自由地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革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资本主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发展的因素有可能无穷地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 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本书是为读者提供革命前俄国经济的分析。在革命时代，国家的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遵，以致在如火如茶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86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主党人)，都在经常地、颜强地和彻底地为完成第一种形式的革命而活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1907年6月3日的政变87，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巩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 ==========第171页========== 160 根厨资本主义的发展 外的问题，因为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相当坚决地、彻底地和自觉地力争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怎样，它总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起来，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88和劳动派9)显然沾染上了立宪民主党那种温和适度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谄媚和自满的精神，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还是在“劳动派”的民粹派这种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已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一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①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加工人运动，党的直接任务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二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阅和修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统计材料，收成的统计材料，1897年全俄人口调查总结，工广统计的新材料等等。 作者 1907年7月 ①这种修订可能要求把本书扩大，要是这样，第一卷就只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 济，第二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结果。 ==========第172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61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0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它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分析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应当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来探索它如何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一、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细小的部门，各个部门生产商品形式的特种产品，并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个独立的工业部门的数量增加了；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仪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一一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制成消费品的各个工序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主要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必须实现（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有用物品，仅仅因 ==========第173页========== 162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有其他商品构成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而且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资本论》第3卷第2都第177一178页①，俄译本第526页。1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以下引文中凡未另行注明者也都是我们加的)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工场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这种专业化过程，把产品的各种加工过程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工业部门；这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农业的日益专业化的区域（和农业经济体系）②，不仅引起农业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商地整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织述。 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在宣布这种发展过程是人为措施的结果， ①本文中，列宁在引证马克思的《资本论》时采用的是德文版1872年第2版第1 港、1885年版第2卷和1894年版第3卷。编者注 ④例如，伊·亚·斯捷布特在其《田问间作物原理》一书中，把农业按照主要的市扬 产品分为几种类别。主要的类别有三：(1)田间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谷物的)，（2)畜牧业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畜产品）和(3)工广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犬光生的说法是技术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经过技术加工的农产品。见亚·斯克沃尔佐夫《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1890年华沙瓶第68页及以下各页。 ==========第174页========== 第一章民辩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63 是“走出了轨道”的结果等等时，力图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力图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瓦·沃·先生在其《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分工》(1884年《欧洲通报24第7期)一文中，“否认了”“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第347页），宜称我国的社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内部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侵入的”（第338页）。尼·一逊先生在其《概论》中，关于出售粮食数量的增加发表了如下的议论：“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生产的粮食是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现在吃到萨马拉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鱼佐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37页)没有任何材料，不顾众所周知的寧实，就在这里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民粹派除了杏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 二、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离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中，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而言的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榭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后者相对诚少了；相反 ==========第175页========== 164 棍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地，在农业中，耕种一定数量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土地的时候，可变资本才能增加，而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多的增加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2部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91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它既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全都忽略了这一规律（关于这一规律在俄国表现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第八章详细论述)。在瓦·沃·和尼·一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理论中，省略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人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对农业的影响①。 三、小生产者的破产 在此以前，我们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说，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而是一方面一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一雇佣工人即劳动力的出卖者。小生产者变成佣工人，是以其丧失生产资料一土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穷化”、“破产”为前提。 ④我们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新蒙第主义者》（见《列宁全 聚》第2卷第99一227页。一编若注)一文中已经指出，西欧浪漫主义者和俄国粹派对工业人口增加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一样的。 ==========第176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65 于是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小”，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尼·一逊先生所著前书第185页。以及第203、275、287、339一340页和其他各页。在瓦·沃·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来谈这个过程在俄国发展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详细研究。现在是纯粹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关于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时的一般商品生产的问题，上述两位著作家也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们从小生产者破产的一个事实断定国内市场的缩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顽固地残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参看上面脚注中所指的文章）。人们忘记了，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影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已的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材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人们也忘记了，对市场来说，重要的决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现有的货币资金；早先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资金的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已更大部分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从土地上>的解放，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解放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物质要素。”(《资本论》第1卷第776页)“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 ==========第177页========== 166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同上，第778页）92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与尼·一逊和瓦·沃·先生想做出的结论恰好相反，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如果同一位尼·一逊先生先验地宣称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表明国内市场的缩小，而又引证我们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相反论断(《概论》第71页和第114页)，那未，这只证明这位作家有引用《资本论》的话来打自已耳光的卓越才能。 四、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4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关于国内市场的理论还有下面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的价值分为下列三部分：(1)第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即补偿先前是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的形式存在的，并且只是在成品的一定部分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影(2)第 二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即偿付工人的生活费；最后，（3)第三部分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通常认为（我们照尼·一逊先生和瓦·沃·先生那样来论述这个问题)，实现头两部分（即找寻相当的等价物，在市场上销售)并不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用于生产，第二部分用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剩余价值部分怎样得到实现呢？它又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得出了结论：“获得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一逊《概论》第2篇第15节整节，特别是第205页：瓦·沃·1883年在《祖国纪事》28上发表的《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 一文和《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179页及以下各页)。上述两位著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需要国外市场，是因为资本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产品。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民破 ==========第178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67 产、由于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而国外市场又是年轻的、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望不可及的，一原来，仅仅根据先验的（并且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见解，就宣布证明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了！ 尼.·一逊先生论述实现问题时，所论述的显然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虽然他在自已的《概论》中论述这个问题的地方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但是他根本不懂这个学说，并且正象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的，把这个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就发生了一种怪事，就是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完全和瓦·沃·先生的观点相同，而瓦·沃·先生，我们是决不能责备他“不懂”理论的，因为怀疑他即使只懂得一点点理论，就会是极大的不公平。两位作者都那样论述自已的学说，好象他们是第一个讲到这个问题，“靠自已的头脑”使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他们两人大摇大摆地看也不看旧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两人都重复着被《资本论》第二卷彻底驳倒过的旧错误①。两位作者把整个产品实现问题归结为额外价值的实现，显然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现并不因难。这种幼稚的观点含有极大的错误，而民粹派实现论的其后一些错误就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本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生产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的。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制造消费资料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交 ①瓦·沃·先生议论实现问题时那种越出一切著作常规的勇气，特别惊人。 瓦·沃·先生阑述了自已的学说并暴幂出对正是论述实现问题的《资本论》第 二卷毫无所知，稍后，立即又说，他“自已的议论所采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经济学预论》第3篇《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人原文如此：1)》第162页。) ==========第179页========== 168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换。问题的全部困难正在这里，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看到这种困雄。瓦·沃·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一般来说，好象不是积累，而是消费，他一本正经地说：“落到少数人手里的大量物品，超过了机体的消费能力<原文如此！>的目前发展水平”（前引书第149页)影“产品过剩不是因为厂主的俭朴和节制，而是因为人的机体的有限性或者伸缩性不够〈！〉，来不及使消费能力扩大的速度赶上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同上，第161页）。尼·一逊先生竭力这样提出问题，好象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好象他注意到了生产资料在实现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弄清楚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而被一系列的矛盾搞糊涂了。我们不想详细分析这一切矛盾（尼·一逊先生的《概论》第203一205页)一这是一件枉费精力的工作（这件工作布尔加柯夫先生①在其《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一书中完成了 一部分，见该书1897年莫斯科版第237一245页)，况且要论证刚才对尼·一逊先生的论断所做的评价，只要分析一下他所做的结论就行了，这个结论是：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一逊先生这个结论（实质上是简单地重复瓦·沃·先生的结论)很清楚地表明，他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这样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有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常识呢？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每一部分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式（生产资料，消费 ①不妨提醒现在的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以及下面常常提到的司徒卢威先生和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1899年曾力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他们却都甘愿从“马克思的批评家”变成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第2版注释) ==========第180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69 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代替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对外贸易撇开，因为把对外贸 ·易扯在一起丝毫也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扯远，把问题从一国移转到数国。就是这位在对外贸易上找到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的尼·一逊先生，例如对工资问题是这样议论的：直接生产者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年产品，“只是可以从流通中抽出的在价值上与工资总数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第203页)。试问，我们的经济学家从哪里知道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恰好能够由工资来实现？他又从哪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国外市场呢？显然，他是不能知道的，他只是随便地抛开了国外市场问题，因为在议论可变资本的实现时，童要的是以一部分产品去代替另一部分产品，至于这种代替是在一国内还是在两国内进行，则根本无关紧要。然而讲到额外价值，他却抛开了这个必要前提，谈论着国外市场，干脆避开了问题不作解答。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的本身是要加以说明的，即要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找到能够代替销售部分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道，在分析实现问题时，“根本不必考虑到”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一年内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扯进去只会把问题搅乱，对问题本身或其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3。瓦·沃·先生和尼·一逊先生自以为已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做了深刻的估计，指出了额外价值实现的困难。其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因雅”快不单单对额外价值，而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 ==========第181页========== 170 使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也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都会经常发生，不仅在实现消费品时，而且也在实现生产资料时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因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即孤立的生产者为自已所不知道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五、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 和流通的现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为了分析实现的学说，我们应当从亚·斯密谈起，因为这个问题的错误理论的基础是他创立的。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亚·斯密把商品价格只分成两部分：可变资本.（照他的说法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他没有把“利润”和“地租”并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商品价格其实是三部分)①。同样，他把全部商品，即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也分成这样两个部分，并把它们直接列入社会两个阶级一工人与资本家（斯密称作企业主和土地占有者)的“收入”③。 他究竟根据什么把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抛掉呢？亚·斯密不可能不看到这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也该坦在工资和额外价值中。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例如，在粮价中，一部分是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是工资或生产这种粮食的工人生活费和耕畜饲养费，第三部分是农场主的利润。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t)l801年第4版第1卷第75页。第1篇：《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劳动产品在国民各阶层间进行分配的自然秩序》，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比比科夫的俄操本(1866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71页。 ②前引书第1卷第78页，俄泽本第1卷第174页。 ==========第182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71 看来，这三个部分是直接地或归根到底地构成了粮食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会以为，需要第四部分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或补偿他的耕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应当注意到，农业中一切工具的价格，例如耕马的价格，其本身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因此，虽然粮食价格也包括马的价格和饲养费，然而粮食的全部价格还是直接地或归根到底地分成这样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四马克思称斯密这个理论是“令人惊异的”。“他的证明不过是在重复同一个论断。”（第2卷第366页）94斯密“是在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5”（第2版第1卷第612页）8。斯密在谈到农具的价格本身分成这样三个部分时，忘记加上一句：还有制造这些工具时所使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价格。亚·斯密（继他之后的经济学家也一样)错误地把资本的不变部分排出于产品价格之外，是同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积累，即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和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有关的。亚·斯密在这里也抛掉了不变资本，认为所积累的、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完全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说完全用作工资，而事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作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和工资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7篇《积累过程》第22章《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第2节《政治经济学家对扩大再生产的错误理解)中批判了斯密（以及李嘉图、穆勒等）的这个观点，并在那里指出：在第二卷中“将表明，亚·斯密的这个为他的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教条，甚至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第1卷第612页）96。亚·斯密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把产品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混同起来了：新创造的价值确实分 ① 前引书第1卷第75一76可，俄译本第1卷第171页。 ==========第183页========== 172 俄厨资本主义的发展 解成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至于产品的价值，则除此而外还包括不变资本。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就揭露了这个错误，他确定了创造新价值的抽象劳动与有用的、把早先存在的价值再生产成新形式的有用产品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7。 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时，阐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在谈到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时，已经不能坚持他那个把不变资本排出于国家总产品之外的错误理论了。“大国全部居民的总收入(gross rev3nue)是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而纯收入(neatrevenue).是扣除了维持他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开支后所剩下的部分，就是说，纯收入是他们不必动用自己的资本就能够转入直接消费的资财(stock)的那个部分或者是就能用在生活资料、享受和娱乐方面的那个部分。”（亚·斯密，第2篇《论资财之本性、积累和使用》第2章，英文版第2卷第18页，俄译本第2卷第21页)这样，亚·斯密把资本排出于国家总产品之外，断定它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即（纯）收入；可是他却把资本包括在社会总收入中，把它同消费品（=纯收入)分开。马克思就抓住了亚·斯密的这个矛盾：既然不把资本包括在产品中，又怎么能把资本包括在收入中呢？（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55页）98在这里，亚·斯密自已不知不觉地承认了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有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且还有不变资本。在以下的议论中，亚·斯密遇到了另一个在实现论中有巨大意义的极重要的区别。他说：“显然，应当把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开支排出于社会纯收入之外。不论是用于维修有用的机器、工业工具和有用的建筑物等等的必要材料，或者是把这些材料变成有用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都决不能构成纯收入。固然，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能够把自已 ==========第184页========== 第一率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73 工资的全部价值转入直接消费的资财，这种劳动的价格能够构成纯收入的一部分。”但是在其他形式的劳动中，不论是（劳动）“价格”，“或者是”（劳动）“产品”，“都充作这种直接消费的资财，即劳动价格充作工人的资财，而产品充作其他人的资财”（亚·斯密，同上书)。这里，他意识到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一种劳动提供能够成为“纯收入”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提供“有用的机器，工业工具，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一定要把两种消费区分开来：一种是个人的消费，另一种是生产的(=投入生产的)消费。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 至于说到亚·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他们全都是重复了亚·斯密的错误①，并没有前进一步。因此在关于收入的学说中充满着多么糊涂的观念，这一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在关于总商品是否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争论中，站在一方的李嘉图、萨伊、穆勒等人和站在另一方的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查默斯、基尔希曼等人，所依据的都是斯密的错误理论，因此，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公正的批评来说，就是：“从不正确的观点出发，对问题本身作了不正确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争论只会导致空词的和烦琐的辩论”（前引书第21页。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些辩论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377一404页)。 ①例如，李嘉图说道：“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于计件工资，另一部分是利润，第三部分是地租。”(《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本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页) ==========第185页========== 14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六、马克思的实现论 从上述各点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一样，都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对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的人来说，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原理是必须把资本主义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这些物品不用于人的消费，而用于资本的消费；第二部类是消费品即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仅就这一分法来说，就比早先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辩论都更有理论意义。”（布尔加柯夫所著前书第27页）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品按其实物形式作这样的分类，而在分析个别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分类，根本不谈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呢？根据什么我们能把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列入对完全建立在产品交换价值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呢？问题是：在分析个别资本的生产时，关于产品在哪里和怎样出售，工人在哪里和怎样购买消费品，以及资本家在哪里和怎样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被我们撇开了，因为这个问题不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什么并且与我们的分析无关。那时我们所考察的只是生产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和生产的结果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已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的补偿，而且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Stoffersat忆.一-《资本论》第2卷第389页)9，因此把各种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 ==========第186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75 以区分，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我们首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就是说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没有积累。显而易见，第二部类表现为消费品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来实现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任何一部分剩余价值都不变成资本)。其次，第一部类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应该交换成供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来实现。另一方面，第二部类表现为消费品的不变资本，只有交换成生产资料来实现，以便下年度重新投入生产。这样一来，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进行了交换：生产资料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因而获得了生活资料，而消费品部类中的资本家则销售了自己的产品并获得了进行新的生产的不变资本。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交换部分应当彼此相等，即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之和应该等于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相反地，如果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是说要进行积累的，那末前者就应该大于后者，因为必须有生产资料的余额来开始新的生产。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简单再生产。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社会产品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其一部分是通过本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实现的（例如煤和铁的交换，因为其中每一种产品都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所必须的材料或工具)，而另一部分则直接投入生产（例如开采的煤在本企业中重新用于采煤；谷物重新用于农业等等)。至于积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来源是生产资料（它们是从本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中取得的)的剩余，这一剩余也要求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价值变为资本。至于这种追加生产是怎样 ==========第187页========== 176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同简单再生产结合起来的阅题，我们认为无须详加考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专门研究实现的理论，而说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以及从理论上对国内市场问题做出一定的结论，上述的一切就已经足够了①。 马克思的实现论对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做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我们看到，事实上消费品（第二部类）中的不变资本是在同生产资料（第一部类）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进行交换。而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来看，不变资本要此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些。因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应该比消费品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增长得快些，而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应该增长得最快，它既要超过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的增长，也要超过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部类增长得快些。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的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因为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 ①见《资本论》第2卷第3篇00。本篇详细地研究了积累，消费品之分为必霜品 与奢侈品、货币流通和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对没有机会阿读《资本论》第二卷的读者，可向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叙述。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较米·杜刊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第407一438页)令人满意，因为批风-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制定图式时很不恰当地背离了马克思，并且对马克思的理论说明得不够，布尔州柯夫先生的叙述也较亚·新克沃尔佐夫先生的叙述(《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281一295页)令人满意，因为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关于利润和地租这种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持有不正 确的观点。 ==========第188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77 比后者增长得快些（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说道：“我们看到<第2卷第3篇〉，在不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不断的流通”（马克思指的是经第一部类资本家之间交换而实现的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这种流通从来不进入个人消费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但是归根到底它还是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决不是为了本身需要而进行的，而只是由于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那些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1部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101 这种大量使用不变资本的现象，不过是交换价值术语所表明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是由大规模的和专业的机器生产部门的材料、机器、工具、建筑物和其他一切装备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创立大的生产部门和机器工业时，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所组成的那部分社会财富，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方面〈即在制造生产资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和蒙昧人不同的地方，决不象西尼耳所认为的那样，仿佛蒙昧人有特权有时可以随便花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从这种劳动中获得任何能变为收入即变为消费品的产品。事实上，不同的地方在于下列几点： (1)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一年的大部分劳动都使用在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生产上，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的形式，也不能以额外价值的形式分解为收入，它们只能作为资本而发挥作用。 (2)蒙昧人在制造弓箭、石锤、石斧和篮筐等时，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这里花费的时间并不是用于消费品的生产，就是 ==========第189页========== 178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说，他只不过在满足自已对生产资料的需要。”(《资本论》第2卷第436页，俄译本第333页)102对生产的这种“清楚的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丧失殆尽了，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的关系一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商品，它在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既然对个别企业主来说，他们的产品的种类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一切产品都能提供“收入”)，所以这种个别的肤浅看法就被经济理论家用来对待整个社会，并且阻碍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过程。 看来，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真正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影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的杜会经济制度的其他各种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杜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下面的一些原理中指出的正是这种矛盾，而民粹派是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关于国内市场在缩小和资本主义不先进等等的观点的。下面是其中的几个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购买者，对于市场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自己的商品（劳动力）的出卖者，资本主义社会却有一种要把他们的价格限制到最低限度的趋势。”(《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103“…实现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能力 ==========第190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79 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它同消费关系所借以建立的狭隘基础的矛盾也就愈大。”(《资本论》第3卷第1部第225一226页。)104“以剥夺大量生产者并使他们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持和增殖，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实现，这种限度同资本为达到自已目的而必须采用的那些生产方法经常发生矛盾，因为这些生产方法力图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绝对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生产作为它至高无上的目的·因此，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和创造与其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种历史任务与它固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性矛盾。”(第3卷第1部第232页，俄译本第194页)105“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因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第3卷第2部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108在所有这些原理中，只不过确定了上面讲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已®。如果从《资 ①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106名声的）爱·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Die Voraussetzungen etc..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107中引证的正是这一段。自然，我们这位从马克思主义转到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者赶繁声明说，这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的矛盾，马克思这种观点“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理论没有多大区别”。而事实上，矛盾”仅存在于伯恩施坦的自负与他荒谬的折衷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愿深思这两个方面。伯恩施坦是何等的不懂得实现的理论，这在他十分可笑的议论中可以着出，似乎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因为请看，资本家本身及其“奴仆”（原文如此！第51一52页）是不能把全部剩余产品都“消费”掉的：！（第2版注霁） ②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这些原理 是同马克思自己对实现论的分析相矛盾的(《世界》杂志1阳1898年第6期第123页《资本主义与市场》一文)。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他在分析实现时就已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 ==========第191页========== 180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本论》的这些地方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实现额外价值的可能，似乎他是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马克思在分析实现时指出：“不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流通归根到底是受个人消费限制的”；但是这个分析指出了这种“限制”110的真实性，指出了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生产资料小些。其次，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和不进步的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一一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显的现实而耽于浪漫主义的非非之想。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盾，因为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证明了它本身的历史短暂性，说明了它的瓦解和转变为高级形态的条件和原因，一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比较起来的进步性①。 七、国民收入论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出实现论在“消费”、“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中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济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亚·斯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在这里，我们来就这种糊涂观念举几个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为不同的表述。他说： ①参看《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卷。一编者注) ==========第192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81 “甲（指一切私有主、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业，预先把它付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的工人。甲这样把自已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以一年为期）重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已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在早先因用自已的劳动生产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需要的工资一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抵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负债累累，陷于贫因。于是一定会发生下列情祝之一：或者工人消费自已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九，或者工人只有把自己的工资偿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和贫困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不由他自已来偿付。”（迪尔《蒲鲁东》第2卷第200页，引自《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各条，1896年莫斯科版第101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同样是瓦·沃·和尼·一逊先生研究时所遇到的。蒲鲁东只不过用较特殊的形式描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说法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已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得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因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浏地指出道： “蒲鲁东提出下列荒谬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I'ouvrier ne peut pasraeheter son propre produit(T人不能买回自已的产品)，因为产 ==========第193页========== 182 战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品中包括了附加于生产费用(prix-de-revient),的利息”。(《资本论》第3卷第2部第379页，俄译本第698页，有错误)111 马克思引了一个庸俗经济学家福尔卡德(Forcade)(他“十分正确地综合了蒲鲁东这样狭隘地提出的困难”)反驳蒲鲁东的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说道，商品的价格不仅包括工资以外的余额即利润，而且包括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在反驳蒲鲁东的结论中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自己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本身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虽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①这一论点，但他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正确的方法”（前引书第26页）其任务如何时，讲到了国民产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国民经济科学”一着重号是洛贝尔图斯加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产品如何经常用来补偿生产上使用的或损耗的资本，而作为国民收入的另一部分产品如何用来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27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指出这一点，可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读者看到，洛贝尔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斯密的话，并且看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在这里不过才开头。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却只字不提。他把他的理论（我提出与以住理论相反的这个新理论，第32页)概括成几个论点时，对国民产品的分配一开头就这样说道：“地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所用的这个名词就是通常说的额外价值>和工资所以是产品的部分，是因为产品是收入。”（第33 ①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Dr,Rodbertus-Jagelzow。4Zur Beleuchtung der sozialen Fraget)1875年柏林版第72页及以下各页。 ==========第194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83 页)这个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的问题。他现在只是说所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洛贝尔图斯并没有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附带条件就径直地说“产品分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第49一50页及其他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斯密的学说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对国民产品分配问题作出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①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事实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发展一步，他在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Ds Kapital,Berlin,1884②)中长篇大论地议论道：货币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是从资本所得还是从收入中所得。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模糊。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 它是“经院哲学范围内的东西”(《资本论》第2卷序言第XX江 页)③。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中（该书第81页）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5节“分配”） ①同上，第32页：“…在这种最好方法的橛论中，我不能不至少排上与此相适 应的关于国民产品分配问题的完整理论。”(…bin ich genotig,der vor-stehenden Skizze einer besseren Methode auch noch eine vollstan-dige,solcher besseren Methode entsprechende Theorie,wenigstensder Vertetlung des Nationalprodutls,hinzuzufiigen.) ②《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1884年柏林版。一编者注 ③因此卡·迪尔(K.Dihl)说洛贝尔图斯提供了“分配收入的新理论”是完全箭误的，〔《政治学辞典》(Handworterbuch der Staat8 wissenschaften)“洛贝尔图斯”条(Art,Rodbertust),第5卷第448页。一一编者注) ==========第195页========== 184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时，认为卡·享·劳的论断是“很成功的”，而劳只是重复亚·斯密的错误，把杜会总产品分为儿种收入。罗·迈耶尔在其关于“收入”一条（同上，第283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格纳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含糊不清的定义，并且公然认为“把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而“最因难的是区分收益(Ertrag)和收入(Einkommen)”。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不懂得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补偿过程，就不能说明“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了把“分配”和“消费”按经济生活中某些单独过程和现象分成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如果这种社会关系一经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决定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决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切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直接继承古典学派的、对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哲学的论断、定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全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的解决。并且，只有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时，这个问题才不再单独存在。留下来的问题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以名称。 “为了不致把问题搅乱，造成无谓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Ro ==========第196页========== 第一草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85 hertrag)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扣除了补偿整个生产中用于生产和在生产上消耗了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用它计算的产品部分）所余下的那部分价值（和用它计算的那部分总产品—Bruttoprodukts oder Rohprodukts).。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即预定要重新转化为工人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利润+地租。纯收入是额外价值，因而也就是扣除工资后所余下的剩余产品，亦即由资本来实现的并应与土地占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用它计算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末国民收入是工资加利润加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整个社会持着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第375一376页，俄译本第695-696页)112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碍了解下列问题的主要因难：为什么“对于一个人是收入，对于另 一个人则是资本”？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完全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决不能成为收入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末一篇阐述“收入”问题时，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部分一些名称和引用了第二卷中的这个分析@。 ①见《资本论》第3卷第2部第7篇《收入》(Die Revenuen)第49章生产过 程的分析》(Zur Analyse des Produktionsprozesses)(俄译本第688-706页)。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出了阻得以前的经济学家了解这个过程的情况（第379-382页，俄译本第698一700页)。 ==========第197页========== 186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八、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 根据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理论，可以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国外市场的论点相矛盾？ 必须记住：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分析是以没有对外贸易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已在上面指出，其必要性也在进行这种分析时表明了。显然，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只会把事情搅乱，对阐明问题丝毫没有帮助。瓦·沃·先生和尼·一逊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国外市场祉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因为指出国外市场根本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掩盖了他们的理论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使他们借这些错误“理论”对必须说明的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事实⑧避而不谈。对他们来说，“国外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就是市场）发展的一种遁词一这种遁词可以更便于他们对必须加以研究的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②也避而不谈。 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市场的需要，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面取决于下面儿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不能用“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支吾 ①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前引书中非常正确地指出：“直到现在，依靠农民市场的棉纺织业，在不断增长着，因此，这种国民消费的绝对缩减…”（这正是尼·一逊先生所说的)“…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想象”（第214一215页）。 ©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芪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至彼得堡版第71 76页。 ==========第198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半家的理论错误 1c7 过去。这里必须研究一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问题一对外贸易发展史和商品流通发展史。研究了这些历史，当然就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第二、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在价值上和实物形式上）的比例，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事实上只是通过多次经常的波动而形成的平均数，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自已所不知道的市场而工作的个别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比例经常遭到破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工业部门，不是均衡地发展着，而是互相超越着，因此较为发达的工业就寻求国外市场。这决不象民粹派甘愿绞尽脑汁所断定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这只是指出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不成比例。在另一种分配国民资本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产品能够在国内实现。但是要使资本离开一个工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因此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止受到这种危机威胁的资本家不去寻求国外市场，不寻求促进输出的补助费和奖金等等？第三、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基础上的重复：地主的劳役制经济、农民的自然经济和工业者的手艺生产就是如此。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数量上都没有变化，而且也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村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业者（所谓手工业者）的小市集的界限。相反地，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被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需要“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决不象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 ==========第199页========== 188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郑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了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由此可见，需要国外市场的后两个原因依旧是历史性的原因。要分析这些原因，就应当研究各个单独的工业部门，它在国内的发展，它如何变为资本主义生产部门，一一句话，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率实，一至于民粹派以毫无价值（而且毫无意义)的关于国内外市场的“不可能性”的词句为掩护，来乘机回避这些事实，是不足为怪的。 九、第一章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述与国内市场问题直接有关的原理总括一下。 (1)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就是：各种原料的加工（以及这一加工的各种工序)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商品)交换农产品的各个独立的工业部门日渐形成。这样，农业本身变成了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2)从上述原理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快些，人口日益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工业中来。 (3)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并建立了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这种建立过程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小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了”)变成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生产 ==========第200页========== 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189 资料本身也变成了商品。这样，现在甚至是进行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也已经需要购买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就是说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其次，现在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这种小生产者的生污资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即变成了企业主（无论是土地占有者、包工头、木材商、厂主等都一样)雇佣工人所花费的货币总额的物质要素，这样，这些生活资料现在也变成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4)如果不弄清楚下面两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的实现(因而也是额外价值的实现)问题是无法说明的：（1)社会产品，如同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为三部分而不分为两部分（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不象亚当·斯密和后来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教导的那样，只分为可变资本十额外价值)，（2)按实物形式来说，社会产品应当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消费的)和消费品（个人消费的）。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原理，全面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揭露了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的全部错误。 (5)马克思的实现论又阐明了国民消费和国民收入的问题。由上述各点可以看出，国内市场问题，决不能作为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而存在。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的。商品经济出现时，国内市场就出现了，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遍及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扩大在资本主义 ==========第201页========== 190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造成的，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把直接生产者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范围问题（象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因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 以下各章将就答复这些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 写于1896一1899年 按1908年该书第2版 1899年3月底第一次 原文刊印 用单行本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卷第11一48页 ==========第202页========== 191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13 十七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某地（俄国境内）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 把它公布交由全体同志讨论 近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离开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即离开由创始人和先进战士们一“劳动解放社”5社员宣布过，又由九十年代俄国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刊物宣布过的原则的倾向。下面所引的《信条》(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是1899年12月间写的，到1901年9月的时侯，《工人事业》杂志大概已经不再相信倍倍尔的观点的正确性，面把大卫的规点当做自已的观点米重复了： ==========第243页========== 232 怎么办？ 施坦主义者”和批评自由说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或者被人冤枉的是什么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还在继续玩那种从它一创立起就开始玩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的游戏。其次，请你们看看第一次实际运用被赞美的“批评自由”的情形吧。其实，在运用这个“批评自由”时所立刻表现出来的不但是缺乏任何批评，而且根本缺乏任何独立的判断。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做暗疾（照斯塔罗维尔的中肯的说法）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杂志，现在却主张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来医治它！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际上实行着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梢俏地、可以说是不受处分地败坏自已的党的办法，来竭力达到自已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是这种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却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一这就等于是，说了话是为的什么也不说。 现在就让我们把《工人事业》杂志所不愿说出来的（也许是它所没有能够了解的)东西，简单地说明一下吧。 ==========第244页========== 散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233 (三)俄国的批评派 俄国在这一方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工人运动一开始发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这是指“合法马克思主义”157的蜜月时期而言。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发生的可能，在八十年代或九 十年代初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凶恶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任何一点政治不满情绪和反抗表示都肆意摧残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打开了一条出现于受检查的刊物上的道路，而用来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虽然是伊索寓言式的，但终究是一切“感觉兴趣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做危险的理论，却照例没有发党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过程，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军队终于发觉了新的敌人而加以攻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不少的（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一本义一本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了，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若，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家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然也就出现了不少“趾高气扬的作家”158…现在，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刊物上面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实行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后来的“批评”发 ==========第245页========== 254 怎么办？ 展过程所显然证实了的这个结论)还在“联盟”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①。 既然如此，那末后来那种“混乱状态”，是否应当由那些同后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负担最大的责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们那里，往往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于它的肯定的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甚至同不可靠的分子实行暂时的联盟，一无论哪一个政党，不实行这样的联盟，就不能存在。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乃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我们所以能非常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恩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起来，也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这个联盟。同时，缔结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即《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159。假使我们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字上的协议可以比做政治联盟，那末这一本书也就可以比做政治条约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资产阶级民主派，正是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天然的同盟者，因为俄国的现状把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使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的对立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向往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 ①这是指克·土林的一篇反对司徒卢威的论文，该文是根据题目为《马克思主义 在资产喻级著作中的反映》的学术讲演等成的。（这是作者为1$07年版如的注等。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11一481页。一编者注) ==========第246页========== 一散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235 化，宜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要求逐渐实行细小的改良的“现实主义的”斗争。这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权，因而也就是否认它的生存权，是完全一样的：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条件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可是，由于俄国有它的“独特”之点，所以这个破裂也就只是简单地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刊物上消失而已。在这种刊物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杂志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城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竟使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106名声的）伯恩施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出现，祖巴托夫也极力介绍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这些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而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刊物中。随着人们的转向“批评”，那些做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随之倾心于“经济主义”。 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彼此间的联系和互相依赖光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 一篇文章来分析。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显然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赫赫有名的《信条》114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而且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 ==========第247页========== 236 怎么办？ 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是让工人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有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溶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间”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履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而合法的批评则是履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论调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一个极好的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应当杜撰出一篇《信条》来。 《信条》并不是杜撰出来的，但是它的公布却是没有得到它的作者们的同意，也许，甚至是违反了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将这一新“纲领”公诸于世的本书作者①已经听到过一种怨言和责难，说不应该把发言者用来归纳自己的观点的一种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节，是因为它揭露了我们的经济派害怕公开发表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这正是整个经济派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热诚地拥护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123，有《工人事业》杂志（它因人们把“经济主义的”文件在《向导》161中发表出来而表示愤慨)，有基辅委员会（它在两年以前也曾经不愿意让人把它的《宣言》12连同那篇反驳它的论文一起登载出来②)，还有许许多多单个的经济派分子。 拥护批评自由的人有这种害拍批评的表现，这并不只是他们 ①指反对《信条》的十七人抗议书而言。本书作者参加过起草这个抗议书的工作 (1899年末)。1900年春，抗议书曾同《信条》一起在国外刊印出来。现在从库斯柯娃女士的文章中（仿佛是登在《往事》杂志10上）已经知道：《信条》的作者就是她，而当时在国外的“经济主义者”中间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罗河波维奇先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一编者注） ②据我们所知，基轴委员会的成分从那时起发生了变化。 ==========第248页========== 一救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237 在玩弄狡猾手腕（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也非要一点狡猾手腕不可，因为把还没有巩固的新派别的萌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是很不合算的！)。不，大多数经济主义者确实是抱着恶意来看待（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说，他们也应当这样来看待)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的。“让侨居国外的人去干这些事情吧！”一一个相当彻底的经济主义者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过，而他这句话是代表一种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纯粹工联主义的）意见的：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东西，都象《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杂志第十期异口同声地所说的那样，是“夸大思想的作用”。 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派”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末凡是不仅口头上反对机会主义，而且愿意真正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反对严重地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批评”。第三，必须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企图。 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杂志都没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往下便要从各方面来详细地说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批评自由”这个要求同我们俄国的批评派以及俄国的经济派的特点，处于怎样一种极端矛盾的状况。其实，看一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用来肯定《工人事业》杂志观点的决议就行了： ==========第249页========== 238 怎么办？ “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党的刊物上自由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评不同这个理论的阶级性质和革命性质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10页) 理由就是：决议的“第一部分是与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关宁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相符合的”…“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未觉察到他们这样抄袭就是证明他们自已思想贫乏到了极点！…“但是…决议的第二部分却比卢卑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 既然如此，“联合会”的决议就是反对俄国伯恩施坦主义者的了？否则援引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岂不是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决议逐条拒绝了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卢卑克决议中，则对伯恩施坦个人指名提出了瞥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对俄国“批评派”和俄国经济派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表现都只字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避而不谈，那末空空洞洞地说什么理论的阶级性质和革命性质，就只是要留下更多的曲解的余地，一何况“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做是机会主义(《两个代表大会》第8页，关于第一条)。但这还只是顺便说说而已。而主要的是，机会主义者对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德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略。“批评派”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而他们的修正主义企图又很怯儒，所以党内大多数在反对“革新主张”时只是干脆把它拒绝了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我们俄国，却是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当做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 ==========第250页========== 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239 证他们在各方面享受过的那种“批评自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党的联系①，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能“限制”·一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也好一批评自由的党机关)；经济主义者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25页)，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那封《来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附刊》131第14页)。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公告)②。总之，德国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拒绝加以改变，面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以及同它调和的态度。 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的“自由的”抄袭德国人决议的专 ①单是缺少公开的党的联系和党的传统这一事实，就表明了俄国的情形和德国的簷形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必定会提醒每一个明智的社会主义者不要盲自地棋仿他人。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批评自由”在快国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俄国的批评家布尔加柯夫先生竞谴蒉奥地利的批评家海尔茨说，“海尔茨所做的结论虽然很有独立精神，但是他在这个问题（合作社问题）上的见解，着来毕竟是太受本党的意见的束缚了，他虽然在细节方面持有分歧意见，但始终不敢离开一般原则，”(《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第287页)一个政治上备受束线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被政治上的奴性和完全不董党的荣誉和党的联系的习气败坏到极点的国家里的臣民，却做然地责备一个宪制国家里的公民，说他过于“受党的意见的束缚了”！那末，我们的不合法组织就只好去拟订关于批评自由的决议了… ②见《列宁全策》第4卷第316页。一编者注 ==========第251页========== 240 怎么办？ 家们也根本没有觉察到！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一这是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一这就是《工人事业》杂志社中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拚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提出一个问题：谁当公断人呢？ 我们面前有两个刊物出版公告：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单张)，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35出版物的声明》。两个文件都标明是在1899年公布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第一个文件丝毫没有指出这个现象，也没有确切说明新的机关刊物对于这个问题所打算采取的立场。关于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问题，无论在这个纲领中，或在1901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13所通过的对于这个纲领的补充条文中(《两个代表大会》第15一18页)，都丝毫没有提到。在这整个时期内，《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始终都把理论问题置诸脑后，虽然这些问题是全世界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与此相反，第二个文件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减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方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评”我们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倾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倾向”。已经出版的几期《曙光》杂志，表明了这个纲领的执行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 ==========第252页========== 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241 掩饰人们在理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了的现象)：赫赫有名的批评自由，并不是以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面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64，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而且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论述哥达纲领165的那封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就在那封信里严厉地斥费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末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缔结条约，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减弱理论的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宜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起来，刚刚在确定自已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的其他各种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危险的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恰恰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可以看到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已向经济主义者预告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 ==========第253页========== 242 怎么办？ 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标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还不曾担负过的民族任务。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个任务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杜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1874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一一面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 ==========第254页========== 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243 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看来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①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未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117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 ①1875年菜比锡第3版，合作书局发行。 ==========第255页========== 244 怎么办 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已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一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成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竞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顶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给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熟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种工会组织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末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16 恩格斯果然料中了。儿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意外严重的 ==========第256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15 考验一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更加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元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七十年代的革命家们那种无比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的称号。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我们已经说过，必须用七十年代革命家那种无比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七十年代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现代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党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们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但是，近来却有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流行的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杂志，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了局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一般意见分歧”归结到 ==========第257页========== 246 怎么 办？ 更深的根源上去，归结为“对自发的成分和自觉的‘有计划的”成分互相比较的意义有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杂志提出的责难是“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①我们回答说：即使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论战，除了促使《工人事业》杂志想到这个“一般意见分歧”之外，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末单是这个结果也使我们感到很满意，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各种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样细地加以讨论。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了九十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纷纷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事实。就在大约同一时期，在1896年有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2之后，工人罢工事件也是这样纷纷发生的。工人罢工的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什么“自发的成分”，那末首先当然应当承认这种罢工运动就是自发的运动。但自发性也有各种各样的。早在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已经发生了罢工，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九十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一一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也表现了自觉性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 ①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营重号是4工人事 业杂志编者加的。 ==========第258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党性 247 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说是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还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九十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已经预先考虑较为有利的时机，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追的人们的抵抗，那末有系统的罢工所表现的已经是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同厂主的对抗经激起，但是工人当时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十年代的罢工虽然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终究还是纯粹自发性的运动。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已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领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①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 ①工联主义决不排斥一切“政治”，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工联一向都是进行 ：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較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章里加以说明。 ==========第259页========== 248 怎么办？ 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的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已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一方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党醒，一一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同时特别要指出人们常常忘记的（而且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抄本的《论鼓动》一书中的许多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他们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做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杜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在彼得堡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61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末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正准备付印的时候，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安·亚·瓦涅也夫①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也许过三十年之后，会有 一个《俄国旧事》杂志7从警察署档案中把它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当做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标题为《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论文②，是论述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事件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 ①安·亚·瓦涅也夫在拘留所里被单独拘禁，在那里得了肺病，因此于1899年在西伯利亚东部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最了解安·亚·瓦涅也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 ②见《列宁全巢》第2卷第65一68页。一编营注 ==========第260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党性 249 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里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讯)。可见，九十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可以说是“初次的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想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帮助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当时运动实祝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获得首都的工人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一创举的失败，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面不能满足当时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14也是如此；《工人报》以及1898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128更是如此。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以这种缺乏修养来责备当时的活动家们。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求得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必须指出，有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一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正确地认为在那个时候，即在“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的策路①。当时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这是很自然的现 ①“《火星报》对九十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抱否定的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侯候除了为细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一经济主义者在他们《给俄国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授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九十年代末，即使在九十年代中期，除了为细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主义者”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说什么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面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言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酷爱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第261页========== 250 怎么 办？ 象，这决不会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有不屈不挠地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末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经验和组织工作的灵活性，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自已的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自已的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消失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说过的那些活动家中间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说成是美德，甚至想为自己直从和巢拜自发性的态度莫定理论基础的时候，这个小不幸就变成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该给这个派别做个总结了。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在没有讲到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刊物上的表现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过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件事实多少可以看出，当时在彼得堡工作的同志们中间怎样产生和发展了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派之间的纠纷。1897年初，安·亚·瓦涅也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被遣往流放地以前，参加过一次非正式会议18，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到的问题，主要是组织问题，特别是关于《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最后确定的条文发表在《<工作者〉小报》169第九、十期合刊上（第46页)。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把他们戏称之为“十二月党人”170)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青年派”拥护已经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 ==========第262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党性 251 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巩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间进行宣传的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当然，争论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离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件事实表明，在俄国，“经济主义”也并不是没有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作过斗争就产生和传布开来的（现在的经济主义者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这只是因为在当时进行活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分变化得很快，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产生使经济主义暴露出来了，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出来的。必须具体地了解当时俄国许许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具体地了解这 一点)，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的成败中有多少偶然的原因，面这个“新”派别的拥护者或反对者又是多么长久地不能够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断定，这究竟真是一个特殊的派别晚，或者只是一种个别人缺乏修养的表现。譬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援引《工人思想报》第一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在弗·伊一申的文章(《<工作者〉小报》第9一10期合刊第47页及以下各页)中转载了这篇社论，而弗·伊一申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心一真是过分地热心—一夸奖这个新的报纸，认为这个报纸与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纸大不相同⊙。这篇 ①这里要顺便说说：在1898年11月间一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 完全形成了，一这样夸奖《工人思想报的这位弗·伊一申，不久以后便成了《工人率业杂志的编辑之一。而《工人事业》杂志当时却还否认战国社会民主党中有两个派别存在的革实，而且宜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 ==========第263页========== 252 怎么办？ 社论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一般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衣服的人171决不能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说道：“…工人运动所以这样坚强，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了的①，而人们却偏说工人与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他们不但不导召前进，去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反而号召后退，去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人们因经常想不忘政治理想而抹杀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间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②等等之类的话，现在已经戒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于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大半只是根据合法刊物上的 ①从下面一件明显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件事实就是：在 “十二月党人”道到邀捕之后，在什吾谢尔堡大道上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递捕是一个接近某个常与“十二月党人”接触的团体的奸细尼·尼·米海洛夫（牙科医生）造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海洛夫。 ②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第一号上的那篇社论中辅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 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1T2的理论修养究竟怎样了。当马 克思主义若正在刊物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了獬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干反动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其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却在重复把“经济唯物主义”粗潮地席俗化的论调！ ==========第264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53 叙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青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于是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表现这种自发性的，就是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一部分工人，他们听信这样的说法：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他们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们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已的儿女”(《工人思想报》第1号的社论)。这种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搬到本国来，向本国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①才是为了自已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和将来的什么社会主义，一一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个情况，这些情况对于往下分析现代的意见分歧②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象是在故意玩弄词句，但可惜这是一个痛苦的真实情祝！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来越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 ①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e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 粹工会的”斗争的人。 ②我们这里强调现代的，是要请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说： 现在斥贵<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们回答这班现代的伪君子说：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这里暗指的就是你。一编者注)。关于这班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们将在下面抑以证明。 ==========第265页========== 254 怎么办 瓦·沃·”“背年派”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就是没有亲身参加过现代俄国的运动，而只是闻到运动的气味的人，也请楚地知道事实正是这样。而我们所以还要特别坚持使读者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彻底弄清，我们所以还要引用有关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以及1897年初“老年派”与“青年派”争论的材料来实际地加以说明，是因为有些以“民主主义”自夸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在刊物上的最初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非常奇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现代杜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哪拍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已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一不自觉地一实现《信条》的纲领。这件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杂志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规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彩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的作用”④，什么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②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面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 ①《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主义者”的来信。 ②《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 ==========第266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党性 255 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①。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中间，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性的意识<〈着重号是卡·考·加的〉。于是这些批评家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于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看来，可以设想：被人用上述方式加以推翻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费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有实现的可能和必要。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也同这种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的确，现代的经济科学，也象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不管它多么希望，终究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着重号是卡·考·加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ssen Hineingetragene3)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urwu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加因斐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用不若这样做了。新草案 ①《新时代》173第20年卷(1901一1902)第1分卷第3期第79页。卡·考茨基 所谈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174。 ==========第267页========== 256 怎么办？ 接受了旧纲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工人群众自已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①，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高，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怡怡是按照《信条》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杜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终究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道路，这是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已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 ①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 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或多或少地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一般工人的觉悟水平，使他们不要自限于被故意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范围内，而要学习多多理解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限于”，而是被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为知识分子写的读物的，而只是某些（恶劣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制度的情形，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第268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57 地思考到底，一而每个从事著作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思考自已的思想，一那他们就会只有“把一双没有用的手束在空洞的胸口”，而…而让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少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让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甫-宪兵“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让我们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诚意协助下)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进行与那种妄说什么轻视自发成分，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的废话完全不同的工作。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柏林的工人(举例来说)才由进步党175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决没有结束（虽然那些按普罗柯波维奇的方式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按司徒卢威的方式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也许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是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保皇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176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它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断的斗争，才能保持住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 ==========第269页========== 258 怎么办？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①。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党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经济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杂志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感染上不肯容忍的精神，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的态度来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头子，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报》第一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报》第一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章程中，就谈到要与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杂志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论点，它在自已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比其他国家更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 ①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 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受苦受雅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它使自发性受它支配。道常这是不自面喻的，可是《工人享业》杂志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第270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59 末《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这种说法便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说过，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虽然这种联系并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想从国家那里争得某些可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是不能消灭这种地位即不消灭劳动受资本的支配地位的措施，那末《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便是对的。这个想法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天主教工人、“祖巴托夫主义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政治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见，《工人思想报》对于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认政治斗争，不如说是崇拜这种斗争的自发性，崇拜这种斗争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虽然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但是它完全不肯独立地制定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即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策。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杂志所犯的错误也是这样。 (三)“自我解放社”17和《工人事业》杂志 、我们所以这样详细地分析《工人思想报》第一号上那篇很少有 人知道面且现在差不多已被遗忘了的社论，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现了后来以无数的小的支流涌现出来的那个总的潮流。弗·伊一申称赞《工人思想报》第一号及其社论，说它写得“很激烈，很有斗志”(《<工作者>小报》第9一10期合刊第49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坚信自已的意见正确，自以为提出了一种新主张的人，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鲜明地表达自已的观点。只有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因《工人思想报》的 ==========第271页========== 260 怎么 办？ 论敌具有“论战的斗志”而加以攻击。 我们现在不来讲《<工人思想报〉附刊》（我们以后谈到各种问题时，还会来引用这一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经济派思想的作品)，而只简单地谈谈《工人自我解放杜宣言》（发表于1899年3月：转载于1899年7月伦敦《前夜》杂志178第7期)。这篇宣言的作者们很公允地说道，“工人的俄国还刚开始觉醒起来，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它本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但是他们也和《工人思想报》 一样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结论，而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所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些作者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们跟着瓦·沃·先生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且应当服从于它”。 至于说到《工人事业》杂志，那末它的活动是直接从“维护”经济主义者开始的。《工人事业》杂志虽然在它的第一期（第141一142页)上公然撒范，说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①里警告经济主义者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但是在它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它“原是想用表示疑惑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轻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来反对这种不公正的责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责备经济主义者眼光狭小）。其实，这个贵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杂志清楚地知道这个责备也落 ①《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给《工人 找》的两封信写于1897年。 ==========第272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61 到了它的一位编辑弗·伊一申的头上。我要顺便指出：在上述争论中，在解释我所著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①这本小册子时，阿克雪里罗得说得完全正确，而《工人事业》杂志却说得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即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侯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最初的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直到1898年上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杂志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书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危险，因为我这本书上所发挥的观点已经在1897一1898年间在圣彼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排挤掉了②。 但是，《工人事业》杂志不仅为经济主义者“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的错误思想上去。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语义含糊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乃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大体上将决定联合会的文字工作的任务〈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和性质。”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不容置辩的。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怎样来了解群众性运 ①见本卷第95一115页。一编者注 ②《工人事业》杂志除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 的究竞是哪些年轻的同志”)之外，为了睿自已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于《任务》一书的书评时起，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产生出或是颇为明确地显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与《任务》一书上所描绘的我国运动的状况相比，要算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这是1900年间出版的《回答》上所说的话。但《工人率业》杂志第一期(即登载有书评的那一期)是在1899年4月问出版的。难道经济主义直到1899年间才产生出来吗？不，1899年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初次发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抗议声（即反对《信条》的抗议书）。而经济主义的产生却是1897年间的事，《工人事业》杂志分明知道这一点，因为为·伊一申早在1898年11月间（在《<工作者〉小报》第9一10期合刊上）就已经称赞过《工人思想报》了。 ==========第273页========== 262 怎么办？ 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了解：或者是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杜”以及其他经济主义者就是这样了解的)，或者是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工人运动还没有产生时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杂志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肯定地讲过任何新的任务，而始终都认为正是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们不必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它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杂志认为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据说是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25页)。 我们暂且把《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于第 七期上的那篇重复了同样错误的论文，即标题为《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①撇开不谈，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杂志 ①例如，在这篇论文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畏缩迁回”论是这样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1900年8月写的！〉应当适合于各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政治鼓动能够而且应当仅仅〈！>根据这种经验去进行”等等（第11页）。在第四页上，作者反致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费，他慷慨激昂地威道：“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已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着重号是我们如的)这“所以”一词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微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攻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致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波·克里切夫斯基所重复的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 ==========第274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杜会民主党的自党性 263 第十期。现在我们当然不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曙光》杂志和《火星报》提出的各个反驳意见。现在我们想谈的只是《工人事业》杂志在第十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去分析一举例来说一《工人事业》杂志认为下面两个原理“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一个原理是：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党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适合党的现有力量…”(《火星报》创刊号)②另一个原理是： “没有一个善于在任何环境中和任何时期中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有条不紊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路。”(《火星报》第4号)③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一切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要求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件事混为一淡，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在医治一定的病症时要求采用一定的疗法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杂志自已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法”。因此它就得出了一个出色的发现：“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10期第18页），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第11页，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后面这一句话很有希望成为一句名言，成 的瓦·沃·”的议论（一政治服从于经济等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议论（例如伏尔特曼就企图用这种议论来证明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力量”，然后才可以想到政治革命)。 ②见本卷第211页。一编者注 ③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2页。一编者注 ==========第275页========== 264 怎么办？ 为《工人事业》杂志“派别”的一座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领导性的机关刊物所给的答复是：运动是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间的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极端深奥的议论并不只是一个笑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别来讲了)，而且是整个派别的纲领，尔·姆·.曾经（在《〈工人思想报〉附刊》上)把这个纲领表述如下：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无止境的机会主义的派别。 “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民粹派在同我们作战时用来反对我们的那种讽刺画。这就是压制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远大的前途，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中千百万人的强大的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中，充满着这些或那些政治领袖提出的各种计划，它们证实了某些领袖所持的政治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些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一个极大的历史转变一建立帝国，成立国会，实行普选制一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一般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直接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而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伯恩施坦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是因为他们自已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他们现在应当作出一种模范行为来求得赦免影当时那些准备出版并且实际出版了秘密机关报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 ==========第276页==========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65 选择道路的问题所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那条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过最后的判断，自那以后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现在在回顾已往的时候，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这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①，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那个重蹈覆辙的“计划策略”的时候，只是限于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只能“证明”自已“思想贫乏”。在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拾巧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的时侯，当他们恰巧缺少“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规模”②，缺少更广阔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 《工人事业》杂志往下又这样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自己的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因为《火星报》对于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意见，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第18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编制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可能产生或巩固，也可能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 ①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Ein Jahr der Verwirrung (混乱之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起初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计划策咯”时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 ②摘自《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见本卷第210页。一一编者注） ==========第277页========== 266 怎么办？ 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末这些计划编制者的罪过就不在于轻视自发成分，相反地，却在于轻视自觉成分，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所必需的“自觉性”。因此，单是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互相比较的〈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加的>意义的估计”这个说法，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的事实。假如说某些“发展过程的自发成分”一般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未对于这种自发成分的错误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成分”。假如说这种成分是人的意识所不能党察到的，那我们既然不知道这种成分，也就无法谈论这种成分了。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竞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星报》的“主观计划”是错误的（而他正是宜布这些计划是错误的），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娜些客观事实，就应当因这种忽略而责备《火星报》缺乏自觉性，或者用他的说法：“轻视自觉成分”。假使他不满意主观计划，但是除了援引“轻视自发成分”(1)之外便没有其他什么论据，那只是证明：（1)在理论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和备受别尔托夫讥笑的卡列也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一样；(2)在实践上，他完全满足于把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诱到经济主义上去的那些“发展过程中的自发成分”；并且他“十分恼根”那些无论如何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脱高“自发的”发展道路的人。再往下面更是些十分滑稽的话了。“正好象人们不管自然科学取得什么成就而还是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现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党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是自发爆发的结果。”（第19页）就象那句古老的格言：要生儿养女，谁没有本事？一“现代社会主义者”（象纳尔苏修 ==========第278页========== 二辩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67 斯·土波雷洛夫所说的19)的格言是：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出现，·谁都有本事。我们也认为谁都有这种本事。为了这样来参与，只要在经济主义流行时跟着经济主义跑，在恐怖主义出现时跟着恐怖主义跑就行了。例如，在今年春天，当必须瞽告大家不要迷恋于恐怖手段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因为这个问题在它看来是个“新的”问题面感到困惑莫解。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当问题已经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一方面向我们声明，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并且不应当是阻挠恐怖主义情绪的高涨”(《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23页)，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有系统的进攻性的恐怖行动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你看，这说得多么清楚，多么圆通！我们不去阻挠它，但我们却宣布说它不合时宜，并且我们这样宣布说，“决议”并没有把无系统的和防御性的恐饰行动包括在内。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决议是完全可以避免危险并且完全可以担保不犯错误的，正如一个说了话是为的什么也不说的人完全可以担保不犯错误一样！为了拟订这样一个决议，只要善于做运动的尾巴就行了。当《工人事业》杂志把恐怖行动问题说成一个新问题而受到《火星报》的讥笑的时候①，《工人事业》杂志怒气冲冲地责骂《火星报》，说《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十五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路问题的办法掘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各个组织、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一你看这是多么狂安和多么夸大自觉成分呵②如果只是旧调重弹，对谁也不“强加”以什么，对于 ①参看《列宁全集》第5卷第5一6页。一编者注 ②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行动问题时，还总结了过 去的革命运动的经验。 ==========第279页========== 268 怎么办 每一次走向经济主义或走向恐饰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杂志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决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说它们“竟把自已的纲领拿来与运动对立，把自己的纲领当做翱翔于混乱状态之上的精神”（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不仅翱翔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的“精神”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属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末好则对于运动无益，坏则对它非常有害。所谓《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过程策略”，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的这种倾向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认，下了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它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不会“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成分”的。 总之，我们已经确实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越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非常迅速（而且现在仍是这样迅速地发展着)，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任务却没有准备。这种没有淮备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继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青年学生、一般知识分子、甚至农民中间的风潮，都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活跃起来了)。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已的“理论”或自已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 ==========第280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69 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工人事业》杂志贬低我们的理论任务而“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的事实，因为重复这一口号的人缺乏“自觉性”，以致不能了解机会主义“批评派”的立场和革命派的立场，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这种崇拜自发性的态度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方面和组织工作中的表现。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我们还是从夸奖《工人事业》杂志开始吧。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与《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文章，标题为《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把这些意见分歧的实质表述如下：“我们不能只限于揭露阻碍它〈工人政党〉发展的制度。我们还应当对无产阶级的各种最近的日常的利益有所反应。”（第63页）“…《火星报》…实际上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同上）。马尔丁诺夫说出这一段话来，我们不能不表示感谢。他这一段话具有重大的概括意义，因为它实质上决不仅仅是概括了我们同《工人事业》杂志的意见分歧，而且概括了我们同“经济主义者”在政治斗争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我们已经指出过，“经济主义者”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马尔丁诺夫也正是这样滑 ==========第281页========== 270 怎么办？ 下去的，因此我们也就同意选择他作为经济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典型例子。我们往下就会证明，无论《〈工人思想报〉附刊》的作者们，或“自我解放杜”宣言的作者们，或《火垦报》第十二号上所载的那封经济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们，都是没有理由因我们选定马尔丁诺夫而责备我们的。 (一)政治鼓动以及经济派绵小政治敞动的观点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①斗争的广泛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是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刊物”同时并进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间很快地激起了从事这种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们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供给他们一种叙述他们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种种实际情祝的新传单，就纷纷写起工厂通讯来。这种“揭露性的刊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揭露的那个工厂里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广里都发生很大的影响。既然各个企业和各种职业的工人们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叙述工人生活状况的实话”也就激动了所有的工人。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间，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一下”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的热情。这种“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宜战书，因为这种揭露工作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说明一下：在以后的叙述中，所谓经济斗争（按我们所习惯的用词法)全都是指“实际的经济斗争”面言，在上面所举的引文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对资本家的反扰”，而各自由国家里的人们则称它为工会的、工团主义的或工联主义的斗争。 ==========第282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71 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广主自已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传单是一种宣战书，往往不愿等待战争本身的到来。这种揭露性刊物，照例是一经出现就成为强有力的东西，发生强大的精神压力。往往只要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一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必然使工人起来进行自卫的资本主义还存在，这种揭露工作是始终会保持这种意义的。现在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也还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就是对于某 一个偏僻的“行业”里或某一个落后的家庭手工业部门里种种丑恶现象的揭露，可以成为唤起阶级觉悟、使工会斗争开始进行和社会主义开始传播的起点①。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杜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把全副精力用在这种组织揭露工广情形的工作上面。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过分地忙于这种工作，竟然忘记这种工作本身其实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只是工联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揭露工作只涉及某一个职业的工人同广主的关系，而它所得到的成绩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为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 ①我们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效治斗争，较广义的或较狭义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只顺便指出，《工人事业》杂志非难《火星报》“过分避讳”经济斗争，这不过是 一个笑柄而已(《两个代表大会》第2？页，马尔丁诺夫在他所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这本小册子中也再三重复过这种非准)。假使提出这种非难的先生们把一年来《火星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用普特或印张（这是他们所爱用的方法)计算一下，并且把它拿来同《工人事业杂志和《工人思想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的总和比较一下，那他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大概，他们正因为感觉到了这种简单的真实情祝，才追不得已而提出了一些显然是表明他们自己的惶惑不安的论据。他们写道：“《火星报》不管感意不愿意<1〉，都不得不〈1〉考虑到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至少<11〉也得刊载 一些叙述工人运动情形的通讯。”'(《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这真是一个把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的论据！ ==========第283页========== 272 怎么办？ 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劳动力的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工作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地利用这种揭露工作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产生“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当做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现在，当《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向经济主义作了第一次攻击之后，这一点已经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们在下面就会看见，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是否能单以宜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也象只是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与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象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样)。既然这种压追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以我们如果不担负起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也象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黑暗现象 ==========第284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73 揭露出来一样)？ 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全面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业》杂志就不仅没有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后退。清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拾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第3页)“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马尔丁诺夫，《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42页)“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和“修正案”：《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和第17页)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调，从《工人事业》杂志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编辑部的通知”为止，始终都贯彻在《工人事业》杂志中，并且这些论调显然都表现着对于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同一个观点。你们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这个流行于一切经济主义者中间的意见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①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不是正确呢？完全不正确。所有一切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 ①我们所以说“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杂击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 则和一般任务。固然，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应当眼从于经济，但是只有经济主义者才会在准备应用于全俄各地的决议中说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开始”就“只有在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政治鼓动的情形，但《工人事业》杂志终于已经明白这是“根本不必要”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我们在下 一章中就要证明，“政治派”和革命家的策略不仅不忽咯社会民主党的工联任务，拾恰相反，只有它才能保证这种任务彻底实现。 ==========第285页========== 274 怎么办？ 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刑，官吏贪污受贿，普察欺侮城市的“老百姓”，同饥民作斗争，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勒索赋税，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兵士，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的不同“经济”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较不“普遍适用的”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缘由呢？拾恰相反，在工人苦于（他们自已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没有权利，苦于遭受专横和强暴压迫的所有的实际事例中，工会斗争中遭到警察压迫的事例显然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规模，只把一种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采用其他一般讲来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年以前！)，《工人事业》杂志曾经写道：“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儿次罢工以后”，“当政府一出动著察和宪兵的时候”，“最近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1900年8月第7期第15页)。现在联合会已经把这个机会主义的阶段论推翻而向我们表示让步，说“根本不必要从一开始就只有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看看“联合会”这样否认它那一部分旧的错误见解的事实，就能比根据任何长篇议论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济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糟蹋到怎样的地步了！联合会该是多么的幼稚，竟以为这样抛弃它的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议论就能促使我们去赞同它的另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议论！如果在这里也说经济斗争必须尽量广泛地进行，要始终利用经济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经济斗争是最普遍适用的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手段，这岂不 ==========第286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75 是更合逻辑一些吗？ 联合会以为用“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个说法来代替犹太工人联盟（崩得）180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中的“最好的手段”的说法是有意义的。我们实在很难说这两个决议中究竞哪一个好些；照我们看来，两个都很槽糕。无论联合会或是崩得，都滑到（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不自觉地，只是由于受了传统的影响)经济主义即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了。至于这里用的字眼是“最好的”，还是“最普遍适用的”，实质上是毫无差别的。假使联合会说“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采用的（而不是“适用的”）手段，那末这对于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的一定时期来说，就会是正确的，也就是对于经济主义者，对于1898一1901年间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来说，是正确的，因为的确这些做实际工作的经济主义者几乎仅仅是在经济基德上采用了（是说他们一殷地采用了！)政治鼓动。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思想报》和“自我解放杜”也是承认并且介绍过这种政治鼓动的！《工人事业》杂志本来应当坚决斥贵在进行经济鼓动这种有益的事情时缩小政治斗争范围的有害行为，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最普遍采用的（经济主义者采用的)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无怪乎当我们把这班人称为经济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大骂我们是什么“捏造者”、“捣乱者”、“圣使”、“诽谤者”©等等；只好向大家哭诉，说这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说：“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有经济主义的错误”②。啊，这些诽谤者，这些凶恶的人，政治派！整个经济主义不是他们仅仅由于有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吗？ ①这是《两个代表大会》小册子的原话，该小册子第31、32、28、30页。 ②③《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 ==========第287页========== 276 怎么 办？ 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切实的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中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为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通过西欧的工会、俄国的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象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页即第四十三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要求，在这种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只要看一看维伯夫妇181这两位渊博的学者（和“渊博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早就认识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着“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早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于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法律，为依靠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见，所渭“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只是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传统倾向！他们表面上是说要纠正《火星报》的片面性，说《火星报》“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比生活的革命化更重要”①，而实标上却把为经济改良的斗争当做 一种新的东西来款待我们。其实，“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 ①见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60页。在这里，马尔丁诺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 玩弄我们在上面已经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一论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有名的话翻译成俄文罢了。 ==========第288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77 质”这句话不过是意味着争取经济改良而已。只要马尔丁诺夫自已仔细分析一下他所说的那些话的意思，那他自已就可以作出这个简单的结论。马尔丁诺夫拖出了他的一门最重的大炮来反对《火星报》，他说，“我们党能够而且应当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现象，消除饥荒等等。”(《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42一43页)具体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这难道不正是要求实行社会改良吗？我们现在要再 一次问问没有偏见的读者：当工人事业派（恕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流行名词！)提出必须争取经济改良这个论点来表明他们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时候，我们称他们为暗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这是不是诬蔑了他们呢？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已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不仅应当根据经济斗争，而且应当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而马尔丁诺夫却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把阶段论复活起来，硬要使政治斗争一定按所谓经济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争取改良的所渭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经济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其次，马尔丁诺夫羞羞答答地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漂亮的论点来掩饰争取改良的斗争，而把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甚至仅仅是工厂方面的)改良当做一种特殊的东西提出来。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由于一时疏忽吧？但 ==========第289页========== 278 怎么办？ 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方面的”改良，那末我们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论点就会毫无意思了。也许是由于他以为政府只是在经济方面才可能实行和大体上会实行“让步”吧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谬见了，因为政府在答刑、身分证、赎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问题的立法方面，也可能作并且确实作过让步的。“经济方面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在政府看来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事，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杜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不应当使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发生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我们是把经济改良看得更有价值，以为我们正是把这种改良当做特别重要的东西看待等等。马尔丁诺夫在解释他上面提出的那些关于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时说道：“这种要求，不会成为一种空话，因为这种要求既然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就能获得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可不是经济主义者！我们不过是象伯恩施坦先生、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尔·姆·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一样奴隶般地崇拜那些具体结果的“显著性”而已！我们不过是（同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说：所有不“能产生显著结果”的东西都是一种“空话”！我们不过是要大家知道仿佛工人群众不能够（仿佛工人群众一不管人们怎样把自已的庸俗思想加到他们头上一并没有已经证明自已能够)积极支持对专制制度的任何反抗，支持那些甚至绝对不能产生任何显着结果的反抗！就拿马尔丁诺夫本人所援引的那些关于消除失业和消除饥荒的种种“措施”的例证来说吧。《工人事业》杂志致力于一根据它自已的诺言来看一拟制和详细制定“能产生显著结果”的“立法 )第四十三页上说道：“自然，我们之所以劝工人向政府提出菜种经济要求，是因为在经济方面，专制政府由于必要而愿意作某些让步。” ==========第290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改治 279 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以法策的形式吗？>要求”，而《火星报》却“始终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比生活的革命化更重要”，极力说明失业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的联系，警告大家说“饥荒已经发生”，揭露警察“同饥民作斗争”的行为和可恶的“暂行苦役条例”，同时《曙光》杂志又把论述饥荒问题的一部分《内政评论》①印成了单行本的鼓动小册子。可是，天哪，这班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统主义者，这班对“生活本身”的要求熟视无睹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呵！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提出（这还了得！）任何一个，的的确确是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班教条主义者是多么可怜阿！应当叫他们到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那里去领教领教，好让他们懂得策略是什么什么的增长过程，好让他们懂得必须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对政府作经济斗争”1！)，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经常感到他们没有政治权利这个问题。”（马尔丁诺夫，第44页）我们把这段话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再拿来重复一次，而只是要来对马尔丁诺夫特别表示感谢，因为他发明了所谓“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样一个新鲜而出色的公式。·说得真是妙极了！真是以独到的才能，极其巧妙地抹掉了各经济主义者间的一切局部的分歧和细微的差别，而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全部实质，一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②，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上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对政府 ①见《列宁全巢》第5卷第223一241页。一编者注 ②《工人思想报》，《附刊》第14页。 ==========第291页========== 280 怎么办？ 作经济斗争”也就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却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二)马尔丁诺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有一位同志说：“近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真是出现了不少罗蒙诺索夫！”他指的是，许多倾心于经济主义的人都有一种十分奇怪的倾向，总想“凭自已的头脑”发现一些伟大的真理（例如说经济斗争将使工人碰到无权问题)，同时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态度鄙弃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已经提供的一切。马尔丁诺夫就是这样的一位天生的罗蒙诺索夫。你们只要瞧瞧他所写的《当前问题》一文，就能看出他在怎样“凭自已的头脑”研究那早已经由阿克雪里罗得说过了的东西（关于阿克雪里罗得这个人的名字，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当然是完全保持缄默的)，就能看出例如他已经在开始了解我们决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反政府态度这种道理(《工人事业》杂志第9期第61、62、71页，并参看《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回答》，该杂志第2223一24页)等等。但可惜只是“在研究”和只是“在开始”，仅仅如此而已，因为他毕竟还根本没有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所以他还在说什么“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三年之久的时间内(1898一1901年)，《工人事业》杂志一直在努力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然而一然而毕竟还是没有了解这种意思！也许这也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也象整个人类一样”始终都是只向自已提出能够实现的任务吧？ 但是罗蒙诺索夫之流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许多东西都不知道（如果只是这样，那不过是一种小不幸！），并且还表现在他们不认识自已的无知。这才是一种大不幸，正是这种大不幸促 ==========第292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81 使他们马上就来着手“加深”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罗蒙诺索夫-马尔丁诺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诺夫写了这本书(《俄画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的斗争中的任务》以后，已经过去许多时侯了。社会民主党人在十年中间虽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他们…还没能给党的策咯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熟了。我们如果愿意奠定这样的理论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加深普列汉诺夫曾经阐发过的那些策略原则…我们现在对于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应当作出一个与普列汉诺夫所作的不同的定义〈马尔丁诺夫在前面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儿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却只提供一种或儿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我们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一一至于在宜传时所用的形式是能为儿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了解，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作某种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 我们真应当为俄国的，而且为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获得了马尔丁诺夫所发明的这一套更严格更深奥的新名词庆贺。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柚们一起）都认为：宣传员譬如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的最显著的例子，譬如举出某某失业工人的家属饿死，贫困加深等等事实，并竭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一个观念，即富者越富和贫者越贫的这种矛盾是多么不合理，并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把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的工作留给宣传员去做。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文字的，鼓 ==========第293页========== 282 怎么亦？ 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口头的。宣传员应当具备的素质是和鼓动员不同的。例如，我们称考茨基和拉法格为宣传家，而称倍倍尔和盖得为鼓动家。想在实际活动中分出第三个方面或者第三种职能，并把“号召群众去作某种具体行动”归入这种职能，那就十分荒唐了，因为要是把“号召”看做单一的行为，那它不是理论著作、宜传书籍和鼓动演说的自然和必然的补充，便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例如，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谷物税的斗争来说吧。譬如说，理论家在论关税政策问题的著作中“号召”群众为贸易条约、为贸易自由而斗争，宣传员在杂志上也是这样做，鼓动员在公开演说中也是这样做。这时群众的“具体行动”就是共同签名向国会提出请愿书，要求不增加谷物税。这些行动的号召间接是出自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直接是出自那些把签名簿分送到各个工广和各个住宅中去的工人。照“马尔丁诺夫式的名词”来讲，岂不是要把考茨基和倍倍尔两人都称为宜传员，而把分送签名簿的人称为鼓动员吗？ 说到德国人的例子，使我想起了一个德国字，Verballhor-nung。这个字直译出来就是：巴耳霍恩式的修正。约翰·巴耳霍恩是十六世纪莱比锡城里的一个出版家。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并不象通常那样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旁边还放了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写了一行字：“约翰·巴耳雅恩的修正版”。从那时起，德国人讲到实际上是把东西改坏了的那种“修正”时，就说这是巴耳霍恩式的修正。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尔丁诺夫之流“加深”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时，我们就不由地想起巴耳霍恩的故事来… 为什么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发明了”这种糊涂观念呢？他是为 ==========第294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攻治 283 了说明：《火星报》“也象普列汉诺夫在十五年以前那样，只注意到事情的一方面。”（第39页）“《火星报》至少在目前是过于信重了宣传任务面忽视了鼓动任务。”（第52页）假使我们把后面这个论点，从马尔丁诺夫式的语言译成普通人的语言（因为人类还没有来得及采用这种新发明的名词)，那就是说《火星报》过于偏重了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任务而忽视了“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即社会改良的要求，假使还可以把还没有发展到马尔丁诺夫那种程度的旧人类的旧名词再使用一次的话)的这个任务。请读者把这个论点同下面的一段议论对照对照吧！ “这些细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他们始终都俯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略（由于他们怀有革命虚无主义态度）工人参加我国现有的工厂主广务立法会议工作…或至少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一段议论的作者是把罗蒙诺索夫一马尔丁诺夫凭自已的头脑所想到了的那个思想说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一些了。而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附刊》（第15页）上的那位尔·姆·。 (三)政治的揭据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马尔丁诺夫提出他那个“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论”来反对《火星报》，实际上就是暴露他竭力想降纸这种积极性，因为他把一切经济主义者所崇拜的那种经济斗争称为激发这种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称为表现这种积极性的舞台。这种错误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这远不是马尔了诺夫一个人特有的本色。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以“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为限的条件下，才能够做 ==========第295页========== 284 怎么办？ 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工作，'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种工作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工作，面只会稍微把这种工作的方向改变一下。例如，德国党正因为它毫不松懈地努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已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所有一切（不管是涉及哪一个阶级的)专横和压迫、暴力和黑暗现象有所反应(并且是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用其他什么观点来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现实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与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主义者所谓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的这种宣传，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甫、显宦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处和弱点，就应当理解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闭包和各种诡辩，就应当懂得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着和如何反映 ==========第296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85 着这些或那些人的利益。面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从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只有根据具体的情祝，只有把现在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大家都按自已的方式谈论着或者只是私下谈论着的，表现于某些事件、某些数目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之中的一切情形都就地立刻揭露出来，才能使人们获得这种认识。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虐待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鞭答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拷打兵士，摧残各种最平常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已的革命的积极态度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感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这些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已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加到工人群众头上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已，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没能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地揭露这一切可恶现象的工作。假使我们已经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连最平凡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欺压学生和教派信徒的，欺压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已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对这一切有所表示，就会今天辱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门前举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对教派信徒横加摧残的身穿袈裟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一一几乎一点也没有—一把各方面揭露出来的新的罪状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自己应尽的这个贵任，面是自发地尾随在那种单以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为限的“日常的平凡的斗争”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 ==========第297页========== 286 么 亦？ 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第61页），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为我们的缺乏修养和落后的状况辩护，并且加以赞美。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末只要我们积极进行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发生这种号召的作用。当场抓住罪犯，在各地立刻当众加以遭责一一这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示威计划等等。要号召，一一不是说什么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一就只有就地来做，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我们就来谈谈“号召”吧。在春季事件以前，号召工人对当周判处大学生当兵这个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问题积极加以千预的唯一机关报，就是《火星报》。在1月11日“派 一百八十三个大学生去当兵”这个命令一公布之后，《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件事情的文章(2月第2号)®，而且它在任何示威都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直接号召“工人去帮助大学生”，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战行为。我们要问问大家：马尔丁诺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甚至把“号召”看做一种特别的活动方式，但他对于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号召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一这件出色的事实应当怎样来解释呢？既然如此，那末马尔丁诺夫宣称《火星报》片面，说它没有充分“号召”大家去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充满庸俗味道的说法吗？ ①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371一375页。一编者注 ==========第298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37 我们的经济主义者一包括《工人事业》杂志在内一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落后工人的心理。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忿然排斥所有这些为“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斗争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对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方面的那些建议人说：先生们，你们真是白忙，你们拚命来干预我们自已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同时却逃避你们自已的真正的责任。你们说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说得太不聪明了，要知道这只是一种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警案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已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的①。要知道，你们当做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对广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现在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都正由那些听见过罢工而几乎丝毫没有听见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已进行着。要知道，你们总想以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加以维持的工人“积极性”，我们工人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 ①“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 对自发性的巢拜。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往往是自发的，即无须“知识分子这种革命细曹”的干预，无须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干预。例如，英国工人的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就是根本没有经过社会主义者的参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是要进行避立在经济基融上的政治鼓动，面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高度。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却不去提高和推进自发产生的政治意识，反而粜拜自发性，唠切说，一老是令人作呕地唠叨说，经济斗争使工人“感到”他们毫无政治权利的何题。先生们，可借工联主义政治意识的这种自发产生却没有使你们“到”你们的社会 民主主义任务的问题！ ==========第299页========== 288 怎么办？ 自已在我们日常的、职业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是丝毫不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就能提出这种具体要求的。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积极性为满足；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的稀饭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仔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一切政治事件。为了这一点，就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已也知道的东西①，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并且是我们自已根据自已工广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应当比过去多千百倍地把这种知识供给我们，并且你们供给我们这种知识的方式也不要仅以议论、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一一恕我们说句老实话！一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干的勾当都具体地揭露出来。请你们多多努力来履行你 ①工人对经济主义者说的这番话，决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见证人，他们显然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绝对不想祖护我们“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见证人是经济主义者（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杂志是政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见证人是恐饰主义者。前一个见证人在《工人事业杂志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真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部分，(1)自觉的革命家，(2)中间阶层，(3)其余的群众。中间阶层“对于政治生活问题往往要比对于最近的经济利益更有兴趣，因为这种经济利益与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了解了…”“大家都很厉害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评论栏里也是半点东西也没有”（第30一31页）。而且就是第三类工人，“这些较为敏感、较为年轻、受酒馆和教会腐化影响较少的工人群众，虽然差不多从来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谈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思索学生瓶乱的片断消息”等等。面恐饰主义者则写道：“…把本城以外各地工广生活中的琐闻浏览一两追，便停止不看了…枯燥无妹…在工人的报纸上不淡国家问题就等于把工人当做小孩子看待…工人并不是小孩子。（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自由》杂志182第69页和第70页) ==========第300页========== 三工联主义的改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89 们的这个责任，而少饼些“提离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善于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而多想点办法来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在上面的附注中，我们已经把偶然趋于一致的一个经济主义者和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恐怖主义者作了对照。不过，一般讲来，这两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关于这种联系，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并且在谈到培养革命积极性的问题时还必须讲到这一点。经济主义者和现代恐怖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自发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把它当做一般的现象讲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对于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初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蓝调“日常的平凡的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自我栖性的斗争，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呵。但是我们的断语并不是不近情理的。经济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主义者崇拜自发的“纯粹工人运动”，而恐怖主义者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自发的激愤。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这种可能性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已的愤激情绪和革命毅力。由此可见，以上两种对于自发性的崇拜，都无非是在开始实现著名的《信条》纲领：让工人们去“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请《信条》的作者原谅我们用马尔丁诺夫的话 ==========第301页========== 290 么办？ 来表达他的意思吧！我们以为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在《信条》中也说到工人在经济斗争中“感到政治压迫制度”)，而让知识分子们独自去进行政治斗争，一当然是用恐怖手段去进行这个斗争！这是不能不加以坚持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和完全不可避免的结论，虽然那些开始实现这个纲领的人自己也设有意识到这个结论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动有自已的逻辑，而不管那些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怀有怎样善良的愿望。善良的愿望会把人引入地狱，而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少的路线”上去，滚到《信条》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上去。而俄国许多自由派分子，无论公开的自由派分子或戴着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分子，都十分同情恐怖手段，极力赞助目前恐怖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产生，一一它正是以从各方面帮助工人运动为已任，但同时又把恐怖手段包括在纲领中，并且力求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束缚的，一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具有卓越的远见，他还在1897年末就确切地预见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所要产生的这种结果(《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并且草拟了他那有名的“两个前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后来发生的一切争论和意见分歧，都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前途①中，就象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 ①马尔丁诺夫“认为有更现实的<？)另外两个前途”(《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 第19页)：“或者是社会民主党负起费任来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用这种方法人！>把它转变成革命的阶级斗争…”所谓“用这种方法”，显然是指直接领导经济斗争。请马尔丁诺夫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见过贝是领导职业斗争就可以把工联主义的运动转变成革命的阶级运动呢？他有没有想到：要达到这种“转变”，我们就应当积极着手“直接领导”全面的政治鼓动呢？…“或 ==========第302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91 从上述的观点看来，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工人事业》杂志既没有抵挡住经济主义自发性的影响，也没有抵挡住恐怖主义自发性的影响。在这里，把“自由社”提出来为恐怖手段辩护的那种特别论据拿来谈谈，是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4页)，但是它注重这种手段的“激发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是表明那种驱使他们拘守恐饰手段的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与衰落的阶段之一。承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面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第二，它所以值得注意，更因为这是不了解我们在“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方面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的例子。“自由社”宣传恐饰手段是“激发”工人运动的手段，即对工人运动给予“强大推动”的手段。这种论据的自相矛盾，真是再明显不过了！难道在俄国生活中还缺少足以激发人心的丑恶现象，因而还需要虚构出 一种特殊的“激发”手段来吗？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末他对于政府与一小群恐怖主义者的单独决斗也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一一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生活中的种种可恶现象而十分激动起来，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的义愤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一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一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比我们所想象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这 者就是另外一个前途：社会民主党规避领导工人经济斗争的责任，因而…剪去自己的翅膀…”照上面所引证的《工人事业》杂志的意思，《火星报》就是“规避”领导经济斗争的责任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在领导经济斗争方面比《工人事业》杂志所做的多得多，面且它并不以此为限，并不以此为借口来缩小自已的政治任务。 ==========第303页========== 292 怎么办？ 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的责任。“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代替鼓动，而公开承认：“当开始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时，恐饰手段的激发作用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8页)这正是说明，无论恐怖主义者或经济主义者都不顾春季事件①的明证，还是轻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前者拚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展自已在进行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普的。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我们已经看到，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因而也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羯露，这是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活动中绝对必要的和极其迫切必要的任务。但我们做出这个结论，是单从工人阶级对于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这方面出发的。然而只是这样提出问题，就未免过于狭隘，就会是忽略一切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民主任务了。为了尽量具体地说明这个原理，我们就从经济主义者感到最“切近的”方面，即从实践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关于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但请问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感到”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 ④指1901年春季开始的大规模的街头示威。（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 释。一编者注) ==========第304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93 因此我们无论怎祥努力来解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也永远不能在这个任务范围内把工人的政治意识发展起来(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这个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陛的。我们所以认为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很有价值，决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主义者的基本错误观点，即认为从所谓工人经济斗争内部，即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仪仅（或哪怕主要是)根据经济斗争，便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见解是根本错误的，一而正因为经济主义者恼恨我们同他们进行论战，竟不愿仔细想一想意见分歧的来源，结果就弄得我们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彼此无法理解。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一一尤其是那些倾拘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一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杜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我们故意选定这样一个生硬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激烈，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说些新奇的话，而是想使经济主义者好好“感到”他们不可饶恕地加以轻视的任务，感到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即他们所不愿了解的那种区别。所以，我们请读者不要着急，仔细地把我们的话听完。 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下 ==========第305页========== 294 怎么办？ 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因为“与工人有联系”面心满意足，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中的黑暗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祖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与工人进行谈话时，也往往不越出或者几乎不越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而关于革命运动史，关于我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问题，关于俄国和欧洲的经济进化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的报告和谈话则极少举行；关于在社会上其他阶级中有系统地取得和扩大联系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过。实际上，这种小组组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象是工联书记，而不象是社会主义者一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工联书记，都经常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布置纠察队（目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各种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祖护一方，等等。总而言之，每个工联的书记都进行和帮助进行“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是工联会的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横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 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已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们可以把罗伯特·奈特（他是英国一个最强大的工联一锅炉工人联合会的著名的书记和领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较一下，可以试把马尔丁诺夫用来形容自已与《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那些对比的词句应用到他们身上去。你们会看到(下面我就来摘录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是“号召群众 ==========第306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95 去作某种具体行动”（第39页），面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是从事于“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第38一39页)，罗·奈特“规定了无产阶级的最近的要求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第4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也在这样做，但是并没有拒绝“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们指出积极的行动纲领”①（第41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42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43页），面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注意于“片面的”“揭露”（第40页)；罗·奈特信重于“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第61页），而威·李克内西则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第61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已所领导的报纸变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与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63页)，而罗·奈特则“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63页)—一而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已在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那里看到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一一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同时，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相信他“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虽然他这样做当然决不是因为他不想使社会民主党得到益处，而只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地去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加深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 ①例如李卜克内西在普法战争时提出了整个民主派的行动纲领，一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1848年时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第307页========== 296 怎么办？ “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放弃或者导向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又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与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这方面的工作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有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的工作，但是在参加这些组织的（往往是因为某种关系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的)人们中间，对于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这种问题使杜会民主党人有机会到其他居民阶层中去进行工作)的材料，却儿乎没有人去专门收集。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领袖缺乏修养时，我们地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同“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相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间进行宜传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利用它在一切阶级的代表面前讲话。我国既没有什么议会，又没有什么集会自由，一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一切阶级中间凡是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都召集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183，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任务，面 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一一谁忘记这一点，他就不 ==========第308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97 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问题方面，自已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没有耐性的读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新的指示，也直接说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有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特别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一切争自由的革命势力的先锋队的现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7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是的，这些话是说得很正确而且说得很好的；假使《工人事业》杂志懂得它这些话的意思，假使它不是在说这些话时又说了一些与此相矛盾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满意了。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一一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确实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个“部队”中的人物都是些傻瓜，居然是单凭我们空口说白话就会相信我们是“先锋队”吗？不妨具体设想一下这样一个情况。假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说道：我们是先锋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末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间有头脑的人是不少的)听了这话，只会微微一笑说道（当然只是在心里这样想，因为他们往往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锋队”可真是个傻瓜！他甚至不了解，赋予工人经济半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是我们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们也象西欧各国的资产者一样想把工人卷入政治，不过我们要把工人卷入的乃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工人 ==========第309页========== 298 怎么办？ 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面这个先锋队”对于工人阶级任务的说法也就是工联主义政治的说法！因此，就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甚至把自已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吧。我又不是小孩子，决不会为了招牌问题吵闹起来的！只要他们不受那班可恶的正统教条主义者的诱惑，只要他们能给那些不自觉地把社会民主党拖到工联主义轨道上去的人们留下‘批评自由”就行了！” 我们的这位立宪派一旦知道那些空谈社会民主党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运动几乎完全由自发性独占统治的今天还最害怕“轻视自发成分”，最害怕“轻视平凡的日常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等等，他就会由微笑变为哈哈大笑了！一个“先进的”部队居然害怕自觉性超过自发性，居然害怕提出一个使思想不同的人也不得不一致赞佩的大胆的“计划”！看来，他们也许是把先锋队和后卫队这两个词搞混了吧？ 例如，你们考虑一下马尔丁诺夫的下面这段议论吧。他在第四 十页上说，《火星报》的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们怎样散布不信任和仇恨政府的种子，但如果不能发展充分积极的社会力量来推翻它，我们便不能达到目的”。我们要顺便指出，这还是那一套关心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而同时却力求降低自已的积极性的老调。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马尔丁诺夫这里当然是指革命力量(“来推翻”政府的力量)而言。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既然在平常的时候，各社会阶层一定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不能向他们指出积极的行动纲领，不能替他们指明应当用哪种方法来经常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自由主义阶层自己会设法为自己的最近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会使他们直接感到我国 ==========第310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299 的政治压迫制度”（第41页）。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开始是说革命力量，说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他马上就偏到一边去了，而谈起什么工会的力量，什么为最近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来了！我们当然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各种分子为他们的“最近的利益”而斗争，但可敬的经济主义者，我们所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是各种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然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各个反政府阶层的”这种“积极行动”，我们不仅可以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的话。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各种分子“直接感到我国的政治压迫制度”，那末不仅他们自已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和专制政府的官吏自已就会首先最努力地做到这一点。而“我们”一如果我们想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话一则应当设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现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局1现状等等表示不满的人们感到全部政治制度的不中用。我们应当负责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全面的政治斗争，使所有一切反政府阶层都能够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为这样的政治领袖，他们善于领导这种全面的斗争的一切表现，善子在必要时向愤激的学生、不满意的地方自治局人土，忿忿不平的教派信徒和受侮辱的国民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指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所以马尔丁诺夫所说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尽一种揭露现存制度的消极作用…我们只能打破他们对于各种政府专门委员会的种种希望”（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尔丁诺夫这样说，就证明他简直完全不懂得革命“先锋队”的真正作用。读者注意到这一点，就会懂得马尔丁诺夫所说的下面儿句结束语的真正含义了：“《火星报》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与 ==========第311页========== 300 怎么办？ 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面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我们缩小了自已的影响的范围，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这个结论的真正含义就是：《火星报》想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由于误解以及缺乏修养，或者是由于信念面往往以这种政治为限)提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而《工人事业》杂志则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并且它还硬要大家相信，这是“在共同事业中完全可以相容的两种立场”（第63页）。多么纯朴天真啊！ 我们再讲下去吧。我们有没有力量把自己的宣传鼓动推广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呢？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常常想否认这一点，而忽略我们的运动从1894年（大致说来）到1901年间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刚才开始的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当时决定只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而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企图，原是很自然很正当的；当时金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已在工人阶级中间巩固起来。而现在则已经有广大的力量卷入运动中来，有教养的阶级的年轻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呆在那里（在1894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会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不会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 ==========第312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301 切杜会阶层中，在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都有社会民主党人，以便了解我国全部国家机构的内幕。这样的人不仅在宜传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 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程度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运动已经使并且现在还在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可以得到支持，使第三部分人感觉到专制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和必然崩遗。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已的任务是要利用所有一切不满的表现，是要把所有一切即使是还很微弱的抗议聚集起来并且给以推动，那我们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是常常有这种情形的）。不要说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始终是非常愿意听比较有才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的，而且在哪一个阶级中没有一些对无权地位和专横暴虐不满、因而易于接受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要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宜传的分子、集团和小组呢？谁想具体认识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的一切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们就要向他指出，广义的政治揭爆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中写道（关于这篇文章，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我们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间激起从事政治揭露的热情。决不要因为现在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儒而感到惶惑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鹰，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从事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演人说话并且鼓舞讲演人精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见值得向它控诉万能的’俄国政府的那种力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多一一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 ==========第313页========== 302 怎么 办？ 应当是这样的讲坛。”① 工人阶级就是政治揭露言论的最好的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进行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便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刊物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资助卡特柯夫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刊物冲破书报检查的障碍，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派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一这在专制的俄国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在七十年代，甚至在五十年代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愿意阅读秘密刊物，愿意从这种刊物中间学习一一用一位工人给《火星报》（第7号）184的那封信上所说的话来说一“怎样活和怎样死”的人民阶层，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过去许多倍。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广主宜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越是广阔和强大有力，为了开始战争而宜战的那个社会阶级人数越多和越坚决，这种宣战所发生的精神上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政治揭露工作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是使敌人所有那些偶然或暂时的同盟者离开他们的一种手段，是在那些经常参加专制政权的分子中间散播互相仇根和互相猜忌的情绪的一种手段。 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 ①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8页。一编者注 ==========第314页========== 兰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303 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些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下级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万能的”俄国政府了。所以他们只有当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真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多多地和不断地努力提高我们自已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在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上挂起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 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末我们的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一那位过分热心地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这样质问我们，并且已经在这样质问我们了。我们回答道：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的各种活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代表全民攻击政府，用革命精棉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并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那些能把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群众激发起来和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的冲突！ 经济主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即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般民主运动的要求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甚至互相符合的事实。而这种不了解不仅表现于“马尔丁诺夫式的”词句，并且还表现于意思与这些词句相同的那种援引所谓阶级观点的论调。例如，请看《火 ==========第315页========== 304 怎么 办？ 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主义者的”来信①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基本缺点〈即夸大思想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杜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不彻底的原因。它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决定立即转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象那些关心小孩子的“经济主义”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一一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的语言来说一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斗争)“…而《火星报》又没有耐性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 是的，我们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耐性”“等待”一切“调和者”老早答应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们的经济主义者不再把自已的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的话来为自己缺乏力量辩护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是要在政治 ·上教育工人，要在他们面前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一切方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们一起去揭露当局对地方自治局人士、教师、统计员和学生等等所举行的那种政治 ①因为篇幅有限，我们当时不能在《火星报》上对这封最充分地代表经济主义者 观点的信作一个详尽的回答。这封信的出现使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早已从各方面听见过责备《火星报》不一贯遵守阶级观点的流言，而我们当时正要等待一个良好的时机或在这种流行的责备的正式的说法出现时给以答复。但在回答攻击的时候，我们所惯用的方法却不是防御，面是反攻。· ==========第316页========== 兰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治 305 进攻的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难道这真是一种什么难以理解的非常“奥妙的东西”吗？难道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从1897年起就已经向你们反复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间争取拥护者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同盟者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是取决于在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中间的宣传工作的性质”吗？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主义者仍然认为起初工人应当用“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方法积蓄力量（来实行工联主义的政治)，然后才“过渡到”一大概是从工联主义的“培养积极性”“过渡到”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性1 经济主义者继续说道：“.…《火星报》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常常离开了阶级观点，抹杀阶级矛盾，把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绪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举例来说，《火星报》对地方自治局的态度就是这样…”《火星报》似乎是“对这些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保证由工人阶级给以援助，面对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却只字不提”。读者只要看一看（在《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标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局》的两篇文章（该信作者们所指的想必就是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①所谈论的是政府对“官僚等级制的地方自治局所进行的那种温和鼓动”，对“甚至有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说工人对于政府反对地方自治局的斗争决不能采取旁观态度，同时号召地方自治局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用全力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作出强硬的激烈的表示。该信作者们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一我们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 ①在这两篇文章之间（在《火星报》第3身上）还登载有一篇专论我国农村中的阶 级对抗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376一383页。一编者注） ==========第317页========== 303 怎么办？ “会不懂得”“有产阶级”和“官僚等级制的地方自治局”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局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去作激烈的表示，就是“夸大思想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局所持的态度怎样，也能“积蓄力量”去与专制政府斗争呢？所有这些我们还是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写这封信的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这句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蒙蔽阶级的对抗性”)。照他们的意见，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示威手段来当众指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来源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①)，一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吧！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生运动高潮的前夜发表的，而这个学生运动的高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对于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维护那些惨遭军鳖毒打的学生的自发趋向，已经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自觉活动！该信的作者们继续说道：“但是在其他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任何妥协，而出来，比方说，维护盖得分子的不肯容忍的行为。”我们劝那些在评论现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意见分歧时总是极端自信而轻率地说这些意见分歧并不重要、并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的人们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意思吧。有一种人说我们在说明专制制度同各种阶级相敌对这方面，在使工人认识各种社会阶层对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这方面，工作还做得非常之少，而另外有一种人却以为做这个工作就是“妥协”，大概是向“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理论妥协，一一试问这两种人能否共同在一个 ①见《列宁全巢》第4卷第371一375页。一编者注 ==========第318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307 组织内顺利进行工作呢？ 我们在谈到农民解放四十周年时曾经说必须把阶级斗争灌输到农村中去(《火星报》第3号①)，而在谈到维特秘密奏折的时候曾经说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4号），我们在谈到新领布的法律的时候抨击了地主以及替地主服务的政府所施行的农奴制政策（第8号②），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局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8号③）；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评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宜言)；我们揭露了《俄国报》185中那些狡猾的自由派分子的“无谓的幻想”和“伪善的态度”（第5号），同时又指出了政府刑讯室“对和平的作家、老教授和学者以及著名的自由派地方自治局人士横施摧残”的狂暴行为（第5号，《普寨对文坛的袭击》一文）；我们揭穿了“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这一纲领的真正用意而对所渭“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就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的“宝贵的招供”表示欢迎（第6号④）；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家（第7号）而斥责了甘作工贼的统计家（第9号）。谁把这个策略看做是蒙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做是同自由派妥协，那他就是暴露自己完全不懂《信条》纲领的真正意义，并且实际上正是实行这个纲领，而不管他怎样表示拒绝这个纲领！因为他 ①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376一383页。一编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76一80页。一编者注 ③同上，第81一82页。一编者注 ④同上，第64一70页。一编者注 ==========第319页========== 308 怎么办？ 这样就是把社会民主党拉到“对广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道路上去，在自由派面前屈服，而放弃积极干预每个“自由主义”问题和确定自已对这个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态度的任务。 (六)又是“诽游者”，又是“捏造者” 读者记得，这两个客气的字跟是《工人事业》杂志听见我们责备它“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间接淮备基础”时用来回敬我们的。《工人事业》杂志社的人由于头脑简单，竟认为我们对他们的贵备不过是论战中的一种漫骂手段，说凶恶的教条主义者决定用一切难听的话来骂他们，一一的确，还有付么比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更难听的呢？于是他们就用黑体字来刊登“反驳”声明，说这是“露骨的诽谤”(《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捏造”（第31页）、“虚伪”（第33页）。《工人事业》杂志在这方面倒象丘必特一样（虽然它不大象丘必特），它所以生气，正是因为它自已错了186；它的急躁的谩骂，恰巧是证明它自己不会思考对方的意思。其实，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工人事业》杂志是否会否认这一点呢？它是否会在大家面前公开地直爽地说出自已对于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迫切问题的见解呢？不会的，它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它坚决采取一种可以说是“一味抵赖”的手法。我不是我，马不是我的，我也不是马车夫。我们不是经济主义者，《工人思想 ==========第320页==========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309 报》不是经济主义，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主义。这的确是一种颇为巧妙的和“机灵的”手段，不过这样做也有一点不便的地方，就是凡采取这种手段的机关报，人们都把它叫做“墙头草”。 在《工人事业》杂志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根本就是一种“幻影”(《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①。这些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好象鸵鸟一样，只要把头缩在翅膀底下，便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有许多自由派政论家，他们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凯歌，说马克思主义垮台了，甚至消灭了；有许多自由派报纸（如《圣彼得堡新闻》、《俄罗斯新闻》87及其他许多报纸)，它们鼓励自由派把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188和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传授给工人，有许多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的真实倾向已经由《信条》非带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有他们所著作的货色才能在全俄通行无阻，到处畅销：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已经活跃起来，尤其是在二三月事件之后，一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一种幻影吧！所有这些都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毫不相于的！ 《工人事业》杂志以及发表于《火星报》第十二号上的那封经济主义者来信的作者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春季事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提高起来，反而使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呢？”一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胜任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超过了我们的积极性，是因为我们没有具备有足够修养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即熟悉各个反政府阶层的情 ①这里他们又是以“俄国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论据。 他们不恩意了解：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也还可能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都是“推动过”，都是自觉地推动过工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以此为满足。所以，我们只要（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政治，我们也就正是帮助了资产阶级民主派。 ==========第321页========== 310 怎么 办？ 绪，善于领导运动，把自发示威变成政治示威，使示威游行的政治性质加强起来等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于是，我们的落后性也就必然会被那些比较活跃和比较积极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无论怎样奋不颜身地顽强地与军管镩斗，无论采取怎样革命的行动，他们终究只会成为帮助上述那些革命者的力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就拿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只想仿效其弱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吧。为什么德国每次政治事件都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更加增强呢？就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比任何人都更积极地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计这种事件，都更积极地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议。它并不用经济斗争一定会推动工人感到他们的无权问题、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议论来安慰自己。它于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问题，例如威廉不批准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当市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开导德国人，说这其实就是同自由派妥协1)，颁布法令禁止“不道德的”图书的问题，政府干预大学教授人选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他们在一切场合都走在大家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振奋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结果，甚至那些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怀有尊橄的心情，所以，不仅是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么也往往会落到《前进报》编辑部的手里。 这就是对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答，《工人事业》杂志完全不能理解这种“矛盾”，只好举手高减：“这是虚伪”！你们想想看：我们《工人事业》杂志最量视的是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这些我们都是用黑体字刊印的：)，我们警告大家不要轻视自发成分的 ==========第322页========== 泗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草命家的组织 311 意义，我们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本身，本身以政治性质，我们想保持我们与无产阶级斗争间的密切的有机联系！可是有些人说我们是在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究竞是谁在这样说呢？原来就是那些同自由派“妥协”，干预每一个“自由主义”问题（这是多么不了解“与无产阶级斗争间的有机联系”啊！)，对于大学生，甚至（这还了得！）对于地方自治局人士也十分注意的人！原来就是那些一般想要多花些力量（与经济主义者比起来)到各个非无产者阶级的居民中间去进行工作的人！这不是“虚伪”是什么？？ 可怜的《工人事业》杂志！它是不是总有一天会明白其中的奥妙呢？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我们上面已把《工人事业》杂志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等的论调，都一一分析过了。这些论调表明他们不仅对于我们的政治任务，而且对于我们的组织任务也持着狭隘的见解。为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样的斗争的基础上也产生不出)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一个能把所有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态度、抗议和义愤的表现都汇合成为一个总的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性质自然并且必然要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因此，《工人事业》杂志 ==========第323页========== 312 怎 么 办？ 的上述论调，就不仅是要推崇政治活动的狭隘性，而且推崇组织工作的狭隘性，把这种狭磁性说成是正当合理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也象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工人事业》杂志是一个使自已的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不了解我们的组织工作多么狭隘和原始，不了解我们在这个重要工作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的病症。当然，这并不是衰落过程中的病症，而是发展过程中的病症。但正是在目前，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淹没的时候，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说成是正当合理的现象的企图进行决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是预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中间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这种手工业方式。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1894一1901年间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情祝来做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都纷纷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理论看待，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理论看待，不如说是把它当做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做向前去进攻敌人的号召。于是，这些新的战士便在装备非常简陋、准备非常不足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准备的。他们跑去作战，正好象一些种地的庄稼汉只拿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一样。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别地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关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 ==========第324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13 来，没有任何一个较为长期而有系统的活动计划，就直接去同工人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已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也对它表示同情，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一批的青年输送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规模也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同工人建立过并维持过联系和编印过传单的那些人，现在已开始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示威，以至采取公开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号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就立刻和完全遭到失败。”其所以立刻和完全遭到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系统的、预先想好的和早有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依照惯例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增长，因为警察局自然几乎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的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经“露过头角的”主要人物的，它只是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机会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起来，以便获得明显的罪证，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已所知道的几个人物留在狱外“进行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双方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做一群农民拿着木棒去进攻现代化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虽然作战的人这样毫无准备，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增长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当严重的军事行动 一旦开始的时候（这种行动实际上从1896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并始 ==========第325页========== 314 怎么办？ 了)，我们的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主义者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等等)，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已那些拥有一切精良的装备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相当的地方去。于是迫害的行动层出不穷，牵连的人日益增多，地方的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的性质，使任何工作上的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分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光狭小，这就是上述的那些情形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的态度和不能很好地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离开了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了，常常被破获！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觉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态，一这是稍微了解运动的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熟悉运动的情祝的读者不要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态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读者不要埋怨我们引证得太长了。 勃一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六期上写道：“如果说逐渐过渡到更广泛的实际行动这一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现象，是一个特点…那末在俄国工人革命的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做工作的革命人材①。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得到发展，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 ①所有的着重号都是我加的。 ==========第326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15 式而使政府日益加紧采取迫害、速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缺少优秀的 ●●。 革命人材的情形就越来越明显，而且显然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方面的有力的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刊物都感到不足…工人小组内没有鼓动员进行工作…经费也常感缺乏。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活动家人数太少，不能把对于全部激动不安的工人群众的影响集中在自已手里，不能使所有的骚动事件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破坏便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说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的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189审判案清楚地表明：背年鼓动员既然不熟悉本工厂内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工作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真的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了，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之久，斌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么？·现在各个组织中的缺点显然不能说是完全由于过渡时期的关系…现有组织的成分在数量上尤其是在质量上的不足，显然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挠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起来。”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发展过程的病症的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之一的经济主义有联系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第327页========== 316 怎么办？ 的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全部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的基础上就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最后一并且最重要的一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并且把它提升为一种特别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从一产生就清楚地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说明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便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这种企图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当为最近的政治要求面斗争，“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①（而与这种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那种连最缺乏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完全不需要建立什么用坚忍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要我们大家拿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②，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来刺激一下“菱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③。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首要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 ①《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特别是给普列汉诺夫的《答复》。 ②小册子《谁来完成政治革命？》载于俄国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这本小 册子基辅委员会也翻印过。 ③《革命主义的复活》一文和《自由》杂志。 ==========第328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17 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我们刚才摘引了勃一夫的话：“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这位“就近观察的人的有价值的意见”(《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对于勃一夫那篇文章的评语)，对于我们有双重的价值。它表明，我们一向所说的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基本原因是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经济主义者来信(《火星报》第12号)的作者们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所谓轻视自发成分与日常的平凡的斗争的意义的危险，所谓过程策略等等的各种论调，正是歌颂和维护手工业方式。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已对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和不开展状态表示膜顶跪拜的态度称为“对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实际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所谓“过程策略”！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最近的“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而人们却继续向我们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我再重复说一遍：这种“对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间故事中那个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的人物的“敏感” 一样利 请你们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纳尔苏修斯190式的”高傲态度教训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一段话吧：“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即争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实际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1>工人小组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答复》第24页)但是，先生们，小纽也是有各种各样 ==========第329页========== 318 怎么 办？ 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已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已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二字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号，以为实际性要求他们把自已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末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无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阿列克谢也夫、梅什金、哈尔土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始终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始终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十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务，来缩小“工人小组”活动的毅力和规模。这岂不正是表明手工业者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吗？你们爱以实际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努力，甚至个人的努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能有七十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准备呢？但我们正在准备，还要继续准备，而且一定能够准备好的！固然，不幸在“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浮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虔诚地注视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臀部”（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着真正革命理论、依靠着真正革命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的俄国革命家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已全部的强大的力量。 ==========第330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19 所需要的只是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都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分子中间，受到嘲笑和都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反对《工人事业》杂志的话：“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进行某一枝节性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战斗的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工作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二十四小时内，即使在二十四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笔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①《工人事业》杂志回答道：“《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现以前，就不仅号召大家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定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最近政治要求的斗争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最近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用自已的出版物来为当时在俄国境内活动的同志们供给过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应当顺便指出，你们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极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经济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缩小了的鼓动看做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难道你们诸位先生还不明白，你们这种论据恰巧是证明，在只有这种唯一的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现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 ①见《列宁全巢》第5卷第2页。一编者注 ==========第331页========== 320 悠么 办？ 杂志进行斗争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说一致认定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吗？多么宝贵的一致晌！)…“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的组织”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凡是侨居国外的组织一般力所能及的，联合会都已经做到了”(《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5页)。这种逃避问题的说法是徒劳无益的！你们确实做过你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没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在还要断言，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由于你们目光短浅面被缩小了。至于所谓建立“战斗的组织”来为“最近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来“对广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说法，那就是可笑的了。 假使读者要想看到“经济主义者”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绝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不稳定的折夷派的《工人事业》杂志，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附刊》第十三页上写道：“关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现在要讲几句话。固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屡次实际表明自已有‘同沙皇制度作坚决斗争？的充分决心。但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政治警察方面的残酷追害，而把反对这个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至今还不知道究竟要‘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 自发运动的崇拜者（坏的崇拜者）的这种轻视反警察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护，竟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反政治警察的斗争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这种奇怪的结论，一定是很少有人表示赞同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但是，如果一举例来说一马尔丁诺夫对这种结论也不表赞同，那只是因为他 ==========第332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21 不善于或没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已的论点而已。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还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一那些丝毫不“同政治瞥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着这样的“任务”吗？祝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性的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的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与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刊物上很少反映，但在我们“政治派”与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谈话和争论时却谈得很多，这个问题值得特别说明一下。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引一段话来结束我们关于手工业方式与经济主义的联系这个见解的说明。 N.N.先生在自已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 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半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作者把最后儿个字加上了着重号，并且对“道路”二字加了个注释：“这件事实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所说到的不是密谋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的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么？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运动和秘密的请愿运动么？”(《向导》第59页)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 ==========第333页========== 322 怎么办？ 了，但他终究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们不必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鼓励和香促我们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与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成为（而且多半成为）“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断绝外界与罢工者的任何关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十分内行地”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比较不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更加需要，因为我们社会主义者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一种秘密的行动（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已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发党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提拔出越来越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停留在原地不动)。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会把“革命家的组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问题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例如，我现在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主义者谈话的情形。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完成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 ==========第334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亚方式和苹命家的组织 323 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完成”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的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位经济生义者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有过什么共同的意见了！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主义者在组织任务方面也象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半争要比工人们对广主和政府进行的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并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与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同。第 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影第二，它应当是尽置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地，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所以我讲草命家的组织时，是指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而言)。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末，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移密的组织。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区别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内，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也象工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同前者的关系，在各个国家内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当尽量密切，尽量简单），但在自由国家内，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混同是根本谈不到的。在俄国，初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杜会民主党组 ==========第335页========== 324 怎么办？ 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因为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即罢工根本就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推动”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感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推动”社会民主党人把工联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我们的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之流拚命谈论第一种“推动”，而没有看到第二种“推动”)。例如，就拿一味埋头于“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那些人来说吧。其中有一部分人在他们活动的整个时期中（四个月至六个月）一次也不会感到必须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组织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大概会“感到”较为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著作，从这些著作里得出“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 一个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这种人也许认为：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舞台，从而走上工人运动舞台的时间越晚，社会主义者也就越能参加工会运动并帮助工会运动，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就可能而且应当越加少见。如果到此为止，那末这个推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惜人们还要更进一步，安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混合起来。我们拿《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章程》为例，就可以看出这种妄想对于我们的组织计划发生了怎样有害的影响。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对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 ==========第336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25 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越广泛，我们对于它们的影响也就会越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若对他们的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组织里的成分既然很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 一方面需要有广泛的成员，同时又需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怎样才可以解决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做到这 一点，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内是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象德国人说的那样一松散，使秘密性对于会员群众儿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实现了，并且毫无疑问，我们的迅速增长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一这种企图主要是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自己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合法化的旗帜已经由瓦西里也夫和祖巴托夫之流树立起来，奥捷罗夫和沃尔姆斯先生之流也已经答应支持合法化，而且已经给以支持，在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新潮流的信徒。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一一对于这个阿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大概不会有两种意见。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祖巴托夫之流和瓦西里也夫之流、宪兵和神甫参加这个潮流的一切事实揭露出来，把这些参加者的真正用意讲给工人听。同时我们还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工人公开大会上说话时会流露出来 ==========第337页========== 326 怎么办？ 的一切调和的、“和谐的”论调一无论他们提倡这些论调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结上司，或者只是因为笨拙无能。最后，我们还应当警告工人，使他们不要陷入誉察经常布置的陷阱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大会上和合法团体内侦查“激烈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 但我们这样来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益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益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卸除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一工作的发展是必然会供给我们越来越多的鼓动材料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祖巴托夫和奥捷罗夫之流说：努力干吧！先生们：努力干吧：既然你们想布置陷阱来陷害工人（无论是用直接的奸细告密手段也好，或是用“司徒卢威主义”来“诚实地”腐蚀工人也好)，那我们就要设法揭穿你们。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一虽然表现得极其“畏缩迁回”，但终究是前进了一步，一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一一哪怕只是稍微扩大一工人的活动范围，才能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那种不是奸细在其中找到社会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在其中找到信徒的合法团体的出现。总面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而不是在温室里面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除去，就能使小麦大大发育起来。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耳贺丽娅·伊万诺夫娜91之流在温室里从事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 ==========第338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俞家的组织 327 的麦子的人①。 总之，我们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但是，假如祖巴托夫和奥捷罗夫之流为我们造成即使是局部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那我们会很高兴，但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就要尽量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结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就必须明白认识彼得堡的经济主义者儿乎已经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组织计划的荒谬。这个计划载于1897年7月的《工人储金会章程》上(《<工作者>小报》第9一10期合刊第46页一转载自《工人思想报》第1号)，以及1900年10月的《工人联合会章程》上（曾在圣彼得堡印成单页，《火星报》第一号上也曾经谈到它)。这两个章程的主要缺点，就是详细地规划了广泛的工人组织并且把这种组织与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拿比较详尽一些的第二个章程来看。这个章程共分五十二条，其中有二十三条是说明组织结构、办事细则以及设在每个工厂内的“工人小组”的权限的，这些小组(“每组不超过十 ①《工人事业》杂志看见《火星报》在那里同莠草作斗争，就怒气冲冲地攻击《火星 报》说：“在《火星报》看来，目前时局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些重大的事件（春季事件)，而是祖巴托夫的奸细想使工人运动‘合法化'的那些可怜的尝试。《火星报》没有看到，这种事实正是表明《火星报》的意见是错误的；这种事实正是证明工人运动已具有使政府感到十分可怕的规模。”(《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一切的不幸都应当归咎于这班“对于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熟视无睹的”正统派的“数条主义”。他们死也不慝意看一尺高的小麦，却一味去同一寸高的蒡草作斗争！这难道不是表明他们“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持普错误的见解” 吗？（同上，第27页） ==========第339页========== 328 怎么办 人”)选出“全厂中心小组”。章程第二条上说：“中心小组应当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编写本厂的大事记。”“中心小组每月应当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十七条），等等。有十条专讲“区组织”，有十九条专讲“工人组织委员会”和“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委员会”（各区以及各“执行组”即“宣传组、外省组织联络组、国外组织联络组，贮藏组、出版组和储金组”选出的代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等于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经济主义者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设法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口里说什么“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说什么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笔下却写出这样的组织章程，那就等于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在五十多条章程中间，没有一条证明他们稍微懂得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极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全部面貌。按照这样的章程，不仅政治的目的，甚至工联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工联的目的要求按职业组织起来，而在章程里连这一点也根本没有提到。 大概最令人注目的是这整个“体系”的惊人的烦琐，人们企图在三级选举制下，用一条由一模一样的、琐屑得可笑的条例构成的固定的线索，把每个工厂同“委员会”联系起来。在这里，备受经济主义狭小眼界限制的思想，又沉溺到充满着官场气味和官样文章的烦琐的条文中。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工广中都设有中心小组的这种“秘密”组织倒使宪兵易于大规模地破获。波兰的同志已经经历过运动的这个阶段， ==========第340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29 当时大家也都迷恋于普遍设立工人储金会，但是当他们一明白这只能使宪兵们得到丰富的收获时，他们就马上把这种念头抛弃了。假使我们想有广泛的工人组织，同时又不愿意遭到大规模的破获，不愿意使宪兵开心，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使这些组织完全不具有什么确定的形式。如果这样做，它们能不能执行自已的职能呢？那末就看看这些职能吧：“·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编写本厂的大事记。”（章程第二条）难道这一定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么？不组织任何专门的团体而用在秘密报纸上登载通讯的方法来做这项工作，岂不是更好吗？“…领导工人为改善他们在工厂内的状况而斗争”（章程第三条），这也用不着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每一个头脑稍微清楚的鼓动员都是可从普通的淡话中确切地打听出来的，而打听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要求告诉那个狭小的而不是广泛的革命家组织，以便印发相当的传单。“…组织储金会…每一卢布工资缴两个戈比作为会费”（第九条）一并且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十七条)，把不缴会费的会员开除出去（第十条），等等。这在警察看来，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这样一来，要洞悉这些“工厂中央储金会”的 一切秘密，要没收他们的金钱，要拘捕一切优秀分子都容易极了。发行价值一个或两个戈比的印花，盖上某个（很狭小的很秘密的）组织的图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实行募捐，在秘密报纸上用某种暗号把捐款账目公布出来，这岂不是更简便些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宪兵要找到线索就困难百倍了。 我本来还可以继续用举例的方法来分析这个章程，但是我认为我所讲过的已经很够了。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的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一种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区域都有自己的代表，并旦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种种规则同革命家 ==========第341页========== 330 怎么办？ 组织发生联系，一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确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象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免于一切宪兵的破坏，而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得到巩固和发展。 有人会反驳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形式，甚至连确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太重视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将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切实地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固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一些好象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只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会两种目的都不能实现，就会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捷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这种革命家组织的职能究竞是什么呢？一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就要来详细谈谈。但是我们首先还要考察一下我们的恐怖主义者的另外一段极其典型的议论，他在这里又成了（真是命途多舛！)经济主义者的近邻。在供工人阅读的《自由》杂志（第1期）上，载有一篇标题为《组织》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是想为他那些朋友们，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经济主义者辩护。 ==========第342页========== 四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俞家的组织 331 他写道：“群众一声不响，没有觉悟，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你看，学生们离开大学所在的城市，四散回家去过节或者过署假了，于是工人运动也就停顿下来。难道这种从旁推动的工人运动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吗？哪里能够呢·它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学生一四散回家，运动就停止了；牛奶一失去精华，立刻就变酸了，委员会’被破获了，当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又是一片沉寂：将来建立起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委员会，还不得而知，一也许完全不象先前的委员会那样：先前的委员会这样说，而新成立的委员会义会那样说。过去和将来之间失掉联系，过去的经验不能传给将来。这都是由于在深处，在群众中间没有根子，做工作的不是百来个笨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如果组织能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那就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第63页) 事实描写得倒是对的。我们的手工业方式的情景描绘得倒还不错。但所作的结论却和《工人思想报》一样糊涂，在政治上一样不妥当。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与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这个结论在政治上非常不妥当，因为作者并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却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这是一一种想把我们在组织方面拉向后退的企图，正象那种主张用激发性的恐怖代替政治鼓动工作的思想在政治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一样。现在我真是感到有点应接不暇，《自由》杂志奉送给我们这样一大堆糊涂观念，真使我不知从何处下手来分析才好！为了清楚起见，我就从举例来开始谈吧。就拿德国人做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了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已的腿走路：一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 ==========第343页========== 332 怎么办？ 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见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些首领。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哩！”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强性和稳固性，一但是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解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已的队伍中间，也有过一些蛊惑人心的人，他们竭力奉承“儿百个笨人”，把他们捧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地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起他们（象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播对于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因为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一切蛊惑人心的分子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而在目前，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危机的产生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充分有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导者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象民间故事中那个傻瓜伊万努什卡一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道：“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学生所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固”，一这话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不管他们是学生也好，工人也好，只要他们能把自己造就成为职业革命家就可以。而你们所做出的结论，却是说不要从旁边去 ==========第344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33 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竞不知道你们这样主张只是有助于我们的经济主义者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一些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而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象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是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用了“从旁推动”这样一种可恶的字眼，这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象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予他们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想表示抗拒，一这样，你们就成了患人心的人，面蛊盘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是的，是的！你们不要马上叫喊起来，说我进行论战时采取了“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怀疑你们心地纯洁。我已经说过： 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人心的人。但是我也已经指明：你们已经堕落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终都要重复说：蛊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来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目前这种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的面貌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诱惑群众的莫过于蛊惑人心的宣传，它使群众只有以后经过最苦痛的教训才能党悟到自己的错误。所以，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口号应当是：进行坚决 ==========第345页========== 334 么 办？ 的斗争，既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自由》杂志，又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工人事业》杂志（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①)。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笨人容易些”。·这个辉煌的真理（对于你们所说的这个真理，百来个笨人总是会拍手称赞的)，看来好象是不辩自明的，这只是因为你们在议论时从一个问题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去。你们开始是讲，并且继续讲着捕捉“委员会”，捕捉“组织”的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跳到捕捉什么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上去了。当然，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成万的根子，但现在所谈的并不是这一点。就“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现在也无法“捕捉”我们，哪怕我们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理怨“组织”被捕捉的情形，这种情形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们既然已经提出了组织被捕捉的问题，并且不愿离开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笨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偏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是“反民主主义”等等，我还是要坚持我这个意见的。在组织方面，所谓“聪明人”，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一一不管他们是由学生或是由工人造就出来的都一样。而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因为各种蛊惑人心的人诱惑群众中的落后阶层也越加 ①这里我们仅仅指出：上面我门谈到“从旁推动”以及《自由》杂志在下面关于组织问题的各种议论时所说的一切，是完全适用于包括“工人事业派”在内的一切经济主义者的，因为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积极宜传和维护这种关于组织问题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则滑到这种观点上去。 ==========第346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35 容易)；（3)参加这种组织的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内，我们越缩小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缩小到只吸收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参加，这种组织也就会越难“捕捉”，（5)而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间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越多。 请我们的经济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兼恐怖主义者”①来反驳这几点吧，而我现在只想把其中最后两点拿来谈谈。捕捉“十来个聪明人”和捕捉“百来个笨人”的难易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个问题：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的组织。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什么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的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由群众中间越来越多地产生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儿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还不能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此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已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会不只是为手工业方式的活动“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 ④这个名词也许比前面那个名词更适于形容《自由》杂志，因为它在《革命主义的复活》中所维护的是恐怖主义，而在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内所维护的却是经济主义。事与感违！一用这句成语来形容《自由》杂志是很拾当的。志向和感望很好，但结果却是一团槽。所以会一团辅，主要是因为《自由》杂志一方面维护组织的继承性，同时却不愿意承认革命思想和杜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性。极力想使职业革命家复活起来(《革命主义的复活》)，同时却又主张：第 一，采取激发性的恐怖第二，“组织中等工人”(《自由》杂志第1期第66页及以下各页)，使他们尽景少“被人从旁推动”，一一这实际上就等于为了让自己的房子暖和而把房子本身拆掉当柴烧了。 ==========第347页========== 336 怎 “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秘密刊物工作的情祝，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面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刊物，向秘密刊物投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刊物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于所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来一套司法上的和行政上的官样文章，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刊物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示威为止，也莫不如此。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专门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的事情一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全城各区域、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一集中起来，这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参加示威的事情受到损失，反而会对这种事情有很大的好处（我知道有人会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合民主原则”，我在下面就要详细来答复这个极不聪明的反驳)。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在各地极普遍地组织起来，使它们担负各种不同的任务，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从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已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第348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67 的确，群众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已经很模糊。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攻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在理论问题上萎靡不振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已的萎靡不振辩护，更象工联书记而不象人民的代言人，不会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生敬畏之心，而且在自己的专门技术即与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也没有经验，笨手笨脚，一对不起1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所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这个字眼首先就要用到我自已身上。我曾在一个抱有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①，一所有我们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感到痛苦的，就是我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这样一个可以把一句名言改成“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常常回想起我当时所感到的这种深切的惭愧，而我越是回想起这些，就越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四)组织工作的规棋 我们在前面听见勃一夫说道：“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缺少能做工作的革命人材。”这件事实大概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可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来解释这件事实。勃一夫写道：“我们不去说明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而仅仅指出：被长期的政治反动斯 ①列宁指的是1893一1895年他在彼得堡的革命活动。一-绿者注 ==========第349页========== 338 怎么办？ 败坏，被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所分裂的社会，从自已队伍中所提拔出来的能做革命工作的人材实在太少了，工人阶级提拔出一些工人革 ●● 命家来部分地补充移密组织的队伍，但这种革命家的人数还不能满足时代的器要。况且，在工厂内做十一个半小时工的工人，按他的精况来说，多半只能执行鼓动员的职能，至于宜传和组织工作，运送和翻印秘密书刊、印发传单等等工作的重担，却多半是不免要由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来担负。”(《工人事业》杂志第6期第38一39页) 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同意勃一夫的这种意见，尤其不同意我们加了着重号的地方，因为这些话特别突出地表明：勃一夫虽然也由于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而深感痛苦（也象一切动过点脑筋的实际工作者一样)，但他由于受经济主义的束缚而不能找到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状况的出路。不，社会提拔出来的能够“做事”的人材实在很多，但我们却不善于尽量地利用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没有人，面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的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识到，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改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材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这是勃一夫也承认的)，并且落后于一切人民阶层中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增长。（现在勃一夫想必会承认这个意见也是对他那个结论的一个补充吧。)革命工作的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是太狭径了，它受“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可怜的理论的束缚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的人，而且那些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 ==========第350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39· 切阶级中去”①。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已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分子去担任的。缺少专门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这个缺点是使勃一夫非常痛苦地和非常正确地表示不满的。整个事业的单个“手续”越细致，也就越容易找到能够执行这些手续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越难“捕捉”所有这些“做零碎工作的人”，警察也就越难把根据某件琐事捕人的事情构成“案子”来抵销国库用于“侦察局”的经费。至于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数，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来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 一切零星细小的事情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的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确信自已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②一一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坚强的、由经过考验的草命家组成的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越是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也就会越是坚定，越是广泛地传布开来，一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已的军队相信自已的力量强大，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强大，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 ①例如，近来在军界可以看见民主精神显然活跃起来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 是由于越来越多地同工人和学生这种“敌人”进行街头斗争的结果。所以，只要我们力量许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加强兵士和军官中的官传鼓动工作，注意建立加入我们党的“军事组织”。 ②我记得有一个同志曾转告我说，有一位恩意帮助并且确实帮助过杜会民主党 的工厂视篆员诉苦说，他不知道他的“报告”是否传给了真正的革中心，他的帮助究竞有多大的需要，他那种细小的碎的帮助究竟有多少被利用的机会。当然，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是曾经多次使我们失去同盟者的。能够并且碗实会给予我们这种单个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 ==========第351页========== 340 怎么亦？ 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的组织的情祝下，就不必俱怕大量的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了（恰恰相反，正是在现在这种手工业方式盛行的时候，倒是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趋向于《信条》的路线，他们不过还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罢了)。总而言之，专门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然而勃一夫自己虽然很好地描写了专门化的必要性，但我们认为他在上述那段议论的后半部却没有充分估计到专门化的意义。他说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人数不足。这话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就近观察的人的有价值的意见”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当前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危机的方法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件寧实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人们在讨论我们对于工人的义务时所常常提出的那种“教育”不仅非常错误，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件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与知识分子革命家站在同一水平上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却远不这样容易，远不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 的帮助的，不仅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官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1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这一切“帮手”都暴落出来，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税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特别培养一批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带手”，即以官吏的身分所能提供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的”革命家的身分所能提供的多些。但是一我再重复 一遍一一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 ==========第352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41 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难道在知识分子中间不是也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吗？难道大家不是认为知识分子也儒要通俗读物吗？难道这种读物不是有人在写吗？假定说，有一个人在他所写的一篇论大学生或中学生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好象有什么新发现似的，再三说明必须首先把“中等大学生”组织起来，这样的作者一定会受到讥笑，并且是应当受到讥笑的。人们会告诉他说：假如你在组织方面真有什么见解，那末就请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至于我们中间谁是“中等人”，谁高些，谁低些，那我们自已也是弄得清楚的。如果你在组织方面没有自己的见解，那末你硬要谈什么“群众”和“中等人”，就只能是些枯燥无味的玩意儿。你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的态度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当训练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学生），以便有可能同他们来谈这些问题，但你既然谈到了这些问题，那你就应当拿出真正的回答来，而不应当倒退到“中等人”或“群众”上面去，不应当拿些花言巧语来敷衍塞责①。 ①《自由杂志第一期上所载《组织》一文（第66页）中说：“工人大众骆用他们沉重的脚步来支持将以俄国劳动界名义提出的一切要求”，一一“劳动界”这个词 ==========第353页========== 342 怎么办？ 为了能充分执行自已的任务，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因此，勃一夫说工人既然在工中要做十一个半小时的工，所以其余各种（除鼓动之外）革命职能“多半是不免要由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来担负”，就是不正确的了。其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一切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着自己的人材，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特别细心地加以培养的人材。你们看看德国人吧：他们拥有的人材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却非常懂得，由“中等人”中间提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并不是经常能够做到的。所以他们总是设法把每一个能干的工人立刻安置在相当的地方，使他的才能有充分发展和充分运用的机会，使他成为职业的鼓动员，鼓励他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一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了经验和技能，他扩大了自已的眼界和自已的知识，他亲眼看见了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与他们同样的高度，力求把对于工人群众的了解、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无产阶级与它那些训练有素的敌人作顽强的斗争时所绝对必要的职业技能结合起来。倍倍尔和奥艾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间提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内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俄国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系统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前途的”工人鼓动员， 当然是要大写的！该文的作者又高城道：“我并不敌视知识分子，但是…(这也就是谢德林用“耳朵不会高过额头”这儿个字来翻译的那个但是})…“但是当一个人跑来讲些非常漂亮动听的话，并且只是因其〈他的？〉源亮和其他优点而要求别人接受这些话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第62页）。是的，这也使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第354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43 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十一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已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已的眼界，不能与宪兵至少周旋上儿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越深越广，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能干的人也就越多，不仅是能干的鼓动员，而且是能于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好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那末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种队伍，因为这种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无限的信任。我们的直接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让他们走上这条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职业技能的道路，却往往用一些专说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把工人拉向后退。 在这几方面，也象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的现象，与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主义者”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的心理使人们害怕稍微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提得太高，高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和直接的要求的水平。不要害怕，先生们！要记着：我们现在在组织方面的水平已经低到极点，甚至设想我们可能提得太高，都是荒谬的！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可是，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对“生活的呼声”非常敏感，以至 ==========第355页========== 344 怎·么办？ 于最怕提得太高面责备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是“民意主义”，说他们不懂“民主制”等等。我们必须谈谈这些责备，这些贵备《工人事业》杂志当然也是加以附和的。 本书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经济主义者早就责备过《工人报》是民意主义（把《工人报》同《工人思想报》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当《火星报》一成立，我们很快就听到一个同志说某城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火星报》为“民意主义”机关报的时候，我们也就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我们当然乐于接受这种责备。试问，哪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曾被经济主义者责骂为民意主义呢？ 这种责备是由两种误解引起的。第一，在我国，人们很不熟悉革命运动史，竟把凡是主张建立向沙皇制度宣布决战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但是，七十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并不是民意党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后来分裂为土地平分派和民意党人的那些土地自由派192建立起来的。所以，把战斗的革命组织看做是民意党人所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因为任何革命派别，如果它真想作严重的斗争，它就非有这样的组织不行。民意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极力想把一切心怀不满的分子吸收到自已的组织中来，引导这个组织去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拾恰相反，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依靠着实质上并非革命的理论，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丝毫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按“司徒卢威主义”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认为，群众性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发生解除了我们建立象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样好的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的责 ==========第356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45 任。恰恰相反，这个运动正是加给我们这样的责任，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 第二，有许多人一看来波·克里切夫斯基也包括在内(《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8页)一对于杜会民主党人一向进行的反对“密谋主义的”政治斗争观点的论成了解得不正确。当然，我们一向都反对，并且始终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行动①，但这决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例如在脚注中所指的那本书里，在反对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行动的同时，还描绘出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一种非常坚强的组织的轮廓，这种组织能够“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而采取“起义”以及任何“其他进攻手段”②。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是可以称为“密谋”组织的，因为法文的“秘密”这个词是相当于俄文的“密谋”的，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挑选成员的原则、职能等等)，都应当和这种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贵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 ①参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第21页，驳彼·拉·拉甫罗夫。（见本卷第106-107页。一编者注) ②《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第23页，（见本卷第108页。一编者注）这 里我们还要顺便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工人享亚》杂志或者是不懂得自已所讲的话，或者是“看风使舵地”改变自已的观点。在《工人事业》杂志第 一期上，有一段加有着重号的话：“该书所阐述的基本思想与《工人事业》杂志媳辑部的纲领完全一致。”（第142页）真的吗？难道那种认为群众运动不能以推翻专制制度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真的与《任务》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致妈？难道“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理论真的与《任务》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致吗？难道阶段论真的与《任务》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致吗？南读者判断一下：象这样独特地了解“一致”这个词的机关报，还能说它有什么原则坚定性呢？ ==========第357页========== 346 怎么办？ 幼稚了。这种责备，也象说我们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十分乐意地接受的。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样一种严守秘密，把一切秘密活动的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组织，这样一种不得不集中化的组织，也许会过分轻易地举行过早的进攻，也许会轻率地使运动激化起来，而当时政治上的不满以及工人阶级中的愤怒等等还没有成熟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步。我们回答说：抽象地说来，当然不能否认，战斗组织可能会引导群众去作轻率的战斗，这种斗争可能会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决不能限于抽象的见解，因为任何一次战斗都含有招致失败的抽象危险，而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危险。只要我们根据现代俄国的具体条件提出问题，就会做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使它不致作轻率的进攻，就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而现在正是在缺乏这种组织的条件下，在革命运动迅速地自发增长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它们是应该“殊途同归”的）： 一个是毫无根据的经济主义和稳健主义宣传，另一个是同样毫无根据的“激发性的恐怖”，即企图“在虽然已经发展和巩固起来、但还近于开端而不近于结局的运动中，人为地引起运动结局的征兆”(维·查苏利奇，《曙光》杂志第2一3期合刊第353页)。《工人事业》杂志的例子，就是表明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崇拜这两个极端。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未远也不能使革命家感到满意，于是也就始终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产生两个相反的极端。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能满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 ==========第358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47 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其次，有人还会反驳我们说：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如果说前面那个责难是俄国的特殊产物，那末这个责难就带有国外的特点。只有国外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才能除其他各种指令外，还向自已的编辑部发出下面这样的指令： “组织原则。为了顺利发展和统一社会民主党，必须强调、发展和维护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原则，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在我们党内发现了反民主的倾向。”(《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 关于《工人事业》杂志究竟怎样同《火星报》的“反民主的倾向”作斗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现在我们先来仔细考察一下经济主义者所提出的这个“原则”。大家大概都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举行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的。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末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就不过是一句虽然很响亮但是毫无意思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在“广大的”革命者中间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已经看到勃一夫怎样痛苦地抱怨这一点，他完全正确地要求我们“严格地选择成员”(《工人事业》杂志第6期第42页)。谁知有一些以 ==========第359页========== 348 怎么办？ “对生活的敏感”自夸的人，竟认为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特别置要的不是必须严守秘密和严格地（因而也就是比较狭隘地）选择成员，而是“广泛民主原则”！这真是胡说八道。 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形也并不好些。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第一条写道：“凡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既然整个政治舞合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就象戏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那末一个人承认不承认党纲，帮助党还是反对党，大家都可以从报纸上，从人民的集会上看得出来。大家都可以知道，某一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工作，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多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一般特点又是什么，一因此，全体党员自然都能很有把握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作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构。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使每个活动家最后都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已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 把这种情形应用到我们的专制国家中来试试看吧！要一切“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俄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的利益，必须使这“一切”人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试问是否能够要求大家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担任某种职务呢？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杂志所讲的那些响亮的话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宪登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 ==========第360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49 戏。所以说它毫无意思，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已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有害，是因为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企图，只能便于警察来广泛破获我们的组织，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严重的迫切的任务，而去拟制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的“纸上”章程。这种“民主制的儿戏”只有在找不到真正实际事情来做的人们常常聚集的国外，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流行。 《工人事业》杂志所惯用的手段，就是提出在革命事业中实行民主制这种体面的“原则”，为了向读者表明这种手段的毫不体面，我们还要再找一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就是伦敦《前夜》杂志的编辑耶·谢烈布利雅柯夫，他是个非常同情《工人事业》杂志而极端仇视普列汉诺夫和“普列汉诺夫派”的人。《前夜》杂志在论国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的分裂问题的文章中，曾经坚决地站在《工人事业》杂志方面，用滔滔不绝的无聊词句来攻击普列汉诺夫。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见证人在这个问题上更有价值。在《前夜》杂志第七期(1899年7月)所载的《论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文中，耶·谢烈布利雅柯夫指出，“在严肃的革命运动中”提出什么“妄自尊大、领柚地位以及所谓最高机构”的问题是“不体面的”，其中他写道： “梅什金、罗加乔夫、热里雅鲍夫、米海洛夫、彼洛夫斯卡短、斐格涅尔等人，从来也没有以领袖自命，面且谁也没有选举过他们，设有委任过他们，但他们确实是些领袖，因为无论在宣传时期或与政府斗争时期，他们都担负着最艰苦的工作，总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并且他们的活动也最有成效。他们的领袖地位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求来的，而是周围同志们对于他们的智款、 ==========第361页========== 350 怎么 办？ 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的结果。害怕什么最高机构（如果不害怕，又为什么要写它呢)，以为它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运动，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谁会听从它呢？” 我们要问问读者：“最高机构”同“反民主的倾向”有什么区别呢？《工人事业》杂志的“体面的”组织原则是既很幼稚，又不体面，一一所以锐很幼稚，是因为“最高机构”或者有“反民主的倾向”的人，除非有“周围同志们对于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是谁也不会听从他们的。所以说不体面，是因为这是利用一部分人爱好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以及一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的一种蛊惑手段。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因为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这种信任，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便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在由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已的资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颇为发达的奥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离开同志关系（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也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你们注意到这一切，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的倾向”的论调和决议所发出的那种在国外玩弄的领袖儿戏的臭气，该是多么浓 ==========第362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茅的组织 351 厚啊！ 还必须指出，这种论调的另一种根源，即幼稚，也是由于人们对民主这个观念认识不清而造成的。在维伯夫妇论英国工联的书里有一章《原始的民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里叙述道，英国工人在他们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大家来分担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仪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只有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经验以后，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可笑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议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只有当工会的钱库发生了几次破产以后，工人才懂得，所缴会费和所得津贴之间的比例问题不能单用民主表决来决定，还要征求保险业专家的意见。其次，你们读一读考茨基论议会制度和国民立法制的那本书，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结论同“自发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多年实践的教训是相吻合的。考茨基坚决斥责里廷篆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嘲笑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人，证明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就必需有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和专职的国会议员等等，抨击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认为他们鼓吹国民直接立法制是为了“哗众取宠”，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实现这种制度的可能。 凡是在我们运动中实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间是很流行的。所以，在一些章程和书刊中也包含着这种见解，这是毫不奇怪的。伯恩施坦派经济主义者在自已的章程上写道：“第十条。与整个协会利益有关的 一切事情，都应当由全体会员的多数决定。”恐怖主义派经济主义者也重复他们的话：“委员会的决议只有经过所有的小组通过之后 ==========第363页========== 32 怎么办？ 才能生效。”(《自由》杂志第1期第67页)请注意，这种广泛实行全民投票的要求，是作为按选举原则建立整个组织的要求的补充而提出的！当然，我们远没有因此而责备实际工作者的意思，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认识真正的民主组织的理论和实践。但是，当那妄想起领导作用的《工人事业》杂志在这种条件下只以主张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决议为限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能够不说这只是“哗众取宠”呢？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我们已经看见，对这里所叙述的组织计划的反对意见，即认为这种组织不合乎民主制并带有密谋的性质，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还有一个常常被人提出的问题也值得详细地探讨一下。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制的组织，这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固性，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说：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偏重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决不会减弱，而只会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和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固性。我们就拿中央机关报和地方机关报问题来谈吧，同时我们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把报纸事业当做一个例子来说明更广泛更复杂得多的一般革命事业。 在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时期(1896一1898年)，地方活动家曾试图建立全俄的机关报即《工人报，在下一个时期(1898一1900年)，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领导者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地方机关报的工作上了。假使把一切地方机关报加在一起，那末大致说 ==========第364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纽织 353 来每月只有一号①。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手工业方式吗？这难道不是显然说明我们的革命组织落后于运动的自发高潮吗？假使同样多号数的报纸不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团体而是由统 一的组织来出版那末我们就不仅可以节省大批的人力，并且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稳固性和继承性。但无论是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可惜的是，直到现在多半还是这样)，或者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唐·吉河德精神194的政论家，都往往忽略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实际工作者通常总是安慰自己说：地方活动家要办全俄报纸是很“困难”的②；有地方报纸总比没有任何报纸要好些。后面这个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承认地方报纸一般是有重要的作用和很大的好处这一点上，我们并不逊于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但现在所说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能否摆脱全俄各地在两年半内总共只出版三十号地方报纸的这个事实十分明显地反映出来的那种分散性和手工业方式。请你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什么地方报纸一殷是有好处的这种虽然无容置辩、但是过于笼统的议论上面，应当也有勇气公开承认两年半的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地方报纸的缺点。这种经验证明：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是原则上不坚定的、没有政治意义的、在耗费革命力量方面非常不经济、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经常性)。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分散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散性一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地方报纸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另一 ④见《向巴黎代表大会的报告>193第14页：“从那时候起(1897年)到1900年春止，在不同的地方总共出版了三十号不同的报纸…平均每个月出版一号以上。” ②这种困滩只是表面上的，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小组不能在全俄的工作中积极地担负一定的工作。“不要说我干不了，而应当说我不想干。 ==========第365页========== 354 ·么办？ 方面它又是由于地方报纸占优势而得以维持下去。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无力保证自己的报纸具有原测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无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用来说明必须出版许多地方报纸的理由，即由地方工人印刷时价钱便宜并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供给地方居民消息这种超由，在我们俄国，正象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却变成了反对地方报纸的理由。这种地方报纸在革命力量的耗费方面极不经济，出版次数非常少，其原因很简单：秘密报纸，无论规模怎样小，总要有一种庞大的秘密机关，而这种机关又需要有工广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关来的。秘密机关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有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能造成大规模的破获，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干干净净，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要建立良好的秘密机关，就要革命家有很好的专门训练和极其彻底的分工，而这两个条件都是单个的地方组织一一无论它当时怎样强有力一根本办不到的。不要说我们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给工人以有坚定原则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专门地方的利益，也要通过非地方性的机关报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这乍一看来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但实标上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两年半的经验已经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谁都会承认，假使把出版了三十号报纸的 一切地方力量都用来办一个报纸，那末这个报纸就一定会很容易地出版到六十号之多，甚至能出版到一百号之多，因而一定会更充分地反映出运动中的一切纯粹地方性质的特征。这种共同的组织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使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工作的必要。必须使每个地方小组都考虑并且积极从事这种工作，不要等待外力的推动，不要迷信地方机关报有容易办理和接近地方的优 ==========第366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55 点，其实这种优点，根据我们的革命工作经验看来大都是虚幻的。 所以，那些自以为特别与实际工作人员接近的政论家实在是妨害着实际工作，他们看不见这种虚幻性，却用一种极其廉价和极其空洞的议论来支吾塘塞，只是说需要有地方报纸，需要有省区报纸，需要有全俄报纸。当然，一般讲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既然是要解决具体的组织问题，也就需要想一想环境和时间的条件。例如，《自由》杂志（第1期第68页）在专门“谈论报纸问题”的时候，竟说“我们觉得，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应当有本地的工人报纸，不是从别跑运来而是本地出版的工人报纸”，这难道不是唐·吉河德精神吗？假使这位政论家不愿意考虑他自已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那就请读者来替他考虑考虑吧：俄国有几十个，甚至儿百个“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如果真是每个地方组织都来创办本地的报纸，那就会使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永远继续下去了！这种分散状态就会使我国的宪兵十分容易地一不用费“稍大的”力量一捕捉地方活动家，在他们一开始活动时就把他们捉走，不等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家！该文作者又继续写道：在全俄的报纸上叙述某某厂主的龌龊勾当和“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生活中的琐拿”是没有趣味的，面“奥勒尔城的人读到奥勒尔本城的消息时，就不会感党无趣了。他一知道把谁‘骂了一顿'，把谁‘揍了一顿'，精神便会振作起来”（第69页）。不错，奥勒尔城的人是会精神振作起来的，可是我们的这位政论家的思想也未免太“振作”了。这种为舍本逐末习气辩护的态度是否适当呢？一这才是他所应当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在承认工厂方面的揭露工作的必要和重要这一点上，我们并不逊于任何人，可是要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读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报》上的彼得堡通讯时，也都感觉无趣了。为了在各地进行工厂方 ==========第367页========== 356 怎么办？ 面的揭露，我们一向都印发过传单，并且将来也一直要印发这种传单，但是报纸这种出版物，我们却应当把它提高，而不应当把它降低到工厂传单的地步。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并不是什么“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巨大和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是以特别突出的事实作为例证的，所以它们能够使全体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觉兴趣，能够真正充实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开始唤醒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 “其次，在地方报纸上能把工厂当局或其他当局的一切龌龊勾当都就地拿获，立刻揭露。等到一个消息传至远在异地的全国性报纸的时候，本地方的人早已把它忘记了！‘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咳，记不起来了！’”（同上）是呵，记不起来了！我们又从这同一个材料中知道：两年半所出版的三十号报纸是在六个城市里印行的。这就是说，一个城市平均半年出版一号报纸！即使我们的这位轻浮的政论家在自已的设想中把地方工作的生产率提高两倍（这对中等城市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在手工业方式范围内是无法大大提高生产率的)，一那未结果也不过是两个月出版 一号，也就是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就地拿获”。但是，如果十个地方组织联合起来，派遣自已的代表去积极办理一个全国性报纸，那就可以每两星期把全俄各地发生的一些并非细小的琐事而是真正显著的典型的丑恶现象“拿获”一次。这是任何一个熟悉我们各地组织中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至于就地拿获敌人，假使我们是讲正经话而不是空口说白话，那就根本不是秘密报纸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暗中散发的传单才可以做到，因为实行这种拿获的最长期限往往是不超过一两天时间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罢工，或工厂中的格斗事件，或示威游行等等)。“工人不仅是在工厂内生活，并且是在城市内生活”，一我们 ==========第368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57 的这位作者继续写道，他用一种甚至波利斯·克里切夫斯基也自愧不如的彻底性从局部问题谈到了一般问题。于是他就指出关于城市杜马、城市医院、城市学校等等的问题，并要求工人报纸干预 一般城市的事情。这个要求本身是很好的，但它特别明显地表明人们在谈论地方报纸问题时往往是单以一种空洞的抽象见解为限。第一，如果真是“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辟有《自由》杂志所想的那样详细的本城消息专栏的报纸，那末这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就不免要变成地道的舍本逐末习气，不免要弱人们对于必须向沙皇专制制度举行全俄的革命攻击这一点的认积，不免要使因为说过一句责备革命家的名言，即责备他们关于并不存在的议会谈得太多、关于已经存在的城市杜马讲得太少而出名的那个派别的幼芽加强起来，这种幼芽还很有生命力，它只是暂时隐藏起来或者被压抑下去，但还远没有连根拔除。我们所以说不免，是要借以着重指出：《自由》杂志显然并不愿意有这种结果，而愿意有相反的结果。可是，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为了使对于城市的事情的说明符合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首先就要不是单用一些推论，而且根据许多实例把这个方向完全明确地规定下来，使它成为坚固的传统。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我们却首先要做到，然后才能想到和谈到广泛的地方报刊的问题。第二，要真正很好地、很有趣味地描写城市的事情，就要很好地了解而不是单从书本上了解这些事情。但具有这些知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全俄差不多是根本没有的。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的小册子上)叙述城市的和国家的事情，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起来并且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靠原始的小组中所实行的那种“原始的民主”，即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投票的儿戏作为消遣的民主，当然是不够 ==========第369页========== 358 怎么办？ 的。为此就需要有专门作家、专门通讯员所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的队伍，这些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各种各样的“国家秘密”（俄国官吏时常以这种秘密自傲，而且时常随便将它们泄露出来)，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幕后”里去，一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晓的人所组成的队伍。我们这个反对任何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的政党，能够而且应当去找到、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晓的人所组成的军队去作战，一但这一切都是还有待于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甚至常常没有认识到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性。如果你们到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去找找生动有趣的论文、通讯和揭露我国外交、军事、教会、市政、财政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各种大小事情的文章，那末你们会发现这样的文章几乎根本没有，或者说是绝无仅有①。所以“当一个人跑来讲些非常漂亮动听的话”，说什么必须“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出版一个揭露工厂方面、城市方面以及国家方面一切丑恶现象的报纸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可能是贫乏的表现，也可能是富裕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湖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经完全能够执行全面的揭露 ①所以甚至邢些最好的地方机关报的例子，也可以完全证明我们的观点正确。例如《南方工人报》15是一个很好的报纸，它在原则坚定性方面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但是，它想给予地方运动的东西却因出版次数很少并且常常遭到大规模的破获而没有做到。目前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即从原则上提出运动的根本问题和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工作，是这种地方机关报所不能胜任的。而它所提供的特别好的东西，如论采矿工业家代表大会、论失业等等问题的文革，却又不是一种纯粹地方性的材料，这种材料不只是南俄需要，而且全俄各地都需要。这样的文章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报刊上都从来没有见到过。 ==========第370页========== 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359 和全面的鼓动工作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地方报纸占优势的情况究竟是表明什么，这让每个人自已去判断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结论确切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误解。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都是儿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是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恰巧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应当关心全俄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任何一个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的鼓动来真正帮助运动的报纸。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必要的中央机关报与必要的地方机关报之间的正常关系就会自然建立起来。 初看起来，关于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的结论，似乎是不能适用于专门经济斗争的范围的，因为工人在这里直接遇见的敌人乃是单个的企业家或单个的企业家集团，这个敌人没有结成牢固的组织，丝毫不象我们在政治斗争中直接遇见的敌人，即俄国政府那样拥有十分集中的、连极琐碎的事情都由统一的意志来指挥的纯粹军事组织。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屡次指出：经济斗争是一种职业性的斗争，因此它需要按工人的职业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点联合起来。我国的企业主越是迅速地联合成为各种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这种职业性的联合也就越加迫切必要。我们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直接妨碍着这种联合，因为这种联合必须有能够领导全俄一切工会的全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为此目的所应当建立的那种组织，现在我们只想在谈我们的报刊问题时补充几句。 ==========第371页========== 360 怎么办？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职业性的斗争（经济斗争）栏，这大概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工会运动的增长，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已成为需要的工会报刊形式，应当是工会小册子。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一切说明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关于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公开的①和秘密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地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记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职业性的详 ①在这方面，公开的材料特别重要，而我们却特别不善于有系统地收集和利用这 些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是根据公开的材料，还可以勉强写一本工会小殺子，而单是根据秘密材料，就办不到了。我们要从工人那里收集象《工人思想报》所发表的那些问题的秘密材料，就会大大地浪费革命家的力量（在这方面，公开的活动家是能够很容易她代睿革命家的)，而且始处得不到好的材料，因为工人往往只知道大工厂中的某一部分的情况，差不多总是只知道自己的劳动的经济绘果，却不知道自已的劳动的一般条件和标准，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工广职员、视察员和医生等等所具有的那些知识，无法获得多半散见于零碎的报纸通讯与专门论述工业、卫生以及地方自治局等等方面的出版物上面的那些知识。 我很滑楚地记得我永远也不会去重复的那个“初次的尝试”。我曾经费了好儿个星期的工夫，“寻根究底地”询问一个常到我这里来的工人，要他把他做工的那个大工厂里的一切情形告诉我。不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勉勉强强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工厂（仅仅关于一个工厂！）情形的文章，可是这个工人往往在我们谈话结束时一面擦汗，一面对我微笑地说，“回答你的问题，比加班加点还难！” 我们越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会越加迫不得已而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 ==========第372页========== 五全俄政治报“计划 361 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子能把我们的职业性斗争的经验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我们收集起来的那些材料保存下来，并且加以概括，而这些材料现在却简直散失在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里，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缀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1885年莫斯科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区纺织工人的要求)，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千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某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关于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别的地方的工人一次又一次进行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担负起最先把工会斗争综合起来的责任，并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加强，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组织，如果同其他城市中的组织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正确的比例(《工人思想报》的例子就说明在这方面能够把工联主义夸大到多么荒唐的地步)。而全俄的革命家组织由于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领导着全部政治斗争，并且有职业鼓动员的大本营，所以在确定这种正确的比例时就永远不会感到困难。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波·克里切夫斯基责备我们有“使理论脱高实践面把它变为死的教条”的倾向，他写道(《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30页)： ==========第373页========== 362 怎么办？ “《火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错误就是它那个全党组织的‘计划'”(即《从何着手？》一文@)。马尔丁诺夫也附和他说：“《火星报》有轻视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结果就在第四号上所载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全党组织计划。”（同上，第61页）最后，尔·纳杰日丁近来也出来响应对这个“计划”（引号想必是表示对这个计划的讽刺）表示愤懑的人们。我们刚收到他所著的《革命前夜》一书（这本书是我们已说过的那个“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其中说道：“现在来谈什么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第126页），就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等等。 我们的恐怖主义者和“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一一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在前面谈到政治和谈到组织的那两章里已经考察过他们这种互相接近的根源。但我们也应当立刻指出：尔·纳杰日丁，并且只有他一个人，打算诚心诚意地来研究一下他所不喜欢的这篇文章的内容，打算从实质上回答这篇文章，一一而《工人事业》杂志却没有从实质上讲过任何一句话，只是极力用一大堆无聊的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来模糊问题。于是，无论我们怎样不乐意，也不得不费些时间来首先打扫一下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196。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让我们把《工人事业》杂志用来攻击我们的那一大堆字眼和感叹词句摘录一下吧。“并不是报纸能够建立党的组织，而是相反…”“一个站在党的上面、不受党的监督、因拥有自已的代办员 ①见《列宁全集》算5卷第1一10页。一编者注 ==========第374页========== 五全俄政治报“计划” 363 网而离开党独立存在的报纸…”“为什么《火星报》居然忘记了它自己所属的那个党内实际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呢？…”“拥有固定的原刻和相应的计划的那些人，同时也就是全党的实际斗争的最高支配者，他们可以命令全党去执行他们的计划…”“这 一计划把我们的生动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组织都赶入阴间，而想把 一个幻想性的代办员网呼唤到人世上来…”“《火星报》的计划如果得到实现，结果就会连我们这个已在形成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痕迹都扫除净尽…”“一个宜传性的机关报成为全部实际革命斗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我们的党对于强迫它完全服从一个自主的编辑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 读者从上述这些引文的内容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工人事业》杂志是生气了。但它之所以生气，并不是为自己抱不平，而是为我们党的那些组织和委员会抱不平，因为据说《火星报》想把它们赶入阴间，甚至想连它们的痕迹都扫除干净。你想，多可怕呀！不过，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从何着手？》一文发表于1901年5月，《工人事业》杂志上的那些论文发表于1901年9月，而现在已经是1902年1月中了。在这五个月里（无论是在9月以前或在9月以后)，党内既设有一个委员会，也没有一个组织提出过正式抗议来反对这个想把各个委员会和各个组织都赶入阴间的恶魔！同时，在这期间，无论是在《火星报》上，也无论是在许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版物上，都又发表了几十篇几百篇从俄国四面八方寄来的通讯。为什么人家想把他们赶入阴间的那些人居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没有因此生气，一而生气的却是第三者呢？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各个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都在进行真正的事业，面没有玩什么“民主制”的儿戏。各个委员会都读过了《从 ==========第375页========== 364 怎么办？ 何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出一个相当的建立组织的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童立组织”的一种尝试，同时它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和看到，“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在没有相信这个建筑的必要和建筑计划的正确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所以它们也就自然没有想到要因为有人在《火星报》上擅敢说出下面的话而“生气”：“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给同志们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珊子里将作详细的发挥。”如果同志们采纳这个提供他们考虑的计划，那末他们执行这个计划就不是由于“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相信它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如果他们不采纳这个计划，那末这个“草案”（这是个多么狂妄的字眼啊！）就会始终不过是个草案，一难道这不是每个诚恳地对待问题的人都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吗？如果在攻击一个计划草案时不只是“谴责”这个计划并劝同志们拒绝这个计划，甚至唆使那些对于革命工作很少有经验的人去攻击计划起草人，而所以实行攻击，又只是因为这些起草人缠敢“立法”，搜敢充当“最高支配者”，即擅敢提出一个计划草案，一难道这不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吗？如果人们对于那种想把地方活动家提高到更广阔的见解、任务、计划等等的水平上来的企图提出反驳，并不只是由于自已认为这种见解不正确，而且还由于有人“想”把我们“提高”一步而感到委屈，一试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能够发展，能够前进吗？尔·纳杰日丁也曾经“谴责”过我们的计划，然而他并没有使用不能单用政治见解的幼稚或粗浅来解释的蛊惑手段，他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了所谓“监督全党”这种罪名。因此谈到纳杰日丁对于计划所作的批评时，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从实质上给以回答，而谈到《工人事业》杂志所提出的批评时，我们却只能以鄙视作为回答。 ==========第376页========== 五全俄政治报“计划” 355 虽然我们对于一个堕落到博喊什么“专制”和“被迫服从”的作家应当表示鄙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不必去澄清这种人提供给读者的糊涂观念了。只有澄清这种糊涂观念，我们才能使大家明白认识，这种空谈“广泛民主制”的时髦词句究竞是怎样一种货色。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忽略了各个委员会，说我们要想或企图把它们赶入阴间等等。既然我们迫于目前秘密工作的条件几乎任何一件涉及我们同各个委员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的喜实都不能向读者说明，试问我们怎么来回答这种责难呢？那些信口提出一种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责备的人，居然走到我们前面去，这只是因为他们无所顾忌，因为他们根本轻视革命者必须把自已所拥有、所建立或力图建立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联系都仔细地隐蔽起来的责任。所以，我们也就根本拒绝在“民主制”方面去同这班人竞争。至于说到那些对党内的一切事务都不熟悉的读者，那末我们执行我们对这种读者的义务的唯一办法，就不是叙述现有的情形和处于生长过程中的情形，而是叙述一小部分已经过去、因而可以当做已往的事实来叙述的情形。 崩得暗指我们“擅自称王称额”①，国外“联合会”责备我们企图连党的痕迹都扫除干净。好吧，诸位先生。我们只要向读者叙述一下已经过去的四件事实，就能使你们心满意足了。 第一件②事实。一个“斗争协会”中的直接参加过我们党的成立以及直接参加过派代表出席党的成立大会的儿位会员，曾经同《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商定，要出版一套适应全部运动需要的工人丛书。出版工人丛书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为这套丛书而写的 《火星报》第八号上俄国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对我们论民族问题 一文的答辩。 ②我们故意把这些事实列举得与它们实际发生的次序不一样197， ==========第377页========== 366 怎么办？ 两本小册子一《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和《新工厂法》①却几经转折由第三者带到国外去出版了。18 第二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向《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建议共同成立一个象崩得当时所说的“著作实验所”。同时他们还说，假如这件事情办不到，那末我们的运动就会大大退步。谈判的结果是写出了《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小册子②。 第三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外省市镇组织来向《火屋报》社的一个成员接洽20，说要请他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结果当然是获得了同意。后来这一建议有所改变，改成了请他撰稿，因为关子编辑人员的问题又有了新的安排。这一提议当然也获得了同意。接着就寄去了以下几篇论文（这几篇论文的稿子保存下来了)：《我们的纲领》一内容是直言不讳地声讨伯恩施坦主义，反对合法刊物及《工人思想报》上所表现的转变，《我们的当前任务》（要“创办一个正常出版而与一切地方团体密切联系的全党机关报”：揭露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的弊病)，《迫切的问题》（批判认为在着手出版共同桃关报以前必须先发展各个地方团体的工作这种反驳意见；坚决认定“革命组织”有头等重要意义，认为必须“使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③。《工人报》复刊计划没有实现，于是这几篇论文也就没有发表。 ①见本卷第95一115页和《列宁全集》第2卷第228一271页。一编者注 ②顺便说说，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托我代他声明一句，说他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也象 他先前所写的儿本小册子的手痛一样是寄交“联合会”的，因为他以为“联合会”的出版物仍由“劳动解放社”编校（由于某些条件，他在当时，即在1899年2月间还不能知道编辑人员变更的事实)。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会由同盟199负资重版。 ③见本卷第202一206页和《列宁全第》第4卷第191一195页和第196一200 页。一一编者注 ==========第378页========== 五全俟政治报“计划” 367 第四件事实。一个委员会中的一个负责筹备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员，把大会的会议计划通知《火星报》社的一个成员，并推举该社为预备复刊的《工人报》的编辑候选人。他采取的这个所谓预备步骤，随后又经他本人所属的那个委员会以及崩得中央委员会正式批推01；《火星报》社接到了关于大会召集地点和日期的通知，但它恐怕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派遣代表去参加这次大会，于是就也写了一个提交大会的书面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目前这个十分混乱的时候，我们单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不仅不能解决统一问题，并且可能会动摇建党这种伟大的思想，因为在目前不守秘密的现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获；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号召一切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用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员会真正联成一气，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全部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当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培养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时侯，各委员会和党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为中央委员会了。可是，代表大会因为有几次破获事件发生而没有召集成功，这个报告也由于必须保守秘密而被销毁了，读到这个报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包括一个委员会所派出的几位全权代表在内。现在请读者自己来判断一下，象崩得暗指我们擅自称王称霸，或者《工人事业》杂志硬说我们想把各个委员会赶入阴间，想用传播一个报纸的思想的组织来“代替”全党的组织这样一些手段，究竟是怎样一种手段吧。其实，我们向各个委员会作报告，说必须采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计划，这正是按照各个委员会再三提出的请求。我们在寄给《工人报》发表的文章以及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发挥这个计划，正是为了全党的组织，并且我们这样做，也是根据那些在党内如此有影晌的，即担负着倡导恢复（事实上恢复)我们党 ==========第379页========== 368 怎么办？ 的责任的人们提出的请求。只是在党组织和我们一同来正式恢复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以后，我们才认为自己真正有责任创办一个非正式的机关报，使得同志们在作第三次尝试时有相当的实验结果可以参考，.而不只是凭空猜测。现在这一实验所提供的某些结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所以现在全体同志都能判断我们对我们应尽的责任了解得究竟是不是正确，都能判断些因为我们指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彻底以及另外 一些人产生不可容忍的无原则的动摇而对我们怀恨在心，因而企图把一些不了解不久以前的情形的人引入迷途的那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从何着手？》一文的全部要点，就在于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给以肯定的回答。我们知道，只有尔·纳杰日丁一个人曾经企图从实质上分析这个问题，并企图证明必须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们现在把他的论据全部引录如下： “…我们很喜欢《火星报》（第4号）提出必须创办全俄报纸的问题，但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说这种提法与《从何着手？》一文的标题是适合的。这当然是一种极重要的工作，但是能奠定革命时期的战斗组织的基础的并不是这种工作，并不是一大批通俗传单，并不是一大堆宣言。必须在各地着手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我们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间进行工作，而群众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经济斗争。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末即使有办得很好的全俄报纸，又有什么意思呢？自焚树老是在那里烧着，总烧不完，但是它也不会烧着任何人！《火星报》以为人民 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在建立全俄报纸的事业上集合起来，组织起来。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是会更亲切得多地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可 ●● 以而且应当成为这种事业的，就是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立刻谁备工人力量去 ==========第380页========== 五全俄政治报“计划 369 作示威游行，由地方组织在失业工人中间经常进行工作（经常在他们中间散发传单，召集他们开会，号召他们反抗政府，等等)。我们要在各地着手进行生动的政治工作，而当在这个实际的基础上的统一成为必要的时候，那它就会不是什么人为的统一，不是纸上的统一了。这样把各地方的工作统一成为全俄的事业的任务，决不是报纸可以办到的”(《革命前夜》第54页)。 我们在这一大段雄辩的议论中加了着重号的那些字句，最突出地表明了该文作者无论对我们的计划的估计，或者他在这里拿来与《火星报》对立的一般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末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一这话完全正确。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擅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作者忽略了《火星报》在说明它的“计划”以前所做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使它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都能有备地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利用它们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现在，在 二三月事件之后，《火星报》继续写道，·在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离开实际解决问题的事情，转回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为广大工作人员所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可敬的作者呵，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究宽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 “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间进行工作，而群众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经济斗争”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同《自由》杂志上常见的、把有知识的工人和“群众”对立起来的那种根本 ==========第381页========== 370 怎么办 错误的观点倒是一致的。近儿年来，我们的有知识的工人也“差不多只是进行了经济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那末群众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依靠经常和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实行反抗和斗争的一切企图才能做得到。所以，一方面说“培植政治组织”，同时又把政治报纸的“纸上的事业”同“各地方的生动的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而《火星报》正是把自己的办报“计划”引申为造成“战斗准备”的“计划”，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骚乱、地方自治派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愤”等等。凡是熟悉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地方组织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这里所拟定的这些“生动的政治工作”的任务有许多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一次还没有实行过的；而当有人例如要大家注意地方自治派知识分子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增长的事实时，纳杰日丁（他说，“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派办的吗？”《革命前夜》第129页)、经济主义者(《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来信)以及许多实际工作者都感到困惑莫解。在这种情形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唤起人们想到这一切，唤起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现在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了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普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能够很好地进行推销的全俄报纸不可。 把《火星报》的“计划”看做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的人，完全不懂得计划的实质，把提出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这些人没有用心想一想那两个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比 ==========第382页========== 五全截政治报“计划” 371 喻。创办全俄政治报，一《火星报》曾经写道，一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淮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本钱索。当石匠建造一座巨大的和前所未见的建筑物而在各个地点放置石头的时候，他总要拉一根线来测定放置石头的适当位置，指明全盘工作的最终目的，不仅使每一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片石头都能得到使用，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一座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祝，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使大家都可以把握住来进行工作的引线吗？让他们去叫喊，说我们拉一根引线就是想发号施令吧！先生们，假使我们真想发号施令，那我们就不会标明为《火星报》第 一号，而会标明为《工人报》第三号了，一有些同志曾经劝我们这样做，并且我们在上述那些事件发生后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想使自己的双手不受束缚，以便同一切假社会民主党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当时希望，如果我们的引线拉得正确的话，一人们尊重这条引线是因为它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报拉的。 尔·纳杰日丁教训我们说：“把地方活动统一到中央机关里来的问题，真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影要造成统一，就需要成分一致，而这种一致又只能由某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才可以造成，但这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又只能是强有力的地方组织的产物，而目前各个地方组织又是并不一致的。”这个真理，也象什么要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真理一样可敬，一样不容置辩，而又一样没有意义。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 ==========第383页========== 372 怎么办？ 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①。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没有什么引线，也能把石头放置在适当的地点（抽象地说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末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但是不幸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放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总的引线来放，而是放得乱七八糟，敌人很容易就能把它们拆散，好象这不是什么石头，而是一堆沙子。 第二个比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面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做脚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利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②这岂不象是文人，象是坐在书房里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吗？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很差的材料搭起来的；它只使用一个很短的时期，只要建筑大体完成，人们就会把脚手架拆掉当柴烧的。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末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一七十年代的情形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便根本不能建筑起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纳杰日丁不同意这一点，他说：“《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 ①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请你们看看“专制”、“不受监督的权 成”、“最高文配权”等等的这种可恶的表现吧。你看，有人竞想挚探整个的链条1！赶快写一份控诉书吧。《工人事业》杂志第十二期可以用这个现成的题材发表两篇社论了！ 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杂志上引证了这段活的第一句（第10期第62页），而恰巧不引第二句，好象是要借此著童说明他不思意触及问题的实质或者不能了解这个实质。 ==========第384页========== 五全俄政治报“针划” 373 全俄报纸的周围，在建立全俄报纸的事业上集合起来，组织起来。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是会更亲切得多地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对的，对的，“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是会更亲切得多…”俄国有句俗语说：不要往井里吐痰，你也许要喝的。但是也有人甘愿喝吐了痰的井水。为了这种更大的具体性，我们的那些了不起的合法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工人思想报》崇拜者，竟说出了多么恶劣的话阿！你看，我们的全部运动已被我们的狭隘眼界、消极态度和法懦心理压抑到何等地步，竞然有人用什么“在更具体的事业的周围会更亲切得多”的传统理由来为这种现象辩护！纳杰日丁自以为对“生活”特别敏感，他特别严厉地斥责“坐在书房里的”人，责备（自以为很聪明地责备）《火星报》爱把什么都看做经济主义，他自以为是比正统派和批评派双方都高明得多，却不知道他提出这些论据只是帮助了使他感到愤概的那种狭隘性，只是喝着吐满了痰的井水！假使一个人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象七十年代的革命家那样“自发地”乱搞“激发性的恐怖”，乱搞“土地恐怖”，乱敲“警钟”等等，那末，即使他极其诚恳地对狭隘性表示愤慨，极其热烈地想把崇拜狭隘性的人们拯救出来，也是无济于事的。请看看他认为人民将在其周围“更亲切得多地”集合和组织起来的那些“更具体的”事情吧：1.地方报纸，2.准备示威游行；3.在失业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一跟就可看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完全偶然和随便抓来说明什么问题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来观察这些事情，如果想要把它们看做什么特别适于“集合和组织”人民的东西，那都是荒谬的。我们知道，同是这位纳杰日丁，在两页以后又这样说道：“现在我们应当简单地指出一件事实：地方上的工作做得非常差，各个委员会甚至没有做到它们所能够做到的十分之一…而现在我们所有的那些应当负起统一的责任的 ==========第385页========== 374 怎么办？ 中央组织却只是一种虚构，是一种革命的官样文章，是互封领袖的把戏，并且在强有力的地方组织没有成长起来以前，这种情形是不会消灭的。”这些话里面有很多夸张之处，同时，无疑也含有许多痛苦的真理；但是，难道纳杰日丁竟看不见，地方上的工作做得非常差的事实，是与那些局限于地方组织范围内的活动家的眼界狭小和活动规模狭小的现象（这在缺乏修养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有联系吗？难道他也象《自由》杂志上那篇论组织问题的文章的作者 一样，忘记了随着转向广泛的地方报刊的工作（从1898年起），经济主义和“手工业方式”也特别加强起来的事实吗？即使“广泛的地方报刊”的工作能够做得比较令人满意（我们在上面已经指明，除掉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之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地方机关报也还是不能“集合和组织”革命家的一切力量去对专制制度发动总攻，去领导统一的斗争。不要忘记，这里所谈的只是报纸的“集合”作用，组织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请维护分散状态的纳杰日丁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讽刺性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从什么地方得到二十万个革命组织人材这种遗产呢？”其次，《火星报》的计划正是把最广泛的示威游行当做目标之一，所以决不能把“准备示威游行”同《火星报》的计划对立起来；而问题却在于选择实践的手段，在这里，纳杰日丁又弄糊涂了，他不知道只有已经“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军队才能“准备”示威游行（示威游行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是自发地进行的)，而我们现在正是不善于把军队“集合和组织”起来。“在失业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一一这是同样的糊涂观念，因为这个工作也是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是动员军队的计划。纳杰日丁在这里怎样忽视我们的分散状态的危害性，怎样忽视我们缺乏“二十万个人材”的事实一这从下面一件事实中便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纳杰日丁在内）责备《火星报， ==========第386页========== 五全俄政治报“计划” 375 说它关于失业工人的消息登载得太少，说它关于农村生活只是间或登载了一些说明极平常的现象的通讯。这种贵备是正确的，但是《火星报》在这方面真是“无辜的罪人”。我们也曾经极力想把“引线拉到”农村去，但是那里差不多根本没有石匠，于是我们只好鼓励每一个甚至只告诉我们一些平常事情的人，我们希望这样会增加这方面的撰稿人的人数，而最后总可以教会我们大家来选择真正突出的事实。但是可供学习的材料非常少，如果不将全俄各地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东西。当然，多少具有象纳杰日丁那样的鼓动才能和关于游民生活的知识的人，是能通过他在失业工人中间进行的鼓动工作来为运动作出极宝贵的贡献的，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设法把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告诉全体俄国同志，从而教育那些大部分还不会从事新的工作的人，给他们做出榜样，那他就是埋没了自已的天才。 现在的确所有的人都在谈统一的重要性，都在谈“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对于究竟应当从何着手和怎样进行这种统一的问题却往往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想必大家都会同意：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城市中的单个的一假定是区的一小组“统一起来”，那就需要有共同的机构，这就是说，不仅要有共同的“联合会”的名称，并且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要按区来分配任务，而且要按全城范围内的各种专门工作来分配任务。每个人都会同意：巨大的秘密机关所要花的“本钱”（当然是指物力和人力两方面而言）不是一个区可以支付得了的<假使可以用商业名词来表示的话)，同时，专门家的才能在这样狭小的场所也是无法施展的。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即使是象一个地区这样的场所也显得过分狭窄，而且在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已经有过这样显得过分狭窄的情形。这 ==========第387页========== 376 怎么办？ 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用政治鼓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例子详细地证明过了。必须，绝对必须而且首先必须扩大这个场所，以经常的共同的工作为基础来建立各个城市间的实际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象是坐井视天”（用寄给《火星报》的一封信上的说法)，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从什么人那里可以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从事广泛活动的愿望。所以，我要继续坚持说：这种实际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着手建立起来，因为这种报纸将成为唯一经常进行工作，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推动人们沿着所有的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一正象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一不断前进的全俄的事业。假如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愿意统一，那我们就要使每个地方小组立刻分出比方说四分之一的力量来积极参加共同的事业，而报纸立刻就会向它①指明这个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就会指明，在整个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点表现得最厉害，什么地方缺乏鼓动工作，什么地方联系不够，在这个总的巨大的机器中有哪些小的轮子是自己这个小组能够加以修理，或者拿更好的轮子加以替换的。现在还没有做过工作而只是在找寻工作来做的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就能不是以一个既不知道先前“工业”的发展情况、又不知道这种工业生产的总的状况的单个小作坊手工业者的身分，而是以一个广泛的事业（它反映着对专制制度举行的总的革命进攻）的参加者的身分来从事工作。每个小轮子修整得越好，从事共同事业的做零碎工作的人数越多，我们的网也就会越密，而不可避免的破获 ①附带条件：如果它同情该报的方向，认为参加该报的工作对事业有好处，同时并不只是把这种参加了解为参加文字工作，而是了解为一般地参加任何革命工作的话。专门给《工人亭业》杂志做个注解：在重视事业而不是重视民主制的儿戏，并且不把“表示同情”同最积极最具体地参加工作分开的革命家看来，这个附带条件是不言而喻的。 ==========第388页========== 五全俄政治报“计划” 377 在我们的总的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越小。 单是推销报纸的工作（假使这个报纸真是名副其实，即经常出版，它不是象厚本的杂志那样每月只出一次，而是每月出版四五次)，就能开始把实际联系建立起来。现在，各城市之间因革命事业需要面发生联系是极罕见的事情，至少是例外的事情影而到那时侯，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一种常见的事情，它自然不仅能保证报纸的推销，并且还能保证（这是更重要得多的）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流。那时侯，组织工作的规模就会马上扩大许多倍，某一个地方的成功就能经常鼓励在另一个地方活动的同志进一步改进自已的工作，要求利用现成的经验。那时候，地方工作就会比现在丰富而完备得多：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材料，将成为各种职业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工人的精神食粮，将供给我们许多材料和机会来举行关于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谈话和讲演，同时，合法刊物上的种种暗示，社会中的种种议论，改府机关“羞羞答答地”公布出来的种种消息，也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来。那时候，每 一次发动，每一次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评判和讨论，会使大家都不愿意落后于别人而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一(我们社会主义者并不笼统反对任何竞赛，任何“竞争”！)一一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了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考虑改变进攻计划等等。同时，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引起现在常有的情形，即每一次示威或每一号地方报纸都往往使所有的力量紧张到“最后挣扎的”地步，使所有的人都暴露出来。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要查明“根子”就会困难得多，它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查影另一方面，经常的共同的工作能使人们习惯于把每一次进攻的力量与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适应(现在，差不多谁也没有想到过这样做，因为进攻十之八九都是自 ==========第389页========== 378 怎么办？ 发的)，使得不仅书刊，就是革命工作人员也容易从别地“调遭过来”。 现在这些工作人员往往是完全消耗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面，而那时就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较有才干的鼓动员或组织员从甲处调到乙处。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情，用党的经费作短程的来往，后来他们就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末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经常销行于全俄各地。这个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那时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经常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的周围，就会有系统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提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那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罗斯的可耻的、可咀咒的制度。这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儿个字之后，不党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向我质问道：“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请示，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用哲学家的态度来加深早已加深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 ==========第390页========== 五全俄改治报“计划” 379 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道：“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照马克思的意见，人类始终只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那末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已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一一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已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已的幻想，那末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丝毫没有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202 可惜的是，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对这种情祝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的，是那些以头脑清醒和“熟悉”“具体情况”自夸的合法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尾巴主义”分子。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读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计划策略”是反对立刻号召 ==========第391页========== 380 怎么 办？ 举行冲击，而主张“正规地围攻敌人的要塞”的，换句话说，是主张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的。我们因为《工人事业》杂志从经济主义跳到高喊(1901年4月在《<工人事业>附刊》203第6期上)冲击而喵笑了它，于是它也就极力攻击我们，骂我们是“学理主义”，骂我们不懂革命的职责，骂我们不该号召大家谨慎从事，等等。当然，从一些毫无原则、只会用深奥的“过程策略”支吾搪塞的人口里发出这样的责备，是丝毫不会使我们惊奇的；同样，对坚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一概抱着极其高傲的藐视态度的纳杰日丁重复这种责备，也是丝毫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据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纳杰日丁却拚命想重演历史，极力模仿特卡乔夫，大骂“革命文化主义”，高喊什么“敲警钟”，什么特别的“革命前夜的观点”等等，他显然忘记了一句名言：如果说历史事件的原本是一出悲剧，那末它的抄本就只是一出笑剧24。用特卡乔夫的宣传准备起来的、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人的恐怖手段实行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曾经是辉煌壮丽的，然而小特卡乔夫的“激发性的”恐怖却只能使人觉得可笑，尤其是再加上一个组织中等人的主张，就更显得特别可笑了。 纳杰日丁写道：“假使《火星报》跳出它那文人习气的圈子，它就会看见，这一切（象《火星报》第七号上所载的一位工人的来信等等现象)是一种征兆，它说明很快很快就会有·冲击’开始，所以现在<原文如此！>来谈什么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你看，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糊涂观念：一方面，认为人们在“更具体的事情”如地方报纸的周围会“更亲切得多地”集合起来，同时主张实行激发性的恐怖和“组织中等人”；另一方面，又认为“现在”来谈全俄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更直接更简单些讲，就是“现在”已经太迟了！请问最 ==========第392页========== 五全俄政治报“计划” 381 可敬的尔·纳杰日丁，“普遍地创办地方报纸”，现在岂不是也迟了吗？请把这一点与《火星报》的观点和策略比较一下吧。《火星报》认为，激发性的恐怖是句空话，至于说什么只是组织中等人和普递创办地方报纸，这就无异是替经济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其实，现在应当谈的是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一直到真正的一不是纸上的一一冲击开始以前，谈这个组织都不算迟。 纳杰日丁继续说道：“的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情形非常不好。《火星报》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都是志愿兵和起义者，这话完全正确…你们很清醒地估计我们的实力，这是很好的。但同时你们为什么忘记，群众并不是我们的，因此他们不会来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开始军事行动，而会自动地‘蟹乱起来’的…群众自己带着自发的破坏力量发动起来，就可能扰乱和排挤开我们一直预备把极有系统的组织性灌输进去，但到现在还没有来得及灌输进去的那个‘常备军’。”（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真是奇怪的逻辑！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体面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的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开常备军，所以我们定要赶快把“极有系统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已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越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越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面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纳杰日丁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以为这种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全面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与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互相接近和海为一体的工作。先生们，你们真是嫁祸于人，因为正是“自由社”自已把恐怖手段写在纲领中，也就是号召建立恐怖主义者的组织，而这种组织确实会使我们的军队不去同群众接近的，可惜这些群众 ==========第393页========== 382 怎·么 亦？ 还不是我们的，可惜他们还不向我们或者很少向我们请示什么时侯和怎样开始军事行动。 纳杰日丁继续恐吓《火星报》说：“我们会把革命本身也错过去的，就象我们把目前这些简直是出乎意料的事件错过去了一样。”我们把这句话和我们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联系起来观察一下，就可以明白知道，“自由社”臆想出来的所谓特殊的“革命前夜的观点”①是很荒谬的。照直说来，特殊的“观点”就是认为“现在”来推论和推备已经迟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要问问最可敬的反对“文人习气”的先生：您为什么要写一百三十二页“论述理论问题②与策略问题”的文章呢？您是不是以为出版十三万二千份简单地号召“杀呀！”的传单，就更符合“革命前夜的观点”呢？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象《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工作放在自己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以全国报纸为中心来掌握组织线索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十 三号和第十四号上所记载的那些示威游行，他们也没有错过去。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示威游行，他们切实感觉到自己有责任 ①《革命前夜》第62页。 ②颗便说说，尔·纳杰日丁在他的“理论问题评论”中，差不多没有拿出半点关于理论问题的东西来，只是说了下面一段从“革命前夜的观点”看来十分奇怪的议论：“在我们所处的时期，整个伯恩蓝坦主义都已经没有什么迫切意义了，正好象不管是阿达莫维奇先生能够证明司徒卢威先生应当隐退也好，或者是反过来说，司徒卢成先生能够驳倒阿达莫维奇先生而不同意辞职也好，那都是老无关系的，因为革命的时刻到来了，（第110页）尔·纳杰日丁的被端忽视理论，在这里是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我们既然已经宣告了“革命前夜”一所以正统派是否能樹底击败批评派，那是“老无关系的11我们的这位才子竟不知道：正是在革命时期我们品要利用与批评派作理论斗争的成果来同他们的实晚立场作坚决的斗争！ ==========第394页========== 玉全饿政治报“计划” 383 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一切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示威游行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工作，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它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牵累，又不为敌人的诡计所陷害！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特别坚决主张围绕着全俄报纸、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使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的迅速变化着的斗争条件，“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善于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善子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敌人最难料到的地方和时间突然攻其不备”①。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将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平凡的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转变为平静时期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转变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非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26一个晚上的 ①《火星报》第4号所载《从何着手？》一文。“不站在革命前夜观点上的革命文化派，是丝耄也不会因长期的工作而忠到不安的，一纳杰日丁这样写道（第62页)。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假使我们不能规定出一种预定要进行很长时期的工作，同时利用这种长期工作的过程，使我们党在任何意外情况下，在华变进程无论怎样加速的情况下，都能站在自己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政治策略和组织计划，那我们就简直会成为可怜的政治冒险主义者。只有从昨天起才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命的纳杰日丁会忘记，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造全人类的生活条件，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应当因长期工作的问题面“感到不安”。 ==========第395页========== 384 怎么亦？ 袭击而发生。并且革命本身，也决不能想象为单一的行动（纳杰日丁之类的人大概觉得就是这样的)，而应当看做是比较激烈的，发时期和比较沉寂的平静时期的几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和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并且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各方面的生活、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起来的政治鼓动工作。在现代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是绝对无法进行这种工作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工作人员（是按这个字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事实上，可以看看我们时常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被全部破获的情形。在所有的地方组织缺乏一种共同的经常工作时，这样的破获事件往往使工作间断数月之久。如果所有的组织有一种共同的工作，那末即使遭到最厉害的破获，也只要有两三个坚强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背年小组同总的中央联系起来，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在目前也产生得很迅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获，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央建立联系了。 另一方面，再拿人民的起义来说。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想到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雅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表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办理和推销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 ==========第396页========== 五全俄政治报“计划 385 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①，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能够为它在起义时获得胜利提供最大保证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意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养成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定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善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一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有所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回答这些“变故”，一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一一如果没有这种联系，就没有办法来集体讨论起义计划，并且没有办法在起义前夜采取必须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步骤。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在书房里幻想出来的东西（象对它没有仔细加以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而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已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①咳，真精蕉！我又脱口说出了“代办员”这个使马尔丁诺夫们的民主主义耳朵 听起来很难受的可怕的名词！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名词没有使七十年代的草越的活动家们感到委屈而使九十年代的手工业者们感到委屈呢？我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明白确切地指出了一切代办员所应当尽心竭力为之服务的共同事业：假如必须用另一个名词来代替它，那我也许只会选定“工作人员”这个名词，只是可惜这个名词会使人感到有点文人习气，并且意思上有点模糊不清。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化的代办员组织。不过，那些为数甚多的（特别是在国外)、喜欢“互封领袖”的马尔丁诺夫，尽可以不说“办护照的代办员”，而说“革命家护照供给事务局总办”等等。 ==========第397页========== 386 怎么办？ 结束语 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约十年，大致是1884一1894年。这是杜会民主派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思潮的人还寥寥无儿。当时杜会民主派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1894一1898年。这时社会民主派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了。这是它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知识分子纷纷热中于反民粹派的斗争，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纷纷热中于罢工，这种趋势象流行病一样迅速地传布开来。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领导者都是些很年轻的人，远远不到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是一种天然界限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年纪”。他们因为年纪很轻，在实际工作方面缺乏修养，很快地就退出了舞台。但他们的工作规模大都是很广阔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时，是抱着民意党人的那种观点的。他们在少年时代，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行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必须与那些始终坚持民意主义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斗争迫使人们学习，阅读各种派别的秘密著作，努力研究合法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工人运动中去进行工作了，同时他们“一分 ==========第398页========== 结束语 387 钟”也没有忘掉启发了他们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1898年春天成立了党，这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一件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事情。 第三个时期(1898一？)，我们已经看到，在1897年就开始准备，而在1898年完全替代了第二个时期。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代，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这个时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了不正的声调，这种声调 一方面表现在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也夫等先生的著作中，另一方面表现在弗·伊一申和尔·姆·、被·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中。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走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增长，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人阶层包括进来，并且扩展到全俄各地，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屈服在广阔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差不多仅仅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教育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对他们的自觉性的要求越高，这样的刊物也就越加显得不够。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评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运动的后面，并县还企图用各种响亮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性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那些出版合法书刊的布伦坦诺派和出版秘密书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信条》纲领开始实现，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手工业方式”使那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潮活跃起来的时候。 因此，假使读者责备我把一个《工人事业》杂志淡得太详细了，那我就要回答说：《工人事业》杂志所以具有“历史的”意义，是因为 ==========第399页========== 388 怎么办？ 它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第三个时期的“精神”①。真正能够代表混乱和动摇，真正能够代表那种无论对“批评”、“经济主义”或恐怖主义都决心让步的态度的并不是彻底的尔姆·，·而是随风倒的克里切夫斯基们和马尔丁诺夫们。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绝对原则”的崇拜者傲然轻视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与完全忽视理论的态度相结合。这个时期的英雄们所干的事情，与其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们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成其为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渗进去的混合物；“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阔、·日益积极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与政治斗争有着分不开的联系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却成了替一种“革命的官样文章”和“民主”的儿戏作辩护的口实。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什么时候开始，一一我们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戴进人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是我们深信，第四时瘦一定会使战乎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深信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深信机会主义者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 ●， 锋队所“代替”。 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 我还可用一句德国谚语来回答，Den Sack schli:gt man,den Esel meintman,用俄画的谚语说就是“打猫吓越妇”。不仅一个《工人事业》杂志，而且大批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都醉心于时鼍的“批评”，在自发性问题上顺三倒四，在对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的见解上离开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陷入工联主义的观点。 ==========第400页========== 结束语 389 纳，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 结束第三个时期。 写于1901年秋一1902年2月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1902年3月第一次用单行本刊 1907年出版的弗拉·伊林《十二年来》文集的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5卷第313-491页 ==========第401页========== 390 给农村贫民 (向农民讲解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206 1.城市工人的斗争 很多农民大概已经听说过城市工人闹风潮的消息。有的人自已到过大城市和工厂，看见过被警察叫做造反的事情。有的人认识一些参加过闹风潮而被官长赶到乡下来的工人。有的人拿到过讲工人斗争的传单和小册子。有的人只是听那些见过世面的人说过城里的这种事情。 从前闹风潮的只是大学生，而现在在各大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工人都起来闹风潮了他们多半是跟自己的老板、厂主和资本家作斗争。工人常罢工，大家下于在红厂里就停了工，要求加工钱，要求不强迫他们每天做十六个钟头或者十个钟头的工，而只做 八个钟头的工。工人们还提出其他各种要求改善做工的人的生活。他们要求工广的段条好一些，要求机器装上特别的安全设备，千活的人不会受伤，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念书，让病人在医院里得到应有的治疗，让工人的住房象人住的房子而不是狗窝。警察常常干涉工人的斗争。常常抓工人，把他们关在监牢里，不经法庭审判就把他们驱逐还乡，甚至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政府定出法律不许工人罢工和开会。可是工人既跟警察也跟政府作斗争。工人说：我们千百万工人，弯腰曲背地干活已经干够了！我们 ==========第402页========== 1.城市工人的斗争 391 再不能替富人做工而自已仍旧当穷光蛋了！·我们再不能让人家琼夺了！我们要联合起来，把一切工人都组织到一个工人的大联盟(工人政党)里去，一起争取改善生活。我们要争取新的、美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工作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摄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良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工作，不应该牺性千百万人民的利益来使少数人发财。这个新的、美好的杜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个社会的学说就叫社会主义。为这个美好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的工人联盟就叫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差不多在所有国家（俄国和土耳其除外）都公开存在着，我们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也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党，这就是使国社会民主工党。 虽然政府在迫害这个党，可是党还是不顾各种禁令秘密地存在着，还是出版着自已的报纸和小册子，组织秘密的联盟。工人不仅秘密集会，而且还成群结队地上街去游行，高举写着“八小时工作日万岁，自由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旗帜。·为了这个缘故政府拚命迫害工人。它甚至派军队来向工人开枪。在雅罗斯拉夫里和彼得堡，在里加，在顿河岸罗斯托夫，在兹拉托乌斯特，俄国兵都屠杀过俄国工人。 可是工人并不屈服。他们继续斗争。他们说：无论什么迫害，无论监狱、流放、苦役或死刑，都吓不倒我们。我们的事业是正当的。我们是为一切劳动者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我们是为亿万人民摆脱暴力、压迫和贫困而斗争。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觉悟起来了。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数都增加得很快。不管怎么样的迫害，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农村贫民应该明白：社会民主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要求什 ==========第403页========== 392 给农村贫民 么，农村贫民应该在农村里怎样活动来帮助社会民主党人为人民争取幸福。 2.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要争取政治自由。有了自由，他们才能把全俄工人广泛地公开地联合起来，去争取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什么叫做政治自由呢？ 要了解这一点，农民应该先把他现在的自由同农奴制度比较 一下。在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地主许可是不敢结婚的。现在，农民不用任何许可就可以自由结婚了。在农奴制度下，农民在总管指定的日子一定要替自已的老爷干活。现在农民替哪个东家千活，在什么日子干，要多少工钱，都可以随自已的便。在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得到老爷的许可就不敢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现在，如果村社允许他，如果他没有欠税，如果他能领到身份证，如果省长或县警察局长不禁止移居，那末农民是可以随便到哪里去的。这就是说，农民现在也还没有随便到哪里去的完全自由，还没有迁移的完全自由，农民还是半农奴。我们下面要详细地说明为什么俄国农民还是半农奴，他们怎样才能不当半农奴。 在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得到老爷许可就不敢置财产，不敢买土地。现在，农民可以随便购置任何财产了（但是农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退出村社的完全自由，没有随便处理自已土地的完全自由)。在农奴制度下，地主可以对农民实行体罚。直到现在还没有免除体罚，可是地主已经不能随便处罚自已的农民了。 ==========第404页========== 2.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 393 这种自由就叫做公民自由，就是在家庭、私事和财产方面的自由。农民和工人可以自由（虽然并不是完全自由）安排自已的家庭生活和私事，支配自己的劳动（即自由选择东家），支配自已的财产。 可是，无论俄国工人或者全体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自己全民事务的自由。就象过去农民是地主的奴隶一样，现在全国人民还完全是官吏的奴隶。俄国人民没有权利选举官吏，·没有权利选举代表来制定全国的法律。俄国人民甚至没有权利集会讨论国家大事。正象从前老爷用不着农民答应就派总管一样，现在派官吏来管我们也不用我们答应，可是没有得到这些官吏的答应，我们甚至不能印报纸、印书，不能在大家面前给大家讲讲国家大事！ 正象农民过去是地主的奴隶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是官吏的奴隶。正象农奴制度时候农民没有公民自由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全民的、国家事务的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选举自已的议员（代表）到国家杜马（议会）中去的权利。只有人民自已选举的这个国家杜马（议会）才能讨论和颁布一切法律，才能规定一切捐税。政治自由就是人民有权给自已选举一切官吏，召集各种会议来讨论一切国家大事，不用谁答应就可以印任何书报。 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就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人民还是苏丹政府和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治奴隶。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的权力要多大有多大。人民根本不能参加国家的机构和管理国家。沙皇一个人有独揽的无限专制的权力，·什么法律都由他颁布，什么官吏都由他派。当然，沙皇甚至没有法子全知道俄国的一切法律和一切官吏，他连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法 ==========第405页========== 394 给农村贫民 子知道。沙皇只不过是批准儿十个最大最显贵的官吏的意旨罢了。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愿意，都管理不了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家。管理俄国的不是抄皇，一所谓一人专制，，只不过是说说罢了！一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最显贵的官吏。沙皇所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沙皇根本不可能反对这一小撮高等贵族的意旨，因为沙皇自已也是地主和贵族，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些显贵中间，培养他、教导他的也是这些人。关于全体俄国人民，这些显赫贵族、富裕地主和少数可以出入沙皇宫庭的最富的商人知道什么，沙皇才知道什么。 在每个乡公所里，你们都可以看到一幅图画，上面画着一个沙皇（现在沙皇的父亲一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沙皇正在向前来庆贺他加冕典礼的乡长们讲话。沙皇吩附他们，“要听你们的贵族会长的话！”现在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沙皇自已也承认，只有依靠贵族和通过贵族，他们才能管理国家。我们要牢牢记住沙皇说的这句要农民服从贵族的话。我们要明白有些人极力把沙皇的统治说成是最好的统治，这是在撒谎。这些人说：在别的国家里，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还说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 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我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象国务会议，我们普通工人和雇农就进不去。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家杜马（议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过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第406页========== 2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 395 俄国没有选举产生的统治机关，当权的不仅完全是富人和贵族，而且是他们中间最坏的人。当权的是沙皇朝廷中那些最会说坏话，最会坑害人的人，是常向沙皇说谎造谣、拍马讨好的人。他们是秘密进行统治的，人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正在拟订些什么法律，正在淮备进行些什么战争，正在准备增加些什么捐税，奖赏哪些官吏和为什么奖赏，掉换娜些官吏等等。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多的官吏。骑在没有发言权的人民头上的官吏黑压压地好象一片森林：普通的做工的人永远穿不过这片森林，永远得不到公道。对于官吏的贪污、掠夺和残暴行为的任何控诉，都是石沉大海，官场舞弊使得一切状子都毫无下文。一个人的喊声永远传不到全民的耳朵，面只能消失在这片黑压压的丛林里，闷死在警察的拷问室里。不由人民选举因而不必对人民负责的大群官吏，结成了一张紧密的蜘蛛网，人们就象苍蝇那样在这张蜘蛛网上挣扎。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沙皇专制就是人芪对官吏尤其是对警察的农奴式的依从。沙皇专制就是警察专制。 正因为这样，所以工人走上街头，在自已的旗帜上写着：“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正因为这样，所以千百万农村贫民应该支持和响应城市工人的这种战斗号召。农村工人和贫苦农民应该象他们一样不怕迫害，不怕敌人的任何威胁和暴力，不怕开始时的失败，起来为全俄人民的自由作坚决的斗争，并且首先要求召集人民代表会议。让人民自已在全俄各地选举自已的议员（代表)。让这些议员组成最高会议，去建立俄罗斯民选的统治机关，使人民不再象农奴那样由官吏和警察去摆布，保证人民享受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求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要求一一政治自由的买求。 ==========第407页========== 396 给农村贫民 我们知道：政治自由，选举国家社马（议会）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还不能使劳动人民马上摆脱贫困和压迫。要使城市和农村贫民一下子就不替富人做工，这种方法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劳动人民除了靠自已，不能指望别人，依靠别人。劳动人民如果不把自己从贫因中解放出来，谁也不会把他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为了解放自已，工人就应当在全俄国组成一个联盟，组成一个政党。可是，如果专制的警察政府禁止一切集会，禁止出版一切工人报纸，禁止一切选举工人代表的活动，那末儿百万工人就不能联合在一起。要联合起来，就要有建立各种联盟的权利，就要有结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不能立刻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一个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除了工人自已联合起来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 在人民已经争到了政治自由的欧洲各国，工人早已开始联合起来。那些既没有土地又没有作坊、终生替别人做雇工的工人，在全欧洲都叫做无产者。五十多年以前就有人号召工人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这句话在最近五十年来已经传遍了全世界，这句话在成千上万次工人集会上重复着，这句话你们在社会民主党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千百万种书报中都可以读到。自然，把几百万工人组织成为一个联盟，组织成为一个政党一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时间、决心、毅力和勇气。工人受着贫困的折磨，祖祖辈辈替资本家和地主做苦工，人也变笨了，工人往往没有功夫去想，他们为什么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怎么才能摆脱这种状况。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使工人不能联合起来：或者干脆用野蛮的暴力手段（譬如在俄国这种没有政治 ==========第408页========== 2.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 397 自由的国家里)，或者不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工人做工；或者用欺骗和收买的办法。可是，暴力也好，迫害也好，都不能阻止工人无产者为全体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和压迫的伟大事业而斗争。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数目总是在增加。在我们的邻邦德国，已经有民选的统治机关。从前德国也是无限专制的君主政体。可是德国人民在五十多年以前，早就打垮了专制制度，用武力取得了政治自由。德国不象俄国，那里的法律不是一小撮官吏颁布的，而是由人民代表会议、议会、或者是德国人所说的帝国国会领布的。凡是成年的男人都有选举这个国会的议员的资格。因此可以算出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人的有多少票。在1887年，有十分之一的票数是投给社会民主党人的。到1898年（德国帝国国会最近一次的选举），赞成社会民主党人的票数差不多都了两番。全部选票中有四分之 一以上投给社会民主党人了。有两百多万的成年男人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当国会议员。过去在德国农村工人中间，社会主义的传布还不多，现在它传布得特别快。当雇农、短工和贫穷破产的农民大众跟自已的城市弟兄联合起来的时候，德国的工人就会胜利，就能建立起使劳动者不受贫困和压迫的制度。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究竟想怎样来解脱人民的贫困呢？要知道这点，就要懂得，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会穷。富裕的城市在发展，豪华的商店和房屋在建筑，铁路在修造，不管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都在采用各种机器和改进技术，一可是于百万人民大众却仍旧在过苦日子，仍旧在为了养活 一家老小劳碌一辈子。而且失业的人愈来愈多了。不管在农村或者在城里，愈来愈多的人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在农村里他们饿肚子，在城市里他们落入了流氓无产者的圈子，象野兽那样挤在城外的地窖里，或者挤在象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中那样糟透的贫民窟 ==========第409页========== 398 给农村贫民 和地下室里。 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为什么社会一天天富裕繁华，而用自己劳动创造一切财富的千百万人却仍旧过苦日子呢？农民饿死，工人失业流浪，商人却把千百万普特粮食从俄国运到外国去，工厂生产了商品没处放，没有销路，只好停工。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这首先是因为大扰的土地和工厂，作坊、机器、房屋、轮船等等都是少数富人私有的。千百万的人民在这些土地上，在这些工厂里和作坊里做工，而这些土地、工厂和作坊是属于几千个或儿万个富人、地主、商人和厂主的。人民为着工钱，为着一块面包而替这些富人做雇工。除了工人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以外，生产出来的 一切东西都落在富人手里，成了他们的利润、他们的“收入”。从机器和技术改良中所得到的一切好处都归地主和资本家所有，他们积起了千百万的财富，而劳动者从这些财富中所得到的只是一点可怜的零头。做工的人在一起做工，在大田庄里和大工厂里，往往是儿百个，有时甚至是几千个工人在一起做工。这样大伙一起干活，再使上各种机器，活儿就出得更多了，现在一个工人生产的东西，比从前没有机器单个人干活时儿十个工人生产的要多得多。可是，享用这种成就，享用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并不是全体劳动者，而仅仅是极少数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厂主。 常常可以听到说，地主和商人“给”人民“工作做”，“给”穷人工钱。譬如有人说：邻近的工厂或邻近的庄园“养活了”本地的农民。事实上工人不但用自已的劳动养活了自已，还养活了所有不做工的人。但是，工人要想得到允许在地主土地上，在工厂里或铁路上工作，就得把生产的一切东西白白地交铃私有主，自已得到的仅仅是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可见，实际上并不是地主和商人给工人工作，而是工人做工养活了所有的人，把自已的大部分劳动果实 ==========第410页========== 2.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 339 白白地给了人家。 其次，现代各国人民贫困，是因为做工的人制造出一切物品都为了出卖、为了市场。厂主和手工业者，地主和富裕农民生产一种东西，饲养性畜，播种和收获粮食，都是为了出卖，为了赚钱。现在，钱在任何地方都成了主要势力。人的劳动的一切产品都可以换成钱。钱可以买到一切想得到的东西。甚至连人都可以用钱来买，就是说有钱的人可以强迫穷人替他做工。从前主要的势力是地，一在农奴制度时代就是这样的；谁有土地，谁就有权有势。而现在，钱、资本成了主要的势力。有了钱，随便多少土地都可以买到；没有钱，就是有土地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没有钱就不能买铁犁或其它工具，不能买耕畜、衣服和其他一切城市商品，缴纳捐税就更不必说了。为了钱差不多所有的地主都把自已的田庄抵押在银行里。政府为了要得到钱，向全世界的富人和银行家借债，为了这些债款每年要付出几万万卢布的利息。 为了钱，现在大家相互之间都在进行疯狂的战争。每个人都极力想贱些买进来，贵些卖出去；每个人都极力想赶过别人，尽量多卖些商品出去，为竞争而诚低价格，向别人隐瞒有利的销售地点或者有利的售货机会。小百姓，即小手工业者和小农，在这种争夺钱的大混战中吃亏最大，因为他们总是落在有钱的商人和富农的后面。他们从来没有什么储蓄，过一天算一天，每逢遇到因难或者遵到不幸，他们就不得不把最后的一些家什抵押出去或者把耕畜贱价卖掉。一旦落在某个富农或者高利贷者的魔爪里，他们就很少有挣脱的希望，多半是完全破产。每年有成千成万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关上自己的门，白白地把份地交给村团，变成雇佣工人、雇农、粗工、无产者。富人在这个争夺钱的斗争中却变得愈来愈富。富人把几千万、几万万的卢布收集到银行里面去，他们不仅 ==========第411页========== 400 给农村贫民 靠自已的钱发财，也靠别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发财；小百姓把几十个或几百个卢布存在银行里或储蓄所里，每个卢布只得到三四个戈比的利息；而富人把这许多小笔的钱合成几百万卢布，用这几百万卢布扩大自己的周转额，每个卢布可以赚一二十个戈比的利润。 正因为这样，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说：要消灭人民贫穷的唯一方法，就是自下而上地改变全国的现存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剥夺大地主的地产、厂主的工厂、银行家的货币资本，消灭他们的私有财产并把它转交给全国劳动人民。那时候，支配工人劳动的就不会是靠别人劳动过活的富人，而是工人自已和他们选出来的代表。那时候，共同劳动的成果以及各种技术改良和使用机器带来的好处，都由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来享受。那时候，财富会更快地增长起来，因为工人替自己做工要比替资本家做工做得更好，工作时间将会缩短，工人的工资将会提高，工人的整个生活都会完全变样。 但是，改变全国的一切制度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需要进行很多长期顽强的斗争。一切富人、一切私有主、整个资产阶级①，将用全副力量来保护自已的财富。官吏和军队将要起来保护整个言人阶级，因为政府本身就掌握在富人阶级手里。工人应当万众一心地来反对所有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人；工人自已应当联合起来并把一切穷人联合成一个工人阶级，联合成一个无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说来，斗争并不是容易的，可是在这个斗争中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工人，因为资产 ①资产者就是私有主。资产阶级就是一切私有主合在一起。大资产者就是大私 有主。小资产者就是小私有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是私有主和工人、富人和穷人、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人和潜别人做工挣工钱的人。 ==========第412页========== 3.农村中的富和穷，私有主和工人 401 阶级，或者说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人是人民中的极少一部分。而工人阶级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工人反对私有主，就是几百万人反对几千人。 为了进行这个伟大的斗争，俄国的工人已经开始联合成一个社会民主工党。不论这种秘密的、避开普察耳目的联合怎样困难，但是它还是在巩固和发展起来。只要俄国人民争得了政治自由，工人阶级联合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会进展得无比迅速，比德国工人的这种事业进展得还要迅速。 3.农村中的富和穷，私有主和工人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他们要同整个富人阶级进行斗争来解除人民的贫穷。我们农村中的穷苦的情况并不比城市好些，甚至比城市还要坏。农村的穷苦情况多么严重，这点我们现在不去讲。随便哪个到过农村的工人、随便哪个农民，关于农村的贫穷困苦、挨饿受冻的情形，都知道得很清楚。 可是农民不知道，他为什么贫穷、挨饿和破产；他怎样才能摆脱贫穷。要知道这点，首先就要明白城市和农村里的一切贫穷困苦是从哪里来的。关于这点我们已经简单地谈过了，大家也已经懂得了，贫苦农民和农村工人应该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但是这还不够。还应该进一步了解：农村中哪些人会拥护富人，跟着私有主走；哪些人会拥护工人，拥护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知道：赚钱的本领和靠别人劳动过活的本领不比地主差的农民究竟多不多？不把这点弄得一清二楚，说多少关于贫穷的话都是没有用的，农村贫民就不会了解：农村中哪种人应当自已联合起来并且同城市工人 ==========第413页========== 402 给农村贫民 联合起来，怎样使得这种联合成为可靠的联盟，使得农民不仅不受地主的骗，而且也不受农民自己的弟兄一富农的骗。 为了弄清这点，我们现在就来看…下：农村中地主的势力是怎样的，富农的势力是怎样的。 先从地主谈起。要知道他们的势力怎样，可以先从他们私有土地数量上来看。欧俄的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份地和私有土地在内，大约有两亿四千万俄亩①（官地没有算在内，关于这一部分地我们以后单独来谈)。其中属于农民的，就是属于一千万以上农户的份地，有一亿三千一百万俄亩。而在私有主手里的，就是在不满五十万户手里的有一亿零九百万俄亩。这就是说，即使拿整数来算，每个农户平均只有十三俄亩，而私有主每户平均有二百一十 八俄亩！但是，土地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还要厉害得多，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私有主的一亿零九百万俄亩地中，七百万俄亩是封她，是归皇族的私有财产。沙皇和他的家族，是俄国的头号地主，是俄国最大的地主。皇家一姓的地要比五十万农户的地还多！其次，教堂和寺院所有的地，大约有六百万俄亩。我们的神甫向农民宣传不要贪财，要戒欲，而自已则巧取豪夺，抓到了大量的地。 另外大约有二百万俄亩属于各城市和市镇，还有约二百万俄亩属于工商企业和公司。九千二百万俄亩地（确切的数字是九千 一百六十万零五千八百四十五俄亩，但是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引用整数)属于不满五十万（四十八万一千三百五十八）户私有主。这些私有主中有一半是很小的，他们每家所有的地不到十俄亩。他 )这里的和下面的有关土地数量的数字已经很旧了。都是1877一1878年的数字。可是没有更新的数字。俄国政府只能在物里潮涂的情况下存在，所以在我打这里关于全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完整确实的材料，收集得非常少。 ==========第414页========== 3.农村中的苗和穷，私有主和工人 403 们的土地总共不到一百万俄亩。可是有一万六千户，每户有地一千俄亩以上影他们的地总共有六千五百万俄亩。大地主手里的地有多大，还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看出来，有将近一千（九百二十四）户，每户都有一万俄亩以上的地，他们总共有两千七百万俄亩地！这一千户所有的地等于二百万农户的地。 很明显，只要儿千个富人占着这样大量的地，千百万人民就一定要受穷挨饿，并且永远会受穷挨饿。很明显，要是这样，那末国家政权，政府本身（虽然是沙皇的政府）也总是要被这些大地主牵着鼻子走的。很明显，如果农村贫民自已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结合成一个阶级来同这个地主阶级作颜强的、殊死的斗争，他们是不能指望任何人和任何方面的帮助的。 这里必须指出：我国有许多人（甚至许多有教养的人）对地主阶级的力量有一种完全不正确的看法，他们说，“国家”的地要多得多。农民的这些狗头军师说：“俄国疆域<就是俄国的全部土地>的 一大部分，是属于国家的。”（这些话是从《革命俄国报》27第八号第八页上摘下来的)他们的错误是这样产生的。他们听说欧俄有 一亿五千万俄亩地是属于国家的。这是事实。可是他们忘记了，这一亿五千万俄亩差不多全是最靠北面的地方一阿尔汉格尔新克省、沃洛格达省、奥洛涅茨省、维亚特卡省、皮尔姆省一一的坏地和森林。：就是说，国家的地都是一些到现在还完全没有什么用的地。而国家所有的可以耕种的地还不到四百万俄亩。祝且，这些可以耕种的国家的地（如在萨马拉省，这种地特别多），收很少的钱，甚至象不要钱那样租给了富人。'富人把这些地成千成万俄亩地租去，然后再用高出两三倍的价钱转租给农民。 不，说国家有很多地的人，是农民的狗头军师。的确，许多好地都是大地主（沙皇自已也在内）的，这些大地主还把国家本身也 ==========第415页========== 404 给农村贯民 掌握在自已手里。当农村贫民还不会联合起来，不会经过自已的联合而成为一股可怕的力量的时候，“国家”永远是地主阶级的驯顺的奴仆。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以前儿乎只有贵族才是地主。贵族现在也还有大量的地（在1877一1878年，十一万五千户贵族有七千三百万俄亩地)。可是现在金钱、资本已经成了主要势力。商人和富裕农民收买了很多很多的地。根据统计，三十年来（从1863年起到1892年止)，贵族失去了（即卖出多于买进）值六亿多卢布的地。而商人和荣誉公民却买得了值两亿五千万卢布的地。农民、哥萨克人和“其他农村黎民”（我们的政府把平民叫做“黎民”，这样才能同“贵人”和“君子”分开来)买得价值三亿卢布的地。这就是说，全俄农民每年平均购置价值一千万卢布的地。 可见，有各种各样的农民：有的受穷挨饿，有的发财致富。可见，那种接近地主的、会站在富人方面反对工人的富农，是一天天多起来了。所以，想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的农村贫民，应当很好地把这点想一下，应当弄清楚：这样的富农多不多，他们的力量有多大，同这种力量作斗争我们须要怎样的联盟。我们刚才曾提到过农民的狗头军师。这些狗头军师喜欢说：农民已经有了联盟。这个联盟就是村社、村团。村社是一种很大的力量。村社的联合紧密地团结着农民：村社农民的组织（也就是联合、联盟）是广大无边的。 这是不对的。这只是一种童话。这是好心人想出来的，可是到底还是童话。假使我们要相信童话，那我们只能把自已的事业,弄糟，把农村贫民同城市工人联盟的事业弄槽。每一个住在乡下的人最好仔细地看一下自已周围的情况：村社的联合、农民村团象不象农村贫民用来同一切富人，一切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人作斗争的联盟？不，不象，而且也不会象。在每个村子里，在每个村团里， ==========第416页========== 3.农村中的富和穷，私有主和工人 405 都有许多雇农，许多贫苦农民，又有自已雇用雇农和把土地买成“死契”的富人。这些富人也是村团里的人，而且在村团里是他们作主的，因为他们有势力。难道我们要这种让富人参加、让富人作主的联盟吗？完全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用来向富人作斗争的联盟。'所以村社的联盟对于我们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我们需要自愿的联盟，需要那些懂得他们应当同城市工人联合的人的联盟。但是村团不是自愿的联盟，而是官办的联盟。入村团的不是那些给富人做工、想一起同富人作斗争的人。所有入村团的人都不是自愿加入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这块地上住过，替这个地主做过工，是因为官长把他们编入了这个村团。贫苦农民不能自由退出村团；他们不能自由接收外人即被警察编入别乡的人加入村团，可是我们为了使自己联合起来，可能正好需要外人加入到我们的联盟里来。不，我们要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联盟，是只有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参加的、为了同一切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人进行半争而结成的自愿联盟。 村社得势的时期早就过去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当村社得势的时候，农民中间几乎没有雇农和流浪全国找活干的工人，那时候儿乎没有富人，所有的人都同样受农奴主老爷的压迫。而现在，钱成了主要的力量。为了钱，就是同村团的人，也象野兽一样打架。有饯的农夫压迫和掠夺同村团的人比一些地主还厉害。现在我们要的不是村社的联盟，而是反对钱的力量、反对资本力量的联盟，是各个村团所有农村劳动者同贫苦农民的联盟，是所有农村贫民同城市工人来同样地反对地主和富农的联盟。 地主的力量怎样，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要来看一下富农多不多，他们的力量怎样。 关于地主的力量，我们是根据他们田庄的大小，土地的多少来 ==========第417页========== 406 ·给农村贫民 看的。地主能够自由支配自已的土地，自由买卖土地。所以，关于他们的力量，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土地的多少很准确地看出来。可是，我国的农民直到现在还没有权利自由支配自已的土地，他们直到现在仍旧还是半农奴，还被束缚在自已的村团里。所以，关于富农的力量，不能根据他们的份地的多少来看。富农发财不是靠自己的份地影他们购买许多地，或者是买成“死契”（变成自己的私产)，或者是买“几年”（即租地）；他们不但从地主那里买地，还从自已的农民兄弟那里买地，从抛弃土地和因为贫穷而出让份地的人手里买地。所以，最正确的办法，就是按马的多少来分富农、中农和贫农。马多的农民几乎总是富农，如果他有很多耕畜，那就是说，他地也种得很多，他除了份地之外还有别的地，还有存款。而且我们也能知道：在全俄国（即整个欧俄，把西伯利亚和高加索除外)，马多的农民有多少。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谈到全俄国，我们只能一般地讲，因为在个别的县份和省份里是有很大区别的。譬如，城市附近的富农，往往马并不多。有的人经营有利的蔬菜业，有的人马虽然少，但是奶牛很多，并且做牛奶生意。俄国各地也有不靠土地发财而靠买卖发财的农民，他们开榨油厂、面粉厂和其他工厂。凡是住在农村里的人，都很了解本村或本区的富农。：可是贫苦农民要不被人蒙着眼晴去瞎碰，要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人是他们的朋友，什么人是他们的敌人，就应该知道，在全俄国一共有多少富农，他们的力量有多大。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马多的农民和马少的农民有多少。我们已经说过，俄国的农户一共大约有一子万。他们现在大概一共有一千五百万匹马（十四年以前有一千七百万匹，可是现在已经少了一些)。这就是说，每十户平均有十五匹马。问题就是，很少的 一部分人有许多马，而很大的一部分人不是完全没有马，就是马很 ==========第418页========== 3.农村中的富和穷，私有主和工人 407 少。没有马的农民至少有三百万，有一匹马的农民大约有三百五 十万。这些都是完全破了产的农民，或者是贫苦农民。我们把他们叫做农村贫民。他们在一千万农户中占六百五十万，就是说几乎占了三分之二！接着就是中农，他们每户有两头耕畜。这样的农民大约有二百万户，他们大约有四百万匹马。再上面就是富农，他们每户有马两匹以上。这样的农民有一百五十万户，可是他们有七百五十万匹马①。这就是说，大约六分之一的农户手里有全部马的一半。 知道了这点，我们对富农的力量就能够看得很准了。他们人很少：在各村团、各乡里，每百户中只有一二十户富农。可是这些数目不多的农户是最富的农户。拿全俄国来说，他们的马差不多同所有别的农户的马加在一起一样多。这就是说，他们种的地也差不多等于全体农民种的地的一半。这些农民收获的粮食要比他们家庭所需要的多得多。他们把很多粮食卖出去。他们的粮食不只是自已吃，而大部分是为了卖出去，为了赚钱。这些农民能积蓄钱。他们把钱存到储蓄所和银行里去。他们在买地。我们已经说过，全俄国农民每年买很多的地，这些地差不多都是这些少数富农买的。农村贫民只想吃得上饭，哪里还能想到买地。他们连买粮食的钱都常常不够，哪里还有钱去买地。所以，一切银行，尤其是 ③我们再说一避：我们这里用的数字是大约的整数。富农不一定是整整一百五 十万，而是一百二三十万或者一百七八十方，也许甚至是二百万。但是这差不了多少。问题不在于把每一千户或每万户都算进去，而在于明了富农的力量有多大，他们的地位怎样，这样才能够分清敌人和朋友，才不会受一切胡说和空话的欺骗，而是确实知道贫农的地位，特别是知道富农的地位。希望每个农村劳动者都能仔细看一看自已的乡和邻近的乡。这样他就会看到，我们是算得对的，平均数字各地都是这样的，每百户中有十户或顶多是 二十户富农，二十户中农，而其余的都是贫农。 ==========第419页========== 408 给农村贫民 农民银行，决不是帮助全体农民弄到地（只有欺骗农夫的人或者大傻瓜才这样说)，而只是帮助很少的农民，只是帮助富人弄到土地。所以，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农民的狗头军师在谈到农民买地的时候，说土地是从资本的一方转到劳动的一方，这是在撒谎。土地是永远转不到劳动的一方来的，转不到穷苦的做活的人手上来的；因为地是要用钱买的，贫民从来没有什么多余的钱。土地只会转到有钱的富农手上去，转到有钱人手上去，只能转到农村贫民应当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去反对的那些人手上去。 富农不但买死契，他们论年租地也最多。他们租了大片的地，也就是夺去了农村贫民的地。壁如，在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县（康斯坦丁诺格勒县)算过一笔账：富农究竟租了多少地。结果怎样呢？租地三十俄亩和三十俄亩以上的农户很少，每十五户中只有两户。可是这些富人抓去了全部租地的一半，每个富人平均有七十五俄亩租地！或者就拿塔夫利达省来说吧，有人算过农民用村社、村团的名义向国家租来的地被富人霸占了多少。结果是总共只占农户 五分之一的富人，占有全部租地的四分之三。地到处都是按钱多少来分配的，而有钱的只是少数富人。 其次，现在农民自已也出租很多地。他们没有性口，没有种子，没有东西去经营，只好抛弃份地。现在如果没有钱，有地也没有用。就拿萨马拉省新乌晋斯克县来说吧，三户富农里有一户，有时有两户在本村团或者在别的村团租种份地。而出租份地的都是没有马和只有一匹马的农民。在塔夫利达省，整整三分之一的农户都出租份地。出租的份地占全部农民份地的四分之一，共二十 五万俄亩。在这二十五方俄亩份地中，有十五万俄亩（五分之三）落在富农手里！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村社联盟、村团，对贫民有没有用？在村团里，谁有钱，谁就有势力。可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切 ==========第420页========== 3.农村中的富和穷，私有主和工人 409 村团的贫民结成的联盟。 有人说农民可以很便宜地买到铁犁、收割机和其他一切改良农具，这同农民买地的说法一样，都是在骗农民。建立地方堆栈和劳动组合，并且说，改良农具会改善农民的生活，一这完全是撒谎。能够得到这些好农具的只是富人，贫民差不多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根本顾不上铁犁和收割机，能活命就算好了！所有这一切“对农民的帮助”，不过是帮助富人罢了。大批的贫民不但没有地，没有性口，也没有积蓄，就算改良农具价钱再便宜些对贫民也没有什么好处。就拿萨马拉省的一个县来说吧，有人算过富农和贫苦农民各有多少改良农具。算的结果是在全部农户中占五分之一的最富的农户，差不多占了全部改良农具的四分之三：而在全部农户中占一半的贫民，总共只占全部改良农具的三十分之一。在全县两万八千个农户中，没有马和只有一匹马的农户共有一万户，可是这 一万户总共只有七件改良农具，而这个县的全部农户一共有改良农具五千七百二十四件。五千七百二十四件农具中只有七件一这就是农村贫民在这一切经济改善中和好象是帮助“全体农民”的铁犁、收割机的推广中所占有的份儿！这就是农村贫民向空喊“改善农民经济”的人所应该指望的东西！ 最后，富农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唐用：农和短工。富农象地主一样，也是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他们象地主一样，是靠农民大众的贫困破产发财的。他们象地主一样，想尽量要自已的雇农多做活、少拿钱。如果广大的农民没有完全破产，没有被迫去给别人干活，没有被迫去卖力气做雇工，那也就不会有富农，他们也就不能经营了。那时他们就没有地方可以搜刮“丢掉的”份地，没有办法找到工人。在全俄国，一百五十万富农大概至少雇了一百万雇农和短工。可见，在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业主和工人 ==========第421页========== 410 给农村贫民 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伟大斗争中，一富农是要站在私有主方面反对工人阶级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富农的地位和力量，再来看一下农村贫芪生活是怎样的。 我们已经说过，全俄国绝大多数农户，差不多三分之二都是农村贫民。首先，没有马的农户怎么也不止三百万，现在大概还要多些，可能有三百五十万。每逢荒年，每逢年成不好，·总有几万农家破产。人口不断增加，住得愈来愈挤，一切好地又都落在地主和富农手里。这样破产的人年年增加，他们进了城市，进了工厂，当雇农，做粗工。没有马的农民，已经是什么都没有的农民。他们是无产者。他们生活（实在不能算是生活，要说是生活，倒不如说熬日子还更合适些)不靠田地，也不靠家业，只靠替别人做磨工。他们是城市工人的亲兄弟。没有马的农民有地也没有用，所以没有马的农户中有一半出租自己的份地，有时甚至把份地白白地交给村团（而且有时竟还要倒贴：），因为他们没有力量种地。没有马的农民只能种一俄亩地，最多也不过两俄亩。他总是要买粮食（假使有钱来买的话)，一自己的粮食总不够吃。有一匹马的农民在全俄国大约有三百五十万户，他们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当然，也有例外；我们已经讲过，有些地方，有一匹马的农民生活同中农一样甚至同富农一样。可是我们所说的不是例外的情形，不是个别地方，而是整个俄国。假使拿全体有一匹马的农民来看，那没有疑问，都是贫苦群众。就是在农业省份有一匹马的农民也只耕种三四俄亩地，种五俄亩地的很少影他们自已的粮食也不够吃。他们在年成好的时候也并不比没有马的农民生活得好些，一一他们常常吃不饱，常常挨饿。家业完全破落，性口不好，饲料不够，没有力量好好种地。有一匹马的农民在自已全部家业上（牲口的饲料 ==========第422页========== 3.农村中的富和穷，私有主和工人 411 除外)一年最多只能花（譬如在沃龙涅什省）二十卢布！（而富农花的钱要多十倍。)一年二十个卢布，又要租地，又要买性口，又要修理木犁和其他农具，又要放牧，又要做其他等等！难道这算经营家业吗？这是受罪，是苦工，是一辈子劳碌。有一匹马的农民也有出租自己份地的，而且这样的人并不少，这是很清楚的。穷人就是有地也没有多大用处。如果没有钱，靠地不但得不到饯，而且还吃不上饭。处处都要钱：吃饭要钱，穿衣要钱，经营家业要钱，纳税也要钱。在沃龙涅什省内，有一匹马的农民，单是纳税通常一年就要十 八个卢布左右，而他为了应付全部开支每年得到的钱总共也不到 七十五个卢布。说什么买地，什么改良农具，什么农村银行等等，这都是开玩笑而已，这根本不是为贫民着想的。 究竟到哪里去弄钱呢？只得去找“外水”。有一匹马的农民，同没有马的农民一样，也只能马马虎虎靠“外水”来过日子。面“外水”又是什么呢？就是给别人做工，做雇工。这就是说，有一匹马的农民有一半已经不是业主了，这一半变成了雇佣工人、无产者。因此，这样的农民就称为半无产者。他们也是城市工人的亲兄弟，因为各种业主也在用各种方法剥削他们。他们除了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去反对一切富人，反对一切私有主外，也同样没有出路，没有生路。修铁路的是谁？包工头掠夺的是谁？砍伐和浮运木材的是谁？做雇农的是谁？做短工的是谁？在城市里和码头上当粗工的是谁？都是农村贫民。都是没有马的和只有一匹马的农民。都是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这样的人在俄国可真多啊！有人算过，全俄国（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每年发出八百万张有时 九百万张身份证。这些都是季节工人。他们名义上是农民，实际上是雇佣工人。他们都应该同城市工人结成一个联盟；而投入农村的每一线光明和每一点知识，都会加强和巩固这个联盟。 ==========第423页========== 412 给农村贫民 讲到“外水”，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件事。所有的官吏和象官吏那样想问题的人都爱说，农民，庄稼汉“需要”两件东西：土地（只是不要很多，而且要很多也不行，因为富人早已把土地搜刮完了！)和“外水”。所以他们竟说要帮助人民，就应该在乡村里多办实业，就应该多“给”“外水”。这样的话都是假慈悲。对贫民说来，外水就是做雇工。“给”农民“外水”，就是把农民变成雇佣工人。这是多么好的帮助啊，真是好得没法说了：对于富农，则有另外一些要花本钱的“外水”，一譬如开磨坊和别的作坊，买脱谷机，做买卖和其他行业。把有钱人赚外水同贫民当雇佣工人混在一起，就是欺骗贫民。这种欺骗对富人当然有利，他们最愿意把一切“外水”说得好象是所有农民都担得起和办得到的。但是谁要是真心想使贫民得到好处，他就应该把一切真情实况面且一定是真情实况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还要谈一下中农。我们已经说过，从全俄国平均说来，凡是有两头耕畜的农民都可以算是中农，这样的农户在一千万农户中大约有二百万户。中农在富人和无产者中间，一所以他们就叫做中农。他们的生活也是中等的：年成好的时候能够勉强过去，可是贫困总是跟在他们后面，积蓄不是根本没有，就是很少。所以，他们的家业是不牢靠的。他们很难弄到钱，种庄稼得的钱总不够用，或者只是将就够用。要是去找外水，就不能照料庄稼，庄稼就要荒废。可是许多中农还是离不了外水，他们不得不去做雇工，贫困迫使他去受地主的盘剥，迫使他们去借债。中农差不多永远也离不了债务，他不象富农那样有稳当的收入。所以一借上了债，就好象套上了绞索。不到完全破产，就不能解脱债务。中农受地主的盘剥最多，因为地主需要没有破产的，又有两匹马，又有全套农具的农夫去做包件活。中农要到外地谋生是很困难的，一而为了得到面包，为了能够放牧，为了去租割地，为了归还冬天借 ==========第424页========== 4.中农会往露里走？ 413 的钱，他就不得不受地主的盘剥。除了地主和富农以外，压迫中农的还有富有的乡邻：这些富有的乡邻总是争夺他的土地，总不会错过可以用来压榨他的机会。中农正是过着这种不上不下的生活。他又不能算真正的业主，又不能算是工人。，一切中农都想当业主，想做有钱人，可是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很少很少。雇得起雇农或短工，竭力靠别人劳动发财，踩着别人脊背爬上富人地位的中农，是很少的。大多数中农不是雇用别人，而是自已只能受别人雇用。凡是富人和贫民，私有主和工人发生斗争的地方，中农总是站在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富人叫他们到自己这边来：你也算是业主，也是私有主，你同那些穷光蛋工人呆在一起千什么？可是工人则向他们说：富人会骗你，他们会把你的钱搞光，你除了帮我们同 一切富人作斗争以外，也是没有别的生路的。在所有的国家里，只要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在进行解放劳动人民的斗争，到处就都会发生这种争取中农的争论。在俄国，这个争论现在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琢磨这件事，要明白富人在用怎样一些办法来骗中农，我们怎样才能戳穿这种骗人的办法，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中农找到真正的朋友。要是俄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马上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就能比德国工人同志快得多地建立起农村劳动人民同城市工人的稳固联盟，就能很快地战胜劳动者的一切敌人。 4.中农会往哪里走？会走到私有主和富人那边去，还是会走到工人和穷人这边来？ 一切私有主，整个资产阶级，都想办法把中农拉过去，答应他 ==========第425页========== 414 给农村贫昆 们用一切办法来改善他们的经济（便宜的铁犁，农村银行，播种草料，用便宜的价钱卖性口、肥料等等)，让农民加入各种农业联合组织（书本上把这些联合组织叫做合作杜），加入各种业主的联合组织，来改善经济。资产阶级极力用这些方法来使中农，甚至小农，甚至半无产者不去同工人联合，极力鼓励他们拥护富人，拥护资产阶级来同工人，同无产阶级作斗争。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回答说，改善经济是件好事情。买一部铁犁能够便宜些，这并没有什么坏处，现在甚至每个聪明一点的商人都想把东西卖得便宜些，来招揽主顾。可是，如果向贫农和中农说：改善经济和铁犁减价就能帮助他们大家摆脱贫因而自立起来，同时丝毫也不触犯一切富人的利益，一那这就是撒谎。在所有这些改善、减价和合作社（买卖商品的联合组织）中，最占便宜的是宫人。富人愈来愈有力，愈来愈排挤贫农和中农。只要富人还仍旧是富人，只要他们还掌握着大部分土地、性口、农具和钱，那末不但贫农，就是中农也未世不能摆脱贫因。一两个中农靠这些改善和合作社能够爬上富人的地位，可是全体人民和全体中农却会更加贫穷。要使得全体中农都能变富，一要做到这点，就得先打倒富人，可是要打倒富人，就只有城市工人同农村贫民结成联盟才办得到。 资产阶级向中农（甚至小农）说：我们把减价的地，减价的铁犁卖给你们，你们要把自己的心卖给我们，你们要用不参加反对富人的一切斗争来报答我们。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则说：假使他们真是卖得便宜，那末有钱为什么不买呢？这只是一种买卖。可是，自已的心可永远卖不得。不同城市工人一起进行斗争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就是让自已永远受穷受苦。东西减价会让富人占更大的便宜，发更大的财。而谁 ==========第426页========== 4.中农会往哪里走？ 415 如果老是什么钱也没有，他如果不把这些钱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的话，那么无论多么便宜也没有用。 举个例说吧。拥护资产阶级的人到处拿各种合作社（贱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联合组织)来显宝。'甚至有一些把自已叫做“社会革命党人”28的人，也跟着资产阶级到处衰喂，说农民最需要的是合作社。在我们俄国，也开始办起了各种合作社，不过我们这里合作社还很少，而且在没有得到政治自由以前，合作社一直都会很少的。在德国，农民中间各种各样的合作社非常多。看吧，这些合作社对谁好处最大。全德国一共有十四万农户参加牛奶和奶制品的销售协作社。这十四万农户（为了方便，我们还是用整数来算）共有奶牛一百一十万头。在全德国一共有四百万贫农，加入协作社的只有四万人，这就是说，一百个贫农当中只有一个人得到这些合作社的好处。这四万贫农总共只有十万头奶牛。其次，在一百万中等农户即中农里，加入合作社的有五万人（就是说一百个人里有五个人加入)，他们有奶牛二十万头。最后，在三十三万多个富有农户(地主和富农算在一起)里，加入合作社的有五万人（这就是说一百人里有十七个人加入！)而他们的奶牛则有八十万头！ 看吧，合作社对谁好处最大。看吧，那些喊叫用各种贱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联合组织来拯救中农的人，在怎样戏弄庄稼人。资产阶级倒真想很便宜地“收买”庄稼人，使贫农和中农脱离号召他们到自己这方面来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我们这里也办了各种干酪劳动组合和牛奶收集站。在我们这里也到处有人在叫嚷说，劳动组合、村社联盟、协作社一这便是庄稼人需要的东西。可是，看看吧，在这些劳动组合、协作社、村社合租制方面是谁占了便宜。在我们这里，每一百农户中间至少有二十户完全没有奶牛，三十户只有一头奶牛。这些农户穷得没 ==========第427页========== 416 给农村贫民 有办法才出卖牛奶，让自已的孩子没有奶喝，让他们挨饿，让他们大批大批死掉。而富农则有三头、四头或者更多的奶牛。这些富农的奶牛占全体农民的奶牛一半。干酪劳动组合到底是对谁有利呢？很明显，对所有的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最有利。很明显，如果中农和贫农跟着他们走，如果他们认为要不再受穷，不用靠全体工人同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只要单个小业主努力就能不再受穷和变成富人，这对所有的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是有利的。 一切拥护资产阶级、冒充小农的支持者和朋友的人，用各种方法来赞助和鼓励他们这样努力。而很多幼稚的人认不出这些披着羊皮的狼，跟了资产阶级说谎，以为这样就对小农和中农有好处。譬如，他们在各种书本上和讲演中老是证明，小经济是最有利和最能赚钱的经济，小经济正在繁荣起来，说什么正因为这样，在农业中到处都有这样多的小业主；说什么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把地抓得这样紧（这并不是因为一切好地都被资产阶级占去了，所有的钱也在他们手里，穷人只好在一小块地上一辈子过着苦日子！)。说这些好听话的人又说：小农并不需要很多的钱；小农和中农比大农更加节俭勤劳，生活也更加简朴；他们不必买干草，用麦秆也可以喂性口；他们不买贵的机器，早点起来多干点活就能赶上机器；他们 一切东西都不用拿钱找别人来修理，节假日自已拿斧头来做做木工就行了一结果比大业主合算得多；他们不去养价钱很贵的马或者键牛，而用奶牛将就耕地一德国的贫苦农民就是用奶牛来耕地的，面我们国家的人民已经破产到不仪用奶牛而且开始用人来耕地了！这是多么有利啊！这是多么便宜啊！中农和小农是这样勤劳，这样刻苦，生活这样节俭，不纵容自已，不想社会主义，而所想的只是自已的家业一这是多么让人佩服啊！他们不跟那些举行罢工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走，而跟富人走，努力想变成好 ==========第428页========== 4.中农会往哪里走？ 417 人！所以只要大家都这样刻苦，这样勤劳，这样节俭，不喝酒，多存钱，少买些花布，少生些儿女，一这样大家都会过好日子，什么穷苦都不会有了！ 资产阶级把这样的好听话说给中农听，有些傻瓜就相信了，并且自已也说起这样的话来！①其实，这些好听话，不过是骗农民和戏弄农民。这些说好听话的人把受穷受苦叫做便宜而有利的经济。贫穷使中农、小农只好白天黑夜地干活，他们连粮食都不敢吃饱，一文钱都不敢花费。一条裤子穿三年，夏天出门没有靴子穿，锄头坏了用绳子扎一扎，奶牛用房顶上拆下来的烂麦秆来喂，当然，这比什么都“便宜”都“有利”！可是随便请哪一个资产者和富农来尝一尝这种“便宜”和“有利”的经济的滋味看，一他们大概马上就会把自已的好听话忘得一干二净！ 赞扬小农经济的人有时也想让农民过得好些，实际上只是害了农民。他们用好听话来骗农民，正象用开彩来骗人一样。我现在来说一下开彩是怎么回事。譬如我有一头奶牛，值五十个卢布，我想把这头奶牛拿来开彩，叫大家都来买一个卢布一张的彩票。一个卢布中了奖就可以得到一头奶牛，于是人们就抢着拿钱来买彩票。收齐一百卢布之后，我就来开彩：谁的彩票中了，谁就用一个卢布换到了一头奶牛，别的人都落了空。这头奶牛对大家说来是不是“便宜”呢？不，很贵：因为多付了一倍的价钱，因为只有两个人（开彩的人和得到奶牛的人）毫不费力地发了财，他们是靠其他 ①在我们俄国，那些想让庄稼人过得好些，可是有时候还是不知不觉地说出这种好听活来的傻瓜，就叫做“民粹派”或者也叫做“小经济的拥护者”。因为没有头脑而跟着他们走的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在德国，说好听话的人也不少。有 一个叫做爱德华·大卫的，他不久以前写了一大本书。在这本书里说：小经济比大经济不知有利多少：因为小农不乱花钱，耕地不用养马，用奶牛就行了，奶牛一面耕地，一面还可以挤牛奶。 ==========第429页========== 418 给农村贫民 九十九个人送掉了自己的钱而发财的。所以，谁要是说开彩对人民有利，谁就是在骗人民。同样，谁要是答应用各种合作社（高价卖出贱价买进的联合组织)，各种经济改善，各种银行这一类的方法来使农民不受穷，谁就是在骗农民。正象开彩时一个人中彩，而别的人都吃亏一样，用这些方法也是一个中农碰巧成为富人，而他的九 十九个同伴则一辈子都要弯腰折背，离不了贫穷，甚至更加破产。请每个住在乡下的人好好地留心一下自已的村团和邻近的情况吧，中农变成富人而再不受穷的到底多不多？一辈子离不了贫穷的有多少？破产而离乡背井的又有多少？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全俄国中农不出二百万户。假定贱价买进高价卖出的一切联合组织比现在多了十倍。结果怎么样呢？大不了能有十万个中农能够升到富农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百个中农里有五个人发了财。面另外九十五个人呢？他们生活仍旧是困难的，而且其中有许多人的生活还弄得更加困难！至于贫民那就会更加破产了！很明显，资产阶级正是要使尽量多的中农和小农跟富人走，要他们相信不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也能使自已不受穷，要他们指靠自己勤恳、自己刻苦、自己发财，而不去指靠同农村工人和城市工人的联盟。资产阶级一心只想让庄稼人去这样空想空指望，一心只想用各种好听话来迷惑他们。 要戳穿所有这些人的好听话，只要问他们三个问题就行了。第一个问题。如果俄国两亿四千万俄亩好地中有一亿俄亩是地主的地，如果一万六千个最大的地主占着六千五百万俄亩地，那劳动人民能不受穷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一百五十万户富农（农户一共是一千万）占了全部农民的地、农民的马和农民性口的一半，并且占了全部农民积蓄和存款的一大半，如果这个农民资产阶级靠压迫贫农和中农， ==========第430页========== 4.中农会往哪里走？ 419 靠榨取雇农和短工的血汗变得愈来愈富，如果六百五十万农户都是破产的贫农，常常挨饿，靠替别人做各种活来赚一口饭吃，那劳动人民能不受穷吗？ 第三个问题。如果钱成了最有力的东西，如果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买工广、买地，甚至买人来做雇佣工人，做雇佣奴隶），如果没有钱就既不能生活也不能经营家业，如果小业主、贫农必须为了钱而同大业主进行斗争，如果几千个地主、商人、厂主和银行家把几亿卢布抓在自已手里而且还支配着一切集中了几十亿卢布存款的银行，那劳动人民能不受穷吗？ 随便说什么关于小经济和合作社有利的好听话，都逃不了这儿个问题。对这儿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能够救劳动人民的真正“合作”，就是农村贫民同城市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面结成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扩大和巩固得愈快，中农就®快地懂得资产阶级答应的东西是骗人的，中农也就会愈快地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资产阶级知道这点，所以除了说好听话，它还给社会民主党人到处造谣。资产阶级说：社会民主党人想夺去中农和小农的财产。这是造遇。社会民主党人只想夺去大业主的财产，只想夺去靠别人干活养活的人的财产。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会夺去不魔用工人的小农和中农的财产。社会民主党人保卫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不但保卫最有觉悟、最团结的城市工人的利益，也保卫农村工人的利益，而且只要小手工业者和农民不雇用工人，不跟富人走，不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也保卫他们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斗争从一切方面去改善工农的生活，只要这些改善在我们还没有打垮资产阶级统治以前可以马上实行，只要这些改善可以促进同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可是，杜会民主党人不骗农民，他们把全部 ==========第431页========== 420 给农村贫民 真情实况都讲给农民听，他们预先就对农民直说：在资产阶级还统治着的时侯，任何改善都不能使人民永不受穷。为了使全体人民知道社会民主党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就制定了自已的纲领。纲领中简单明确地说出党所要达到所要争取的一切目标。社会民主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只有这个党才能提出明确的纲领，让全体人民知道和看到这个纲领，使党内所有的人都真正地想为全体劳动人民不受资产阶级压迫而斗争，而且正确懂得应当同谁联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和怎样进行这种斗争。另外，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须直接、公开和确实地在纲领中讲清楚劳动人民贫困的原因和工人的联盟一天天扩大和加强的原因。只说生活太坏而号召造反，这是不够的，这一点随便哪个说空话的人都做得到，这样做也没有多大的好处。要使劳动人民真正知道他们贫穷的原因，知道为了不再受穷他们应当同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我已经说过了，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劳动人民受穷的原因是什么，农村贫民应当同谁作斗争，应当同谁联合起来进行这个斗争。 现在我来讲一下，工农生活方面有哪些改善是我们现在就可以争取得到的。 5.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人民和工人争取哪些改善？ 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斗争来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使他们不再受 一切琼夺，不再受一切压迫和使别人不能再对他们不公平。要得 ==========第432页========== 5.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人民和工人争取哪些改善？ 421 到解放，工人阶级第一就应当联合起来，要联合起来，就应当有联合的自由、联合的权利，就应当有政治自由。我们已经说过，专制统治就是官吏和瞥察把人民当做奴隶。所以，除了一小撮在朝的和能够接近朝廷的达官显贵之外，全体人民都需要政治自由。可是，最需要政治自由的是工人和农民。富人可以贿骆官吏和警察，免得吃他们胡作非为的亏。富人可以向上面告状，所以，营察和官吏问富人找岔子的时候比向穷人找岔子的时候要少得多。工人和农民没有钱去贿赂警察和官吏，有冤没处申，又打不起官司。只要国家里还没有民选的统治机关，没有人民代表会议，工农就永远不能不受警察和官吏的敲榨勒索、胡作非为和欺侮。只有人民代表会议才能使人民不做官吏的奴隶。每个觉悟的农民都应该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向沙皇政府要求的，最主要的就是召集人民代表会议。不分等级，不分贫富，人人都应该有选举代表的资格。选举应该是自由的，不受官吏才难；监督选举的应该是受人民委托的人，而不是巡官和地方官。那时候，全体人民的代表就会讨论人民的各种需要，就会在俄国建立起好的制度。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不经过法院的判决，警察局就不许把人关起来。官吏如果随便抓人，就应该严办。要使官吏不再横行霸道，就要使人民自已能够选举官吏，每个人都有权直接到法院去告随便哪一个官吏。不然，向地方官告巡官，或者向省长告地方官，那有什么用晚？地方官当然只会包庇巡官，省长当然只会包庇地方官，结果是告状的人遭殃：不是坐牢，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我们俄国（象其他各国一样），只有当大家都能向人民代表会议和民选的法庭告状，能自由说出或者在报纸上写出自已的苦处的时候，官吏才不敢胡来。 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象农奴那样由官吏摆布。官吏不许可， ==========第433页========== 422 给农村贫民 人民既不能开会，又不能出书办报！这难道不是象农奴那样受摆布么？如果不能自由开会，不能自由出书，那末怎么能够对付官吏和富人呢？自然，一切说出人民痛苦的公正的书和公正的话，官吏都是要禁止的。拿本书来说，社会民主党就必须秘密印刷，秘密发行。不管在谁那里，只要查出这本书来，他就要吃官司，坐监牢。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却不害怕，还是愈来愈多地出版和散发说实话的书给人民读。随便什么监狱和迫害都阻止不了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等级，要求国内一切公民完全平等。现在我们这里有不纳税等级和纳税等级，有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有白骨头和黑骨头①，对于黑骨头的平民甚至还可以拷打。在随便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看不起工人和农民的。除了俄国之外，随便哪一个国家对各个等级都没有不同的法律。现在是时候了，俄国人民也应该要求每个庄稼人都有贵族所有的一切权利。农奴制度废除已经四十多年了，可是还有拷打，还有纳税等级，这不可耻吗？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人民有迁移和从业的完全自由。什么是迁移自由呢？这就是说，农民用不着得到别人的允许，有权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搬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住在随便哪一个农村或者城市里。这就是说，俄国也应当取消身分证（在其他国家里身分证早就没有了)，无论哪个巡官，无论哪个地方官，都不能不许哪一个农民随便找住的地方和做工的地点。俄国的庄稼人被官吏管得很紧，甚至不能自由搬到城市，搬到新的地方去住。大臣命令省长不要准许随便搬家！庄稼人要到什么地方去，省长竟比他自己还明白！庄稼人象小孩子一样，不得到官长许可就不敢动一动！这难道不 ①即贵族和平民。一编者注 ==========第434页========== 5.杜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人民知工人争取哪些改普？ 423 是象农奴那样受摆布么？随便哪一个破落的贵族可以支使成年的农民户主，这难道不是侮辱人民吗？ 现在的“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款收和人民的灾难》（饥荒）。他在这本书里干脆说：既然本地的地主老爷需要人手，庄稼人就不应该搬家。这位大臣老实不客气地公开这样说，以为庄稼人听不见，听不懂。·既然地主老爷们需要便宜的劳动者，为什么要让人搬走呢？人民住得愈挤，对地主就愈有好处，人民愈穷，雇人就会愈便宜，人民就会愈顺从地去受各种压迫。从前是总管照顾老爷的利益，而现在是地方官和省长照顾他们的利益。从前由总管吩咐在马棚里鞭打，现在由地方官吩咐在乡公所里鞭打。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常备军，实行民兵制，让全体人民都武装起来。常备军就是脱离人民的军队，是谁备用来向人民开枪的军队。如果不是在营房里把兵关上几年，不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没有人性的训练，难道他们会向自己的兄弟开枪，向工人和农民开枪吗？难道他们会反对饿着肚子的庄稼人吗？要保护国家不受敌人的袭击，根本不需要常备军，有民兵就足够了，如果全国每个公民都武装起来，那俄国就用不着怕什么敌人。而人民也就会不受军阀的压迫：军阀每年耗费好几亿卢布，这些钱都是从人民身上刮去的，捐税这样重，生活愈来愈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军阀制加强了官吏和警察对人民的统治。军阀制是用来抢别的民族的，譬如掠夺中国人的土地。人民并不会因此而轻松，反而会由于征收新的税而使生活变得更加困难。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就会大大减轻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的负担。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间接税，这同样也会大大减轻全体工人和农民的负担。间接税就是不直接按地或家业征收的税，而是 ==========第435页========== 424 给农村贫民 由人民间接缴纳的，也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要付更多的钱。政府在白糖、烧酒、煤油、火柴和其他一切日用品上抽税，这些税是由商人或者厂主缴给国家的，自然，他们并不是用自己的钱来缴税，而是用买主付给他们的钱来缴税。烧酒、白糖、煤油、火柴的价钱提高了，每个买主买一瓶烧酒或一俄磅白糖的时候不但要出商品价钱，而且要付商品税。譬如，假使你拿十四个戈比去买了一俄磅白糖，那末大约就有四个戈比是税；糖广主已经把这种税缴给了国家，而现在从每个买主手里收回这笔钱。所以，间接税就是日用品的税，就是用抬高商品价钱的办法由买主来缴的税。有的人说，间接税是最公道的税，买多少东西，缴多少税。这是谎话。间接税是最不公道的税，因为穷人付间接税要比富人付的重得多。富人的收入比农民或者工人多十倍，甚至要多百倍。可是，富人用的白糖难道也会多百倍吗？他们用的烧酒，火柴或者煤油也会多十倍吗？当然是不会的。富人家买的煤油、烧酒、白糖，比穷人家不过多一倍，最多也不过多上两倍。而这就是说：间接税在富人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比穷人少。假定一个贫农的收入，一年是二百卢布影假定他用六十卢布买了那些抽税的、因此是抬高了价钱的商品（白糖、火柴、煤油都加上了消费税，即商品没有运到市场以前厂主就得付出的税，官营烧酒的价钱是政府直接提高的；花布、铁和其他商品的价钱非常贵，是因为便宜的外国货不纳很高的关税就不准运进俄国)。这六十卢布中间有二十卢布是税。这就是说，贫农收入的每一卢布中要纳十戈比的间接税（还没有算上直接税：例如赎金、代役租、土地税、地方自治局税、乡镇税和村社税等等)。可是 一个富农收入有一千卢布，他用一百五十卢布买了那些抽税的商品：这一百五十卢布中他只付了五十卢布的税。这就是说，富农收入的每一卢布中只缴五戈比间接税。一个人愈富，他从收入中缴 ==========第436页========== 5.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人民和工人争取娜些改普？ 425 的间接税也愈少。所以，间接税是最不公道的税。间接税就是向穷人抽的税。农民和工人合起来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九，他们缴全部间接税的十分之九或十分之八。而在全部收入中农民和工人得到的大概最多也到不了十分之四！所以，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间接税而规定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这就是说：收入愈多，税就愈重。谁有一千卢布的收入，就让他每卢布缴一戈比的税，谁有二千卢布的收入，就让他每卢布缴二戈比的税；以此类推。收入最少的（例如收入在四百卢布以下的）完全用不着缴税。最有钱的富人应该缴最多的税。这种所得税，或更正确些说，果进所得税，要比间接税公道得多。正因为这样，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间接税，实行累进所得税。但是很清楚，一切私有主，整个资产阶级，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当然要反对的。只有农村贫民和城市工人的坚固联盟，才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到这种改善。 最后，对于全体人民，尤其是对于农村贫民，一个很重要的改善，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孩子上学不花钱。目前农村的学校要比城市里少得多，并且到处只有富人阶级，只有资产阶级的孩子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只有使所有的孩子上学不花钱，人民才能不再象现在这样没有文化，至少是不再完全没有文化。农村贫民特别吃没有文化的亏，特别需要受教育。可是，我们要的当然是真正的、自由的教育，而不是官吏和神甫所想要的那种教育。 其次，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每人都有充分的信仰自由的权利。欧洲各国中只有俄国和土耳其还保留着一些可耻的法律，来反对不信正教而信其他教的人，反对分裂教派，反对其他教派信徒，反对犹太人。这些法律不是直接禁止一种宗教，就是禁止传布这种宗教，或者是剥夺信这种宗教的人的某些权利。所有这些法律，都是极不公道的，极强制的，极可耻的。每个人不仅应该有相信随便 ==========第437页========== 126 给农村贫民 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随便哪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哪一个官吏都管不着谁信的是什么教：这是个人信仰问题，谁也管不着。不应该有什么“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教会。 一切宗教，一切教会，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平等的。各种宗教的僧侣可以由信那种教的教徒来供养，国家不应该用公款来帮助任何一种宗教，来供养任何僧侣，不管他是正教的，分裂教派的，还是其他任何教派的僧侣。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为了这些在进行斗争。在这些办法还没有无条件实现以前，人民就一直要因为信教问题而受到可耻的、警察的迫害，也免不了对某一种宗教实行同样可耻的警察的祖护。 我们已经知道了，社会民主党人要为全体人民，尤其是为穷人争取哪些改善。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要为工人一不只为工厂工人和城市工人，而且也为农村工人一争取哪些改善。工厂工人住得比较挤，比较集中；他们在很大的车间里做工多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得到有教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因为这一切缘故，所以城市工人开始同业主斗争比其他一切工人都要早得多，他们争得了相当的改善，而且还争得了工厂法。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也要为一切工人争取这种改善：为城市和农村的那些在家里给别人干活的手艺人，为那些被小作坊主和手工业者雇用的工人，为建筑工人（木匠、泥水匠等等），为林业工人，为粗工，也同样为农村工人争取这些改善。所有这些工人，跟着工厂工人并且在工厂工人的帮助下，已经开始在全俄国团结起来，为争取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争取比较短的工作日，争取比较高的工资而斗争。社会民主党为自已确定的任务，是支持一切工人为改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帮助他们把最坚决最可靠的工人组织成为（联合成为）坚固的联盟， ==========第438页========== 5,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人民和工人争取娜些改普？ 427 向他们散发书报传单，派有经验的工人到新参加斗争的工人那里去，总之尽一切可能用各种办法来帮助他们。我们如果争得了政治自由，我们在人民代表会议中就会有自已人即工人代表，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会象其他国家中自己的同志一样，要求通过有利于工人的法律。 这里我们用不着把社会民主党要替工人争取的一切改善都说出来，这些改善在纲领上已经写上了，而且在《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书上也已经讲明白了。这里我们只要指出里面的几个最大的改善就够了。工作日每天不应该超过八小时。每星期应该有一天休息不做工。额外工作应该完全禁止，夜工也应该完全禁止。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应该念书不花钱，所以孩子不满十六岁就不准被雇去做工。妇女不应该在有损健康的生产部门中做工。做工受伤残废的时候，—牌如因为管脱谷机和风车等等而受伤残废的时候，一一雇主应该赔工人钱。对一切雇佣工人应该总是每显期发一次工钱，而不应象对农村雇工那样，常常两三个月才发一次工钱。每星期按时领工资，并且领的必须是现钱而不是商品，这对工人是很重要的。雇主老是硬要工人领各种价钱很贵的坏商品来代替工钱：要消灭这种不合理现象，就一定要用法律来禁止用商品付工钱。还有，国家应该给年老工人养老金。工人干活供养所有富人阶级和整个国家，所以他们同官吏一样有权领养老金。为了使业主不敢滥用自已的地位去破坏有利于工人的条例，就应当选派视察员，他们不但应该视察各个工厂，而且也要视察大的地主田庄，视察所有雇工人的企业。这些视察员不应该是官吏，不应该由大臣或省长去派，不应该给警察办事。视察员应该由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来做；政府应该发薪水给工人自已自由选出来的代理人。这些选出来的工人代表还应该注意使工人的住房设备完善；使亚主不敢 ==========第439页========== 428 给农村贫民 逼迫工人住那种象狗窝似的房子或土窑（在农村干活的常常是这样的)，必须遵守关于工人休息的条例。同时，不要忘记，在没有得到政治自由以前，在瞥察什么事都能管并且用不着对人民负责的时候，工人选出什么代表都没有用。谁都知道，现在不通过法庭警察就可以抓人，不但可以抓工人代表，还可以抓一切敢替大家说话、敢揭露违法行为和号召工人团结的工人。.可是，我们有了政治自由，工人代表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应该绝对禁止一切雇主（一主、地主、包工头、富农）随便扣工人的工钱，比如因为废品而打钱，用罚款的办法来扣钱等等。窟主随便扣工钱，这是违法行为和暴行。业主不准用随便什么办法和随便扣钱来减低工人的工钱。业主自已不准私设公堂自己裁判(把工人工钱扣下来装到自已腰包里去的人是多好的法官啊：)，而应该由真正的法庭来办理，这个法庭应该是由工人和业主双方选出一样多的代表组成的。只有这样的法庭，才能公正地判断业主对工人，工人对业主的各种不满。 社会民主党人要为整个工人阶级争取的就是这些改善。·每个地产上、每个庄园里、每个包工头那里的工人，应该想办法同可靠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应该争取什么改善，应该提出什么要求（在各个工厂里，各个庄园里以及在各个包工头那里，工人的要求当然会是不同的)。 社会民主党的各个委员会帮助全俄国工人明确地规定自已的要求，同时还帮助他们出版书报等等来说出这些要求，使得一切工人、业主和官长都能知道这些要求。只要工人能够万众一心地坚持自已的要求，业主就不能不让步，不能不答应。城市工人已经用这种办法争得了很多改善，现在家庭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和农村工人也在开始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为争取自己的要求而斗争。 ==========第440页==========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429 在我们还没有争得政治自由以前，我们只能秘密地进行这种斗争，避开警察的耳目；因为警察是禁止工人的一切书报等等和一切联合的。我们争得了政治自由，就能更加广泛地公开进行这种斗争，让大家都能看到，让全俄国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联合起来，能够更加同心协力地保护自已不受迫害。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人愈多，他们的力量就愈大，他们就能愈加快地使工人阶级得到完全的解放，使他们不再受任何压迫，不再让人家雇去做工，不再替资产阶级做任何工作。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工党不但要为工人争取改善，而且要为全体农民争取改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社会民主党要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为了完全解放全体劳动者，农村贫民应该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进行反对一切资产阶级一包括富农在内一的斗争。富农会尽重少付工钱给自己的雇农，而叫他们干的活却要多些和重些影城市和农村工人则要求：替富农做工的雇农也能够得到比较多的工钱，工作要轻些，并且要有休息。这就是说，农村贫民应该组织完全是自己的、没有富农参加的联盟，，一关于这点我们已经讲过，并且要常常不断地讲。 可是，俄国所有的农民，不分富农贫农，在许多方面仍旧还是农奴：他们都是下贱的纳税的等级；他们都受到普宜和地方官的奴 ==========第441页========== 430 给农村贫民 役；他们往往仍旧为了割地，为了饮马场，为了牧场，为了草地而替老爷干活，—一这问在农奴制下替老爷干活真是完全一样。所有的农民都不想再做这种新的农奴，大家都想获得全部权利，大家都仇恨地主，因为地主直到现在还在强迫农民做劳役一一也就是为贵族老爷在田地里、牧场上、饮马场和草地上“服工役”，为“赔偿牲口践踏庄稼”而干活，为表示“尊敬”而派女人去收割庄稼。贫民由于这一切工役而遭到的痛苦比富农更要重。富农有时可以向老爷用钱顶工，但是大部分富农还是受地主很重的压迫。所以，农村贫民应该同富农一起反对自己所处的无权地位，反对一切劳役，反对 一切工役。我们要不受一切盘剥和一切贫穷，就只有打败蓝个资产阶级（富农也包括在内）。可是有的盘剥，我们是可以早些去掉的，因为富农也受不了这种盘剥。在我们俄国，还有许多地方和省份，全部农民直到现在还完全同农奴一模一样。所以，俄国的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村贫民应该左右开弓进行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同全体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一切资产者；另一方面同全体农民结成联盟来反对农村中的官更、地主一农奴主。假使农村贫民不组成完全是自己的、同富农不相干的联盟，那末富农就要骗他们，哄他们，他们自已一心只想变成地主，让穷人不但永远当穷人，而且还得不到联合的自由。假使农村贫民不同富农一起反对农奴制盘剥，那末，他们仍旧会被束缚在本地，他们也不会有充分的自由同城市工人实行联合。 农村贫民第一要打击地主，至少要去掉地主那些最可恶、最有害的盘剥；一在这一点上，许多富农和拥护资产阶级的人也会支持农村贫民的，因为大家都讨厌地主的耀武扬威。可是，只要我们 一缩小地主权力，富农马上就会显出原形，伸出自己的爪子去抓一切东西，而他们的爪子是很能抓东西的，并且现在就已经抓去了好 ==========第442页========== 6.杜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那些支善？ 431 多。可见，农村贫民应该小心提防，应该同城市工人结成坚固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城市工人既会帮助农民去掉地主的旧的老爷气派，又会使富农老实起来（正象他们已使自已的厂主稍微老实了一些那样)。不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农村贫民就永远不能不受一切盘剥和一切贫穷，这方面，只有城市工人能帮他们的忙，这方面，只能指靠自已。可是有些改善我们可以早些争得，可以在这个伟大斗争一开始就马上得到。有许多盘剥在别的国家里早就没有了，但是俄国却还有。这种官吏的盘剥，这种老爷的农奴制盘剥，俄国全体农民是能够马上就去掉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要使俄国全体农民至少能够去掉最可恶的农奴制盘剥，要使农村贫民能够放手来同俄国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首先要争取哪些改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要求：马上取消“纳税”农民负担的一切赎金，一切代役租，一切义务。在贵族委员会和俄国沙皇的贵族政府过去把农民从农奴制依附关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硬要农民寒买农民自己的地，赎买农民世世代代种的地！这是 一种强盗行为。贵族委员会，在沙皇政府帮助下，直接掠夺了农民。在很多地方，沙皇政府派军队用武力来实行规约9，对不愿接受被割剩下来的“极小一块”份地的农民实行军法体刑。如果不靠军队，如果不靠拷打和杀人，贵族委员会决不能象解除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时候那样赤棵棵地掠夺农民。农民应当永远记着，地主的贵族委员会怎样骗了他们，掠夺了他们，一因为就是现在，只要沙皇政府想为农民颁布新法律，也总是要叫贵族委员会或者官吏委员会去办。不久以前，沙皇下了一道诏书(1903年2月26日)。在诏书中，他答应修订和改善关于农民的法律。让谁来修订呢？让谁来改善呢？·又是贵族，又是官吏！在没有争取到成立农民委员会 ==========第443页========== 432 给农村贫民 来改善农民生活的时候，农民总是要受人骗的。地主、地方官和 一切官吏支使农民已经支使够了！·象农奴那样受一切巡官，一切醉熏熏的贵族公子（他们被称为地方官、县警察局长或者省长）摆布已经够了！农民应该要求让他们自由地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制定、提出和通过新的法律。'农民应该要求成立自由的、民选的农民委员会，一只要他们还没有争到这点，他们就一直要受贵族和官吏欺骗和琼夺。假使庄稼人自已不来解效自已，假使他们不联合起来把自已的命运掌握在自已的手里，那末谁也不能使庄稼人从官吏吸血鬼那里解放出来。 社会民主党人不但要求立刻完全取消赎金、代役租和其他各种义务，而且还要求把从人民那里勒索去的赎金还给人民。自从贵族委员会使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以后，全俄国的庄稼人多缴了好几亿卢布。农民应该要求把这些钱还给他们。政府应该对大贵族地主收特别税，农民应该夺回寺院的和皇族的（即沙皇本族的)地；人民代表会议应该用这些钱来帮助农民。世界上随便哪里的农民，也没设有象俄国农民这样受鄙视，这样贫穷，这样可怕地大批大批地饿死。我国农民落到了饿死的地步，因为他们还在受贵族委员会掠夺，因为从那时起就连年不断地琼夺他们，不但替过去残留下来农奴主榨取旧的贡税，而且还榨取赎金和代役租。‘那些掠夺农民的人应该对这点负责。应该把大地主贵族的钱拿出来大力救济挨饿的人。挨饿的庄稼人不要小恩小惠。庄稼人应该要求把每年付给地主和国家的钱还给他们。那时候，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委员会就会给挨饿的人真正的救济。 还有，社会民主工党要求马上完全废除连环保和限制每个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一切法律。1903年2月26日沙皇的诏书答应废除连环保。现在，废除连环保的法律已经颁布了。可是这还不 ==========第444页==========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廓些改善？ 433 够。除了这一点，还应当马上废除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一切法律。不然，就是取消了连环保，农民也仍旧不能完全自由，仍旧还是半农奴。农民应当得到支配自已土地的完全自由：可以谁也不问一下就把地让给或卖给随便什么人。沙皇的法令就是不答应这样做。一切贵族、商人和小市民都可以自由支配他们的土地，独有庄稼人不可以。好象庄稼人是小孩子，要派地方官象奶妈一样地看管他们。禁止庄稼人卖自己的份地，不然他会乱花钱！一农奴主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些傻瓜也相信他们，一心想为庄稼人好，对他们说，应该禁止庄稼人卖地。甚至民粹派（这些人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和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在这一点上也跟着襄嚷，认为宁可让我们的庄稼人仍旧带些农奴性，地是不能让他们卖的。社会民主党人说：这全是假话，全是老爷腔调，全是好听话！只有我们到了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时候，一切土地才会归公，那时谁也没有权利出卖土地，那末在没有做到这点以前怎么办呢？贵族和商人可以卖地，难道农民就不可以吗！？贵族和商人有自由，难道农民就仍旧要做半农奴吗1？农民仍旧要恳求上面的允许吗！？ 这全是骗人的话，说得倒是很甜，不过总还是骗人的话。只要贵族和商人可以卖地，农民也应该同贵族和商人完全一样，有出卖自已土地的充分权利和支配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 当工人阶级战胜一切资产阶级的时候，它就会夺取大业主的土地，就会在大的地主庄园上办起协作农场，工人大伙一起种地，自由选举代理人来当管理人员，有各种机器来减轻劳动，轮班工作，每天最多工作八小时（甚至六小时)。那时侯，就是还想照旧单独经营的小农，也不会为市场而经营，不会卖给别人，而是为工人协作杜而经营，小农把粮食、肉、青菜供给工人协作社，而工人会把机 ==========第445页========== 434 给农村贫民 器、耕畜、肥料、衣服和农民所需要的其他一切东西不要钱地给他们。那时候再不会有大业主和小业主为了钱进行的斗争，那时候再不会有替别人作雇工的事情，所有的劳动者都是为自已工作，工作中的一切改善和全部机器都会对工人自已有利，会减轻他们的劳动，改善他们的生活。 可是，随便哪个有头脑的人都懂得，社会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同整个资产阶级，同所有一切政府作顽强的斗争，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使全俄国所有的城市工人同农村贫民一起结成坚固的牢不可破的联盟。这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为了这种伟大的事业，就是献出全部生命也不可惜。可是，在我们还没有达到杜会主义以前，大业主总是会为了钱同小业主作斗争的：难道大业主可以自由卖地，小农就不可以了吗？我再说一遍：农民并不是小孩子，不应该听别人的吩咐影农民应该有贵族和商人所有的一切权利而不受任何限制。 有人还说：农民的地不是他自已的，而是公有的。公有的地不许每个人随便卖掉。这也全是骗人的话。贵族和商人不也有团体吗？贵族和商人不也在组织公司，不也在一起买地，买工厂和其他 一切东西吗？为什么对贵族团体没有想出任何限制的办法，而对于庄稼人，一切混蛋普察却竭力想出各种限制和禁令来呢？农民从来没有从官吏那里得到过什么好处，而只有挨打、受勒索和侮辱。在农民还没有亲自处理自己一切事情以前，在农民还没有争得完全的平等权利和完全的自由以前，就永远得不到好处。农民想使他们的地成为公有的土地，一那谁也不许阻止他们；他们要按自愿协定来组织团体，让什么人参加，要怎么样组织，要订立什么样的团体合同，他们都能完全自由地决定。要使哪一个官吏都不敢干涉农民团体的事情。要使任何人都不敢愚弄农民，想出各种对 ==========第446页==========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435 农民的限制和禁令来。 事 最后，社会民主党人要为农民争取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善。他们要马上限制庄稼人所受的老爷的盘剥，农奴制的盘剥。自然，只要天下还有贫困，我们就不能挣脱一切盘剥：只要土地和工厂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只要钱还是世上的主要力量，只要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实现，一一我们就不能摆脱贫因。可是，在俄国农村里还有很多特别厉害的盘剥，这种盘剥在别的国家里是没有的，虽然别的国家也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在俄国还有很多对一切地主有利而压迫着所有农民的农奴制盘剥，这种盘剥可以而且应该马上消灭。现在我们来讲一讲，我们把什么样的盘剥叫做农奴制盘剥。每一个住在乡下的人都知道，地主的地和农民的地是连在一起的。在解放农民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割去了农民不能少的地，割去了牧场和草地，割去了森林，割去了饮马场。没有这些土地，没有牧场，没有饮马场，农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总得跑到地主那里去，请求他许你到饮马场去饮性口，或者到草地上去放牲口，等等。而地主并不经营自己的田庄，或许连一点钱也没有，而专靠盘剥农民过日子。农民借用了割地不得不替地主白白干活，用自己的马来耕地主的地，替他收庄稼割青草，替他打谷，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用自已的粪来给老爷的地上肥，给老，爷家里送麻布、鸡蛋、鸡鸭等等。这同农奴制的时候完全一样！那时候，农民住在哪个老爷的世袭领地上，就要白白地替哪个老爷做工，现在，农民还常常为了贵族委员会在解放农民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那块地而白白地为地主做工。这仍旧是那种劳役制。在有些省份里农民自已也把做这种工称为劳役。这些我们就叫做农奴制盘剥。地主的贵族委员会在解放农奴的时候，故意要使他们能够 ==========第447页========== 436 给农村贫民 照旧盘剥农民，他们故意割去了庄稼人的份地，故意使地主的土地象楔子似地插在庄稼人的地里，使庄稼人连放鸡的地方也没有，他们故意让庄稼人搬到最坏的地上去，故意用地主的地把通饮马场的路隔开来，一总而言之，他们安排得使农民能陷入园套，使农民仍旧会手无寸铁地被人捉去当俘房虏。不知道我们国家里还有多少农村里的农民仍旧象在农奴制时候那样，做邻近地主的俘虏。在这样的农村中，不管富农或贫农，大家都被缚住了手脚，完全听地主的摆布。贫农受的苦，要比富农厉害得多。富农有时还有自已的地，可以叫雇农替他去服劳役：但是贫农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听地主的摆布。在这样的盘剥下，贫农常常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要替老爷做工不能离开本地，也不可能想到同全体农村贫民和城市工人自由结成一个联盟，一个政党。 那末，有没有办法可以现在马上就消灭这种盘剥呢？社会民主工党给农民提出两个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可是我]还要再说一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全体贫民摆脱一切盘剥，因为只要富人还有力量，他们总是要想尽办法来压榨穷人的。要一下子完全消灭一切盘剥，是办不到的，但是大大限制那些既压迫贫农，又压迫中农，甚至还压迫富农的最可恶、最卑鄙的农奴制盘剥，马上替农民减轻压迫，这是可以做得到的。要做到这点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一在乡村雇农和贫农以及富农和地主中自由选举代理人组成法庭。 第二个办法一成立自由选举的农民委员会。这些农民委员会不但应该有权讨论和用各种办法来消灭劳役制，消灭农奴制的残余，而且也应该有权夺回割地并且把割地还给农民。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办法来稍微详细地谈一下。由自由选出的 ==========第448页==========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437 代理人组成的法庭，可以审理农民控告地主盘剥的一切状子。假使地主乘农民的急需把地租定得过高，这样的法庭就有权减低地租。这样的法庭就有权使农民的工钱不会太低，—一譬如，假使地主在冬天用一半价钱雇定庄稼人做夏天的活，那末法庭就审这个案子并且规定公道的工钱。当然，这样的法庭不应该由官吏组成，而应该由自由选出的代理人组成，并且乡村雇农和农村贫民一定要有自已的代表，同时人数也不应该比富农和地主的代表少。这样的法庭也要审工人同业主之间的一切案子。有了这种法庭，工人和全体农村贫民就会比较容易捍卫自己的权利，互相之间就会比较容易联合起来，比较容易确实知道：哪些人能够忠实可靠地保卫贫民和工人。 另外一个办法就更加重要了。这就是每个县的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选出代理人，成立自由的农民委员会（假使农民认为必要，一县也可成立几个农民委员会：他们甚至可以在每一个乡或者每一个大的村子里成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受的是什么盘剥，谁也没有象农民自已知道得那样清楚。谁也不能象农民那样戳穿直到现在还是靠农奴制盘剥过活的地主的面目。农民委员会要调查清楚哪些割地、草地或者牧场等等，是从农民手里不公道地割去的，这些土地应不应该不花钱夺回来，或者应不应该由大贵族出钱贴补这些地的买主。农民委员会至少能使农民跳出许多贵族地主委员会陷害农民的圈套。农民委员会能使农民不受官吏干涉，能表明农民自己愿意而且能够料理自己的事情，能帮助农民商定自己的需要，使他们深刻了解那些能够忠心耿耿保卫农村贫民和保卫同城市工人的联盟的人。农民委员会是第一步，它会开始使偏僻地方的农民也能自力更生，也能自已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预先警告农民： ==========第449页========== 438 给农村贫民 不要相信任何贵族委员会，任何官吏委员会。要求召集全民代表会议。要求成立农民委员会。 要求有出版一切书报的完全自由。 当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在全民代表会议上，在农民委员会里，或是在报纸上自由发表自已的意见和表白自己的愿望而用不着害怕的时候，就马上能看出：谁拥护工人阶级，谁拥护资产阶级。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对这点都根本没有想到，有些人是隐瞒了自己真正的意见，有些人自已也还没有弄清楚，有些人则是故意骗人。而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这点，也不必隐瞒真正的意见，一切事情都很快就会搞得清清楚楚。我们已经说过，资产阶级会把富农拉到自己那边去。农奴制盘剥消灭得愈迅速愈成功，农民获得的真正的自由愈多，农村贫民互相也就会愈加迅速地联合起来，富农同整个资产阶级也就会愈加迅速地联合起来。让他们去联合好了，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富农这样联合起来会变得更加有力，但是我们并不害怕。我们不是也在联合吗？并且我们的联盟一农村贫民同城市工人的联盟一的人数不知要多多少，我们会是几千万人的联盟，而他们却是几十万人的联盟。我们也知道：资产阶级会想办法（而且现在已经在想办法！）把中农甚至小农都拉到自己这边去，想办法骗他们，引诱他们，分散他们，答应把他们每个人也都变成富人。我们已经看到过，资产阶级用什么样的方法和骗局来引诱中农。所以我们应该预先让农村贫民睁开眼晴，预先巩固他们和城市工人的单独的联盟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 每个住在乡下的人都要好好地留意一下自己的周围。富农不是时常在抱怨老爷，抱怨地主吗？他们不是在抱怨人民受压迫，抱怨老爷白白荒废土地吗？他们不是非常喜欢（私下）议论，主张要 ==========第450页==========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静？ 439 把这些地交给庄稼人吗？ 富农说的话能相信吗？不能。他们要地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自己。他们现在就已经为自已买到了和租到了地，他们还嫌少呢。这就是说，农村贫民和富人一起反对地主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只有第一步我们能同他们一起走，往后就要各走各的路了。 因此，就必须把这第一步同别的许多步以及我们最后的主要的一步分清楚。农村中的第一步就是完全解放农民，给农民全部权利，建立农民委员会来收回割地。而我们在城市和农村里的最后一步是一样的：夺取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全部土地和全部工厂，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第一步和最后一步之间，我们还必须经过不少的斗争，谁要是把第一步同最后一步混在一起，谁就是损害这个斗争，谁就是不知不觉地蒙住农村贫民的眼睛。 第一步，是由农村贫民和全体农民一起走的：也许会有一些富农不干，也许一百个庄稼人中有一个会不厌恶任何盘剥。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会一致行动的，因为全体农民都需要平等权利。地主的盘剥缚住了全体农民的手脚。可是，最后一步却永远不会由金体农民一起走：那时一切富农都要起来反对雇农。那时我们就儒要农村贫民同城市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固联盟。谁要是对农民说，他们一下子就可以走完第一步和最后一步，谁就是在欺骗庄稼人，谁就是忘记农民自已中间的大规模的斗争，忘记农村贫民和富农之间的大规模的斗争。 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向农民说一下子就能走进人间天堂。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先要求能完全自由地来进行斗争，来进行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大规模的、广泛的、全民的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指出，第一步虽然是微小的，但却是可靠的一步。 ==========第451页========== 440 给农村贫民 有些人以为我们要求成立农民委员会来限制盘剥和收回割地就好象是筑一道什么篱笆，砌一堵什么墙。写上到此止步。这样的人没有好好地考虑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是什么。要求成立农民委员会来限制盘剥和收回割地，这并不是一堵墙。这是一扇大门。要往前走，要顺着大路走到头，要彻底解放俄国全体劳动人民，就得先走出这扇大门。农民不走出这扇大门，就总是愚昧的和受盘剥的，没有完全的权利，没有完全的真正的自由，甚至互相都分不清谁是做工的人的朋友，谁是做工的人的敌人。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这扇大门，叫大家，叫全体人民首先神破这扇大门，把它拆个干净。而竟有这样的人，他们自称为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也想为庄稼人好，于是就吵吵嚷嚷，指手划脚，想要帮忙，但是却署不见这扇大门！这些人竟糊涂到这步田地，甚至说：根本不要给庄稼人自由支配自已土地的权利！他们想为庄稼人好，可是他们的议论有时竟同农奴主的话一模一样！这样的朋友是不会有多大好处的。既然你不能清楚地看见应当冲破的第一扇大门，那末你希望庄稼人得到好处，又有什么意思呢？既然你看不见应该怎样走上自由的人民斗争的道路，不仅为城市中的社会主义而斗争，而且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而斗争，不仅同地主作斗争，而且同村团内部、村社内部的富农作斗争，一假使你看不见这点，那末，你就是想努力达到社会主义，又有什么意思呢？ 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坚持地指出眼前这第一扇大门，原因也就在这里。现在困难的不是说出各种美好的愿望，·而是要正确地指明道路，是要明了应当怎样跨出这第一步。俄国的庄稼人受着盘剥，俄国的庄稼人仍旧是半农奴，一这一切，庄稼人的所有朋友 四十年来就不断地说着，不断地写着。地主怎样用各种割地的办法来蛮横地掠夺庄稼人和盘剥他们，一这一切，也早在俄国社会 ==========第452页==========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441 民主党人出现以前好久，庄稼人的所有朋友就已经写了许多书。现在应该马上帮助庄稼人，应该多多少少使他们少受一些盘剥，这一切，目前所有正直的人都已经看到了，连我们警察政府里的官吏也开始谈起来了。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怎样干起来，怎样等出第一步，要先冲破哪一扇大门， 各种人（指那些想让庄稼人过得好些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答案。每个农村无产者应该想办法把这两个答案弄清楚，应该有自己的清楚的、坚定的意见。·一个是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答案。他们说：应该先在农民中间办各种协作社（合作社）。应该巩固村社的联盟。不应该给每个农民自由支配自己土地的权利。让村社有更大的权利，让俄国全部的地都慢慢变成村社的地。在买地方面应该给农民以各种方便，使土地比较容易地从资本的一方转到劳动的一方。 另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答案。农民应该先完全争到贵族和商人所有的一切权利。农民应该有自由支配自已土地的充分权利。为了消灭最卑鄙的盘剥，应该成立农民委员会来收回割地。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村社的联盟，而是全俄国各种村社中农村贫民的联盟，是农村无产者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成立各种协作社（合作社）和由村社来买地，这永远总是对富农更有利和骗骗中农的东西。 俄国政府知道应该减轻农民的负担，可是它想拿些没有什么用的让步来敷衍了事，它想一切都由官吏来办。农民应该小心提防，因为官吏委员会也会象从前贵族委员会那样来骗他们。农民应该要求选举自由的农民委员会。农民不能等官吏来减轻负担，而要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开始可以只走一步，可以只摆脱那些最可恶的盘剥，一只要求农民能感到自已有力量；只要求他们能够自由商量和自由联合起来。随便哪一个公正的人都会承认， ==========第453页========== 442 给农村贫民 割地往往是最恶劣的农奴制盘剥的工具。随便哪一个公正的A都 会承认，我们的要求是最起码的和最公道的要求。农民应该自由选举自己的没有官吏参加的委员会来消灭一切农奴制盘剥。 在自由的农民委员会里（在自由的全俄代表会议里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人要马上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完全是农村无产者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社会民主党人会坚持对农村无产者有好处的各种办法，帮他们走出了第一步之后，尽量快尽量一致地来走第心步、第三步等等，直到最后的一步，直到无产阶级得到完全胜利。可是，现在能不能马上说出，到了明天，为了走第二步，要提出哪种要求呢？不，这是说不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富农和许多忙着办各种合作事业、忙着用各种办法使土地从资本的一方转到劳动的一方的有教养的人，到了明天会采取什么态度。 也许到明天他们还不会马上同地主走到一起去，而还愿意彻底消灭地主的权力。那是很好的。社会民主党人很希望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就会劝农村和城市的无产者要求夺取地主的全部土地，并且把地交给自由的人民国家。社会民主党人会很当心，使农 .村无产者这时不受人骗，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巩固起来，为无产阶级的完全解放而作彻底的斗争。 但是，也可能会是完全另一种情形。甚至很可能正是另外一种情形。只要最恶劣的盘剥一受到限制和缩小，富农和许多有教养的人明天就会同地主联合起来，那时候起来反对整个农村无产阶级的就会是整个农村资产阶级。那时候我们如果单是同地主作斗争就很可笑了。那时候我们应该同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并且首先要求有尽量多的自由和尽量广阔的场所来进行这种斗争，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来促进他们的斗争。 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我们的第个任务，我们的主要的和严定 ==========第454页========== 7.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443 要完成的任务总是：巩固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为了这个联盟，我们要马上使人民得到完全的政治自由，使农民得到完全的平等权利和消灭农奴制盘刷。而当这个联盟建立和巩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截穿资产阶级用来诱骗中农的各种东西，那时候我们就能很容易而且很快地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反对政府一切势力而往前走第二步、第三步，直到最后一步，那时候我们就能一直往前走，走向胜利，并且会很快地争得全体劳动人民的完全解放。 7.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俄国农村中，这个伟大的斗争也是向来就有的，而且现在还在进行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它的意义。在农奴制存在的时候，全体农民群众曾经同那些由沙皇政府保卫、祖护和支持着的压迫者一地主阶级作过斗争。那时候农民还没有联合起来，那时候农民还什么都不懂，农民在城市工人中间还没有帮手和兄弟；可是，农民终究还是尽一切力量进行了斗争。农民没有害怕政府的野蛮迫害，没有害怕体刑和枪杀，农民没有相信神甫的话，神甫们拚命证明农奴制是圣经赞同的，是上帝法定的（当时菲拉列特大主教就曾经这样直截了当地说过！)；农民到处起来进行斗争，政府终于因为害怕全体农民的总起义，面让了步。农奴制是废除了，但是并不彻底。农民仍旧没有权利，仍旧是 ==========第455页========== 444 给农村贫民 卑戏的、纳税的和低下的等级，仍旧在农奴制盘剥的毒爪下面。农民还是在继续骚动，继续寻找完全的真正的自由。同时，在农奴制废除之后，就已经产生了新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财富增多了，造起了许多铁路和大工厂，城市里的人更多了，城市更加繁华了；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落在极少数人的手里，人民反而更加贫穷、破产、饥俄，替别人去做雇工。城市工人开始进行一切穷人反对一切富人的新的伟大的斗争。城市工人已联合成为社会民主党，坚决地、同心协力地进行着自己的斗争，一步接着一步地前进，准备作伟大的最后的决战，为全民要求政治自由。 最后，农民也忍不住了。去年(1902年)春天，在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和其他省份里农民起来攻击地主了，打开地主的仓库，分了地主的财产，把庄稼人自己播种和自已收获来的、被地主夺去作为私产的粮食分给挨饿的人，要求重新分地。农民已经忍受不了极度的压迫而起来争取过好日子了。农民打定主意，一而且主意打得一点不错，一要这样不斗争去饿死，还不如同压迫者斗争时死掉。可是，农民没有争取到过好日子。沙皇政府说他们只是些暴徒和强盗（因为他们从强盗地主那里夺回了由农民自已播种和收获来的粮食！)，沙皇政府派了军队象对付敌人那样对付他们，结果农民被打败了，军队向农民开枪，很多人被打死，农民被野蛮地毒打得死去话来，就是土耳其人拷打自己的敌人一一基督教徒也从来没有这样厉害。沙皇的使者、省长，打农民打得最凶，他们是真正的刽子手。兵士强奸了农民的妻子女儿。农民受尽了这一切以后，反而还要受官吏法庭的审判，还要被迫向地主缴八十万卢布，在法庭上，在这个可耻的、秘密的、刑房式的法庭上，甚至不准辩护人讲沙皇的使者、省长奥波连斯基和别的沙皇走狗怎样拷打和虐待农民。 ==========第456页========== 7.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445 农民为正义事业进行了斗争。俄国的工人阶级会永远记住被沙皇走狗杀死和打死的烈士。这些烈土都是争取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战士。农民被打败了，但是他们还要不断地起义，他们决不会因为第一次的失败而灰心丧气。党悟的工人会用全副力量使城市和农村中尽量多的劳动人民知道农民斗争的情形，并准备新的更有效果的斗争。党悟的工人会用全副力量帮农民明了：为什么第一次农民起义(1902年)被镇压下去了，应当怎样才能使农民和工人，而不是使沙皇的走狗得到胜利。 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是因为这是无知的不觉悟的群众的起义，起义没有确定的鲜明的政治要求，就是说没有改变国家制度的要求。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是因为这次起义没有准备。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是因为农村无产者还没有同城市无产者结成联盟。这就是第一次农民失败的三个原因。要使起义能够胜利，就要使起义成为自觉的和有准备的，就要使起义普及全俄，并且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而城市工人斗争的每一步，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本书和每一份报纸，觉悟工人对农村无产者的每次演说，都能使下次起义的时期，起义胜利的时期愈来愈近。 农民不自觉地发动了起来，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忍不住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不声不响也不反抗就死掉。农民受尽了各种掠夺、压迫和折磨的痛苦，使他们连一分钟都不能不听信沙皇仁慈的谣言，不能不相信，凡是有头脑的人都承认，把粮食分给挨饿的人，分给一辈子替人家做工、播种和收割粮食而现在却要饿死在“老爷的”粮仓旁边的人是公道的。农民好象忘记了，好地和一切工广，都在富人手里，都在地主和资产阶级手里，他们正是要饿肚子的人去替他们做工。农民忘记了，为了保护富人阶级，不仅是神甫在布道，而且出动了带着大批官兵的整个沙皇政府。关于这点，沙皇政 ==========第457页========== 446 给农村贫民 府已经提醒了农民。沙皇改府象野兽那样的行为使农民看到，什么叫做国家政权，它替什么人服务，它保护什么人。我们只要常常向农民提起这个教训，农民就容易懂得，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国家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有政治自由。当懂得这点的人愈来愈多的时候，当一切识字的和有头脑的庄稼人都知道首先应当争取的三个主要要求的时候，农民起义便再不会是不自觉的起义了。第一个要求 一召集全民代表会议，在俄国建立民选的而不是专制的统治机关。第二个要求一所有的人都有出版各种书和报纸的自由。第 三个要求一一法律上承认农民和其他等级完全平权并且召集选举产生的农民委员会来首先消灭一切农奴制的盘剥。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的根本的要求，农民现在就不难了解这些要求，不难了解：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面当农民懂得这些要求之后，他们也就会懂得，应该及早地、持久地、坚决地准备斗争，并且不是单独准备，而是同城市工人杜会民主党人一起淮备。每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应该把头脑最清醒的、最可靠的和最勇敢的同志集合在自已的周围，应该尽力去向他们讲明白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的是什么，使所有的人都懂得应该进行哪种斗争和应该提出哪些要求。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开始慢慢地、小心地，但是不断地拿自已的学说去教导农民，给农民读社会民主党的书籍，在可靠的人的小会里讲解这些书。 可是，解释社会民主党的学说，不仅要根据书本，而且要根据每个事实，根据我们在自已周围看到的每次压迫人的和不公平的事情。杜会民主党的学说，是关于反对一切压迫、反对一切掠夺、反对一切不公平事情的斗争的学说。只有知道压迫原因而且终生反对一切压迫事件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怎么做呢？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在本城和本乡集合起来，自己决定：要 ==========第458页========== 7.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447 怎样做才能对整个工人阶级更有利。我拿一两件事情来谈吧。假定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回到本乡去休假，或者无论哪个城市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到了别的农村，他就会看到，整个农村，象蜘蛛网里的苍蝇那样陷在邻近地主的魔爪中，一辈子都挣脱不了盘剥，没有办法脱逃这种盘剥。那时候就马上应当挑选最懂道理、头脑最清醒的、最可靠的、为了寻找真理不怕什么警察畜生的农民，向这些农民说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出路地受盘剥，说明地主怎样在贵族委员会里骗农民和掠夺农民，说明富人的力量和沙皇政府给富人撑腰，说明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当农民懂得这一切简单的事情的时候，就应该在一起好好地想一想，能不能一同来反抗这个地主，农民能不能提出自已首要的和主要的要求（象城市的工人向厂主提出自已的要求那样)。假使很大的一个村子或者几个村子都受这个地主的奴役，那末，最好是通过可靠的人，从附近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方面弄到传单：在传单上，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首先就会说明，农民遭着哪种盘剥，他们首先应该要求的是些什么(要求租地的租钱便宜些，或者要求在冬季也应该按实价雇佣雇工，而不应按半价计算工钱，或者要求在农民的性口踏了地主的田地时不要这样追究，不要这样压迫，以及其他各种要求)。所有识字的农民从这种传单中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他们也能向不识字的农民去讲。那时候，农民就会看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是给他们撑腰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反对一切掠夺的。那时候农民就会开始懂得，有哪些改善一一虽然是极小的改善，然而终究是改善，一只要同心协力现在马上就可以争得；有哪些全国范围的大改善，应该同城市工人一社会民主党人一一起进行伟大的斗争来争取。那时候，农民会愈来愈努力地去准备进行这个伟大的斗争，学习应该怎样找寻可靠的人，应该怎样一起坚持 ==========第459页========== 448 给农村贫民 自已的要求。他们有时候或许可以象城市工人那样举行罢工。当然，农村中罢工是比较难些，可是有时候还是可能的；而且在别的国家里，壁如在地主和富农非常需要工人的农忙时候，罢工是得到过胜利的。如果农村贫民已经准备实行罢工，如果大家早就商量好了共同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已经在传单上作过解释或者就直接在许多会议上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一那时候，所有的人就会同心协力地行动，地主就不得不让步或至少是在掠夺方面稍微克制一些。如果能在农忙时期同心协力地举行罢工，那末地主，甚至带兵的长官，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对付，一一时间在过去，地主有破产的危险，于是他很快就会变成好商量的人了。当然，这是一件新鲜事情。新的事情开始通常总是不顺利的。城市里的工人开始时也不会同心协力地进行斗争，不知道他们应该共同提出哪些要求，而只是去打坏机器和破坏工厂。可是，现在工人已经学会同心协力地斗争了。一切新的东西开始都应该学习。现在，工人懂得，如果能一起行动，立刻就能得到改善，一同时人民已经慢慢习惯于同心协力的反抗，愈来愈有决心淮备作伟大的坚决的斗争了。农民也同样能学会弄清楚怎样反抗最残酷的强盗，怎样同心协力地要求改善，应该怎样一点一点地、坚持地到处准备为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搏斗。自觉的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多，农村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会愈来愈巩固，而地主盘剥，神甫勒索，警察横行霸道和长官迫害的每一事件，都会愈来愈擦亮人民的眼晴，使他们习惯同心协力的反抗，习惯必须用暴力来改变国家制度的思想。 我们在这本书一开头就说过，城市劳动人民现在走上大街和广场，当着大家公开地要求自由，在旗帜上写着，在嘴上还喊着：“打倒专制制度！”不久的将来这样的日子就会来到：那时候，城市劳动人民就会起来，但不是为了沿街呼喊，而是为了进行伟大的最 ==========第460页==========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449 后的斗争，那时候，工人就会万众一心地说：“我们或者是在斗争中死去，或者是争得自由！”那时候，几百个战士在斗争中倒了下去，就会有几千个新的更坚决的战士站起来代替他们。那时候，农民也会在全俄国动起来，帮助城市工人，为农民和工人的自由而战斗到底。那时候，沙皇的什么军队都抵挡不住。胜利是劳动人民的，工人阶级将沿着宽阔平坦的大道前进，去解除全体劳动者的一切压迫，工人阶级将利用自由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火星报》18和《曙光》杂志147共同提出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 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是纲领，为什么需要纲领，为什么只有社会民主党才有明确的纲领。能够最后通过纲领的，只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全体党工作者的代表的会。组织委员会现在正在谁备这个代表大会。可是，我们党的很多委员会都已经公开声明自已赞同《火星报》，承认《火星报》是领导报纸。所以，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我们的纲领草案（也就是建议采用的纲领）完全可以使大家清楚地了解，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认为把这个草案当做我们这本书的附录，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如果不加说明，并不是任何一个工人都能懂得纲领中说的一切东西的。杜会民主主义学说是由许多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创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世界各国的工人受尽了千辛万苦才得到了我们需要利用的那个经验，我们需要作为我们纲领基础的那个经验。所以，工人应该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才能明了自已 ==========第461页========== 450 馀农村贫民 的纲领，明了自己的战斗旗帜上的每一个字。工人特别容易明白和领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所说的，全是每一个经常想问题的工人看见过、经受过的东西。随便谁都不应该被开始了解纲领时的“困难”所吓倒：每个工人愈能深入地阅读和思考纲领，有愈多的斗争经验，他就愈能充分地了解纲领。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研究和讨论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纲领，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记住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对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想法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明确而彻底地知道全部真理，都能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地解释全部纲领。要这样做就需要专门写一本书。我们只能简单地指出纲领中说的是什么，并且向读者推荐两本参考书。一本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的著作，书名是《爱尔福特纲领》，这本书已经译成俄文。另一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尔托夫的著作，书名是《俄国的工人事业》。这两本书可以帮助了解我们的全部纲领。 现在我们给我们纲领的每个部分（见下面纲领）标上号码，并且指出每个部分的内容。 (一)纲领中开始时说，全世界无产阶级正在为自已的解放而斗争，而俄国无产阶级只是所有国家工人阶级的世界大军中的一支队伍。 (二)其次说，在全世界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资产阶级制度到底是怎祥的。'大多数居民怎样为地主和资本家于活而自己却过着受苦受穷的生活，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怎样在慢慢地破产，而大工厂在不断地增长，资本怎样压迫工人本身和他的妻子儿女，工人阶级的生活怎样在变坏，失业和贫穷怎样在变得愈来愈厉害。 ==========第462页==========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451 (三)随后说的是工人的联盟，工人的斗争，斗争的伟大目的：解放所有的被压迫者，完全消灭富人对穷人的一切压迫。这里还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愈来愈强大，为什么它一定会打败自已的一切敌人，打败资产阶级的所有保卫者。 (四)接着又说，为什么要在世界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它们怎样帮助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怎样联合和指导工人，教育工人，使工人准备进行伟大的斗争。 (五)后来又说，为什么俄国人民生活得比别国人民坏，沙皇专制制度是怎样一种大害，我们首先必须怎样推翻它并且在俄罗斯建立民选的人民的统治机关。 (六)民选的统治机关应该为全体人民实行哪些改善？这点我在这本书里已经讲过了，而在纲领中也谈到了。 (七)接着纲领指出，应该马上为全体工人阶级争取哪些改善，使工人阶级能生活得好些，能够比较自由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八)纲领中特别指出了首先要为全体农民争取的改善，使农村贫民能够比较容易比较自由地同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以及全俄国的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九)最后，社会民主党警告人民不要相信警察和官吏的任何许诺和好听话，而应该坚决为立刻召开自由的全民代表会议而奋斗。 写于1903年3月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 1903年5月第一次在日内瓦由俄国 选自《列宁全集》第6卷 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用单行本刊印 第326-392页 ==========第463页========== 452 进一步，退两步（摘录） (我们党内的危机)210 (九)党章第一条 上面我们已经引用了在代表大会211上引起热烈的有趣的争论的不同条文①。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我记得，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似乎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由于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带原则性的。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一一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争论问题的实质究竞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一条的分歧)有决定全党生死存亡的严重意义。我们决不会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1”（第250页）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揭露出各种原则上不同的色彩，但是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 ①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227一236页。一编者注 ④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55页。一编者注 ==========第464页========== (九)党章第一条 453 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竭力寻求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末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种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意见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末这种分歧就会有量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一条问题引起的比较不太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198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138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其定了火星报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直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根本的主要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器皿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器皿本来可以用绳子把它捆紧（而不是用绞索弄裂，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疯狂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但是也可以想方设法使这个裂缝扩大，以至弄裂这个器皿。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局就是后一种情况。对党章第一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遵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非常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列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一条问题已经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 ==========第465页========== 454 进一步，退两步 的派别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该确切地认识到早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就已经暴露或者开始暴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象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表明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者象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以及其他各页），表明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表明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昏愦刚愎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一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在切实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件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夸大一点的话)是历史行程决定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哥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难以认清一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根本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拿那个大名鼎鼎的“大学教授”的例子作开场白就是很恰当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 ==========第466页========== (九)党章第一条 455 党应当是组织①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 一个整体)，那末，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已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容纳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一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一混淆不清地搞到党内。这样的混滂不清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92和“民意党”3)为例，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自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谈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党”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七十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 ①“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巢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一些细胞。广义的是指这种细胞团结成一个整体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寒，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的，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何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淡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了。 ==========第467页========== 456 进一步，退两步 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该仿效七十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使“混乱状态中的分子”得到党员的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为了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彻底引伸出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应当更进一步地说：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承认这个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已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末他们为什么又不把这位教授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适应，才不致成为空话（而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就是这样的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末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重要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甚的了。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究竟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竞是应当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一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应当扩大和增加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一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可以满足于所谓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继续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一部分虽然不能直接吸 ==========第468页========== (九)党章第一条 457 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些党员的人抛到大门以外”。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说法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处的。所谓“抛到大门以外”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字样，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只有已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末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难道不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吗。如果所谓抛到大门以外，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地，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则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显然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即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虽然不十分积极可是自觉地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其实他的说法正是犯了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根本就是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是只有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做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区别他靠近党的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 ==========第469页========== 458 进一步，退两步 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已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212精神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芯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已，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党的积极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做借口来为组织的涣散状态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他“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一书第91页)①。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得出来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过几十次了。“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一一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人实行监督，这不是一句空活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都能够自作主张地宣布自已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直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使他的错误变得更加荒谬，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之流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当然是对此表示高兴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 )见本卷第331页。一编者注 ==========第470页========== (九)党章第一条 459 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各种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个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量齐观，那末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末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以为当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不熟练的极广大工人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倍受压迫、愚昧无知的时候，每 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那末我们就是安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把每一个罢工者宣布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儿乎是或者真正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之流才能由此做出结论说我们在口头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量齐观。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篇演说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大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置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 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俗的论据，硬说列宁想以“密谋者的总“和来限制全体党员的总和”。当时做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 ==========第471页========== 460 进一步，退两步 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一条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型和色彩的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起，一直到非常广泛、自由、松散的组织止。”（第240页）①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了。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往后拉，这就有必要“重提旧事”了。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个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阿列克谢也夫、梅什金、哈尔土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始终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始终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②。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特。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该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该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 ①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54页，一编者注 ②见本卷第318页。一编者注 ==========第472页========== (九)党章第一条 461 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对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越广泛，我们对于它们的影响也就会越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86页）①顺便说一下，为了估计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至于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对于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了工会运动的范围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是使涣散和动摇分子自由地涌进社会民主党内。在汉堡做包工的石匠锨起有名的事件213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具体解决过这种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决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混为一谈的要求，把对个别工会的个别步骤的责任加在党的身上的要求。党应当并且一定力求用自已的思想影响行业工会，使工会服从自已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完全自觉和政治上不完全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 ①见本卷第324一325页。一编者注 ==========第473页========== 462 进一步，退两步 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 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在各地极普遍地组织起来，使它们担负各种不同的任务，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淡，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96页）①从这种考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提醒我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大工人组织围绕起来这一说法是很不恰当的。我在《怎么办？》一书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中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上、发展上和斗争能力上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广分委员会应当通过各种小组（或者代办员）力求掌握整个工厂，掌握尽量多的工人·一切集团、小组、分委员会等等都应当和委员会的机构或分部列于同等的地位。其中一些将公开声明愿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一经委员会批准就可以加入，在委员会的委托或者同意下担负一定的工作，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一切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的直接的候补者，等等。另一些不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应当和党员建立的各种小组或者接近党的某一个集团的小组列于同等的地位，等等。”（第17一18页)②从我加着重号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一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 ①见本卷第336页。一编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3、215.216页。一一编者注 ==========第474页========== (九)党章第一条 463 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往下的一页，我又大致指出是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必须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知道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员。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提出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不一定要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一两个党员参加的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有时甚至完全不应该知道这一两个人是党员，等等。”(第18一19页)①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磊落”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组织的关系，而我儿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说过，一部分组织应该加入党，另 一部分组织不应该加入党。在《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些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各组织的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它们的秘密程度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儿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也认为其他阶级中某些分子在一定条件下会参加这些工人组织的)。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影（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一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一一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在我看来，情祝大致就是这样。相反地，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界限不清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却能够造成一 ①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16页。一编者注 ==========第475页========== 464 进一步，返两步 种把党和阶级混淆的涣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大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后来讨论党章第一条的情况。勃鲁克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勃鲁克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全部精神”（第239页），但是他拥护我所提出的条文，认为这是工人事业派分子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勃鲁克尔同志当时还不知道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采用客处比较少的做法：勒鲁克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代表大会这样的会议上为民主制辩护，是白费力气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252页)。他继续说，“我和勃鲁克尔，想挑选一个不大能达到日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即建立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而且是有害的”，所以他象马尔丁诺夫同志①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 ①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这两个名词有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给我们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模作样地”说，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一书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一书〔见本卷第95一115页。一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攻击的那些人不认为需要草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不认为需要这种组织一样。 ==========第476页========== (九)党章第一条 465 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趣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245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可能有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 一个组织的领导之下经常亲自援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已”（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领导之下经常亲自援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博得了李伯尔之流、阿基莫夫之流以及马尔丁诺夫之流的衷心同情。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个罢工者”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立刻就滚到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提奇的决议案214，第255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成千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到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学生（第241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指出的革命膏年（第242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 ==========第477页========== 466 进一步，退两步 种死板的字句和空洞的词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只有利于那些“渗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拥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纪律性和组织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参看考茨基论知识分子的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萎雕、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面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与拥护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人发生冲突。波波夫同志说：“在各地，在彼得堡也如在尼古拉也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有几十个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都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241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没有说明的一个谜。上面我引证了《给一个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编到（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加入党。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 ==========第478页========== (九)党章第一条 467 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体系中。”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勃鲁克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如愿以偿，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留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多因此，勃鲁克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呢！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毫无主见而专以别人的议论为转移的人（见组委会事件①)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如愿以偿”的，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优势（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援引“紫殖”不可靠的分子的“实际生活”，正是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不一定使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列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糊涂到什么程度：接收入党的和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99一208页，一一编者注 ==========第479页========== 468 进一步，退两步 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方案吧：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职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学生等等，十（5)“每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组成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该组成一个党。”（第241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组成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组织起来。既说“组成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字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结果不过是一句空话。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许多组织的意图”。恰恰相反。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进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而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①。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 ①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 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因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一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末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烟消云散了。而我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的思想是要推动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该加入党根本是个可笑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图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是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了。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中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了)。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容许 ==========第480页========== (九)党章第一条 469 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十足的真理！〉，甚至自命为党的一部分”…这就根本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命为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下 一道命令禁止”小组“自命为”整体的“一部分”，那末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文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得更荒谬了，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一条是根本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1！〉及其任务背道而驰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根本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背道而驰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拚命拥护这个理论。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在代表大会上反而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现，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既然承认外围小组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也就是迎合了我的要求〈不仅承认外围小组，而且还承认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所载斯特拉蛋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 一个同志的信》里引证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 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救授”和每一个“中学学生”可以童布自已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先天弱点，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用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宜布为党员的例子境饰这个弱点， ==========第481页========== 470 进一步，退两步 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等等，我是决不会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末我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一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上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制定党章很久以前，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这样解释过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什么机会主义的论断①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但是在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中这一 ①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 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一一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的相当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否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炼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根源愈深，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根源”作理由来为开门接纳机会主义的条文辩护，未免是 十足的尾巴主义了。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影而当托洛茨基同志已经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用来表示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表示不信任)的组织形式尚嫌薄弱松懈的情形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能够更容易地自行列入〈者重号是我加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棱两可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直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 ==========第482页========== (九)党章第一条 471 切显然都是俱全的。 我在引号内最后引用的那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说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贵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思想。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一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不只是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不仅对于那些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并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事情…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领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末…那末，总罢工就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末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 貌，那末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手段而是用表决方法实行驱罪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筋要实行监普而绝对不能实行宽证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菲，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编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已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倾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末这样的容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锴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容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上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术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一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蓬勃发展的。法律上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环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所主张的“情况”。 ==========第483页========== 472 进一步，退两步 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党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一贯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首先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原来不是多余的事，这在同一个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①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公然要求（第254一255页）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承认党纲，只要承认党纲的“基本原理”就够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说，“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一一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10，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正因为这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形成的“紧密结合的多数 ④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二十八票，反对的有二十二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的主张，有一个人赞成我的主张。假如没有桃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已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一一即勃鲁克尔同志曾对我表示同意一一时，才回想起这些人)。 ==========第484页========== (九)党章第一条 473 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结合的少数派！正因为这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淮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似乎受到惊人的破坏！而这奇怪的七个人却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护符：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即那些曾投票反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缓和党章第一条关于党纲的条文问题时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所捍卫的《火星报》的“继承性”！一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演出的一幕悲喜刷的伏线。 表决党章第一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也跟使用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报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人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支持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一在象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或者来到这方或者转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一条这样的问题时，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报刊上研究过)。从火星报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 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勃鲁克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哥罗夫和察辽夫)归附到火星报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二十三票(24一5+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 ==========第485页========== 474 进一步，退两步 马尔托夫的主张，有一个人赞成我的主张(“中派”方面也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的主张，三个人赞成我的主张)。火星报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一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结合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一条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走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步骤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孱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革命的社会民主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漏洞。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且的（见阿基莫夫的演说)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忠实于革命的社会民主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枝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 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①当作基本对象来考察。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 ①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两年来》文巢，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这是列宁给1907年版加的注。一一编者注） ==========第486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75 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那个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不管它们如何产生，不管“补迭”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57号)，就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有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互相对抗的程度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社会上的异己分子”，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是互相对抗的。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在这里（而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确实存在着这种对抗。况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才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分成革命的（即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即修正主义，内阁主义143，改良主义的)两派，这一点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的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接近到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怕起来了，向后退缩了。他一点也不打算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 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 ==========第487页========== 476 进一步，退两步 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虽然我们看了上述一切之后不应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容柏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因自已有这个特性而避开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于是便到惬意的幻想中去求救。他说道：“合法马克思主义157或半马克思主义不是给了我国自由派一个文坛上的领袖吗，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出一个领袖给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呢？”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还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流露出一个自由派分子的神态时，凡是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外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215。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从事分析“我们运动中的 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臺一确实是丝基—一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我们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不过是郑重地证明他自己的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好用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末，他的事情大概也是十分不妙的！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18的引证，是更值得玩味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一并且不仅在俄国一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148 ==========第488页========== (十七)新《火垦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77 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5之类的名词来形容自已的对手。我们不会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问题的争论。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攒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大相同，有人可能把它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那个阶级推到后面去，并把它自己和那个阶级隔离开，而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立即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而是用事实）社会民主党内有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什么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自已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根据他所犯的错误来说）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第169页）。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哥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哥里德勃拉特）当即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170页)，一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为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有联系的看法，不过不同的是阿克雪里罗得始终没有把这个意见具体地说出来，而哥里德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 ==========第489页========== 478 进一步，退两步 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目前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这个口号的激励作用呢？究竟是谁叫人防备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艺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暗中把激进知识分子引到党里来，是谁在关心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抗辩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指责“劳动解放社”35多数的那个“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可是他抗辩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附和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所以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已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分明是关心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运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唬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信民主要求有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刊物上被驳斥过儿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因此现在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 ==========第490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79 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如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显露出来的吉伦特式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拚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儿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路（见第62号上的社论）216。在最近一号的《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也许想向我们证明，四十年代法国密谋家中有些人认为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是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这早就成了家喻户晓和用不着，再来说明的起码常识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回味起码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那种地位的必然结果，他们已经堕落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少许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而外，还说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的毛病”，过分“迷醉”，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碎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究竟是在模仿什么人呢？这种议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呢？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 ==========第491页========== 480 进一步，退两步 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完全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碎显然是一种祖传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完全被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和阿基莫夫之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杂志139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傻瓜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和阿基莫夫之流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事业》杂志上所犯的旧的、已经完全被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杂志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问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问题的实质完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因某些很明显的原因力图模糊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目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善于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让步想蒙蔽①这种起源），只好去反复咀嚼 G①见《火星报》第五十三号上刊载的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 文章的副题上，大概排错了儿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儿字显然是“关于同显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补选”儿字之误。虽然在相当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欲望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一不是从庸人观点面是从党的观点来看一一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滑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许多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也许感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之流和阿基奠夫之流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回忆的错误)问题。 ==========第492页========== (十七)新《火里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81 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引起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在策路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由党内生活的真正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了的而现在又故意搞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来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始终贯彻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例”，认为集中制不是“自满自足的东西”，不是“万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阿！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源学重要，词源学比句法学重要，一可是，关于那些在考试句法学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矜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象一个机会主义者（关于党章第一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现在他义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太自不量力了！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 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不是万灵丹；什么是句法学呢？它是没有词源学那样重要的东西，它不过是把各个单字联起来的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大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56号的附刊)我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并不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全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要 ==========第493页========== 482 进一步，退两步 知道，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是与此同出一辙的。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些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会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的毛病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些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知识分子的不坚定（因此他们只能谈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话)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夸奖那些留级的人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你们看，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含有多么浓厚的激进派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情投意合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应当从象征的意义上去理解。既然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末他们不妨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这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我的老天呀！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复去的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从前，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就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声明在统一以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根本没有说到 ==========第494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83 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我们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实行了这个步骤：我们规定了把一切小组溶为一体的统一的组织形式。现在却有人把我们拉转去，把这种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转去干无政府主义行为，讲无政府主义空话，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读识字课本要比学句法学更能促进文理通顺的道理来替这种退步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使用起来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亚历山大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不只应当通过思想斗争，而且应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五 十六号附刊第四版第一栏下面确实是这样刊印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球是铁球，炸弹是炸弹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正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究竟是由更高级的形式，即由大家必须遵守的党的组织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更高级的形式拉转到更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白，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从前把我们从计划策略拉转到过程策略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看到形式而 ==========第495页========== 484 进一步，退两步 看不到内容的人所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58号的杜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基莫夫主义曾经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开脱。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的落后辩白。替小弟弟担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因为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学生先生在党组织监督下工作，就急于要承认他们是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们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精神，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党纲和策略多少有些认识的无产阶级分子，都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仇视和鄙弃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数育。第二号阿基莫夫之流，现在也和头号阿基莫夫之流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弃的态度斥责过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一样，用十分鄙弃的态度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他说：“如果真想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活动<用着重号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而又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那末，这种思想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请听，请听呀！>，只能随同<这里以 ==========第496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85 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着重号，都是作者自已加的>构成其内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57号）。这岂不是和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遇见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的笑话一模一样吗？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不识时务的人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喊什么齐步走！不要赶到前面去！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①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得多，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进步，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示威和总罢工时进行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竞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已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触目惊心，无限惭愧。工作组织比工作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集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面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之流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个时候带着深思的神情鼓吹说：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 ①更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糟神确定 (在党纲等等中确定)的，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同样，关于“内容”问题，也不妨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六号（第46号至第51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十二号（第52号至第63号）比较一下。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 ==========第497页========== 486 进一步，运两步 长起来！ 如果有人成心想加深谬论并从大道理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些根据，那就请看在组织问题（党章第一条）上所犯的小错误会引向怎样的结局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一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用这个调子来对待策略问题；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用这个调子来对待组织问题。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必然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已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推崇为观点的体系，推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从他的心理中产生这样的东西。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推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尾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的罪状，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广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57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那个吓人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了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教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要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 ==========第498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87 特别容易领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领会的纪律和组织。对这个学校怕得要死，对这个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因而也就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所谓“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据我看不如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或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广”；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并且他们认为特别吓死人的，就是把编辑变成工作人员)，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对“形式主义者”）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五 十八号上向我提出的正是这样一种训示，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引了我在《给一个同志的信》里所说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确立的时代保持和攒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的行为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某一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的要挟”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个同志的信》①里根据许多小组和当时我们六人编辑部的经验所形容的那 ①见《列宁全集》第G卷第204一221页。一编者注 ==========第499页========== 488 进一步，退两步 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引以为苦，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溶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溶合已经实现了，可是有人硬向后拉我们，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词句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217式庭园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当然是不需要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以期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保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用这两种东西来保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使我们除掉小组的刚愎自用，除掉小组的任意胡闹，除掉小组的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无谓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用教训的口吻反对亚历山大罗夫说：“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这种提出信任一一赤棵裸的信任一的范畴，恰巧就是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思想彻头彻尾地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一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部或《火星报》组织一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 ==========第500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89 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多我有贵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纲领、我们策略、我们党章中某 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和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费；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行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硬向后拉我们，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怎样议论那些也许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著作家集团吧。处处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他们说什么，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个讲道理的团体，我们就同它“磋商”（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把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对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态度呀！其实，这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了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只砖片瓦。这种立场的虚假，必然会产生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以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严密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派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用什么“官僚主义的形式”手续规定“磋商”或划清界限的党的办法，而是让人们去推崇以前小组的无谓争吵，空谈“真正社会 ==========第501页========== 490 进一步，谌两步 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 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正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那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上述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党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更丰富的知识、更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这个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从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同吉伦特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这个特点就是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对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嚎叫，对“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对“唯命是从”这种要求的滑稽威叫，对“昏愦刚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意思（如果说它含有什么原则意思的话④)。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捍卫和辩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的，无论是对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都是如此。新《火星报》拥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的立场，是同拥护自治制的立场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信用扫地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拥护自治制还有些害羞，它还叫我们相信它同情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在集中制这个词的下面加上着重号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所谓“真正社 ①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叫骂的“补选”意思撒开不谈。 ==========第502页========== (十七)新《火昆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91 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准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拥护自治制的思想。难道现在不是大家都看见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拥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拥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用一种可笑的热心来证明，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已对整体的关系时应有自治权，国外同盟的章程确定了这些关系，它确实是不管党内多数的意志的，不管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拥护的正是自治制。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拥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①，我认为重要的是，应当在这里指出他无疑有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53号）上拿“民主主义的形式原则”（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和“官僚主义的形式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和他们对非火星派分子的指正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确实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 ①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拾巧港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六条）。如果不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去，那怎么能分配人力呢？关于这个浅显的道理，其是不好意思来说明， ==========第503页========== 492 进一步，退两步 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力求在组织上由上层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里的一切分子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要多让党内先进分子满意，少让党内落后分子满意，往往要多让党内革命派喜欢，少让党内机会主义派喜欢)，使它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是如此，目前无政府主义者所根本仇视的这种风气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则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指出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原则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在有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地方（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不过mutatis mutandis(有相当的改变)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近来在第二十号萨克森选区选举运动中遭到的失败（所谓觉勒事件①）把党的组织原则 ①觉勒1903年6月16日曾在第十五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但 他在德勒斯顿代表大会218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二十号选区议员罗津诺 ==========第504页========== (十七)新火尾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93 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疯狂努力的结果。觉勒（他从前是一个牧师，他是不无名气的《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Drei Monate Fabrikarbeitera)一书的作者，他是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人公”之一)本人是一个露骨的机会主义者，所以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主持的《社会主义月刊219立刻来“祖护”他。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有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运动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哥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论文的标题《对觉勒事件的儿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月第4期)，就已经了不起了。内容也同样是声势浩大的。沃·海涅同志坚决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偶然事件，而在于一般“在党内有一种官僚主义和集中主义的倾向”。他说，这种倾向从前也有过，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特别危险的东西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著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一书 夫逝世以后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此勒为候选人，来补这个缺额。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陛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坚决妻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党勒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党物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遵到了失敗。 ==========第505页========== 494 进一步，退两步 中剽窃来的)。不要“让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一个中央机关来处理”，应当要党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生活一定会占上风”那篇演说中借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末我们就会看到，对修正主义者所持的残酷态度〈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大概是想暗示要把“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吧〉，主要是党内的正式代表不信任‘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论反对戒严状况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英国的名词：Outsidertum>,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表示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表示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就是党内官僚主义和集中主义的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他写道：“…有人指斥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只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要人在应当有绝对自由的思想工作方面遮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那种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重巢中化的巨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领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的要求等等，真是“仿照得阿克雪里罗得”一字不差。 ==========第506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95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既然德国党内没有什么补选问题的无谓争吵把这个争论遮盖起来，既然德国的阿基莫夫之流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阐明自已的面目，于是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派和修正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制”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杂志1731904年第28期的《选区 --)。他：“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德国而且法国和意大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到处拚命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的，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组织的瓦解，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统治他们委任的代表，它与那些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权力形式不同”。卡·考茨基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自治制所起的破坏组织的作用，说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①参加社会民主运动，才使机会主义、自治主义和违背纪律的倾向加强起来，并且再三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差，所以那里的“自治制的倾向所产生的结果，不过是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②和迫害异教徒的相当好听的高调，只是无数吹毛求疵的 ①卡·考茨基把饶物斯拿来作例子。这种人愈是领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 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拘束”。 ②Bannstrahl一开除教籍。这是德国人用来表示俄国人所调“戒严状况”和“非 常法”等语的名词。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城人的字限”。 ==========第507页========== 496 进一步，退两步 议论和争吵，分析这种议论和争吵只会引起无数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差，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少，“好听的高调”和争吵的成分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象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派和修正派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吓唬人的字眼”表示说：官僚主义versus(对)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予党的执行委员会权力来影响各地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因为民主原则是要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自动地来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 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该经过党所信任的人(Vertrauens--manner)去影响指定候选人的事情。“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那就不妨让他试一试，建议由全体党员(samtliche Parteigenossen),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就根本用不着埋怨缺乏民主精神，因为上述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是由党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的。”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个别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受到驳斥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乃至“用精确的章程确定下 ==========第508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97 来①(statutarische Festlegung),同时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ossere Str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一不是捉弄人的历史还只私下里答应在将来什么时候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德国的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的聪明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解放派先生，一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响应了这个新的争论，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拚命地祖护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由德国交易所资本创办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220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刊)，它表明无耻剽窃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刊物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里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拚命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反对“党内独裁”，反对“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反对“专门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手段，反对“盲月服从”“死板纪律”的要求，反对“唯命是从”，反对 ①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党章法来代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这个问题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召开党代表大会时起所经历的全部“更换”对照一下，是非常有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演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以及以后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更换的全部 意义， ==========第509页========== 493 进一步，退两步 把党员变成“政治死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更厉害！）的要求。交易所里的骑士们在社会民主党那里看见反民主的制度时愤愤不平地说，“据说，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应当加以取缔，因为这种个性有产生法国制度的危险，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如曾德尔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直接说过的那样”。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原则的含义，毫无疑问，这也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杜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是用同样的字眼表现出来的。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虽然有上述条件的差别①，但是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由于从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和目前在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 G①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咯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 派，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虽然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两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艾耳姆两同志，或同饶物斯和米物兰两人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耄无疑义是相同的，虽然，人民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闻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是报》编辑部走马看花式地涉及考茨基和海捏的争论时（见第64身），畏缩地回难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 ==========第510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499 产生的机会主义也就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前我们是在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的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因此在目的方面的整个分歧也就必然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分道扬镳。后来我们是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因此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也就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什么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当然不象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那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涌到我们党内生活的前台来了。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已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却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评”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非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老策略的；也是多半只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儿句风凉话，但是根本不提出什么肯定的“内阁主义的”策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直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党章确定下来的”肯定的原则论点，尽管有人 一再公开提醒他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绝对愿意“根本改良”我 ==========第511页========== 500 进一步，退两步 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58号第2版第3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一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主义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连在自已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已有原则上走向自治制的倾向)。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幼稚的高调，谈些什么专制和官僚主义，什么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一这种高调非常幼稚，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性的意思，哪些真正是补选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必然会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必然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作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无政府主义原则是作为唯一的、真正肯定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因为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要求自治，无政府主义一一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派反复玩弄的一套戏法，尽力搪塞，根本不肯把自已的原则肯定地表述出来①。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派 ①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 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抑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的思想，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的，我的思想所以是“官依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况》一书（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一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恋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补选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记源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 ==========第512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501 那里，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这套戏法：藐视“正统思想”、忠实信仰、狭隘死板；提倡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以及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延绵不断的埋忽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赶走他们，围困他们，欺侮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制造某某人被欺侮和某某人欺侮人这类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意料的多得多。比如，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出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受过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欺侮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把他们“欺侮”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和他们自已的组织遭到压制而受到致命的侮辱；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当讲话的时候都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每一次都丢丑)；最后，这中间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侮辱是因为党章第一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因为在选举中道到了失败。所有这些难堪的侮辱，都不象许多庸夫俗子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有什么人说过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疯狂的论战，有什么人把门关得很响，有什么人要饱以老拳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 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过他们说，我甚至情恩把你们补选进来，不过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方面去的道路走去。一一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什么话？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补选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门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一一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原则。 ==========第513页========== 502 进一步，退两步 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如果我们在这三年中不仅说了一些空话，而且表示了一种应该行动起来的信念，那末，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和公开站在前列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欺侮过以后，我们只要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侮辱一下，就会使他们忍无可忍。数量转变成质量了。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侮辱的人都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嚎啕大哭，互相拥抱起来，并树起了“反列宁主义的起义”@旗帜。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本是一件好事情。革命派实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也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实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不妙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战俘的资格参加这种不妙的勾当。他竭力要“泄愤出气”，想在这个或那个起草有利于“多数派”的决议的人那里挑剔一下个别不恰当的词句，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呵！他的正统派真妙呵！”(《火星报》第63号附刊)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阿，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末，新《火星报》编辑部就未免穷得靠乞讨过日子了。无论我怎么样穷，但我总还没有穷到非乞讨不可，没有穷到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的决议中去找材料来练习自已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但我总比某些人阔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尔说出某句不恰当的言语，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 ⑦这种奇怪的说法是马尔托夫同志说出来的(《戒严状况》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总想等到他自己方面凑成五个人时实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巧妙，他分明是想用绝顶恭维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 ==========第514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间题上的机会主义 503 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是死死地抓住同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原则相反的原则的。无论我怎么样穷，但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班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睛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只好如此。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龙涅什委员会是个什么东西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有几十次被大家一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一当作机会主义者来看待。正是这个沃龙涅什委员会在它的1月份的传单(1904年1月第12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有全党一切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 一件很置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簪；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平安无事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所提出的一切要求。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因此召集代表大会的事情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一火显派一指定的那些人担任的。许多属于社会民主党而不属于火星派的组织，都没有被吸收来参加代表大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代表大会关于制定党纲和党囊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警，至于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会的”重大缺陷，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是承认的。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于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过《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即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一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裘大会开完以后就提出了严重的修正。《火显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 ==========第515页========== 504 进一步，退两步 细心听从社会民主党内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来申查，并且在代表大会参加者本人看来，显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也就不能由党采纳为不可放变的决议，可是代表大会阐明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给予了大量的材料，此次代表大会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缺点，许多组织都表示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龙涅什委员会了解全党工作的整个重要性，所以对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热烈地发表了它的意见。它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整个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塑报》所发生的转变。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龙涅什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关于沃龙涅什委员会退党一事是根本谈不上的。沃龙涅什委员会十分了解，象沃龙涅什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例子，会是加于党的一种多么厉害的责备，这对那些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需要的不是制造新的分裂，而是坚决努力使一切党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并且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定期大会，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因此任何一个组织，甚至中央委员会本身也没有权利开除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出党。况且在第 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八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龙涅什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已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来，费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六十一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宇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 ==========第516页==========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505 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惡别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整个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容易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员，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了解已有的大量文献的人，每个想了解许多摘录的指证、断章取义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其中每个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且把各个显然不同的主要阶段列举出来，（1)关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提出机会主义条文，因而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了。（2)《火屋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一是佛敏还是瓦西里也夫参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文斯基参加三人小组一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九票对七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一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具体地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焦虑。(3)关于党章细节的争论的继续。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捍卫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即火星报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 ==========第517页========== 506 进一步，这两步 小组中的席位。（5)在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为补选问题而发生的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间盛行一时。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在“少数派”中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柔的手毁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据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仍然充斥于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的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我们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和“少数”两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有什么原则意义？ 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情势和特殊的直接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个别战斗。不研究每个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我们把这一点研究清楚以后，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过程确实是按着辩证法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一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于一切的无谓争吵①，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既然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祝下勉强“同房共居”，就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了；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并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对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单独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了对于组织问题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个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 ①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补进问 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斗争稀形，涉及党章第一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的问题的争论都是原则分歧。 ==========第518页========== (十八)稍微谈谈辩正法。两个变革 507 主义派的根本划分的联系，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总而言之，不仪燕麦是按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之间的斗争也是按黑格尔的规律进行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侯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拿来同那种替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出尔反尔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段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硬将统一过程中各个阶段发展的个别声明、个别因素混作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mettere la codadove non va il capo(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塞进去)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妙决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过程的总结可归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公正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进的，所以我们也实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果然实行了一次革命；一般地说世界是由革命推进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个一般的成语来断定，因为如果把永志不忘的马霍夫同志的那个永志不芯的句子换个样子来说的话，也有类似反动的革命。为了断定某次具体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成了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就必须知道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鼓舞了战士。 ==========第519页========== 508 进一步，退两步 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是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现象。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多少显著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往往是彼此极端仇枧，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甘愿（在原则上甘愿)为了我们第一次在事实上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一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战利品并不是不用代价就能得来的，而是经过战斗争取来的。为了消灭小组而进行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个狂风扫除了一扫除得太好了！一一所有一切小组习气、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富有党性的负责集体。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性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已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已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公正说过的（偶然公正说过的）那样。为小组被消灭而受的委屈未免太厉害了。狂风把我党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都翻上来了，于是这些渣滓就卷土重来。以前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用偶然的阿基莫夫的卤获品加强了自已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一当然是暂时的—一优势。 结果，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领 ==========第520页========== (十八)稍微嵌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509 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领会处世妙决：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一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为俄國机会主义者以及西欧机会主义者所痛恨，但这是光荣的。新《火星报》“聪明起来了”，很快就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赞扬它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在新《火星报》上，由于它的立场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一甚至不以什么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一政治上的伪善态度。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仁假义，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以外，还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 二个多少是有组织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奥论，同时却又隐瞒阿基莫夫之流的赞扬，并制造一些无聊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①。这是多么可耻呵！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何等地步了呵！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以及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怀疑一分钟，也是一种罪大恶极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必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造成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用顽强而有步骤的努力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全部致命的危险性：机会 ①为了这件可爱的工作，甚至制定一个固定的格式：根据我们自已的某一个通信员的报告，多数派的某一个委员会虐待了少数派的某某同志。 ==========第521页========== 510 进一步，退两步 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和在我们纲领和我们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遵到任何曲折和后退，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词句，不管对落后的小组习气怎样大加赞美，不管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写于1904年2一5月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手稿和1907年出版的弗拉·伊林 1904年5月在日内瓦用单行本刊印 《十二年来》文集原文作过校订选自《列宁全集》第7卷第241-265、373-410页 ==========第522页========== 511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21 序 言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得上事变的发展，它为评价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萨事变①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222（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⑧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过程起义论并 ·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到自已的论敌方面去了。革命无疑是那样迅速、那样彻底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代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毫无疑义，革命会把杜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种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在“社会革命党”28纲领草案中那样清楚地显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在 ①指“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的起义。（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一编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134页。一一编者注 ==========第523页========== 5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问题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问题上的那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给各个阶级以真正的政治洗礼。这些阶级将以一定的政治面貌在革命中出现，它们不仅会在自已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自已。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在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使革命达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彻底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半途性和叛卖性？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更要特别加紧进行。在这种时候，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的发动，而我们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知道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蔽着人们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义，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改府方面？两种工作都以教育和 ==========第524页========== 序 513 组织工人阶级。当然，两种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中的觉悟分子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解放》杂志223就赞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内现在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主义”。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72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则趋向。因此，他就拚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根的革命狭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轻视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 再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138第一O四号已在事实上转到它 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论敌方面去了，但它同时又轻视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遵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错误等等)道路的那些口号和策略决议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是仅仪勉勉强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224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①的决议，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在这本小册子里往往把近什维克称为“新火是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屋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苏基为代音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虽报产之间横着。·条深渊。（作：者在1907年版上咖的注。·-…编者注) ==========第525页========== 51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咯 阶级的负贲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余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社”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不同于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才开始研究目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哪些决议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偏向，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真正想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提供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1905年7月 ==========第526页========== 一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随 515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在当前革命时期的日程上，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意见是不一致的。现在可以看出三种政治趋向。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必要，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这个代表会议成为全民的和立宪的会议。按报纸所载关于布里根委员会225工作的消息来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召集一个有严格的资格限制或严格的等级限制并在没有鼓动自由的条件下选举出来的谘议性会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要求政权完全转归立宪会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力争普选权，不仅力争完全的鼓动自由，并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而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最后，由所谓“立宪民主党”84的领袖们表明其愿望的自由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口号，不坚持切实保障选举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公平，不坚持切实保障代表会议能成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其实，作为“解放派”唯一重要的社会支柱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力求沙皇和革命人民达到尽可能和平的妥协，并且要这种妥协使它自己即资产阶级获得的政权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获得的政权最少。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就是和现代俄国三种主要社会力量相适应的三种主要政治趋向。至于“解放派”怎样用假民主的词句来掩饰他们那种半途性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他们那种 ·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政策，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3、4、5 ==========第527页========== 51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号)①上不止一次地谈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计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在最近分别通过的两个决议，便是进行这种工作的最好的材料。在这两个决议中，究竟是哪一个把目前的政治形势估计得更正确，哪一个把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规定得更正确，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任何一个杜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履行他所担负的宜传、鼓动和组织的义务，都应当十分细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完全抛开那些和问题实质无关的考虑。·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指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全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造成这种新形势的，是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和公开的决裂。新问题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至于在理论上，关于这个会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党纲中先于其余一切政党而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已经认识到必须建立新制度，那末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须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椎翻的旧政府。于是就发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的回答，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阐明：第一、临时革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意义，第二、自已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加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影第四、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时从下面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 ①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454一462页和第479一492页。一编者注 ==========第528页========== 一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517 条件。只有把这一切问题阐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是有原则的、明确的和坚定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以下就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鉴于： (1)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为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需要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政体 (2)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并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 (3)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会削弱面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具体了解革命的最可能的进程，具体了解革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我们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所提出的当前的一切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 (二)如果力童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 (三)这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 ==========第529页========== 51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 (四)无论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决议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决议是完全和专门论述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说的只是临时革命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因此，这里完全没有例如关于“夺取政权”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代表大会把后面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撇开不谈，是不是做得对呢？无疑是对的，因为俄国的政治局势根本没有把这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刚刚相反，现在全体人民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党代表大会应当提出来解决的，并不是某个著作家适时地或不适时地涉及的问题，而是由于时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问题，它一开头就指出，“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 ==========第530页========== 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519 看，或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是必需的。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正如我们的党纲早已认定的那样。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民主共和制的口号，这在逻辑上和原则上都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民主战士，他们正是力求争得充分的自由；而且，这样强调在现在尤其适当，因为在我国，正好是在现在，君主派即所谓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正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出台活动。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一定要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就此为止。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立”出东西来的权力和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的口号为限，而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的种种物质条件。这样指出能使口头上的立宪会议变成事实上的立宪会议的种种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不止 一次地指出过的，以立宪君主党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故意歪曲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要把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 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道：只有临时革命政府，而且是作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会议。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呢？谁想驳倒这个论点，他就得肯定地说，沙皇政府可能不援助反动势力，沙皇政府能在选举时保持中立，沙皇政府能关心于民意的真正表现。这样的断语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公开地替它们辩护，但正是我们的解放派在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暗地里偷运这类东西。立宪会议必须有人来召集；选举的自由和公平必须有人来保证；这 ==========第531页========== 52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 个会议必须有人赋予它以全部力量和权力；只有作为起义机关的革命政府才能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只有它才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沙皇政府一定会反对这样做。和沙皇妥协分赃而且完全不依靠人民起义的自由派政府，决不能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而且即使它极其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和十分彻底的民主的口号。 可是，在估计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那末这种估计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决议就补充说，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在现在的即资本主义的杜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对于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拚命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拚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走在所有的人前面并且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新的斗争。可见，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部分决议中是估计得很全面的：无论是就它和争自由、争共和制的斗争的关系来说，就它和立宪会议的关系来说，或者是就它和为新的阶级斗争扫清基地的民主革命的关系来说，都完全估计到了。 下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一般应当怎样？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就直接劝告全党，说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确信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到这种必要。“民主派”资产阶级把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掩蔽起来，面我们却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并坚决主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此外，我们还应当给 ==========第532页========== “截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521 这个政府指出一个适合于当前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即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这些改革，一方面，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实现，另一方面，又是为继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这样，决议就完全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目的。按其起源和基本性质来说，这个政府应当是人民起义的机关。按其正式的使命来说，它应当是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工具。按其活动内容来说，它应当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纲领，因为这是唯：一能保障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利益的纲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临时政府是临时性的机关，不能实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批准的建设性的纲领。这样的反驳只不过是反动派和“专制主义者”的诡辩而已。不实行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就是容忍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的农奴制关系继续存在下去。能够容忍这种关系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们的政府，而决不是作为人民起义机关的政府。如果有人以立宪会议也许会不承认集会自由为借 T,而主张在立宪会议承认这种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实上实现这种 自由，一那岂不是开玩笑！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立刻实现最低纲领，正好就是开的这种玩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上提出实现最低纲领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这个正在发生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 ==========第533页========== 52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咯 众还很少知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他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说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准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人在相当的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还格格不入，阶级矛盾还没有发展起来，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你能在全俄国各地组织几十万工人吗？你能争取几百万群众同情我们的纲领吗？你试着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说些听起来很响亮但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你马上就会知道，要实现这样的组织任务，要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各种民主改革。我们再往下看。既然我们已经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于是就发生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即从上面行动）？我们又应当怎样从下面行动？决议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了明确的答复。在决议中毫不含糊地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时代，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时代)，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作了这样的声明，就是坚定不移地既和那些在原则上反对参加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又和社会民主党内那些用我们势必要参加这个政府这样的前途来恐吓我们的尾巴主义者（如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派)划清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这样 ==========第534页========== 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523 的声明，就坚决地驳斥了新《火星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变相的米勒兰主义13，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尊崇，原则上是不可容许的，等等。 但是，说原则上可以，当然还不是说实际上一定适当。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这个新的斗争方式，即“从上面”斗争的方式，是适当的呢？显然，各种具体条件，如力量对比等等，现在还无从谈起，所以决议自然就不预先规定这些条件。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在现在就对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预先作出任何断言。但是我们参加的性质和目的，却是可以而且应当确定的。决议也就是这样做的，它指出了我们参加的两个目的：（1)同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2)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自由资产者正开始热烈谈论反动派的心理（见司徒卢威先生发表于《解放》杂志第七十一期上的那封极有教益的《公开信》)，力图吓倒革命的人民，并促使他们对专制制度让步，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提醒人们注意真正对反革命作战的任务，是特别适当的。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由强力来解决，面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强力，积极使用这种强力，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从巴黎公社时期以来，几乎毫不间断地笼罩着欧洲的长期的政治反动，使我们太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使我们太习惯于只注意防御性的斗争。我们现在无疑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在俄国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必须宣传从上面行动的思想，必须准备采取最坚决的进攻的行动，必须研究这种行动的条件和形式。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事的形式方面的（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另一个 ==========第535页========== 52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草命中的两种策路 是关于这种参加的性质本身的（一分钟也不忽略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决议既这样从各方面阐明了党关于“从上面”行动这个儿乎是前所未见的新斗争方式的政策，又估计到了我们将来无法从上面行动的那种场合。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这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做的。要实行这样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办法，无产阶级就必须武装起来，一因为在革命时期，事件会特别迅速地发展为直接的内战，一一并且必须得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以武力为后盾来施加压力的目的，是要“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即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看应当以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为内容的那些成果。 我们就此结束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的简要分析。读者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把新问题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党从临时革命政府里面和外面行动的政策都一一阐明了。 现在来看看“代表会议”的相应的决议吧。 三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专论“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我们已经指出，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包含着一种糊涂观点。 ① 读者把本书第400、403、407、431、433页上所引各段集合起来，便可得到这个决议的全文。（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见本卷第525、530一531、535一，536、569573页。-编者注) ==========第536页========== 三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525 一方面，问题提得很狭窄：只提到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而不是一般地谈党在临时革命政府方面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其实，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如果按这几个学的直接的和通常的意义来说，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如果把这几个学了解为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为民主革命夺取政权，那末，既谈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又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的“代表会议派”自已还不大清楚他究竞应当说什么：是要说民主革命，还是要说社会主义革命。谁留心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这种糊涂观念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在他那本有名的《两种专政》中开始提出来的，新火星派不乐意提起这一典型的尾巴主义著作中所提出的（还在一月九日事件28以前提出的）问题的提法，但是这一著作对代表会议有思想上的影响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决议的标题。至于这个决议的内容，则暴露出无比深刻、无比严重的错误。下面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或者表现为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或者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得倡议。” 总之，他们是说，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既可能是胜利的起义，又可能是…代表机关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该怎样来理解呢？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决定”召开立宪会议？？面且这样的“胜利”又和“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等量齐观！代表会议竟没有觉察到，胜利的人民起义和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表示革命在事实上胜利，而“决定”召开立宪会议 ==========第537页========== 52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是表示革命仅仅在口头上胜利。 孟什维克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放派经常犯的错误。解放派空谈“立宪”会议，羞答答地闭着眼晴不看力量和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出东西来，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代表会议也忘记了，从任何代表的“决定”到这个决定的实现都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代表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227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8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代表会议拿来和彻底胜利等量齐观的东西，正好是缺乏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东西。承认我们党的共和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要了解这个奇怪现象，就必须来看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决议①。决议指 ①现在把这个决议的全文引述如下：“代表大会指出，在俄国杜会民主工党内，自 从和经济主义作斗争以来，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方面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色彩，其特征就是一殼趋向于降低党悟成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意义而使其服从于自发成分。在组织问题方面，这些色彩的体现者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和党的按计划规定的工作不相适应的过程组织原则，在实襞上多半是自搞一套和党的纪律相违背的办法，要不然就向党内觉悟最低的一部分人鼓吹不顾俄国现实生活的客观条件而广泛应用选举的原则， ==========第538页========== 三什么是“苹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527 出，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各种派别。我们的代表会议派（马尔丁诺夫对他们的思想领导确实没有白费）关于革命的推论，和经济派关于政治斗争或八小时工作制的推论是 一模一样的。经济派开口闭口都要搬出“阶段论”：（1)为权利而斗争，（2)政治鼓动，（3)政治斗争，一或是(1)十小时工作制， (2)九小时工作制，(3)八小时工作制。这个“过程策略”引起的结果，是大家都充分了解的。现在，“代表会议派”建议我们把革命也预先好好地分成几个阶段：（1)沙皇召集代表机关，（2)这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3)…关于第 三阶段，孟什维克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忘记了：人民的革命的压力将碰到沙皇制度的反革命的压力，因而不是“决定”不能实现，便是问题又得由人民起义的胜利或失败来决定。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和经济派的下面这种推论完全相同：工人的彻底胜利，不是表现为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就是表现为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和“决定”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真是一模一样。·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决议的制定者并没有想把起义的胜利和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机关的“决定”等量齐观，而只是想预先规定党在前后两种场合下的策略。我们的回答是：(1)决议的原文是直截了当地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机关的决定叫做“革命对沙皇 企图以此破环目前唯一能维持党的联系的基础。在策略问题上，他们力图缩小党的工作的范围，反对合乎党性的对自由资产阶缎政党完全独立的策路，否认我们党可能和宜于担负起组织人民起义的使命，认为我们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当参加临时民主革命政府。 代表大会责成全体党员在任何地方都要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反对这种局部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倾向，但是代表大会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附和这种观点的人，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即在他们承认党代表大会和党章面且完全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参加党的组织。”（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一编者注) ==========第539页========== 52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制度的彻底胜利”。也许这是措词疏忽的结果，也许它是可以根据记录纠正的，可是在没有纠正以前，它只能包含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完全是解放派的。（2)决议的制定者所陷入的“解放派”的思想进程，在新火星派的其他著作中更是表现得鲜明无比。例如，在梯弗里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用格鲁吉亚文出 版，《火星报》第，OO号曾经称赞过它)上登载的《国民代表会议 和我们的策略》228一文，竟说什么“选择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的活动中心的〈我们补充一句，关于国民代表会议的召集，我们还连半点确功的消息都不知道！〉策略”，比武装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对我们更有利”。我们往下还要回头来谈这篇论文。 (3)预先讨论党在革命胜利时和革命失败时、在起义成功时和起义不能扩展为重大力量时的策略，是一点也不应当反对的。沙皇政府也许能够召集一个代表会议来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分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预见到这一点，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到“虚伪的政策”，“假民主”，“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心。可是，问题在于这一点不应当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 ①下面就是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路的态度这个决议的全文： “鉴于：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改府为了保存自己，一面加强通常的、主要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觉悟分子的高压手段，同时又(1)企困用让步和进行改良的诺言从政治上膏蚀工人阶级，从而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革命斗争，(2)为着同 一目的，给自已的虚伪的让步政策披上假民主的外衣，从邀请工人选派代表参加各种委员会和各种谘议会起，一直到成立所渭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为止，(3)组织所谓黑帮，棉动人民中所有一切不觉悟的或者被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所迷惑的反动分子来反对革命，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责戒一切党组织， (一)揭孱政府让步的反动目的，同时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一方面要着重说明这些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另一方面又要着重说明专制政府电对不可能实行可以满足无产阶级的改良， ==========第540页========== 三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529 议中说，因为这和临时革命政府没有关系。这样做会把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撇开，会使问题变样，等等。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各种情况都可能：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可能走直路，也可能走弯路，而是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可以使工人对真正革命道路的认识产生糊涂观念，决不可以象解放派那样把缺少胜利的基本条件的东西叫做彻底胜利。也许我们连八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而只有经过长远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是，如果有人竟把无产阶级不能打破拖延、耽搁、妥协分赃、叛变和反动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叫做工人的胜利，那末你会怎样说这个人呢？也许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如《前进报》②有一次说过的那样，但是，这难道可以为那些在决战前夜把这种流产叫做“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吗？也许在最坏的结局下，我们不仅争不到共和制，而且宪法也只是一个虚幻的“希波夫式的”宪法229，但是，难道这就可以原凉社会民主党人抹杀我们关于共和制的口号吗？ 当然，新火星派还没有走到抹杀这个口号的地步。但是他们 (二)利用竞选鼓动向工人解释政府这类措施的真实意义，并说明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立宪会议， (三)组织无产阶级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人阶级的其他迫切要求： (四)组织武装抵抗来反击黑帮以及所有一切由政府领导的反动分子的发动。”（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一一编者注） ④日内瓦《前进报》是我们党内布尔什维克部分的机关报，于1905年1月开始出版。从1月至5月，总共出版了十八号，从5月起，根据俄国杜会民主工党第 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同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孟什维克没有参加，他们在日内瓦举行了自已的“代表会议”)的决定，《前进报》停刊，开始出版《无产者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一一编者注) ==========第541页========== 53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咯 的革命精神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毫无生气的说教已经把他们和当前的战斗任务隔离到什么程度，这从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恰巧忘记谈到共和制这一点特别看得清楚！这是准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口号都在代表会议的各种决议中得到承认、重述、解释和详细说明，甚至工人应按企业选举理事和代表的事情也没有忘记，只是没有找到机会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提及共和制。说到人民起义的“胜利”，说到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不指出这些“步骤”和行动同争取共和制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制定决议并不是为了要领导无产阶级斗争，而是为了拐着腿跟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尾巴后面走。 总起来说，决议的第一部分：（1)完全没有从争取共和制和保证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方面阐明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2)把正好还缺少真正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拿来和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等量齐观，从而就直接搅乱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意识。 四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度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决议的下一部分， “…无论在哪一种场合下，这样的胜利都将是革命时代的新阶段的开端。 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自发地提到这个新阶段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为实现自身的社会利益和直接占有政权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彻底铲除全部 ==========第542页========== 四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度 531 等级君主制度。 因此，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贵任来完成这个按历史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必须调节获得了解放的民族内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从而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 我们把构成决议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这一段议论分析一下。这 一段议论的基本内容是和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三点所叙述的内容相当的。可是，如果把两个决议中的这一部分拿来对照一下，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决议有下面这样一个根本的区别。代表大会的决议简略地说明了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后，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各阶级为争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非常确定的斗争上，并且把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提到第一位。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冗长地、模糊地、混乱地描写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非常含糊地说了一下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斗争，而完全抹杀了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说，在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铲除旧制度。而代表大会的决议是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应当铲除旧制度，只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铲除了旧制度，我们应当争取这个共和制，我们将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不仅要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当资产阶级企图（而他们一定会企图）从我们手中夺取我们的成果时，还要反对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 一定的阶级为明确的最近目的而斗争。代表会议的决议则谈论各种势力的相互斗争。一个决议表现出积极斗争的心理，另一个决议则表现出消极观望的心理；一个决议里响彻了生龙活虎地行动起来的号召，另一个决议里则充满死气沉沉的说教。两个决议都说，现在发生的革命对我们说来只是准备进到第二步的第一步，但是一个决议由此作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尽快地走过第一步，必须 ==========第543页========== 53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草命中的两种策 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击溃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另一个决议则简直淹没在对这第一步的冗长的描写中，而且（恕我说句粗话）一味狂吻着这第一步。代表大会的决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旧的但万古常新的思想（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把它当做引言或前提来作出既为民主革命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先进阶级负有先进任务的结论。代表会议的决议始终停留在引言上，咀嚼着这个引言，并在这个引言上面卖弄聪明。 这种区别也就是一向都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两派的那种区别，在合法马克思主义157流行的那些年代分为说教派和战斗派，在群众运动兴起的时代分为经济派和政治派。经济派根据…般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有很深的经济根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前提，作出了奇特的结论：必须扭转身去背向政治斗争，阻得它的发展，缩小它的规模，降低它的任务。反之，改治派根据同样的前提作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斗争的根源愈深，我们就应当愈广泛、愈大胆、愈坚决：愈主动地进行这个斗争。现在在另一种环境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还是同样的争论。民主革命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决不是只有穷人才“关心”，民主革命的最深的根源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切身的需要和要求，一我们根据这样一些前提作出结论说，先进的阶级必须更大胆地提出自已的民主主义任务，必须更明白地彻底说清这些任务，提出共和制作为直接的口号，宣传必需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必需无情地击溃反革命的思想。而我们的论敌新火星派根据同样的前提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应当彻底说请民主主义的结论，在实践的口号中可以不提出共和制的口号，可以不宣传必需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可以把召集立宪会议的决定叫做彻底胜利，可以不把对 ==========第544页========== 四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度 533 反革命作斗争的任务提出来作为我们的行动任务，而可以把它淹没在模糊不清的（并且是措词不当的，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以“相互斗争的过程”为借口的议论中。这不是政治家说的话，而是冬烘先生说的话！ 你愈是仔细地研究新火星派决议中的每个说法，就会愈加明白地看出它的这些基本特点。例如，他们说什么“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我们记起决议所论述的问题（临时革命政府），就要疑惑地问道：既然说到了相互斗争的过程，怎么可以绝口不提那些在政治上奴役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分呢？代表会议派是不是以为只要他们假定革命胜利，这些成分就会消失呢？这种想法总的说来是荒谬可笑的，而局部说来是政治上的极端幼稚，政治上的极端近视。在革命战胜反革命以后，反革命并不会消失，相反地，还必然会更加不顺死活地进行新的斗争。既然我们的决议是分析革命胜利时的任务的，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击退反革命进攻的任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这样做的)，而不是把一个战斗的政党的这些当前、紧迫和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淹没于一般的谈论中，说当前的革命时代过去以后会怎样，在将来已有“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社会”时会怎样。经济派曾经引用政治服从于经济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的不了解，现在新火星派也和他们一样，引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社会内部将发生斗争的一般真理，来掩佈自已对于从政治上解放这个社会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的不了解。 就拿“彻底铲除全部等级君主制度”这句话来说吧。说得明白些，彻底铲除君主制度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是我们的善良的马尔丁诺夫和他的信徒们认为这样说太简单明了了。他们一定要“加深”一下，一定要说得“聪明一些”。结果，一方面是枉费心 ==========第545页========== 53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咯 机，令人可笑。另一方面，所得到的又不是口号而是描写，不是雄壮的前进的号召而是一种忧郁的向后回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恰恰不是马上就要为共和制奋斗的活人，面是一种从永恒方面用早已过时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僵硬的木乃伊。， 再往下看：“…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从这里立刻就可看出，我们的代表会议派忽略了摆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面前的具体问题。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具体问题，在他们的眼晴里竟被将来有许多政府会完成 一般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问题所遮蔽了。如果你们想“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问题，那末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例子都会向你们表明，正是许多根本不是“临时”性质的政府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甚至战胜了革命的政府都毕竟不得不去完成这个被打败了的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被叫做“临时革命政府”的，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革命时代的政府，它直接代替被推翻了的政府，它所依靠的是人民起义，而不是什么从人民中产生的代表机关。临时革命政府是争取革命立刻胜利、争取立刻粉碎反革命企图的机关，而决不是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任务的机关。先生们，让将来的历史学家在将来的《俄国旧事》17上去确定究竟哪些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是由我们和你们或者由某个政府完成的吧！一这是过三十年再去做也不算迟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必须拿出为共和制而斗争并促使无产阶级最积极地参加这个斗争的口号和实际指示来。 我们上面所摘录的那段决议中的最后几个论点，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能令人满意。临时政府应当“调节”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一语，是极不妥当的，至少是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使用这种自由主义解放派式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会使人们 ==========第546页========== 五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535 以为可能有些政府不是阶级斗争的机关，而是阶级斗争的“调节者”…政府必须“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这些“因素”恰恰就是这个决议借其名义说话的那个无产阶级！这个决议不指明无产阶级目前究竟应当怎样.“推进革命的发展”（把它推进得比立宪派资产阶级所希望的远些)，不劝告无产阶级准备好一定的办法，等到资产阶级掉转头来反对革命的成果时，就和资产阶级斗争，却一般地描写过程，丝毫不说到我们活动的具体任务。新火星派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所采取的方式，.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对根本和辩证法观念不相容的旧唯物主义的评语（见马克思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这个世界30。新火星派也能差强人意地描写和解释眼前的斗争过程，但是完全不能够提出进行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他们虽然走得很起劲，但是领导得很不好，他们忽视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且领导着先进阶级的政党所能够而且应当在历史上起的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因而降低了唯物史观的意义。 五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我们把这个决议的下一段引录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杜会民主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应当竭力保持这样的地位：使自己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不致在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政策作斗争时束手无策，不致溶 ==========第547页========== 53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 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得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劝告我们占据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地位，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只是除了这个很好的劝告以外，我们还想得到直接的指示，指出正是在现在，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在关于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谣传、猜测、议论和计划层出不穷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应当怎祥把革命推向前进。不懂得主张人民和沙皇“妥协”这种解放派理论的危险性，把仅仅“决定”召集立宪会议就叫做胜利而且不积极宣传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不提民主共和制的口号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这样的人事实上是把革命拉向后退，因为他们在政治实践方面是停留在解放派立场的水平上。他们既然在规定党在革命时期的目前任务和最近任务的策略决议中，不提为共和制而斗争的口号，那末他们承认用共和制度代替专制制度的纲领，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其实，解放派的立场，即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立场现在的特征，就是把决定召集全民立宪会议当做彻底的胜利，而对临时革命政府和共和制的问题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要把革命推向前进，换句话说，要使革命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所能把它推到的那个限度，就必须积极提出一些绝对排斥资产阶级芪主派的“不彻底性”的口号，强调这些口号，把这些口号提到首要地位。这样的口号现在只有两个：（1)临时革命政府，（2)共和制，因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是君主派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的（见“解放社”的纲领)，其所以接受这个口号，正是为了把革命藏起来，为了不让革命完全胜利，为了使大资产阶级能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但是我」 ==========第548页========== 五应当怎祥“把革命淮向前进”？ 537 看到，代表会议把这两个唯一能够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中的共和制这个口号完全忘掉了，而对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又简直把它拿来和解放派的全民立宪会议口号等重齐观，把两者都叫做“革命的彻底胜利”！ 是的，这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件事实会成为将来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历史学家的路标。社会民主党人在1905年5月举行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决议，决议说了一些必须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的漂亮话，而事实上却把这个革命拉向后退，并没有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一步。 新火星派喜欢责难我们，说我们忽视无产阶级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我们倒很想看看，谁能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原文把这个责难证实一下。我们给我们的论敌的回答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行动的社会民主党，不在某些个别场合下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并肩行进，就不能参加政治。在这方面，我们和你们的差别就是我们和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而你们和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也不和它打成一片。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你们以代表会议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立宪民主”党即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的口号相吻合，可是你们没有觉察到、没有意识到这种吻合，这样，你们就在事实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 我们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号和民主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口号相吻合。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人民政党①。可是，只有 ①“社会革命党”与其说是这样一个政党的萌芽，不如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知识。分子集团，虽然这个集团所进行的活动的客观意义正好是要实现革御共和派资严阶级的任务。 ==========第549页========== 53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完全不知道俄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的人，才会怀疑这样一个党的成分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在伟大的俄国革命颗利进行的情形下）不仅打算领导已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而且打算领导能同我们并肩行进的这个小资产阶级。 代表会议的决议表明代表会议不自党地降低到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却表明代表大会自觉地把那些能够进行斗争而不会做经纪人的革命民主派分子提高到代表大会的水平。 这种分子在农民中最多。按政治趋向来划分各个巨大的社会集团时，我们把革命共和民主派和农民群众看做一个东西，是不会有什么大错误的，当然也和我们把工人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看做一个东西时一样，加上一些限语和不言而喻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结论表述如下：代表会议在革命时期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①政治口号，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降低到地主群众的水平。党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政治口号，却表明代表大会要把农民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如果有人因为我们作出这种结论而责备我们爱发表怪论，那我们就向他挑战，请他去推翻下面这个论点：如果我们没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如果革命以解放派式的“彻底胜利”，即仅仅以沙皇所召集的、只是在开玩笑时才可以叫做立宪会议的代表会议来结束，那末，这就是一个以地主和大资产阶毁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反之，如果我们注定要经历一个真正伟大的革命，如果历史在这一次不容许“流产”，如果我们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彻底的胜利（不是解放派和新火星派心目中的那种彻底胜利)，那末，这就是一个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 我们还不说那些用单独的决议说明的只和农民有关的口号。 ==========第550页========== 六无产阶级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539 占优势的革命。 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假定革命将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就是不相信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如果象《火星报》那样滥用这个概念，这种怀疑是很可能发生的。因此，把这个问题拿来分析一下，就完全不是多此一举了。 六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 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推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社会革命党人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懂得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平分土地”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社会革命党人不了解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就成为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坚持这个真理，对社会民主党说来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都有莫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目 ==========第551页========== 54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前的“一般民主的”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 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的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有两种可能的实现形式：或是以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财阀和“开明”地主的形式来实现，或是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 新火星派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的议论中经常透露出一种见解，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的革命。这种见解是最错误不过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归根到底不是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便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第552页========== 六无产阶级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541 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面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仪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正是在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这个原理是无可怀疑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人时常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来 ==========第553页========== 54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赂 表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已背叛自已，资产阶级出卖自由事业，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地去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最感到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痛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敗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就不仅是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不仅是由于畏惧当局，才为革命的道路成为可能而悲叹，才害怕革命，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设法避免革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地乞求实行小得可怜的改良来为改良主义道路打下基础。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不仅有《俄罗斯新闻》、《祖国之子报》、《我们的生活报》、《现代报》，并且还有不合法的但不受检查的《解放》杂志231。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 ==========第554页========== 六无产阶级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543 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民主进步。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改革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在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并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拥护上院、“请求”施行普选制、同时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就残缺不全的宪法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的君主派地方自治人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拿着武器反对地主和官吏、带着“幼稚的共和主义情绪”提议“驱逐沙皇”⊙的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奥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资产阶级氏主制度。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的时代竟看不见民主主义的各种程度上的差别，看不见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 ①见《解放》杂志第71期第337页注2。 ==========第555页========== 54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了不起。 我们的新火星派正好就是这样一些以近视自夸的聪明人。正是在必须善于区别共和革命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君主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时候和地方，他们仅仅局限于谈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说不上了。当问题在于对现在的革命给予民主主义的 ·领导，在于强调先进的民主的口号，以区别于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叛卖性的口号，在于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以区别于地主和厂主的自由主义经纪人行为的时候，他们简直真正变成了“套中人”232，以愁眉苦脸地谈论“各对立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为满足。现在，问题的实质，即你们诸位先生所看不见的问题实质，就在于我国的革命是以真正的伟大胜利而结束呢，还是仅仅以一种可怜的妥协分赃来结束；是将要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呢，还是“精疲力竭”于一纸自由派希波夫式的宪法！ 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离开了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但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觉得这样。事实上，现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杜会民主主义策略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规定的策略之间已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的原则分歧的根源，正好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新火星派在解决对工人政党说来是更复杂、更重要和更迫切得无可比拟的问题即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的时候，又复活了经济主义的错误，结果就不是退两步而是退三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十分细心地分析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在我们从新火星派的决议中摘录下来的那段文字里面，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和资产阶级不彻底的政策作斗争时有陷于束手无 ==========第556页========== 六无产阶级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545 策地位的危险，指出了社会民主党有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害怕这种危险发生的思想贯串在一切典型的新火星派著作中，这个思想就是表现在我们党的分裂中的全部原则立场的真正关键（从这个分裂中的无理取闹成分完全让位于向经济主义方面转变的成分的时候起)。我们毫不隐讳地承认：这种危险确实存在，而且正是在现在，在俄国革命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这种危险特别严重。我们大家，即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一我就宁愿这样称呼自已一政论家，担负着一个刻不容缓的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种危险在事实上会从哪一方面发生。因为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并不是争论有没有这种危险存在，而是争论这种危险会从哪一方面发生，是从“少数派”的所谓尾巴主义方面发生呢，还是从“多数派”的所谓革命主义方面发生。 为避免曲解和误会起见，我们首先指出，我们所说的危险并不在主观方面，而是在客观方面；并不在社会民主党在斗争中所采取的形式上的立场方面，而是在现在的整个革命斗争的物质结局方面。问题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愿意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不在于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已要被溶化，一一我们所说的根本不是这件事。我们不相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怀着这种愿望，而且问题决不在于愿望。问题也不在于某一部分杜会民主党人能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独特性、不依赖资产级民主派而自立的地位。‘他们可以不仅宣布这种“独立”，而且还在形式上保持这种“独立”，可是结局还可能是他们在和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革命的政治上的最终结果可能是这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特性，但是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已的无 ==========第557页========== 54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致总的说来，归根到底，最后，它“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毕竟是一件历史事实。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所在呢。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危险会来自哪一方面：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来自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倾呢，还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那样来自以“多数派”、《前进报》等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倾。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客观上是怎样配合的。这些力量的性质在理论上已由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分析所确定，而现在在实践上又由各个集团和各个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行动所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很久以前就作出的全部理论分析，以及对革命的发展进程的一切实际观察，都向我们表明，从客观条件看来，俄国革命有两种可能的进程和结局。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沿着资产阶级民主方向的改革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排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这种改革。但是，从实现这种改革的现有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的配合中，可能得出这种改革的两种结果或两种形式。 二者必居其一：(1)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影 (2)或者是取得彻底胜利的力量不够，结果便是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妥协分赃。无穷无尽的细节和配合的情况，谁也不能预先看到；但是总的说来，结局总不外乎上述两种中的一种。 现在我们把这两种结局考察一下，首先是从这两种结局的社会意义方面来考察，其次是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种结局和后一种结局中的状况（社会民主党“溶化”或“束手无策”）来考察。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呢？我们已经看到，新火星派使用这个概念时，连这个概念的最直接的政治意义都不了 ==========第558页========== 六无产阶级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那个方面来的？ 547 解。至于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他们就更不了解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象现在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类)那样，让自己迷恋于“革命”或“俄国大革命”之类的词儿。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决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如果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而言，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这两种力量中去的话。“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就没有 一种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群众武装，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拚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 ==========第559页========== 543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认真改善工人生活状祝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last but not least,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杜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将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 至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对此抱盲目乐观的态度，我们决不忘却这个任务的莫大的因难，但是我们去斗争的时候应当希望获得胜利，应当善于指出达到这种胜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够获得这种胜利的趋势是肯定存在的。的确，我们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还非常非常地不够；对农民群众的革命影响还很小很小：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还非常散漫，非常不开展，非常愚味无知。但是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并且以不可抑制的力量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因为这是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唯一纲领。力学的定律告诉我们：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在历史上，革命的破坏力量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趋向所受到的压迫如何厉害和如何长久为转移，以过时的“上层建筑”和现代的新生 の就先后次序而言的最后，不是就重要性而言的最后。 ==========第560页========== 六无产阶级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549 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为转移。国际政治形势也在许多方面变得对俄国革命最为有利。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爆发，它是零散的、自发的、软弱的，但是它无可争辩地、无条件地证明了存在着能作坚决斗争并且达到彻底胜利的力量。 如果这种力量不够，那末沙皇政府就来得及实行现在已经由布里根先生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们两方面准备着的妥协分赃。那时，结局就会是一纸残缺不全的宪法，在一切最环的清况中的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是对宪法的讽刺性的写照。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流产，是早产儿，是发育不全的低能儿罢了。社会民主党不抱任何幻想，它知道资产阶级有变节的天性，它就是在最暗淡无光的时日，即在“希波夫式的”资产阶级宪制兴隆的时日，也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抛弃自已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方面所做的顽强的耐心的坚定不移的工作。这样的结局就会同十九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那时，我们党的发展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为前人所踏平了的道路进行。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种可能的结局中的哪一种结局下，社会芪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会真正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会真正“溶化”或者几乎溶化到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去？ ·这个问题只要很清楚地提出来，就不难马上给以回答。如果资产阶级竟能用与沙皇政府妥协分赃的手段来破坏俄国革命，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在反对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真正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溶化”到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去，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将不能对革命刻上自已的显著的标记，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或者如马克思当初所说的，“用平民 ==========第561页========== 55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笈略 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 如果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马克思于1848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遗著》(Marx'Nachlass)梅林版第3卷第211页)233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种吓人的字跟来吓號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人，是否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 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即新火星派，并没有和解放派打成一片，但是事实上，由于他们的口号的性质，他们已成了解放派的尾巴。而解放派，即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想用柔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对付专制制度：能让步就让步，不得罪贵族和宫廷，小心谨慎，丝毫不破坏现存制度：殷勤恳切，彬彬有礼，象绅士们一样带上洁白的手套（如彼特龙克维奇先生在血腥的尼古拉接见“人民代表”（？)时所戴的那副从刽子手手上脱下来的手套，见《无产者报》第5号)234。 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即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代表大会派或者无产者派，一我不知道还可以怎样称呼，一一想要用自己的口号，把革命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把农民提高到完全保持着自己的阶级独特性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水平。他们要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用平民方式”来对付君主制度和贵族，无情地消灭自由的敌人，用强力镇压敌人的反抗，决不对万恶的农奴制度、亚洲式的暴政和侮辱人的政策的余孽作丝毫让步。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1793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 ==========第562页========== 六无产阶级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551 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我们的纲领并不是旧的，而是新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如果我们达到革命真正的胜利，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我们打这样一个比喻只是想说明，二十世纪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分成两派（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就象十八世纪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分成两派，即分成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148一样。 只有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才不会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只有在那个时候，无产阶级才不致“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而会对整个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党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新火星派解决得极不妥当的所谓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有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这一问题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永远是不彻底的。企图拟定一些条件或条款③，以为履行了这些条件或条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能被认为是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和再白费力气不过的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 ①斯塔罗维尔在他的被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了的决议235中就企图这样做，代 表会议在同样不妥当的决议中也企图这样做。 ==========第563页========== 55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别无他法的。 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即新火星派的策路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数劳的。提倡组织上的涣散，以至于主张在党内实行全民投票制，实行协商的原则，使党的刊物离开党，轻视武装起义的任务；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和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混淆起来；曲解“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条件，一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正好构成了革命时期的尾巴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不指出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仅不把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共和派分子吸引到无产阶级口号下面来，反而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瓦解它的队伍，扰乱它的意识，贬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为了证实我们从分析决议而得出的这个结论，我们从其他方面来观察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不大聪明而说话坦白的孟什维克如何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解释新火星派的策略。其次，我们再看看事实上究竟是谁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利用新《火星报》的口号。 七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孟什维克梯弗里斯“委员会”机关报(《社 ==========第564页========== 七“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路 553 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的那篇论文，叫做《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该文作者还没有完全忘记我们的纲领，他提出了共和制的口号，但是他谈到策略问题时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制〉，可以指出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毫不理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拿着武器去打倒政府，组织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另一条道路是宣布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行动的中心，拿着武器来影响它的成分和活动，并用强力迫使它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或通过它来召集立宪会议。这两种策略是极不相同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一种策略对我们更有利。” 看吧，俄国的新火星派分子就是这样叙述后来体现在我们所分析过的那个决议中的思想的。请注意，这是在对马事件38以前写的，当时布里根“草案”还根本没有出世。当时，甚至自由派都已经忍无可忍，并且在合法的刊物上表示不信任的态度，而这位社会民主党新火星派分子却比自由派更为轻信。他宣布国民代表会议“正在召集”，并且非常相信沙皇，竟主张把这个还不存在的国民代表会议（也许是“国家杜马”或“立法谘议会”吧？）当作我们行动的中心。我们的这位梯弗里斯人比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那个决议的起草人坦白直率，他不是把（他叙述得绝顶幼稚的）两种“策略”等量齐观，而是宣布第二种策咯“更有利”。请听吧： “第一种策略。大家知道，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说，它的目标是要把现存制度改变得不仅有利于无产阶级，面且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阶级，甚至连资本家自己，都对政府持反对态度。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和战斗着的资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起行进，一起从不同的方面攻击专制制度的。政府在这里已经完全孤立，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因此，要消灭它是很容易的。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不很高，因而还不能单独实现革命。如果它能够这样做，它就会不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面要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我们的利益是在于要政府找不 ==========第565页========== 55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到同盟者，使它不能把反对派分开，不能把资产阶级拉过去而把无产阶级置于孤立地位…” 总之，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在于要沙皇政府不能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开！这个格鲁吉亚机关报竞然不叫做《解放》而叫做《社会民主党人报》，这莫非是弄错了？看吧，这简直是民主革命的举世无双的哲学！在这里我们难道不是亲眼看到这位可怜的梯弗里斯人已被“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说教式的尾巴主义解释彻底手糊涂了吗？他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问题，可是忘记了…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间，他知道并且看中了地方自治局1的地主，却不知道有农民。而这是在高加索呵！那末，我们说新《火星报》的议论并不是把革命的农民提高到自己的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已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一这难道说得不对吗？“…否则无产阶级一定失败，政府一定胜利。这正是专制政府努力争取的。它在国民代表会议中毫无疑问地会把贵族、地方自治机关、城市和大学等等资产阶级设施的代表们拉过去。它会设法用一些微小的让步来笼络他们，从而使他们和它自已和解。它用这样的手段把自己巩固起来之后，就会把它的全部力量用来打击已经陷于孤立的工人大众。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防止这种不幸的结局。但是，这谁道是可以按第一条道路做到的吗？假定我们丝毫不理会国民代表会议而独自着手准备起义，并且有那么一天章起武器跑到街上去斗争。那时，我们碰到的敌人就会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政府和国民代表会议。当我们还在作准备的时候，它们已经达成协议，成立了协定，制定了有利于它们的宪法，并且把政权瓜分掉了。这是直接有利于政府的策略，我们应当最坚决地拒绝…” 说得多么坦白呵！必须坚决拒绝谁备起义的“策略”，否则政府就会“在这个时候”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分脏！恐怕就是在最顽固的“经济主义”的旧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东西稍微近似于这种 ==========第566页========== 七“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路 555 玷污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论调。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的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和风潮已经是事实。国民代表会议只是布里根的诺言。而梯弗里斯城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却下定决心拒绝准备起义的策略，等候着“影响的中心”，即国民代表会议…“…反之，第二种策路是要把国民代表会议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不让它按自己的意志行动，不让它和政府妥协①。 当国民代表会议和专制政府斗争的时候，我们支持国民代表会议，而当它和专制政府和解的时候，我们就和它斗争。我们要用强硬的干涉和强力把代表们彼此分开②，把激进派拉过来，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从而使整个国民代表会议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采用这样一种策咯，就能使政府经常陷于孤立，使反对派强大，这样，民主制度就容易建立起来。” 好了，好了！现在让人们去说我们夸大新火星派转向最庸俗的经济主义方面的事实吧。这和驰名的杀蝇药粉简直毫无二致：先把苍蝇捉住，然后把药粉撒在它身上，这样苍蝇就杀死了。用强力把国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分开，“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于是整个国民代表会议就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根本用不着“雅各宾式的”武装起义，而只要随随便便地、温文尔雅地、用几乎是议会的方式来“影响”国民代表会议的成员就行了。 可怜的俄国呵！人们说它总是戴着欧洲早已抛弃了的旧式帽子。我们还没有什么议会，甚至布里根也还没有答应设立议会，而议会迷37却已经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这种干涉应当怎样实现呢？首先，我们要求国民代表会议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在公布③这种选举手续时，必须以 ①用什么办法去剥夺国氏代表会议成员们的意志呢？是用特殊的石蕊试纸吗？ )天阿！这是多么“深奥的”策略！在街上斗争没有强力，而要“把代表们分开”却可以用“强力”。梯弗里斯的同志，请你听着，胡扯也需要知道一点分寸“。 ③是在《火星报》上公布吗？ ==========第567页========== 55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法律规定①竞选鼓动的充分自由，即集会、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不受侵犯，规定释放一切政治犯。选举日期应当尽可能指定得晚些，好使我们有充分时间来叫人民认识和进行准备。既然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的条例是委托内务大臣布里根的委员会去制定，我们就应当去影响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各个委员②。如果布里根委员会拒绝满足我们的要求③，而只赋予有产者以代表选举权，我们就应当于涉这种选举，用革命的手段迫使选举人选举先进的候选人，并且在国民代表会议中要求召集立宪会议。最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如示威、罢工以及在必要时举行起义，迫使国民代表会议召集立宪会议或者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保卫者应当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而它们二者就会一同④走向民主共和制。 这就是杜会民主党的策略，也只有这个策略才能保证我们获得胜利。” 读者不要以为这一大篇不可思议的谬论只是某个不重要和没有威望的新火星派分子的习作。不是的，这是在新火星派的整整 一个委员会即梯弗里斯委员会的机关报上说出来的。不仅如此，《火星报》第一○○号还直接称赞过这篇谬论，而把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评论如下： “第一号编得生动而有才能。显然可以看出编者兼作家的经验和才干…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报纸一定会出色地完成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是呀！如果这个任务是要向一切人具体表明新火星派的思想已完全腐化，那末这个任务真是“出色地”完成了。谁也不能更加“生动地、有才能地和巧妙地”表示出新火星派已经堕落到自由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地步。 ①是由尼古拉来规定吗？ ②“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咯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③我们既有如此正确而深奥的策略，是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④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被排斥于政府之外的”保守派吗？ ==========第568页========== 八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557 八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具体证实新火星派的政治作用的事实。 司徒卢威先生在《怎样认识自已的使命》这篇卓越的、超群出众的、极有教益的论文(《解放》杂志第71期)中，猛攻我国各极端政党的“纲领的革命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对我个人更是特别不满①。至于我自己，那我对司徒卢威先生真是无比地满意，因为在我同新火星派中日渐复活的经济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毫无 ①“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 西欧杜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但是就连这个已经变得温和了的革命主义的基础也已经被历史冲毁而且完全冲跑了。”好厉害的攻击。只是司徒卢威先生以为可以把我当做死人来随便诬赖，是徒劳无益的。我只要向司徒卢威先生提出他永远不能接受的挑战就够了。试问：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做机会主义呢？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方向不相同的特别方向呢？究竞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令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238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让司使 卢威先生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吧。 而我们要对读者说的是：自由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在运用的手段就是说服他们的本国同道者相信本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最没有理性，而邻国的杜会民主党人都是些“好孩子”。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几百次地把法国社会党人形容为“好孩子”以训诫倍倍尔和考茨基一类的人物。法国资产阶级在不久以前还把倍倍尔形容为“好孩子”以训诚法国社会党人。司徒卢威先生呵，这是老一套的办法：只有小孩和不学无术的人才会上你的当。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 ==========第569页========== 55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原则的立场进行斗争时，司徒卢威先生是我的最好的同盟者。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杂志怎样在实际上证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纲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种种“修正”的全部反动性，我们下次有机会时再说。关于司徒卢威先生每次在原则上称赞新火星派时总是给我一种诚实、可靠和真正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多次①，而现在我们还要说它一次。 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论文中有许多极有趣的声明，我们在这里只能顺便指出一下。他打算“不依靠阶级斗争而依靠阶级合作来创立一个俄国民主党”，面“处于社会特权地位的知识界”（如司徒卢威先生用真正上流社会的…奴仆的庄严姿态加以恭维的“文化贵族”之类)就会把“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重量”（钱包的重量）带到这个“非阶级的”党里面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了一种愿望，想叫青年知道，“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了无产阶级和自由事业这种激进主义的滥调”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竭诚欢迎这种愿望。司徒卢威先生攻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滥调”，再好不过地证实了这个“滥调”的正确。司徒卢威先生阿，请你不要把你这个出色的计划长久搁置下去吧！) 我们认为，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重要的是指出这个政治上很敏感的和极其善于随机应变的俄国资产阶级代表目前所攻击 ①请读者回想一下，《不该这么办？》这篇论文(《火星报》第52号)曾受到《解放》 杂志的十分热闹的欢迎，被认为是领向于对机会主义者让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解放》杂志在它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裂问题的 一篇短评中特别加以赞扬。关于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解放》杂志指出，该书作者的思想同工人事业派分子克里切夫斯基、马尔丁诺夫和可基莫夫曾经写过和说过的东西是一致的（见《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甘思效劳的自由派)。马尔丁诺夫论两种专政的小册子受到了《解放》杂志的欢迎见《前进报》第9号的短评)。最后，斯塔罗维尔事后对旧《火星报》的旧口号先划清界限，然后统一”的抱怨得到了《解放杂志的特别的同情。 ==========第570页========== 八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559 的究竞是哪些实践口号。第一，是共和主义的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坚信，这个口号“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不可了解的和格格不入的”。(他忘记补充一句：是资产阶级很了解，可是于它不利的！)我们很想看看，司徒卢威先生从那些参加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群众大会的工人方面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也许工人不算人民，面农民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说，农民有一种“幼稚的共和主义”思想(“驱逐沙皇”)，但是自由资产阶级相信，将来代替幼稚的共和主义的不是自觉的共和主义，而是自觉的君主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呵，这要看情况，这还要依情况为转移呢。无论沙皇政府或资产阶级，都不能不反对剥夺地主土地来根本改善农民状况的办法，而工人阶级却不能不在这方面帮助农民。 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断言，“在国内战争中，进攻的方面总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思想和上面所指出的新火星派的倾向非常相近。我们当然不会说，在国内战争中进攻总是有利的；不，有时候防御的策略也是暂时必要的。但是，把司徒卢威先生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论点应用于1905年的俄国，就恰巧证实了那一点儿“激进主义的滥调”(“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自由事业”)。现在，谁不愿向专制制度、向反动势力进攻，不准备这种进攻，不宣传这种进攻，他就没有资格称为革命的拥护者。 司徒卢威先生斥责“秘密活动”和“骚乱”（说这是“小型的起义”)这两个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对前后两者都表示鄙弃一是从“接近群众”的观点来加以鄙弃的！我们要问问司徒卢威先生，他能不能在他认为是一个极端革命主义者的人所写的例如《怎么办？》这样的著作中指出鼓吹骚乱的言论来？至于说到“秘密活动”，那末象我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之间的区别难道是很大的吗？不是我们双方都办着“不合法的”报纸，并且“秘密地”运到俄国去供给“解放 ==========第571页========== 550 社金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社”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团体吗？我们的工人群众大会确实经常是“秘密”举行的。而解放派先生们的会议又怎样呢？司徒卢威先生呵，你在拥护这种可鄙的秘密活动的可鄙的人们面前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固然，运送武器给工人是需要严守秘密的。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里已经说得比较直率了。请听吧：“至于武装起义或者从技术意义上说的革命，那就只有广泛宣传民主纲领，才能造成全面武装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这样，甚至从我不赞同的观点，即武装起义是当前解放斗争必不可免的结局这样一个观点看来，用民主改革的思想来熏陶群众，也是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 司徒卢威先生力图回避问题。他说起义必不可免，而不说起义对保证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无准备的、自发的、零散的起义已经开始了。谁也不能绝对担保它会发展为完整而周密的人民武装起义，因为这取决于革命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完全衡量出来）的情况，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其他许多无法确切估计的情况。关于必不可免的问题，即司徒卢威先生避开正题而加以赘述的对某个具体事变的绝对把握的问题，那根本用不着去说它。所要说的，—一如果你真想拥护革命的话，一是起义是否为保证革命胜利所必糯，是否必须积极提出、鼓吹，并且立刻努力加以准备。司徒卢威先生不能不了解这种区别，例如，他并不用在当前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获得普选制的问题来掩盖必须实行普选制的问题，前者在政治家看来是一个可以争论而不迫切的问题，后者在民主派看来却是个无可争论的问题。司徒卢威先生避开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这就表明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底细。第一，资产阶级宁愿和专制政府妥协分赃，而不愿把它击遗；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把武装斗争的重担推到工人身上（这是第二）。这就是司 ==========第572页========== 八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561 徒卢威先生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真实目的。这就是他从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倒退到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的问题，倒退到预先“宣传”的问题上的原因。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里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在必须给政府的武装力量以反击的时候，在运动已经使武装斗争“成为必要”的时候，在纯粹口头说服的办法（在准备时期万分需要的办法)已经变成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怯儒表现的时候，竟埋头于起草决议、宣言和决定，埋头于“广泛的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同样，现在司徒卢威先生也是用空话做护身符来回避起义问题。司徒卢威先生向我们具体表明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颜固地闭眼不看的事实，即革命时期和历史上普通的寻常的预备时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群众的情绪、觉醒和信念应当表现于行动，而且确实表现于行动。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即绝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并且也不是能够勉强造成的发动)的历史时代。尾巴主义的革命家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沉，就是说教，甚至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法兰克福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空谈家，就是这种叛卖行为或这种愚蠢的说教遗臭万年的历史实例。 你们要我们根据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厉史来说明庸俗的革命主义和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之间的这个区别吗？我们就来向你们作这样的说明吧。请你们回忆一下1901一1902年这个刚刚过去不 ==========第573页========== 56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久而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是遥远的年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139)，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政击那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有“文人习气”和书生习气（纳杰日丁）239。反之，革命家的尾巴主义当时却鼓吹“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革命社会民主派抱什么态度呢？它攻击了这两个流派。它斥责了轻举妄动的行为和冲锋的喊叫，因为当时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应当看到，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事精。它斥责了尾巴主义，并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装起义的口号，当然不是作为直接的号召（司徒卢威先生在我们当时的言论中是找不到关于“强乱”的号召的)，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结论，作为一种“宣传”（关于这种“宣传”，司徒卢威先生只是在现在才想起来，一我们的可敬的司徒卢威先生总是要迟几年)，是为了准备那些由惊惶失措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正“愁眉苦脸地和不合时宜地”唠唠叨叨地谈论着的“社会心理条件”。当时，宣传和鼓动，鼓动和宣传，真正是由客观情况提到了首要地位。当时，可以提出（而且已经在《怎么办？》里面提出来了)出版全国性的政治报纸作为准备起义的工作的核心，而这种报纸就是每周出版一次也是很理想的。当时，不要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而要进行群众性的鼓动，不要轻举妄动，而要准备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等口号，是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确的口号。现在，这些口号已被事变超过，运动已经前进了，这些口号已成为废物，成为只适于掩盖解放派的伪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的破衣烂衫了！ 也许是我弄错了？也许革命还没有开始？各个阶级的公开的政治发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国内战争还没有发生，因而武器的批判还不应当立刻成为批判的武器的必需的和责无旁贷的后继 ==========第574页========== 八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563 者、继承者、遗志执行者、未竟事业的完成者？ 向自己的周围看看，把头伸出书房向街上看看，就能回答这些问题。难道政府自已不是正在到处大批枪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公民，从而已经开始了国内战争鸠？难道全副武装的黑帮不是作为专制政府手中的“论据”而活动的么？难道资产阶级一甚至资产阶级一不是已感觉到有成立民兵的必要吗？难道司徒卢威先生，这位极其温和而又规矩的司徒卢威先生，不是在说着（唉，不过是为了推托而说说罢了！)“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我们今天正是怎样！〉现在是使人民群众潜移默化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吗？谁愿意睁开跟请来看看，他就不能怀疑站在革命方面的人现在都应当提出武装起义的问题。请看那些对群众多少有影响的不受检查的机关报刊上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种提法吧。第一种提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①中 以下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鉴于， (1)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衡底草命的阶级，所以它负有在俄国的一般民主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 (2)这个运动目前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 (3)无产阶级一定会最积极地参加这一起义，附它的多加将决定俄国革命的命运： (4)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它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上领身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影 （5)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俄国的各个有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一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因此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 (一)通过宣传和鼓动，不仅向无产阶级说明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说明这一起义的实践方面和组织方面的问题； (二)在进行这种宣传和鼓动的时候，说明群众政治罢工的作用，说明这种 ==========第575页========== 56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的提法。它认定并且大声宣称一般民主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一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党的极重要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之一。要求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 第二种提法是“俄国立宪党人的领袖”（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一个很有影响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220不久前给予司徒卢威先生的称号)或俄国进步资产阶级的领袖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原则性的论文中的提法。他不赞同起义必不可免的意见。秘密活动和骚乱是缺少理性的革命主义的特殊手段。共和主义是用来吓唬人的。武装起义实在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是广泛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 第三种提法是新火星派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的提法。我们的任务是准备起义。起义不可能按计划进行。顺利的起义条件，是由政府的素乱、我们的鼓动、我们的组织工作造成的。只有在那时，“技术上的战斗准备工作才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严重的意义”。就只是这样吗？就只是这样。无产阶级的新火星派领导者还不知道起义是否已成为必要，还不清楚组织无产阶级去进行直接斗争的任务是否已经刻不容缓。没有必要号召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更重要得多的（是在1905年，而不是在1902年），是大体上说清楚这些措施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严重的”意义…新火星派的同志们呵，你们现在是否知道你们因转向马尔丁诺夫主义方面而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是否懂得你们的政治哲 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的进程中都能有重要的意义： (三)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来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设立由党的工作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一工作。”（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第576页========== 九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565 学已经证明是解放派哲学的旧调重弹？你们是否懂得你们已经成了（尽管你们不愿意，尽管你们没有意识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你们现在是否清楚，当你们重复背得烂熟的东西和练习说教的时候，你们竟没有看到一用彼得·司徒卢威那篇令人难忘的论文中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一“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现在是使人民群众潜移默化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样一个事实？ 九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考察关子临时政府的决议。我们已经指出，新火星派的策略并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一虽然他们也许是想用自已的决议来保证把革命推向前进，一而是把它拉向后退。我们已经指出，正是他们的这种策略使社会民主党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而决不能预防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从决议的不正确的前提中，自然就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得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请看看这个结论的前一半即提出目的的这一半吧。新火星派是不是把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当做社会民主党活动的目的提出来呢？是提出来了。他们不善于正确表述彻底胜利的条件而错误地用了“解放派”的说法，但是他们毕竞提出了上面那个目的。其次，他们是不是把临时政府和起义联系起来呢？是的，他们直接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说临时政府是“来自胜利的 ==========第577页========== 56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人民起义”。最后，他们是不是提出了领导起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呢？是的，他们虽然也象司徒卢威先生那祥躲躲闪闪，不肯承认起义是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但是他们同时又和司徒卢威先生不同，而说“社会民主党力求使它（起义）服从于自已的影响和领导，并利用它来谋取工人阶级的利益”。 这岂不是说得头头是道么？我们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起义服从于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领导，并利用它来谋取我们自已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在起义时既领导无产阶级，又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集团”)，就是说，由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资产阶级“分掌”起义的领导权。我们的目的是使起义胜利，以便成立临时政府(“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因此…因此我们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革命政府中分得政权的目的！！ 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动摇于两种观点之闯：一种是司徒卢威先生托辞拒绝起义的观点，一种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号召着手实现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的观点。他们动摇于两种主义之间：一种是原则上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斥责为叛卖无产阶级的行为的无政府主义，一种是在社会民主党对起义有领导影响的条件下要求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马克思主义①。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立场：既没有抱定要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因而必然在起义问题上躲躲闪闪、支吾搪塞的司徒卢威先生的立场，又没有抱定斥责任何“从上面”行动和在任何程度上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新火星派把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和对沙皇制度的胜利混为一谈。他们想参加资产阶级革命。 ①见《无产者报》第3号《论临时革命政府》第二篇。(《列宁全集第8卷第441一449页。一编者注) ==========第578页========== 九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567 他们比马尔丁诺夫的《两种专政》稍稍前进了一点。他们甚至同意领导人民的起义，但是主张起义胜利后（也许是在起义快要胜利时？)马上就放弃领导，即主张不享受胜利的果实，而要把一切果实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利用起义来谋取工人阶级的利益”… 用不着再继续分析这个糊涂观念了。倒不如来考察一下用“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这句话表述出来的这个糊涂观念的起源吧。 这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原理之一。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原理。它已经成了议会制国家中一切反修正主义者或反机会主义者的口头禅。它是大家公认的对“议会迷”，对米勒兰主义、对伯恩施坦主义115、对屠拉梯式的意大利改良主义的一种正当而必要的回击。我们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把这个很好的原理背得烂熟，并且热心地把它运用得…完全不合时宜。在为了适合于没有任何议会存在的情况而写的决议中，竞提出了议会斗争的范畴。“反对派”这个概念是谁也不会认真地谈到起义的那种政治形势的反映和表现，现在却机械地搬到起义已经开始而且一切站在革命方面的人都想着并且说着要领导起义这样的形势中来。正是在革命已经提出必须在起义胜利时从上面行动的问题的时候，竟郑重其事地、大叫大嚷地表示愿意“始终如一地”象从前那样行动，即仅仅“从下面”行动。 我们的新火星派真是倒霉极了！他们甚至在表述出正确的社会民主主义原理时，也不会正确地运用这个原理。他们没有想想，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当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当起义正在爆发的时候，议会斗争的种种概念和术语都会变成自己的反面。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正案是用 ==========第579页========== 56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游行示威提出的，质询是由武装起来的公民用进攻的行动提出的，反对政府是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来实现的。 正象我国民间故事中那个有名的主人公总是恰巧在不适当的场合重复他的吉利话一样，我们的马尔丁诺夫的信徒也是恰巧在他们自已都认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的时候，重复着和平的议会斗争的说教。在一开头就提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人民起义”的决议中，竟隆重地提出“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口号，这真是再可笑没有了！诸位先生，请你们想想吧：在起义时期“持极端反对派态度”，这是什么意思？是揭露政府呢，还是推翻政府？是投票反对政府呢，还是在公开的战斗中击败政府的武装力量？是拒绝补充政府的国库呢，还是用革命手段来夺取这个国库，以供起义、武装工人和农民以及召集立宪会议之用？诸位先生，你们是否已经开始了解“持极端反对派态度”这个概念所表现的只是消极的行动，即揭露，投票反对，表示拒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概念仅仅和议会斗争有关，而且是在谁也不把“彻底胜利”当做斗争的直接目的提出的时代才使用的。你们是否已经开始了解：从政治上被压迫的人民为拚命争取胜利而开始全线坚决进攻的时候起，这方面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 工人们现在问我们，是否要努力进行刻不容缓的起义工作？怎样使已经开始的起义获得胜利？怎样利用这个胜利？胜利的时候可以而且应当实现什么纲领？正在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新火星派回答说：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那末，我们把这些骑士叫做庸人中的头等角色，难道叫得不正确吗？ ==========第580页========== 十“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569 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没有保持住新《火星报》所采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仅仅“从下面”，而不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容许起义而不容许胜利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未免荒谬得太刺眼了。因此，决议就给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对问题的解答加上一些附带条件和限制。我们来看看决议在下一段中叙述的这些附带条件： “实行这种策略〈“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当然决不是说，专门为了促使起义扩大和政府瓦解，也不宜于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区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这样，那就是说，在原则上不仅容许从下面，而且容许从上面行动了。那就是说，尔·马尔托夫发表于《火星报》上（第3号)的那篇有名的杂文中所提出的论点是被推翻了，而《前进报》的策略，即不仅要“从下面”行动、并且要“从上面”行动的策略，却被承认为是正确的了。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只是局部、暂时等等的夺取）显然不仅要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革命的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这是因为起义，如该决议第一段中所说的那样，是“人民”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阶级的集团”（这是代表会议派关于起义 ==========第581页========== 57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洛 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资产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阶级这一原则，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被代表会议抛弃了。“背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地区性的等等而不成其为背叛。这就是说，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和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240，被代表会议抛弃了。政府并不因为它的权力达不到许多城市而只及于一个城市，达不到许多地区而只及于一个地区，而不成其为政府；同样，也不会因为你给它一个什么名称而不成其为政府。这样，新《火星报》所企图提供的问题的原则提法，就被代表会议抛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代表会议对它现在已在原则上容许的成立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的主张所提出的那些限制是否合理。“暂时”(Tr3 oyeCKM)这个概念和“临时”(BpeMeHHbI)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恐怕这里只是在用外来的和“新的”字眼来掩盖缺乏明确的思想这一事实而已。这看起来是说得“深奥一点”，其实只是更加暖昧和糊涂罢了。·“宜于”在某个城市或某个地区局部地“夺取政权”，这和参加全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呢？象彼得堡这样发生过一月九日事件的地方不也是一个“城市”吗？象高加索这样比许多国家都大的地方不也是一个地区吗？如何对待监狱、警察和国库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些曾使新《火星报》为难的问题)，甚至在一个城市里，更不用说在一个地区，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不是也会摆在我们面前吗？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在力量不够，起义不能完全成功的时候，在起义得不到彻底胜利的时候，是可能有局部的、城市等等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们，这和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不是在决议中一开头就 ==========第582页========== 十“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571 说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胜利的人民起义”吗？？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党人把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揽到自已身上来，.去分散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和目标，去引导它作“局部的”斗争，而不作普遍、统一、完整和全面的斗争呢？既然你们自已提到在一个城市里“夺取政权”时是说为了“使起义扩大”，那末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设想是为了扩大到另一个城市中去呢？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希望是为了扩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们，你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前提一样地靠不住，一样地偶然，一样地矛盾，一样地糊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一般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给了一个详尽而明白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临时政府也包括在内的。代表会议的回答则勉强地任意地把问题的一部分划分出来，结果只是逃避（但没有成功）整个问题而弄得一团糟。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和“临时革命政府”有区别吗？如果有，那末区别在哪里呢？代表会议派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一一这是很常见的事一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将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词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究竟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 俄国杜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关于这些改革的完备的纲领，即我们党的最低纲领。而 ==========第583页========== 57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咯 “公社”这个字眼却没有给予任何回答，只是用遥远的响声…或毫无内容的高调来搅乱人们的头脑罢了。我们愈珍视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杜，就愈加不容许不分析它的种种错误和特殊条件而引用它来敷衍了事。这样做就是重复布朗基派（在他们的1874年的“宣言”中)崇拜公杜的每一个行动而被恩格斯讥笑过的那种错误241。如果有工人向代表会议派问到决议中提到的这个“革命公社”，代表会议派将怎样回答呢？他们只能说，历史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时也不能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争取共和制的任务和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不能解决向凡尔赛实行坚决的军事进攻的任务，犯过不占领法兰西银行的错误，等等。总而言之，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无论援引巴黎公社或者援引其他什么公社，你们一定要说：这就是我们的政府所不应当棋仿的那个政府。不用说，这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地在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表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软弱无能吗？难道这不是拾好表明你们不成功地竭力归之于我们的那种错误，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社”都没有把两者辨别清楚)的错误么？ 临时政府（即不适当地被称为公社的临时政府）的目的被宣布为“专门”扩大起义和瓦解政府。“专门”这个字眼，按其本意说来，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务，是主张“只从下面”行动的荒谬理论的复活。这样排除其他任务，又是眼光短浅和态度轻率。“革命公社”，即甚至是以一个城市为限的革命政权，也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闭眼不看这个问题，就是愚蠢到极点。这个政权必定要以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举办免费的普及教育，实行法官选 ==========第584页========== 十“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草命民主专政 573 举制，成立农民委员会，如此等等，一一总而言之，就是一定要实行许多改革。把这些政革归结为“促使起义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地方故意弄得更不清楚。 新火星派决议的结尾部分虽然没有供给我们什么新材料来批判在我们党内复活了的“经济主义”的原则趋向，但是它从多少有点不同的角度证实了上面所说的话。 下面就是决议的这一部分：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限的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既以自己在整个革命时期对革命进程中一切新旧交替的政府都保持极端革命反对派的态度，作为自已的策略基础，也就能够最好地准备去利用政府权力，如果政府权力会落《？〉到它手里来的话。”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象马尔丁诺夫那样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州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格，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思想经过新火星派的叙述竟被糟蹋到什么地步。我们不谈那些细节问题，例如荒唐地假定政权可能“落”到一个把夺取政权看作有害策略的自觉的政党手里来，我们也不谈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是已经达到 ==========第585页========== 57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相当成热的程度，而是根本已经成熟；也不谈我们的党纲根本不知道什么社会主义改革，而只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现在只把《前进报》的思想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思想之间所存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拿来说说。《前进报》向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指出了积极的任务：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利用这个胜利来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决议却不懂得我们的“彻底胜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谓的“彻底胜利”)和欧洲革命之闻的这种联系，因而就不提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提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而是谈一般可能中的一种可能：“在革命蔓延…的时候”。《前进报》估计到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立刻实现什么，必须首先实现什么，以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前提，从而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而且指出的这些话已经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以怎样和应当怎样“利用政府权力”来谋取无产阶级的利益。决议在这里也不可救药地做了事变的尾巴，说“能够准备去利用”，但是说不出怎样能够，怎祥准备，怎祥利用。譬如说，我们不怀疑新火星派“能够准备去利用”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对这种利用的尝试和他们的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希望…《前进报》确切地叙述道，实际“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可能”，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在于这两个阶级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在这里，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没有提供丝毫肯定的东西，而只是逃避问题。在俄国，保持政权的可能肯定地应当决定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决定于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肯定地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拚命抵抗，一新火星派的决议 ==========第586页========== 十“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575 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则估计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除无产阶级以外，我们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争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末“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希望的，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会造成这种可能，那我们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实践的口号，目的不只是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是为了要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中的尾巴主义者提到“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限的范圍”，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先进作用了解得很有限而已！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 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这并不等于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也没有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指这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杜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 ==========第587页========== 57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虽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①。那时，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唯其如此，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唯其如此，我们和资产阶级“一起打”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加以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也是丝毫不能加以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忽略或轻视那些就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 ①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子结束，而且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击溃得愈快，这种统一性就结束得怠快。 ==========第588页========== 十“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皮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577 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需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共和制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在评论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轻视共和制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242)。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做首要问题，是 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1848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旦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那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详细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使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取得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附注243 （1)请读者回想一下，《火星报》和《前进报》论战时，《火星报》 ==========第589页========== 578 杜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还援引过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警告了这位意大利（后来的）改良主义者领袖，叫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恩格斯在谈到1894年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244《火星报》责难《前进报》离开了恩格斯所规定的原则。这种责难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整个说来，《前进报》（第14号)①完全承认马克思把十九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严格分请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1）自由派大资产阶级，(2)激进派小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第一种力量不过是为君主立宪制而斗争，第二种力重是为民主共和制而斗争，第三种力量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恰巧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①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247一262页。一编者注 ==========第590页========== 十一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比较579 十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 一个粗略的比较 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现在是社会民主党策略问题的中心。十分详细地分析代妻会议其余各个决议，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仅限于简略地指出几点，来证实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策略方向和代表会议决议的策略方向之间的原则区别。 就拿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问题来说吧。你们将再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找到这个问题的完整的答案。这个决议估计到特殊时机的一切复杂条件和任务：要揭露政府让步的虚伪性，要利用各种“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以八小时工作制为首要要求)，最后，要回击黑帮。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问题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的：“何击黑暗反动势力”一事只是在关于如何对待其他政党这一问题的决议的理由部分提了一下。参加代议机关选举的问题，是和沙皇制度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问题分开考察的。不是号召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只是用标有“关于经济斗争”这个响亮标题的单独的决议来重复（在说了一堆关于“工人问题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的中心位置”的响亮而很不聪明的话以后)旧的鼓动口号，即所谓“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这个 ==========第591页========== 58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口号现在显得不够和落后，是一望而知，无须证明的。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的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估计到我们的活动即将根本改变的情况。秘密活动和发展秘密机关的事情决不能放弃，放弃这些事情，就是为警察效劳而且极端有利于政府。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不考虑公开活动的问题。必须立刻为这种活动准备好适当的形式，因而也就必须为此目的来准备下特别的机关一秘密程度较少的机关。必须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团，使它们尽可能变为俄国将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据点。 代表会议在这里也把问题弄得七零八碎，没有提出任何完整的口号。特别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十分可笑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注意“安置”合法的著作家。决定“使那些以协助工人运动为目的的民主报纸服从自已的影响”，这是十分荒谬的。我国所有一切合法的自由派报纸（按方向来说几乎全是“解放派”的报纸）都是以此为目的的。为什么《火星报》编辑部自己不开始执行它的这个忠告，给我们作出一个使《解放》杂志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榜样呢？他们给予我们的并不是利用合法的社团来建立党的据点的口号，而是：第一、仅仅涉及“职业”工会的局部性的建议（党员必须参加这些工会)，第二、对“革命的工人组织”=“无定形的组织”=“革命的工人俱乐部”进行领导的建议。“俱乐部”怎样成了无定形的组织，这些“俱乐部”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真主才知道。这不是党的最高机关的明确的指令，而是些著作家的杂感和随笔。关于党应当怎样开始把自已的全部工作转到全新的基础上的问题，根本没有任何完整的说明。 关于“农民问题”，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代表大会制定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会议制定了《在农民中的工作》的决议。在前一个决议中，首要的 ==========第592页========== 十一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比较 581 任务是为了反沙皇制度斗争的全民利益而领导整个广泛的革命民主运动。在后一个决议中，问题仅仅归结为在一个特别的阶层中“工作”。在前一个决议中，鼓动工作的中心实践口号是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在后一个决议中却说“成立委员会的要求”应当间立宪会议提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待这个立宪会议呢？它真的会成为立宪的会议吗？如果不预先和同时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立宪会议是否会巩固呢？一一所有这些问题，代表会议都忽略过去了。它的一切决议都反映出我们已经考查过的一个总的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应当只进行自已的专门的工作，而不要力求领导和独立进行整个民主运动。正如经济派常常想要社会民主党人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派去进行改治斗争一样，新火星派在他们的整个推论历程中也是想要我们老老实实地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旁边，而让资产阶级去积极进行这个革命。 最后，不能不说说双方关于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的是要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切局限性和不充分性，而并不那样幼稚地想要在每次代表大会上列举这种局限性的各种可能的表现并且在坏资产者和好资产者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代表会议却重复着斯塔罗维尔的错误，硬想找出这样一条分界线，发挥其有名的“石蕊试纸”论。斯塔罗维尔是从一个很好的思想出发：要问资产阶级提出比较严格的条件。他只是忘记了，任何一种想预先把值得赞许、值得与之取得协议等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不值得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别开来的企图，都只会得出一种立刻就被事变的发展所抛弃并且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起来的“公式”。结果就把重心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转移到声明、诺言和口号上去了。斯塔罗维 ==========第593页========== 582 社会民圭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尔认为“普遍、平等、直接和元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就是这种根本性的口号。为时还不到两年，“石蕊试纸”已经证明自已毫不中用，普选制的口号已为解放派所接受，但是解放派不仪没有因此而接近于社会民主党，反而企图利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工人，引诱工人离开社会主义。 现在，新火星派提出了更“严格的”“条件”，“要求”沙皇制度的敌人“坚韧不拔地和毫不含糊地〈！？〉支持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坚决行动”等等，一直到“积极参加人民自行武装的事业”。分界线是划得更加远得多了，但是这条分界线又已经陈旧了，一下子就证明了自已毫不中用。比方说，为什么不提出共和制的口号呢？社会民主党人为着“用无情的革命战争来反对等级君主制度的一切基础”，“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可是偏偏不要求他们为共和制而斗争，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有意挑剔，新火星派的错误确实具有最实际的政治意义，“俄国解放联盟”就是证明（见《无产者报》第4号）①。这些“沙皇制度的敌人”完全能适合新火星派的一切“要求”。可是我们已经指出，这个“俄国解放联盟“”的纲领中（或者在其无纲领的立场中)充满了解放派的精神，解放派是能够很容易地牵着它走的。而代表会议在决议的末尾一段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将照旧反对虚伪的人民之友，反对所有一切虽然打着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 ①在1905年6月4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四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革命工 人联合会》的长篇论文（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467一478页。一编者注）。在这篇论文中叙述了这个联盟所发表的宜言的内容：这个联盟采取了“俄国解放联盟”的名称，并且说它的宗旨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召集立宪会议。其次，在这篇论文中决定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非党的联盟的态度。至于这个联盟的、实在情形如何，它在革命中的命运怎样，我们就全不知道了。（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一一编者注) ==========第594页========== 十二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583 旗职、但是拒绝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党”。“俄国解放联盟”不仅不拒绝，而且热心地表示愿意给予这种支持。这是否就能担保它的领袖们即使是解放派但决不是“虚伪的人民之友”呢？ 由此可见，新火星派预先臆造出一些“条件”，提出一些表面上很严厉、实际上毫无力量、因而显得滑稽可笑的“要求”，这就立刻使他们自己陷于可笑的地位。他们的条件和要求一下子就显得不能适合活生生的现实。他们那种追逐公式的热狂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任何公式都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伪、不彻底以及局限性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包罗无遗。问题并不在于“石蕊试纸”，并不在于形式，并不在于写好和印好的要求，也不在于预先区别虚伪的“人民之友”和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而是在于斗争中的真正 一致，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每一个“不坚定的”步骤都进行毫不减弱的批评。为了“真正团结一切关心民主改造的社会力量”，并不要象代表会议那样勤勤恳恳、那样白费力气地规定种种“条款”，而要善于提出真正革命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把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任务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参加起义，而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来推脱刻不容缓的武装起义的任务。 十二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上面几节写好以后，我们接到了《火星报》出版的新火星派高 ==========第595页========== 58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加索代表会议的决议。Pour la bonne bouche(为了做一个好的,结束)，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材料。 《火星报》编辑部很公正地指出：“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高加索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和全俄代表会议〈即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相似的〈老实话！〉决议。”“在社会民主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问题上，高加索的同志所通过的决议，坚决反对‘前进’集团以及附和它的所谓代表大会代表们所宣传的新方法。”“应该承认代表会议非常怡当地表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 对的还是对的。对于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真是谁也不能够比这表述得更“恰当”了。我们现在把这段表述全部抄录下来，先在括弧中指出它所开放的花朵，然后再指出末尾结出的果实。下面就是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代表会议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革命时机来加深〈当然啦！不过还要加上一句：用马尔丁诺夫精神来加深！〉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是用来加深意识，而不是用来争取共和制吗？这是对革命的多么“深刻的”见解呵！>，而为了保证党对于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最充分的批评自由〈保证共和制并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只是保证批评自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产生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表会议反对成立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并反对参加这个政府〈请回想一下恩格斯所引证的、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前十个月作出的决议，见《无产者报》第3号245>，而认为最适宜的是从外面〈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压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使国家制度达到可能办到的〈？！〉民主化。代表会议认为，由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或加入这个政府，一方面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对社会 ==========第596页========== 十二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585 民主党失望面离开这个党，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夺得政权，但是不能满足工人阶级一直到实现社会主义为止的迫切需要〈共和制不是迫切需要！决议起草人竟天真得没有觉察到他们是在用纯粹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说话，仿佛他们对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已经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草 ●●●● ●●● 命的规模。” ●● 这就是症结之所在。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十足的机会主义思想交错（如同在西欧的伯恩施坦派中常见的一样）的地方。只要想一想：不要加入临时政府，因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火星派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把路让给它走。如果指导我们的是一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一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使资产阶级不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阉割这些需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级做买卖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 高加索的新火星派在短短的几行文字中就把叛卖革命、变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可怜走卒的策略的全部实质都表明了。我们在上面从新火星派的错误中发现的倾向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明确的原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因为实现共和制会迫使（面且已 ==========第597页========== 58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经迫使一司徒卢威先生就是一例)资产阶级退出，所以要打倒争取共和制的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坚决面彻底的芪主要求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所以工人同志们阿，还是躲在你们的狗窝里吧，只要从外面行动，可别想为了革命去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种种工具和手段，给自己保留着“批评自由”就行了。 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的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在这里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对这个名词的马尔丁诺夫的或新火星派的“理解”直接产生了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资产阶级的结果。 谁忘记了旧时的经济主义，谁不去研究它，不回想它，谁就很难了解现在复活起来的经济主义。试回想一下伯恩施坦主义的《信条》114吧。当时人们从“纯粹无产阶级的”观点和纲领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要经济，只管真正的工人事业，只要批评任何政客手腕的自由，只管真正加深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政治还是让他们自由派去干吧。愿上帝保佑我们不陷入“革命主义”，因为这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呵。谁要是把《信条》的全文或《工人思想报》123第九号(1899年9月)附刊阅读一遍，就可以看出这一整个的推论历程。 现在也是这一套，只是范围较大，是应用于估计整个“伟大的”俄国革命罢了，一，这个革命事先就已经被正统庸俗主义的理论家们所庸俗化而降低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需要批评自由，加深意识，从外面行动。行动的自由、从事革命领导（应读作：“自由主义”领导）的自由、从上面实行“改良”的自由还是让它们资产阶级去享有吧。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246。他们白白地接受了 ==========第598页========== 十二民主革命的规漠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587 马克思的名字，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空谈家，模仿他们自由地批评专制制度、加深芪主意识而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要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的时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于是就把最坚定、最积极的先进革命阶级的思想变成了这个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的思想，即逃避困难的革命民主主义任务而把这些民主主义任务交给司徒卢威先生们去执行的那些最落后阶层的思想。 资产阶级一旦因社会民主党加入革命政府而退出革命，这就会“缩小革命的规模”。 俄国工人们，听吧：如果革命是由那些不想战胜沙皇制度而只想和它妥协分赃的、没有被社会民主党人吓退的司徒卢威先生们来进行，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如果我们前面所概述的俄国革命两种可能结局中的第一个得以实现，就是说，如果君主派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能在希波夫式的“宪法”上做成买卖，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 在指导全党的决议中写出这样可耻的东西或者赞扬这些“拾当的”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被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精神全部腐蚀掉的空洞说教弄得头晕眼花，因而看不出这些决议怎样把他们的其他一切好话都变成了空谈。翻开他们在《火星报》上写的任何一篇论文，甚至翻开我们的鼎鼎大名的马尔丁诺夫所写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小册子，都可以看到举行人民起义，把革命进行到底，力图依靠人民下层来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斗争一类的言论。但是，当你们接受或者赞扬“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的思想时，所有这些好的东西就立刻变成可怜的空谈了。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不考虑那个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而和人民一起去努力实现革命，对沙皇制度 ==========第599页========== 583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取得完全胜利；或者是我们不容许这样“不考虑”，而椎恐资产阶级“退出”，那我们就是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出卖给资产阶级，出卖给不物底的、自私自利的和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 请不要曲解我的话。请不要瞎叫什么有人责备你们自觉地出卖。不，你们向来都是不自觉地爬往泥潭，而且现在已经爬进了泥潭，正象旧时的经济派那样顺着“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斜坡不可遏止地、一去不复返地滚到专门从事于反对革命的、没有灵魂和没有生气的“卖弄聪明”的地步。 先生们，“草命的规模”取决于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不谈国外政治和国际配合方面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现在发展得很有利于我们，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去考察它们，而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俄国内部力量的问题。请看看这些内部的社会力量吧。与革命为敌的是专制制度、宫廷、警察、官吏、军队和一小撮显贵人物。人民中的义愤愈深，军队就愈不可靠，官吏中的动摇就愈大。其次，资产阶级现在一般和整个说来是赞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谈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①。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即地方自治派即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高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 ①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徒卢威先生给饶勒斯的公开信。这封信不久以前由饶勒斯刊登在《人道报》247上，由司徒卢威先生刊登在《解放》杂志第七十二 期上。 ==========第600页========== 十二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589 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会远远走出民主革命的范圈。因此，无产阶级也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资产阶级会退出的愚蠢意见。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还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阶级性十分严格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存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终止其为小资产阶级，但是它能够成为全心全意地和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会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的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这里所说的必需，并不是如“社会革命党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从半农奴制的泥潭中，从被压抑、被奴役的黑暗的深渊中跳出来，为了在商品经济下可能的限度内尽量改善自已的生活条件。 此外，不仅彻底的土她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有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谁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而从对日战争以来，他们迅速地受到教育，其迅速程度是许多惯于单用学校尺度来量教育程度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象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地，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农民一开 ==========第601页========== 59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始摆脱幼稚的君主主义，民主共和制就会立刻成为农民的理想，因为惯于做经纪人的资产阶级那种自觉的君主主义（连同上院等等)，对农民来说是要他们照旧处于没有权利、备受压抑和黑昧无知的地位，只不过把这种地位用欧洲宪制的油漆来稍稍涂饰一下而已。 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自由君主派的保护，而农民群众却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责任就是尽 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这用不着证明，这是起码的常识，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非常了解的。不，这是那些有本事说革命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规模”的人所不了解的。这样的人重复着我们土地纲领中被他们背得烂熟的话，但是不懂得这些话的含意，否则他们就不会害怕必然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我们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否则他们就不会用资产阶级的规模来限制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规模。这样的人是在用自已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具体决议来推翻自已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抽象词句。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够说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把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麻痹起来的力量（即恰巧能做到“迫使它退 ==========第602页========== 十二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遐出而缩小？ 591 出”、做到《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们因考虑不周而苦怕的那个地步的力量)。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已方两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 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人们在谈论革命的“规模”时往往忽略了的 一种情况。不要忘记，争论的焦点并不是任务方面的困难，而是要在哪一条道路上寻求这一任务的解决。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把革命的规模扩大到十分雄伟和不可战胜的地步是容易还是困难，而在于应当怎样设法扩大革命的规模。意见分歧恰恰是关于行动的根本性质，关于行动的方向。我们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不细心或不诚实的人老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是关于道路的方向的问题，即从两条不同的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另 一个是在选定的道路上目的是否容易达到或是否很快会达到的问题。 后一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完全没有涉及，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争论或分歧。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值得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给予十分严重的注意。忘记吸引群众(不仅是吸引工人阶级群众，面且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运动这件事情的种种困难，这是一种不可容许的乐观主义。正是这种困难不止一次地断送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努力，而使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获得最大的利益：既“获得”一笔借君主制来抵 ==========第603页========== 59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御人民的“资本”，又“保持了”自由主义…或“解放主义”的“贞节”。但是有困难并不等于无法实现。重要的是相信道路选择得正确，这种信心能百倍地加强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枕，有了这样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热忧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至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严重到什么程度，只要把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此较一下就马上可以看出来。代表大会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一定会竭力把我们手里的革命成果抢走。因此，工人同志们，要更加努力地准备斗争，要武装起来，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已这方面来。不经过战斗，我们决不会把我们的革命成果让给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可能会退出革命。因此，工人同志们，参加临时政府的事，请你们连想都不要去想，否则资产阶级一定会退出，革命的规模就会因之缩小！ 一个决议说：你们要把革命推向前进，推进到底，而不要去考虑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极态度。 另一个决议说：你们连想都不要去想独立把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吗？这难道不显然是两种水火不能相容的策略吗？前一种策略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后一种策略实质上纯粹是解放派的策略，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第604页========== 十三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593 十三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不大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实际情况或者不知道我们从经济主义时期以来的全部党内斗争史面从旁判断的人，谈到现在（特别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明朗化的策略分歧时，也常常简单地借口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中都有两种自然而然的、必不可免的、彼此完全可以调和的倾向来敷衍了事。据说，一方面是特别强调寻常的、目前的、日常的工作，强调必须展开宜传和鼓动，必须准备力量，加深运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调运动的战斗的、 一般政治的、革命的任务，指出武装起义的必要，提出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应当特别夸大，无论在哪里（如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都不宜走极端，如此等等。 这类议论中无疑是含有一些处世（以及引号里的“政治”）秘诀的廉价真理，但是这种真理老是被用来掩盖人们对党的迫切的和紧急的需要的无知。就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现在的策略分歧来说吧。新火星派谈论策略问题时特别强调日常的普通工作，这件事本身当然还不能造成任何危险，还不能引起策略口号方面的任何分歧。但是，只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比较一下，就立刻可以看出这种分歧。 问题究竞在哪里呢？就在于：第一、仅仅笼统地、抽象地说运动中有两个潮流和各走极端的害处，是不够的。必须具体知道，当前的运动在当前的时期有什么弱点，对党来说，现在真正的政治危 ==========第605页========== 59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险究竟在哪里。第二、必须知道，哪些实在的政治力量会因我们是出某些策略口号（也许因为我们缺乏某些口号）而得到便宜。你们假如听信新火星派的话，就会得出一种结论，以为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危险是抛弃宣传鼓动工作，抛弃经济斗争和批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作，而过分迷恋于军事谁备、武装进攻、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党所面临的真实危险完全是从另一方面发生的。凡是稍微熟悉一些运动的情况、仔细地和用心地观察运动的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新火星派这种恐惧心理的可笑的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都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移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作重心集中于宜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集会和群众大会，集中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及时提出经济斗争的口号。没有一个党委员会，没有一个区委员会，没有一个中心会议，没有一个工广小组不是经常不断地用百分之九 十九的心思、力量和时间，去执行所有这些早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就已经确定的职能。只有完全不了解运动情况的人才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很幼稚的或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把新火星派特别郑重其事地重提旧事的把戏当作真事看待。 事实是我们不但没有过分迷恋于起义的任务、一般政治口号、对整个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反而正好是在这方面落后得特别刺眼，这就是最大的弱点，是能使运动由真正的革命运动蜕化（并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蜕化)为口头的革命运动的真实危险。在执行党的工作的成百成千的组织、团体和小组中，没有一个不是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从事于被新《火星报》中的聪明人当作新发现的真理而大谈特谈的那种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在这些团体和小组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已经了解武装起义的任务，已经着手执行这些任务，已经明白必须领导整个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已 ==========第606页========== 十三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595 经明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出正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先进口号。 我们已经令人难于置信地落在先进的和真正革命的任务后面，在许多场合下，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任务，我们往往没有觉察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因我们在这方面落后而加强起来的事实。但是新《火星报》的作家们丝毫不顾事变的进程和时势的要求，很固执地反反复复地说：对旧的不要忘记！对新的不要迷恋！这是代表会议所有一切重要决议中的基本的和不变的主题，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却始终贯串着这样的思想，确认旧的东西（但是不翻来复去地说它，正因为它是已经解决了并且已经由出版物、决议和经验确定了的旧东西)，同时又提出新的任务，注意这个新任务，提出新的口号，要求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立刻为实现这个新口号而工作。 社会民主党在策略方面分成两派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如此。革命的时代提出了只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见的新的任务。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些任务，把这些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武装起义刻不容缓，要立刻努力地准备它，要记住它是彻底胜利所必需的，要提出共和制、临时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却往后退缩，踏步不前，不提出口号而一味讲述引言，不是除了确认旧的东西还指出新的东西，而是长篇大论地和枯燥无味地反复咀嚼这种旧的东西，千方百计地撇开新的东西，不能定出彻底胜利的条件，不能提出唯一符合于力求达到完全胜利的愿望的口号。 在我们这里，这种尾巴主义的政治上的结果已经表现出来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的流言，始终只是流言，因为没有一件政治事实，没有一个权威的“布尔 ==========第607页========== 59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什维克”决议，没有一个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行动可以证实这种流言。另一方面，以《解放》杂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老早就在欢迎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现在更直接利用他们的水力来推自已的磨，采纳他们的一切字眼和所渭“思想”来反对“秘密活动”和“骚乱”，反对夸大革命的“技术”方面，反对直接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反对持极端要求的“革命主义”，如此等等。高加索“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整个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新《火星报》编辑部赞扬这个决议的事实，对这一切作了一个毫不含糊的政治总结：不要使资产阶级因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民主专政而退出呵！这就道破了一切。这就最终确定了把无产阶级变为君主派资产阶级走卒的方针。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了一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声明，而是由整个派别特别加以赞扬的决议证明了新火星派尾巴主义的政治意义。 谁要是好好地想想这些事实，他就会懂得社会民主运动有两个方面和两种趋向这一流行说法的真正意义。试以伯恩施坦派为例在更大范围中研究这两种趋向。伯恩施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硬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一伯恩施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最终目的”的“运动”，推崇单纯防御的策略，鼓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施坦派也曾大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雅各宾主义”，大骂不懂“工人的自动性”的“著作家”以及其他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最终目的，明白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 ==========第608页========== 十三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597 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Duirfen wir siegen?“我们敢不敢胜利？”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一一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这一分歧。初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提出过，而且是应当提出来的，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 我们这里也是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趋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趋向，不过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这里也提出了这个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的问题：“我们敢不敢胜利？”这个问题由马尔丁诺夫在他的《两种专政》中提出过，他在那本书里预言：如果我们很好地准备起义，并且十分顺利地实现起义，那就会遭到种种不幸。这个问题在新火星派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一切文献中都提出过，而且他们总是极力企图把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府和瓦尔兰248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混为一谈，虽然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这个问题由主张“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决议确定下来了。尽管考茨基现在企图讥讽一下，说我们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争论，就象还没有把狗熊打死就争着分熊皮一样，但是这种讥讽话只是表明，甚至聪明的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谈论仅仅从传闻中知道的事情也是要陷入窘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距打死狗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还不太近，但是他们关于“敢不敢”打死这只狗熊的争论已具有原则方面和政治实践方面的巨大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距能够“打死自已的狗熊”（实 ==========第609页========== 59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现民主革命)的时间还不太近，但是我们“敢不敢”打死这只狗熊的问题，对于俄国的整个前途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要是没有我们“敢于”胜利的信心，就根本谈不到努力地和成功地集合军队，领导军队。 就拿我们的旧经济派来说吧。他们也普大声叫嚷，说他们的论敌是密谋家，是雅各宾派（见《工人事业》杂志，特别是第10期，以及马尔丁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时的演说)；说他们的论敌因投身于政治而脱离群众，忘却工人运动的基础，不顾及工人的自动性，如此等等。实际上，这些拥护“工人的自动性”的人，都是些把自已对无产阶级任务的狭隘而庸俗的见解强加于工人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实际上，谁都可以从旧《火星报》上看到，反对经济主义的人并没有放弃或者忽视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任何一个方面，丝毫没有忘记经济斗争，同时还善于尽可能广泛地提出当前的紧急的政治任务，反对把工人政党变为自由资产阶级的“经济”附属品。 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了解”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降低到不使“资产阶级退出”的限度。经济派打着加深工作的幌子，打着工人的自动性和纯阶级的政策的幌子，事实上是把工人阶级交给自由资产阶级政治家支配，即是把党拖上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现在新火星派也打着同样的幌子，事实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即是把党拖上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经济派认为领导政治斗争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自由派份内的事情。新火星派认为积极 ==========第610页========== 十三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599 实现民主革命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民主派资产阶级份内的事情，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起领导作用的参与会使革命的“规模缩小”。 总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仅就他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起源来说是经济主义的后裔，前且就他们现在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任务的提法来说也是经济主义的后裔。他们也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在组织方面，他们开始于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而终结于“过程破坏”，他们在代表会议所通过的“章程”249中，明文规定了党的出版事业脱离党组织的制度，规定了几乎是四级的间接选举制，规定了波拿巴主义50的全民投票制以代替民主的代表制，最后还规定了部分和整体“协议”的原则。在党的策略方面，他们也是沿着同样的斜坡滚下去的。他们在“地方自治运动的计划”中，把在地方自治局人土面前发言叫作“高级形式的示威”，认为政治舞台上只有两种积极力量（是在一月九日事件前夜！)，即政府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加深了”武装起来的迫切任务，把这个直接的实践的口号换成所谓用武装自已的热望武装起来的号召。武装起义、临时政府、革命民主专政等任务，他们都在自己的正式决议中加以曲解和磨掉锋芒。“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决议的结语，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那条道路要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了解它，要善于把它应用于政治口号。总的说来，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这一要求首先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最先提出了这个要求。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人到处都以主人的资 ==========第611页========== 60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于温和的、规规矩矩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微妙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草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 但是，只有主张骚乱的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经济派”才能因此否定或轻视争取自由的斗争。强迫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知识分子庸俗学说的企图，，总是只能得到暂时的效果而且同时要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总是本能地觉察到，政治自由虽然会直接把资产阶级加强起来和组织起来，然而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最需要的东西。无产阶级认为，能拯救自己的道路并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谁轻视政治斗争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代表变为工联书记。谁轻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革命的领袖变为自由工会的头目。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褴用人民一语。他们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已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他们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他们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已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顾虑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已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 这就是现在的新火星派常常不了解的道理，他们不提出民主革命中的积极的政治口号，而只是说教式地重复“阶级的”这个词， ==========第612页========== 十三结论。我们政不敢胜利？ 601 把这个词的用法变来变去！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平分土地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即在备受压抑、闭塞无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口号，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便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的阶级、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革命的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以首创精神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轻视这些任务，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实践上是让一定会躲开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事业。在革命完全胜利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如果无产阶级的代表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如果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动势力的抵抗、资产阶级的背叛和群众的愚昧无知面失败，那末谁也不能责备他们。可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害怕胜利，因顾虑资产阶级退出而割弱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打击革命热情，那末所有的人，首先是觉悟的无产阶级，都是要斥责它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一马克思这样说过51。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 ==========第613页========== 602 社会民主光在民主苹命中的两种策路 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让“解放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因害怕革命，因害怕走直路而去臆造迂回曲折的妥协道路吗。如果我们将被迫循着这条道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那我们也能在细小的日常工作中尽自已的责任。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那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让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畏首畏尾地去考虑将来的反动吧。工人既不害怕反动势力想要实行恐怖手段，也不害怕资产阶级想要退出。工人并不期待妥协分赃，并不乞求小恩小惠，他们力谋无情地粉碎反动势力，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苹命民主专政。 不用说，在大风暴时期，比起在自由主义缓慢进步的平静“航行”时期，即工人阶级忍着痛苦让剥削者们慢慢地吮吸自己的血汗的时期，我们的党的大船可能遇到的危险会更多。不用说，革命民主专政的任务要比“持极端反对派态度”和单纯议会斗争的任务困难千倍，复杂千倍。但是，谁能够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故意选定平稳的航行和安全的“反对派”的道路，那最好是请他暂时丢开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请他去坐着等待革命结束，等待盛大节日过去，等待寻常的生活重新开始，那时，他那种寻常的狭小的尺度就不会显得这样令人作呕地不协调，就不会这样丑恶地歪曲先进阶级的任务。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中应当用来贯彻和决定每一种策略手段和每一个实际步骤的阶级口号就是这样。 ==========第614页========== 书后再论解汝派，再论新火星派 603 书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解放》杂志第七十一至七十二期和《火星报》第一O二至一O 三号，给我们在本书第八节中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异常丰官的新材料。我们在这里决没有可能把所有这些丰富的材料都利用起来，我们只考察最主要的：第一、《解放》杂志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哪一种“现实主义”，它为什么要称赞这种“现实主义”，第二、革命和专政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和《理智的胜利》这两篇论文(《解放》杂志第72期)，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社会民主党作的判断，这个判断对觉悟的无产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绝对应该把这两篇论文从头到尾读一遍，并且仔细考患其中的每一句话。我们先把这两篇论文的主要论点转述如下：“在局外人看来，一《解效》杂志说道，一一使得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的意见分歧的真实政治意义是相当难捉摸的。说‘多数派”是更激进的和直线式的，而‘少数派”则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容许作某些妥协，这并不完全确切，无论如何也是没有详尽无遗地说明问题。至少，少数派也许比列宁派更热心地遵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传统教条。我们觉得下面这样的评语更加确切。‘多数派'的基本政治情绪是抽象的革命主义，猛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 ==========第615页========== 60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阿种荣略 段地在人民群众中锨起暴动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所以‘列宁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相当接近，在他们的意识中，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模糊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列宁派'虽然在实践上摈弃了社会民主党学说中的许多疾隘成分，但是同时又浸透了革命主义的狭隘性，除了准备立刻暴动以外，他们拒绝进行任何其他实际工作，原则上蔑视一切形式的合法的和半合法的鼓动工作，蔑视一切种类的对其他反对派别实行的实际有益的妥协。反之，少数派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这一派的基本思想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能现实清醒地一当然是在社会民主党不可动摇的教条所要求的一定限度内一考虑无产阶级的斗争，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斗争的一切具体条件和任务。两派都不是完全一贯地实行自己的基本观点，因为它们在自已的思想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创作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的拘束，这些公式妨碍‘列宁派”成为至少象某些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直线式的骚乱派，同时这些公式又妨碍‘火垦派”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解放》杂志的作家接着引述了几个主要决议的内容，然后就发表了关于这些决议的几点具体意见来说明他的总的“思想”。他说，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比较起来，“少数派代表会议是用完全不同的观点看待武装起义的”。“由于对武装起义的态度不同”，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也就互不相同。“同样的意见分歧在对工会的态度上也暴露出来了。‘列宁派”在他们的决议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和组织工人阶级这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反之，少数派却制定了很郑重的决议。”在对自由派的态度方面，据说两派意见 一致，但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普列汉诺夫提案通过的对自由派态度的决议，并推翻了同一个代表大会根据斯塔罗维尔提案通过的对自由派比较有好感的决议”。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双方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虽然大体相同，“但是‘多数派”更强调用革命手段没收地主等等土地的思想，而‘少数派’却想把要求实行国家和行政方面的民主改良当作鼓动工作的基础”。 最后，《解放》杂志从《火星报》第一○○号上引证了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其主要条文是：“鉴于现在单靠地下工作已不能保证群众充分地参加党的生活，而且还在某种程度内使真正的群众和党这个秘密组织对立起来，所以 ==========第616页========== 书后再论癖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605 党必须对工人在合法基础上进行的工会斗争加以领导，并且把这个斗争和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紧紧地联系起来。”《解放》杂志在评论这个决议时高声喊道：“我们热烈欢迎这个决议，因为它是理智的胜利，是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在策略上有了省悟的表现。”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了《解放》杂志的一切重要判断。如果以为这些判断符合客观真理，那当然是极端错误的。在这些判断中的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难发现错误。如果忘记所有这些判断都浸透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忘记这些判断从头到尾充满了这种性质的偏祖和倾向，那就是幼稚。这些判断反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如凹镜或凸镜反映物体一样。但是，如果忘记，这些资产阶级的歪曲的判断归根到底反映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无疑是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些趋向对它一资产阶级一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恶，一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加错误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论家，那末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他，他总是能够在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对资产阶级的意义，虽然他对这种意义会作出歪曲的说明。因此，我们的敌人的阶级本能，他所作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无产者予以最严重注意。 那末，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借解放派之口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 它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新火星派的趋向满意，称赞新火星派的现实主义、头脑清醒、理智的胜利、决议的郑重、策略上的省悟、 ==========第617页========== 60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实事求是等等，同时它又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趋向不满意，斥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狭隘性、革命主义、骚乱主义、否定实际有益的妥协等等。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恰巧使它觉察到我们的出版物中用最准确的材料再三证明过的事情，即新火星派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而他们的反对者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自由派不能不同情前者的趋向，也不能不斥责后者的趋向。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非常了解，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工人阶级的“实事求是，头脑清醒和态度郑重”，即事实上把它的活动场所限制在资本主义、改良和工会斗争等等的范围内。对资产阶级危险而可怕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的狭隘性”，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已的阶级任务而力争成为俄国全民革命的领导者。 这确实是“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解放派心目中的含意，这是从这个名词过去在《解放》杂志和司徒卢威先生的用法中也可以看出来的。《火星报》自已也不能不承认解放派的“现实主义”有这样的含意。例如，请回想一下《火星报》第七十三一七十四号附刊上那篇题为《是时候了！》的论文吧。该文作者（他一贯地体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泥潭派”的观点)坦率地表示了自已的意见，认为“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机会主义真正代表者的作用，不如说是机会主义幻影的作用”。《火星报》编辑部不得不立刻来纠正《是时候了》一文作者的说法，而在按语中宣称： “我们不能同意这个意见。阿基莫夫同志在纲领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标记，这是《解放》杂志的批评家也承认的。这位批评家在该杂志最近一期上说，阿基莫夫同志归附于‘现实主义的’一应读作：修正主义的一一派别。” ==========第618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607 可见，《火星报》自己十分清楚，解放派的“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火星报》现在在攻击“自由派的现实主义”(《火星报》第102号)时，丝毫不提自由派称赞过它的现实主义的事实，这是因为这种称赞比任何斥责都要辛辣。这种称赞(《解放》杂志表示这种称赞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实际上证明了自由派的现实主义和杜会民主党人的“现实主义”（应读作：机会主义)趋向，即新火星派因其整个策略立场的错误而在他们的每一个决议中显示出来的那种趋向，是同一个血统的。 其实，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暴露了它在“全民”革命中的不彻底和自私自利，一既暴露于司徒卢威先生的议论中，又暴露于大批自由派报纸的全部论调和内容中，还暴露于大批地方自治局人士、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一切站在特鲁别茨科伊、彼特龙克维奇、罗迪切夫这些先生们一边的人们的政治言论的性质上。资产阶级当然并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但是总的说来，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总是能够很好地觉察到：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用的，就是说，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当作摧毁专制制度的攻城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并且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对它又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尽一切力量来使无产阶级满足于在革命中起“适度的”作用，使无产阶级清醒些、实际些、现实些，使无产阶级的活动以“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原则为标准。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阻止不了的。因此，他们并不出来反对工人运动，不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一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杜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已 ==========第619页========== 60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差不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乱主义”，抛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渴望在“俄国全民革命”上面刻下自已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下无产阶级一贯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用尽千方百计，通过书籍①、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拚命劝导工人要（资产阶级的）头脑清醒，要（自由主义的)实事求是，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188，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176，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252（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来和《无产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往往说出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欺骗、工人运动、无产阶级自动性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大胆的”话，使那些不经心的读者和无见识的工人很容易把该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做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把《解放》杂志的公式颠倒过来了。这 ②参看普罗柯波维奇《俄国工人问题》一书。 ==========第620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609 是个绝妙的公式，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另一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资产阶级想叫无产阶级只进行工会运动，从而“用(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一这和《信条》的伯恩施坦派作家们用“纯粹工人”运动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完全相同。反之，社会民主党是想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参加到俄国全民革命中去领导革命这样一个局面，即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个特殊的阶级，就应当局限于自已的阶级斗争，就应当为了“理智”而把自已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工会和使工会合法化这上面，就应当正是把这些工会看做“在政治上教育和组织你们自已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就应当在革命时期制定一些象新火星派的决议那样多半是“郑重”的决议，就应当爱惜那些“对自由派比较有好感的”决议，就应当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些表示愿做“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的人们的领导，就应当“保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如果你们不幸已被这种“不科学的”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所沾染的话)。 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因此就不应当局限于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地，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虽然不要忽视工会运动，不要拒绝利用任何一 ==========第621页========== 61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点合法活动的机会，但是你们应当在革命时代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这是保证人民对沙皇制度取得完全胜利、保证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这样，新火星派的决议因“路线”错误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怎样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因而自然是资产阶级所喜爱的立场，就不用多说了。 二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尔丁诺夫发表在《火星报》第一O二号和第 一O三号上的论文。马尔丁诺夫想证明我们把许多从恩格斯和马 克思的著作中摘引出来的话解释得不正确而他却解释得正确，当然我们不去驳斥他的这种企图。这种企图是很不严肃的，马尔丁诺夫的遁词是一望而知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如果再加以分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任何一个用心的读者，都很容易识破马尔丁诺夫在实行全线退却时所玩弄的不很巧妙的诡计，何况《无产者报》 一部分编辑人员准备的恩格斯所著《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和马克思所著《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1850年3月)23的全译本，很快就要出版了。只要从马尔丁诺夫的论文中引证一段话，就足以使读者明白马尔丁诺夫的退却。 马尔丁诺夫在《火是报》第一○三号上说，《火星报》“承认”“成立临时政府是发展革命的可能而适当的道路之一，而它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适当性，正是为了要在将来完全占有国家机器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火星报》现在已经承认，它的一切顾虑一怕革命政府必须对国库和银行负责， ==========第622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611 怕把“监狱”拿到自已手里来会有危险而且还会拿不到自已手里来等等，都是毫无根据的。《火星报》依旧只是糊里糊涂的，它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为了掩护退却，糊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新《火星报》的糊涂虫中间，马尔丁诺夫是个特出的角色，是头号的糊涂虫，甚至可以说是个才能出众的糊涂虫。他每次大卖气力“加深”问题而把问题弄潮涂时，几乎总是同时“想出”一些新的公式，把他所采取的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无遗。请回想 一下，他在经济主义时代如何“加深”普列汉诺夫，而独出心裁地创造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公式。这真是经济派的全部著作中最恰当不过地表明了这一派的全部虚伪性的公式。现在也是如此。马尔丁诺夫很热心地替新《火星报》效劳，并且几乎是一说话就给我们提供一些出色的新材料来评价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 他在第一O二号上说列宁“偷偷地用专政的概念代替了革命的概 念”（第3版第2栏）。 实际上，新火星派加给我们的一切罪名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罪名。而我们是多么感谢马尔丁诺夫加给我们这样一个罪名啊！他提出这样一个罪名，是在我们和新火星派的斗争中给了我们一种~多么宝贵的帮助！我们真要请求《火星报》编辑部多多地让马尔丁诺夫出来反对我们，“加深”他们对《无产者报》的攻击，并且“真正有原则地”表述这些攻击。因为马尔丁诺夫愈是努力要说得有原则些，就说得愈糟糕，就愈加清楚地暴露出新火星派的破绽，愈加成功地把他自已和他的朋友们向大家做有教益的解剖，使人们看到新《火星报》的原则如何被reductio ad absurdum(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 《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用专政的概念“代替”了革命的概念。 ==========第623页========== 61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火星报》不愿这样“代替”。最可敬的马尔丁诺夫同志，事情正是这样啊！你无意中说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情祝。你用新的说法证实了我们的意见：《火星报》是在做革命的尾巴，走入了象解放派那样表述革命任务的迷途，而《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则提出了要把民主革命引向前进的口号。 马尔丁诺夫同志，你不懂得这一点吗？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不妨费点气力来给你作一番详尽的解释。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毫无用处，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另一方面，为“社会”所要求、为地主和资本家的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仪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也愈来®明显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之间、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派的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在向前行进着，并且正在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只是不完全地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无论怎样企图用特别的线条，用特别拟定的“条款”（如斯塔罗维尔决议或代表会议派决议中的那些条款之类)来定出一个界限，借以鉴定资产阶级与自由为友的这种虚伪态度或资产阶级与自由为友的这种叛卖自由的行为，必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处在两团烈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能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已的立场和口号，能见风使舵，时而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偏右，老是在讨价还价，老是在施展经纪人的本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臆造这种死的 ==========第624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613 “条款”，而是不倦地批判不断发展的政治形势，揭露资产阶级的花样翻新的、难以预料的妥协和背叛。 请回想一下司徒卢威先生在秘密报刊上发表政治言论的历史，回想一下社会民主党和他交战的历史，这样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为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社会民主党是怎样实现这些任务的。司徒卢威先生开始是提出纯粹希波夫式的口号：“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局”（见我发表于《曙光》杂志147的论文：《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①)。社会民主党揭露了他，并且推动他提出明确的立宪主义纲领。当这种“推动”因革命事变进展特别迅速而发生了作用时，斗争就指向民主主义的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有宪法，而且一定要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当我们从“敌军”那里“占领了”这个新阵地的时候(即“解放社”已接受普选制的时候)，我们就更向前逼进，指明两院制的伪善和虚假，指明解放派没有完全承认普选制，并且用他们的君主主义立场为例证来揭露他们的民主主义所具有的经纪人的性质，或者换句话说，揭露这些解放派钱包英雄康价出卖伟大俄国革命的利益的企图。 最后，专制政府冥顽不化，国内战争大踏步前进，君主派使俄国陷入绝境，这些已开始冲破了最保守的脑袋。革命已成为事实。现在已经不是只有革命家才承认革命的时候了。专制政府事实上已经在腐烂下去，而且就在大家的眼前腐烂下去。正如一个自由派（格烈迭斯库尔先生）在合法刊物上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已经形成了事实上不服从这个政府的局面。专制制度虽然表面上还很强大，但是它已软弱无力；日益发展的革命事变已经简直就把这个活 ①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17一63页。一编者注 ==========第625页========== 61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草命中的两种策略 活地腐烂着的寄生机体推到旁边去了。自由资产者不得不以事实上正在形成的现有关系为立足点来进行活动（或者更正确些说，进行政治投机)，开始觉得必须承认革命。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革命家，而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是革命家，也得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他们愤怒地看着革命取得进展，责怪专制政府助长革命，因为这个专制政府不愿妥协，而想拚死斗争。他们是天生的买卖人，仇恨斗争，仇很革命，但是客观情势追使他们站到革命的基地上来，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立足之地。 我们亲眼看到一种非常值得玩味和非常滑稽可笑的情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娼妓竟企图穿上革命的外衣。解放派，一且慢发笑，先生们！一解放派开始代表革命说起话来了！解放派开始要我们相信他们“不拍革命”（司徒卢威先生语，见《解放》杂志第72期111解放派已表示要“领导革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进步，而且更标志着革命运动的实际成就方面的进步：这个革命运动已经迫使人们对它表示承认。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站在革命的基地上是比较有利的，足见专制制度已被动摇到什么程度了。可是，另一方面，证明了整个运动已上升到新的更高阶段的这一现象，又向我们提出一些也是新的、也是更高的任务。不管资产阶级某个思想家个人是否诚实，资产阶级承认革命不可能是诚心诚意的。.资产阶级是不能不把自私自利和不彻底的本能、小商人的习气和小小的反动诡计，随身带到运动的这个更高的阶段中来的。现在，为了贯彻我们的纲领和发展我们的纲领，我们应当另行规定革命的当前的具体任务。昨天足够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够了。昨天，把要求承认革命作为先进的民主口号也许是足够的。 ==========第626页========== 书后再论解放流，再论新火星派 615 现在，它已经不够了。革命甚至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对它表示承认。现在，要求于先进阶级的，是确切规定这个革命的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的内容本身。司徒卢威先生们虽然承认革命，但是立刻就一次又一次地露出马脚，又唱起陈词滥调，说什么可能达到和平的结局，说尼古拉将召请解放派先生们上台执政，如此等等。解放派先生们承认革命，目的是要比较安全地驱除这个革命，出卖这个革命。现在，我们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指出革命这个口号是不够的，指出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彻底而坚决地把革命的内容本身确定下来。而能够这样确定革命内容的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正确表明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254。 滥用字眼原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例如，一再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既有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现在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一We all are socialists now>哈尔科特说)，又有俾斯麦的信徒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朋友。“革命”一语也完全可以让人们滥用，而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甚至是不可避免地要被人们滥用的。当司徒卢威先生以革命的名义说起话来的时候，我们由不得要想起梯也尔来。在二月革命25前几天，这个穷凶极恶的矮子，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变节行为的理想代表人物，就嗅到了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气息。于是他在议会讲台上宜布，说他是草命政党中的人！（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25）解放派转到革命党这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的这种“转变”是完全相周的。当俄国的梯也尔们开始说他们是革命政党中的人的时侯，这就是说，革命这一口号已经不够了，已经什么也不能说明，任何任务都不能确定了，因为革命已经成为事实，面各色各样的人都纷纷跑到革命方面来了。 ==========第627页========== 61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俄国的整个结构的矛盾，和资本主义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发展的一切需要的矛盾愈是长久地勉强被保持下去，它就愈加强烈地促使专制制度瓦解。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口，一攻就垮，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由自己，即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由哪些阶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新的上层建筑。要不确定这一点，革命这一口号在目前就是一个空洞的毫无内容的口号，因为专制制度的虚弱无力使得大公们和《莫斯科新闻》6也变成“革命者”了！要不确定这 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现在，谁不承认这个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承认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和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那他不是根本不了解革命的任务，没有能力确定当前的时局所提出来的新的和更高的革命任务，就是滥用“革命”这一口号来欺骗人民，出卖革命。 马尔丁诺夫同志和他的那班朋友属于前一种情祝。司徒卢威先生和整个“立宪民主的”地方自治党属于后一种情况。 马尔丁诺夫同志真是又机灵又精明，正好是在革命的发展要 ==========第628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617 求人们用专政的口号来确定革命任务的时候，竟责备起别人用专政的概念来“代替”革命的概念！马尔丁诺夫同志事实上又不幸做了尾巴，在已经过去的阶段上搁了浅，结果竟停留在解放派的水平上，因为目前适合于解放派的政治立场，即适合于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正是承认“革命”（口头上的革命），而不愿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事实上的革命）。自由资产阶级现在以司徒卢威先生为代表表示赞成革命。觉悟的无产阶级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时，新《火星报》方面的一位聪明人却跑出来干涉双方的争论，叫道：可别用专政的概念来“代替”革命的概念呀！看吧，说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注定他们要永远做解放派的尾巴，这难道不是说出了真理吗？我们已经表明，解放派在承认民主主义方面是一步一步上升的（这里面并不是没有社会民主党的鼓励推动作用）。起初，我们和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要希波夫主义（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局)呢，还是要立宪主义？后来是：要有限制的选举呢，还是要普选制？再后来是，承认革命呢，还是去和专制政府做经纪人的买卖？最后，现在是：承认革命而不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还是承认这两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专政要求？很可能连解放派先生们（至于是现在的解放派或者是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左冀中的继承者，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也还要上升一步，就是说，很可能过一些时候（也许是在马尔丁诺夫同志也上升一步的时候）也承认专政的口号。如果俄国的革命顺利地前进并且获得彻底的胜利，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时，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又将怎样呢？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 ==========第629页========== 61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 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既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又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派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革命成为事实，而且连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 三庸俗资产阶级的专政观 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梅林出版了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注释中说，资产阶级的出版物曾经责雅《新莱茵报》，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3卷第53页)。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得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溢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们的马尔丁诺夫就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在新《火星报》上举行的那个“新讨伐”的结语中说，《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尝尝幸福的味道”(《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为了向马尔丁诺夫解释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 ==========第630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619 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1848年9月14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即反动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257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个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篆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了儿点。马克思这段话到底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躲避专政口号的《火星报》无论如何不能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正如我们上面说过的，这恰恰是俄国杜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清楚地指出的，而是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面痛斥了他们。从1848年6月6日《新莱茵报》的论文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意思。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政府的行动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末，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258 专政这个口号的意思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会怎 ==========第631页========== 62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样对待那些把“决定组织立宪会议”叫做彻底胜利或者号召“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决议啊！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政府就这样作过，而且从1月9日起就在全国各地一贯而顽固地继续这样作。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末立宪幻想和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日号。 关于这个专政的任务的问题，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还写道：“国民议会本来应该以专政的办法反对各邦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的舆论中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所有的刺刀都会碰得粉碎…这个议会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倦。”259按马克思的意见，国民议会应当“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专制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然后“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专制不受任何侵犯”260。 可见，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或革命专政提出的任务，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现在再说下去吧：按马克思的意见，当时有哪些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实现这个任务（把人民专制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并打退反革命的袭击)呢？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 ==========第632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是派 621 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 在柏林无产阶级3月18日的胜利261以后，《新莱茵报》写道，一革命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人民专制；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一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建议和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结成同盟，因而立即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着重号是我们加 ●● ● 的)262。 总之，对革命的彻底胜利来说，不仅“决定组织立宪会议”还很不够，就是真正召集了立宪会议也还是不够的！甚至在武装斗争中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1848年3月18日对军队的胜利）以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竞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竞转到谁的手里：是转到彼特龙克维奇和罗迪切夫之流，即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即“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革命一胜利，资产阶级就会立刻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果彼得堡 ==========第633页========== 62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 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让彼特龙克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末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更确切地确定，马克思拿来和工人合在一起统称为人民而与大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那个“民主派资产阶级”(demokratische Buirgerschaft)究竟是指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1848年7月29日《新莱茵报》一篇论文中的下面这一段给了明白的回答：“…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 1789年8月4日，攻取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 1848年7月11日，三月街垒战后四个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Teste Gierke cum Hansemanno①，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一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已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①“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先生和汉泽曼先生。”汉泽曼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阁员（相 当于俄国的特鲁别茨科伊或罗迪切夫等等)。吉尔克是汉泽曼内阁中的农业大臣，他拟定了一个“大胆的”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实际上只是废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义务，面把较重大的义务保存下来，或要求蔗买。吉尔克先生很象俄国的卡布鲁柯夫、曼努伊洛夫、格尔岑施坦 一类与农夫为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先生们，他们愿意“扩大农民的地产”，但是不愿意得罪地主。 ==========第634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恳派 623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一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263 这是一段很有教益的话，它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原理：（1)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一般地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农民。(2)完全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是建立自由的农民阶级。(3)建立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消灭封建制度，但是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4)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最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 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适当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1905年的俄国了。毫无疑问，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唯一地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毫无疑问，马克思在1848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动势力及背叛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和解放派先生们也正在出卖并且会继续出卖农民，就是说，他们会用假的改良来敷衍了事，会在地主和农民决斗的时候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彻底支持农民。最后，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农民斗争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也意味着完全的民主革命，也是进行到底的革命的社会支柱，但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社会化”。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扫清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地和坚决地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象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 ==========第635页========== 62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为了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在1848年的观点，必须指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如果用当时的语言来说的话）和现代俄国社会芪主党之间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听听梅林是怎样说的：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论文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并行而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还有莫尔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伦工人联合会机关报4。无论如何，很惹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蒂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而且1848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的。他们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党宜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竞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上看都是正确 ==========第636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是派 625 的…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他们在1849年4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是由易北河以东（东普鲁士）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 可见，只是在1849年4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在1848年还落后，在经济方面落后，在政治方面也落后一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在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马克思仅仅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儿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足见德国当时的全部气氛都充满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开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例如，在我们这里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会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以外，根本谈不到这种报纸即使有一分钟会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 可是，在马克思和斯蒂凡·波尔恩之间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的那种对立，在我们这里却以成熟得多的形式存在着了，而且俄国革命民主巨流中的无产阶级潮流愈是强大，这种对立就愈厉害。梅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斯蒂凡·波尔恩的鼓动工作可能不满时， ==========第637页========== 62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愈中的两种策略 是说得太缓和，太含糊了。请看恩格斯在1885年写的评论波尔恩的一段话（引自《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苏黎世版序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4？的盟员到处都站在最民主的运动的前列，这就证明同盟是革命活动的最好的学校。“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Arbeiterverbriiderung),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850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Krethi und Plethi)‘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已周围纠合 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 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Allen alles sein)。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面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1849年5月德勒斯顿的起义265，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1850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支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Buttermilch①D) ①我在本书第一版内翻泽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时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Buttermlch一字看作专有名词，而是把它看成了普通名词。这个错误当然使孟什 ==========第638页========== 书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627 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267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268 恩格斯就是这样评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 我们的新火星派也是狂热地追求“经济主义”，甚至博得君主派资产阶级赞扬他们“头脑清醒”。他们也是把各色各样的人纠合在自己周围，奉承“经济派”，用“自动性”、“民主主义”和“自治”等等口号来拉拢落后群众。他们的工会也是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那个赫列斯塔科夫269式的新《火星报》上。他们的口号和决议暴露出他们同样不了解“无产阶级伟大政治运动”的任务。 。 等于1905年6-7月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1905年7月在日内瓦 手稿作过校订 第一次用单行本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9卷第1一125页 维克们极为高兴。何里佐夫写文章说我“加深了恩格斯”（该文曾转藏于《两年来》文集内)，普列汉诺夫现在还在《同志报286上提起这个错误，总而言之，他们找到一种绝炒的借口来抹煞1848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有两种趋向存在的问题，一种是波尔恩（我们的经济派的亲属）的趋向，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利用论敌的错误一即使是关于波尔恩的娃名问题的错误，本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利用纠正译文的手段来抹煞有两种策略存在这一问题的本质，这就是害怕涉及争论的实质。（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一编者注） ==========第639页========== 628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农民运动在俄国现今的民主革命中的巨大意义，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刊都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大家知道，俄国杜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为的是更加确切地规定整个党悟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目前农民运动的活动方针，并将这种活动联合起来。虽然这个决议是预先准备好了的（第 一个草案刊登在今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270第十一号上①)，虽然这个决议早已由力求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全党已经确定了的观点表述出来的党代表大会仔细修改过，它还是引起了在国内工作的许多同志的疑惑。萨拉托夫委员会一致认为这个决议不能接受（见《无产者报》222第10号）271。我们立即表示愿意得到他们对这种评判的解释，可借这个愿望现在还没有实现。我们只知道，萨拉托夫委员会认为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也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它所不满意的是这两个决议共同的地方，而不是它们不同的地方。 一位莫斯科同志写给我们的一封信（用胶版印成传单出版），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新材料。现在把这封信的全文转录如下： ①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208一209页。一编者注 ==========第640页==========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629 给中央委员会和农村工作同志们的 一封公开信 同志们！莫斯科委员会所辖的专区组织，已经在农民中间直接开始工作了。由于缺乏组织这种工作的经验，由于我国中部的农村有许多特殊条件，由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指示不够明确，以及在定期刊物和 一般刊物上几乎完全没有农村工作的参考材料，所以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央给我们寄来原则性和实践性的详细指示，并请求你们各位担任同样工作的同志，把你们从经验中得到的实际材料告诉我们。 我们认为必须把我们读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时所发生的疑惑，以及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农村中实行的组织计划告诉你们。 “(一)在广大的人民中间进行宣传，说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积极支持农民所主张的、能改善农民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直到没收地主、官厅、教堂、修道院和皇室的土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这一条首先就没有说清楚，党的组织将要怎样进行和应该怎样进行宣传的问题。为了进行宜传，首先就要有一个同所想宣传的那些群众很接近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所组成的委员会是否就是这样的组织，或者可能还有其他的组织方法来进行口头宜传和书面宣传，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积极支持的诺言也是如此。支持，而且是积极地支持，这也只有在当地有了组织以后才能办到。“积极支持”的问题，我们总觉得是极其模糊的。社会民主党能不能支持没收那些用机器和优良的耕作方法等等来精耕细作的地主土地呢？把这些士地转交给小资产阶级私有者，一一虽然改善他们的状况是很重要的，一按这种经济在资本主义方面的发展来说，就会是倒退一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既是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在这条关于“支持”的条文里附加如下的保留条件，“如果把这些土地没收来交归农民（小资产阶级)所有的办法，将是这些土地上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更高形式的话。” 其次： “(四)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起来，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把他 ==========第641页========== 630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们和城市无产阶级统一起来，使他们的代表参加到农民委员会中去。” 引起怀疑的是本条中最后一句话。问题在于“农民协会”一类的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类的反动的空想主义的组织，是在自己的旗帜下把农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一同组织起来的。我们使农村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样的“农民”委员会，就会自相矛盾，就会和我们对于联盟问题等等的观点相矛盾。 我们觉得这里必须作些修正，而且是很重大的修正。 这就是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些共同的意见。希望尽可能快和尽可能详细地加以分析。 至于在我们专区的组织中建立“农村”组织的计划，那我们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本没有提及的那种条件下工作的。首先必须指出，我们活动的区域一莫斯科省以及与它接壤的邻省各县一一主要是从事于大工业的区域，手工业不太发达，专门从事农业的居民为数甚少。这里有一万至一万 五千名工人的巨大的纺织工厂，也有五百至一千工人的散处于偏僻乡村的小工厂。看来，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一定能够在这里找到最适宜的工作基地，但是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轻率的设想是不值一驳的。虽然某些工厂已存在了四五十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土地断绝关系。“农村”把无产阶级束缚得非常厉害，“纯粹”无产阶级集体劳动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心理等等的前提，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是没有发展起来的。我们的这些“无产者”的农业生产，是一种混血的东西。工厂中的织工雇人去耕种他的一小块土地。他的妻子（如果她不在工厂中工作）、儿女、老年人、残废人也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而他自己老了，残废了或者因粗暴或不可靠的行为而被逐出工厂的时候，也要到这里来工作。这样的“无产者”很难叫做无产者。他们按经济地位来说是穷人，按意识形态来说是小资产者。他们毫无知识，思想保守。“黑帮”分子就是从他们中间募集来的。但是最近他们也渐渐觉醒起来了。我们以“纯粹的”无产阶级为据点，把这些愚味的群众从历来的睡梦中唤醒，而且是有成绩的。据点正在增加，有的地方巩固起来，无论工厂或农村中的穷人都渐渐受到我们的影响，接受我们的思想。我们认为在非“纯粹”无产者群众中间成立组织，不会是不合正统的。我们没有别的群众，如果我们坚持正统原则，只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那我们就得解散我们的和我们邻区的组织。我们蜘道，我们对于那种渴 ==========第642页==========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631 望没收被地主荒废了的耕地和其他土地以及褐望没收僧侣们不能好好经营的土地的心理，是很难反对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民主保皇”派(在鲁扎县有这样的派别)起，直到“农民”协会止，都会和我们争着去影响“穷人”，但是我们要武装后者去反对前者。我们要利用专区内所有一切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无产阶级工人的力量，来建立和巩固我们的由“穷人”组成的杜会民主党委员会。我们是按下面的计划来进行工作的。在每个县城或大工业中心，我们都要建立直属专区组织的县委员会。县委员会在它的辖区内，除工厂委员会外，还要建立“农民”委员会。为了保守秘密，这种委员会的人数不应该很多，其成员应以革命情绪最高昂和最能干的贫苦农民为限。在既有工厂又有农民的地方，必须把两者组织在一个小组委员会中。 这样的委员会首先应当明确地认清当地的实际情形：（一）土地关系：(1)农民份地、租地、土地占有形式（村社占有、个体农户占有制等等）。(2)周囤的土地：1。何人所有，2。多少土地；3。农民和这些土地的关系怎样，4，使用这些土地的条件：1)工役，2)为租用“割地”而缴纳的过高的租金等等，5。积欠富农和地主等等的债务。（二）赋税，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课税的高度。(三)季节性短工和手工业，身份证，有无冬季雇佣等等。（四）当地的工厂，其中的劳动条件，(1)工资，(2)工作时间，（3)行政机关的态度，(4)居住条件等等。（五）行政人员，地方官、乡长、录事、乡审判官、乡警官、神甫。（六）地方自治机关：农民代表、自治机关所属的小学教员和医生、图书馆、学校、茶室。（七）乡会，成分及其主管事宜。（八）组织，“农民协会”、社会革命党人208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农民委员会了解这些情况后，必须在乡会上根据各种不良现象做出决议。同时，这种委员会应该在群众中间加紧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组织各种小组、飞行集会、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和书刊，募集供党需要的经费，经过县支部去和专区组织取得联系。 只要我们能够建立许多这样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专区组织员 我们当然不会去拟定这位同志所说的种种详细的实践的指示，因为这是当地工作人员和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俄国中央机关 ==========第643页========== 632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的事情。我们只打算利用这位莫斯科同志寄来的这封内容丰富的信来解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一般的迫切任务。从信里可以看到，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引起的误会，只有一部分是在理论上发生的怀疑的结果。引起这些误会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新的、先前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即“革命农民委员会”和在农民中工作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单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就证明社会民主党在农民中的工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是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是由于“农村”鼓动工作已开始巩固起来而具有固定形式时的实际需要所引起的问题。写信人不止一次地忘记，他责备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大明确，其实是他在寻求党的代表大会没有提出而且也不能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例如，写信人说，“只有”在当地建立了组织，才能宣传我们的思想和支持农民运动，这个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当然，这种组织是我们很愿意有的，而且在工作扩大的情形下是必需有的，但是上面所讲的那种工作，即使在没有这种组织的地方，也是可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我们甚至单是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时，也不应该忽视农民问题，而应该宜传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作的声明，即我们支持农民起义。必须通过书刊，通过工人，通过特别的组织等等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必须使农民知道，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这种支持，不到没收土地（即无偿地剥夺私有主的土地)决不停止。 写信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是否要用特别的保留条件来限制把没收来的大地产交归“农民小资产阶级所有”的办法。但是写信人提出这个保留条件，就是任意缩小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决议没有一句话提到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把没收来 ==========第644页==========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63 的土地交归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掌握的办法。决议上说：我们支持农民，“直到没收土地为止”，即直到无偿地夺取土地为止，但是夺来的土地应该交给谁的问题，决议上根本没有解答。大会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并不是偶然的：从《前进报》（第11、12、15号）的文章①中可以看到，预先来解答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例如，在那里说过，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能立誓拒绝土地国有化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事实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相反，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级特别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制定“平分土地”或土地国有化的空洞计划，而是要使农民懂得并且实际去用草命手段破坏旧的制度。所以社会革命党人强调“社会化”等等，而我们则强调革命农民委员会：我们说，没有革命农民委员会，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农民起义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应当极力帮助农民起义，直到没收土地为止，一然而决不是直到规定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为止。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农民运动的。我们准备着（现在立刻准备)，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时，就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把这一双重任务简单化，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吧。假定农民起义胜利了。革命农民委员会和临时革命政府（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些委员会 ①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204一209、219一223、286一299页。一编者注 ==========第645页========== 634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的)可以随便怎样没收大地产。我们是主张没收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声明过了。但是我们那时将主张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而且永远也不会用写信人漫不经心地提出的那一类主张来束缚自已的手脚。写信人忘记了，在第 三次代表大会的那个决议中谈到：必须“庸清农民运助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中的任何反动成分”，这是第一影第二、必须“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指示。农民运动中任何时侯都有反动成分，我们就预先向这种成分宣战。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预先把它揭露出来，把它说清楚，并准备迎接这个对抗所引起的斗◆。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和怎样给的问题，很可能成为引起这场斗争的一个缘由。我们并不去掩盖这个问题，并不许诺什么平均分配、“社会化”等等，而是说：那时我们还要斗争，又要斗争，在新的战场上联合另一些同盟者去斗争，那时我们一定是和农村无产阶级，和全体工人阶级一起去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在实践上，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面实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这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就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竹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不立即许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化”的诺言，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现这个任务的真正的条件，我们并不去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揭示这个斗争。 我们起初是用一切方法尽力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 ==========第646页==========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635 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一般农民。现在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农民内部力量的配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于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的而且要说的只有一点：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并没有许诺，从现在的农民起义的胜利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影恰巧相反，我们“许诺”，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我们的学说并不象社会革命党人所讲的童话那样“甜蜜”，谁要是希望别人只拿甜的给他喝，那就请他到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去吧；我们会向这样的人说：请便吧。 我们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解答了关于委员会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农民委员会是不应该有的：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就不会只是农民的；如果是农民的，就不会纯粹是无产阶级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我们都力求组织我们自己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加入这些委员会的有农民，有穷人，有知识分子，有娼妓（不久前，一个工人写信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到姐妓中间去进行宣传)，有兵士，有教员，有工人，一总而言之，有金体社会民主党人，而没有任何一个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这些委员会将从各方面尽量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同时又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特别组织起来，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粉级的阶级政党。认为把没有完全清除各种旧东西的残余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是干“不合正统”的事情，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所以我们很愿意这样想：信上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只是出于误会。城市工 ==========第647页========== 636 社会芪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业无产阶级必然是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核心，但是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党纲上所说的那样，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手工业者、穷人、乞丐、仆役、游民以及娼妓，都毫无例外地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教育他们，组织他们，一一当然是在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下，就是要他们归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归附他们，要他们转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而不是无产阶级转到他们的观点上去。 读者会问：这和革命农民委员会有什么相干呢？那是说不需要革命农民委员会吗？不，需要的。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农村里到处都成立纯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然后让它们和农民中的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集团以及小组缔结协定来组织革命委员会。这和社会民主工党在城市中保持独立并为了起义而与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的情形完全相同。我们主张农民起义。我们绝对反对把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员和各种不同的政党混淆起来，溶合起来。我们认为，为了起义，社会民主党应该推动全体革命民主派，帮助他们全体组织起来，和他们肩并肩地一但是不和他们溶合在一起一在城市的街垒上作战，在农村中一同去反对地主和警察。 城市和农村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万岁！目前革命中整个革命民主派的先进部队—一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1905年9月14日(1日)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无产者报》第1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9卷第215一225页 ==========第648页========== 637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在欧洲，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统治，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儿乎完全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只是在同一切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大约三十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德国也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在德国占优势的，老实说，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衷的见解。而在罗曼语各国，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在先进工人中最流行的学说，是显然代表小资产者的观点而不是代表无产者的观点的蒲鲁东主义117、布朗基主义65、无政府主义。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恰恰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个迅速的和完全的胜利呢？现代社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发展，革命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全部经验，都日益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则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最好的宣传。 ==========第649页========== 638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这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二十五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惊人成就已经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得到了胜利，可是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革命农民运动的发展一特别是1902年著名的小俄罗斯农民起义以后一使得衰老的民粹主义也稍微活跃起来。由欧洲的时髦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115、对马克思的批评)粉刷一新的陈日的民粹主义，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同纯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2阳的争论中，农民问题都占着中心地位。 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完整的前后一贯的学说。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影否认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完整的学说现在只剩下一些残余了，但是为了弄请楚现在的争论，为了不使这些争论成为互相谩骂，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所以迷误的一个总的和根本的民粹主义的根潭。 民粹派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农夫。这种看法是由迷信村社的社会主义性和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命运所必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工人，而俄国农业和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来愈多地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在俄国，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了，而关于农民运动，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全部分歧，直到现在为止都表现在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不同的香法上。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正好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它正好是有利于直接的杜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它恰恰不承认任何资产 ==========第650页==========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639 阶级的政治自由，它恰恰不是以大经济，而是以小经济为出发点的。总面言之，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就是真正的和直接的杜会主义运动。民粹派对农民村社的迷信以及民粹派的无政府主义，完全说明了他们是必然要得出这些结论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象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按自己的社会经济内容来说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它绝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一地主土地占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是不会铲除资本主义的，恰恰相反，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纯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将第一次展开。 所以，这里就有两种正好相反的看法，所有希望研究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原则分歧的人都应当清楚地了解这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另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千百遍地反复说（例如参看《革命俄国报20？第75号）似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忽视”（根本不理会）农民问题，这表现出他们是多么无知。要反对这种十分无知的说法，只有一个方法：重复浅显的道理，说明旧的彻底的民粹派的看法，千百遍地指出真正的差别既不在于愿意或者不愿意顾及农民问题，也不在于承认或者忽视农民问题，而是在于对俄国目前的农民运动和目前的农民问题有不同的估计。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俄国的农民 ==========第651页========== 640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问题的人，首先就是十分无知的，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切主要的著作，从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这本书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出版了)起，主要就是说明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第二、谁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问题，这就证明他企图逃避充分估计真正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目前的农民运动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呢？这种运动按其客观意义来说是不是反对农奴制的残余呢？ 社会革命党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他们不可救药地在旧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之间纠缠不清。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把社会革命党人叫做抱有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农民运动的估计不能脱离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空想。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来重复最浅显的道理。目前俄国的农民运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土地和自由。这个运动的完全的胜利将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获得了自由，它就会推翻地主和官吏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统治。如果获得了土地，它就会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充分的对地主的剥夺（夺去地主的土地）是否会消灭商品经济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充分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灭农户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会化了的”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充分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除拥有许多马的富农和雇农、短工之间，即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呢？不，不会消除。恰恰相反，上层等级（地主）被粉碎和消灭得愈于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敌视也就愈益加深。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将有怎样的客观意义呢？这个胜利将会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 ==========第652页==========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641 但是决不会消灭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不会消灭资本主义，不会消灭社会分为阶级、分为富人和穷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为什么目前的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呢？因为它消灭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个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基础，并不消灭资本的统治。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目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种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向农民解释，仅仅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是不够的。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准备去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民资产阶级以及俄国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影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全体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农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同样也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主义这些浅显的真理（这些真理是 ==========第653页========== 642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社会革命党人始终不愿去研究的)，我们就很容易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下列“最新的”反驳意见了。 《革命俄国报》（第75号）喊道：“为什么要先支持一般农民去反对地主，然后（也就是同时）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一般农民，面不是立即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地主呢，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只有天晓得。” 这是最原始、最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早已幻想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还没有联合起来为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而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前，所有这些幻想仍旧不过是幻想罢了。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幻想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而在我们俄国，我们眼前摆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两种不同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告诉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关系，甚至在农民村社内，即他们认为是完全“社会化了的”土地上，也是存在的)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小土地所有者、小资产者阶层的农民进行反对一切农奴制残余、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只有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用“立即”这种字眼来盖住眼晴不看这两种战争的区别，就等于把头藏在翅膀下面，不肯对现实作任何分析。 社会革命党人已空经失去了旧民粹主义观点的完整性，他们甚至连民粹派本身的学说中的许多东西都忘记了。在《革命俄国报》同一号上写道：“列宁先生在帮助农民剥夺地主的同时，不自觉地 ==========第654页==========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643 促进了小资产阶级经济在多少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农业形态的废墟上的建立。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岂不是后退一步吗？” 先生们，你们该感到难为情吧！你们真的忘记你们的瓦·沃·先生了！你们看看他的《资本主义的命运》、尼古拉一逊先生的《概论》以及你们的哲人的其他著作吧。那时你们便会记起俄国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那时你们便会知道还有工役制这种劳役制的直接残余的存在。假使你们再去看看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那你们从那里就会知道，除了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以外，劳役制经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而且也不能发展和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你们使用太简单的、早已被人揭破了的方法来咒骂马克思主义，你们硬把大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直接代替大的劳役制经济这种滑稽的简单化的看法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你们说，地主的收成比农民的高，所以剥夺地主是后退一步。这种议论只应当出自四年级中学生之口。先生们！请想一想吧，在农奴制度崩遗的时候，把产量低的农民土地从产量高的地主土地中分出来，这岂不是“后返一步”吗？ 现代的俄国地主经济包舍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现在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按其客观意义来说，就是农民同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但是如果企图把一切单个的情形都一一列举出来，把每个单独的情形都加以权衡，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确定娜里是农奴制的终点，哪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起点，这就是把自已所有：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我们不可能计算出，从小商人那里买来的用品的价格中，哪一部分是劳动价值构成的，哪一部分是欺诈等等构成的。先生们，这是不是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应 ==========第655页========== 644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当被抛弃呢？ 现代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只有学究先生才能从这里做出结论说，我们的义务就是把每个单独情况下的每个细小的特点都按它的某种社会性质加以权衡、计算和写明。只有空想家才能从这里做出结论说，我们“用不着”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实际上，从这里只能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结论：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和自己的策略中，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 在现代的半农奴制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发展得愈厉害，立即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也就愈加迫切，因为这样 一来，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没收，纯粹资本主义的或纯粹无产阶级的对抗性就愈是迅速地暴露出来。在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愈强，民主主义的没收便愈加迅速地引起真正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说，借助于“社会化”这种字眼把民主革命虚假地理想化的办法便愈是危险。这就是从地主经济里的资本主义与农奴制互相混在一起的事实中应当得出的结论。 所以，要把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种斗争混淆起来。要支持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但是绝不同这种非阶级的斗争合流，绝不用社会化这类虚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钟也不忘记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完全独立的、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彻底支持最坚决的民主主义，但是它决不受那种想在商品经济下造成“平均性”的反动的幻想与尝试所迷惑而离开革命的道路。农民同地主的斗争现在是革命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在目前经济和政治的进化的时期从各方面说来都是革命的，我们支持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 ==========第656页==========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645 的措施。但是把这种措施称为“社会化”，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说在商品经济下有“平均”使用土地的可能，那便是反动的杜会主义者所特有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 载于1905年11月7日(10月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25日)《无产者报》第2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9卷第426一434页 ==========第657页========== 646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十月革命22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文学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绝灭，还远远没有绝灭。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273还是“非法地”出版的，但是，这种愚蠢地企图“禁止”政府所无力干涉的东西，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新的道义上的打击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它们由各个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一因为党性是被禁止的—一但是它“倾向”于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达党的观点的人被迫说出的含糊其词的话，同那些还没有成长到具有党的观点的人，实质上还不是党的人的人们的考虑不周和思想畏缩，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一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呵！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 一切生动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只替俄国争取到了一半的自由。 ==========第658页==========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647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可以看到：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骂杜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222，仍然被摈斥在专制的警察俄国的大门之外。 无论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 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方都是有缺陷的。”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方大叫大襞，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 ==========第659页========== 648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降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 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勒洛摩夫217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一作者写，读者读一的一切基础。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文学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我们远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商业性的资产阶级文学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这个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是 ==========第660页==========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649 指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是指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者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想使文学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呀！你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呀1你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呀！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合或者分离。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的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不十分彻底的、不十分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个别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可是同样经常按期“清洗”自已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将要这样做。现在我们的党一下子就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期，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到我们党内来。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 ==========第661页========== 650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彻底的人。党内的恩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摄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读者和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饯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羯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种假招脾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儿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勒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第662页==========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651 工作吧，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情况，使它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才会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已的职责。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载子1905年11月13日 按《新生活报》原文刊印 《新生活报》第1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10卷 署名尼・列宁 第24一29页 ==========第663页========== 652 军队和革命 塞瓦斯托波尔的起义日益扩大。事件快到总解决的关头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海陆军士兵解除了长官的职务。秩序井井有条。政府未能重演喀琅施塔得事件274的卑鄙诡计，未能挑起任何残杀暴行。舰队已经拒绝开往海面，并且威胁着城市，如果当局企图镇压起义者的话。曾因“大胆”扬言要用武器保卫十月十七日诏书所许诺的自由而被撤职的海军中尉施米特，接受了“奥察柯夫”舰的指挥职务。据《俄罗斯报275报道，今天(15日)是指定海军士兵缴械期限的最后一天了。 因此，我们正处在决定性关头的前夕。最近几天（也许儿小时)就能看出，是起义者获得全胜，还是他们被镇压下去，或者签订某种协定。无论如何，塞瓦斯托波尔事件标志着军队中旧的奴隶制度（即把士兵变成武装机器，把他们变成镇压任何自由意愿的工具的制度)已经完全破产了。 俄国军队（象在1849年那样）越过俄国国界去镇压革命278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军队已经坚定不移地离弃了专制制度。军队还并不都是革命的。陆海军士兵的政治觉悟还很低。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觉醒了，在土兵当中开始了自已的运动，自由精神已经渗入了各地的营房。俄国营房往往比任何监狱还恶劣：没有一个地方象营房这样压制和压迫个性；没有一个地方 ==========第664页========== 军队和革命 653 有这种触目皆是的折磨人、毒打人和凌辱人的现象。这种营房也变成了革命的策源地。 塞瓦斯托波尔事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谈海陆军中以往的那些直接起义的企图。我们只拿彼得堡的火星同塞瓦斯托波尔的大火比较一下。我们回想一下现在彼得堡各部队士兵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本报昨天已经登载了）。这一张要求的清单是一个多么绝妙的文件呵！它是多么清楚地表明，奴隶的军队在变成革命的军队。现在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类要求在一切海陆军中传布呢？ 彼得堡的士兵想要改善衣、食、住的条件，增加兵饷，缩短服役期限和每日操练时间。但是，在他们的要求中的更多要求是只有作为公民的士兵才能提出的。有权穿着军装“同所有公民一样”参加一切会议，有权在营房中阅读和保存一切报纸，信仰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完全取消一切在营房以外对上级的敬礼，取消勤务兵，取消军事法庭并且把一切军事法庭的案件交给普通民事法庭审理，有权提出集体控告，有权在长官稍微企图打人时实行自卫。这就是彼得堡土兵的最主要的要求。 这些要求表明，绝大部分的军队同争取自由的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者是一致的。 这些要求表明，专制制度的奴仆们的所谓军队中立，所谓必须使军队不问政治等论调都是虚伪的，是不能指望得到土兵的丝毫同情的。 军队不可能面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伪善的奴仆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不能置身于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之外。谁对这个斗争漠不关 ==========第665页========== 654 军队和革命 心，谁就是支持警察政府的横行暴戾，这个政府许诺自由不过是在嘲弄自由罢了。 作为公民的士兵提出的要求，就是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一切革命政党的要求，是觉悟工人的要求。加入自由的支持者的行列，转到人民方面来，这就会保证自由事业的胜利和士兵要求的实现。但是，为了真正彻底地和巩固地实现这些要求，必须稍微再前进一小步。应当把那些饱受万恶的苦役营房折磨的士兵的一切个别愿望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要求。把这些要求集中起来就是：取消常备军，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在各个地方，常备军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成了资本反对劳动的斗争的奴仆，成了扼杀人民自由的刽子手。在我国伟大的解放革命中，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些局部要求上。我们要铲除祸根。要根本取消常备军。让军队同武装的人民汇合起来，让士兵把自已的军事知识带给人民，取消营房而代之以自由的军事学校。如果武装的人民取消了军阀，把所有的士兵变成公民，把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变成士兵，如果俄国自由的砥柱是这样的武装的人民，那末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敢来侵犯自由的俄国。 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制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让假仁假义的或者多情善感的资产阶级去灯想废除武装吧。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充分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只有在实现这种改革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 ==========第666页========== 军队和革命 655 而不是一小撮剥削者独自享受自由。 写于1905年11月15日(28日) 按报纸原文刊印 载于1905年11月16日《新生 选自《列宁全集》第10卷 活报第14号 第34一37页 署名：尼·列宁 ==========第667页========== 656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俄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地波及到新的居民阶层，使许多非党组织相继建立。镇压和迫害越长久，人们对联合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往往没有明确的固定形式的这种或那种组织经常产生，它们的性质也是非常奇特的。这里不象欧洲的组织那样有鲜明的范围。工会带有政治性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了（例如罢工），政治斗争造成了联合的、临时性的或者比较经常性的组织的联合形式。 这种现象有什么意义呢？社会民主党对待这种现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反过来说，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需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一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坚持原则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全体人民日益深刻地划分成各个阶级，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项工作在群众中的成效也就越大。 俄国目前的革命产生了面且正在产生许多非党组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民主革命，即 ==========第668页==========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一 G57 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是要推翻农奴制的专制制度，把资产阶级制度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阶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革命是全民革命。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革命不是阶级的革命；当然不是这么说。但是，这个革命的矛头是指向从资产阶级杜会的观点来看已经过时和就要过时的各阶级和等级的，这些阶级和等级同资产阶级社会是格格不入并且阻碍这个社会发展的。既然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在它的 一切基本特征上已是资产阶级式的，‘既然绝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都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生活，那末反革命分子自然是区区少数，同“人民”比较起来确实是“一小撮”。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性质必然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斗争的“全民的”，初看起来是非阶级的性质。 正象其他国家一样，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比较不发展。诚然，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1848年的德国，更不要说1789年的法国了。但是毫无疑问，在我国，“文明”和野蛮、欧洲方式和鞑靼方式、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纯粹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说，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清除封建残余，既改善无产阶级的、也改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条件。 其实，如果仔细看一看现在俄国每个工厂、每个办公室、每个团队、每个巡察队、每个教区、每个学校等等提出的无数要求、委托和申诉，我们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其中绝大多数是纯粹的“文明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求。我想指出，这本来不是特殊的阶级要求，而是起码的法律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破坏资本主义，相反地，是使资本主义走上欧洲方式的道路，是使资本主义摆脱粗 ==========第669页========== 658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暴、野蛮、贿赂以及“俄国”农奴制的其他残余。实质上，无产阶级的要求在大多数场合下也仅限于这样一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完全可以实现的改革。俄国无产阶级现时的迫切要求不是破坏资本主义，而是为它扫清道路，促进和加强它的发展。 自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工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在运动的最初阶段就自发地表现出来，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还没有提出来，提到日程上的只是工人在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属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经济要求。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是在最低纲领范围内，而不是在最高纲领范围内进行革命的。至于农民这个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广大居民群众，就更不用说了。它的“最高纲领”、它的最终目的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和更蓬勃地发展起来。农民革命现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一一不管这些话对我们那些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多愁善感的骑士的多愁善感的耳朵来说是多么“逆耳”。 目前革命的上述性质使一些非党组织相继产生，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运动必然具有表面上非党性的迹象，非党性的外表，当然只是外表而已。对“人道的”文明生活的要求、对联合的要求、对保护自已的尊严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笼罩了 一切，联合了一切阶级，大大地超过了任何党性，激励着还远远不能提到党性高度的人们。由于迫切需要实现直接的、必需的起码的权利和改良，因而对以后一切事情的想法和考虑都推迟了。对当前的斗争的热衷（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使人们把这些最近的起码的目的理想化，把它们描绘得十全十美，甚至有时给它们披上幻想的外衣。普通的民主主义，即普 ==========第670页==========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二 659 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被当作社会主义，被列入社会主义“范”。 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非党的”；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构成一个“解放的”（实际上，是解放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影一切的一切，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斗争中的先进作用，都带有轻微的“社会主义”的味道。 在这种条件下，非党性的思想不能不暂时取得某些胜利。非党性不能不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因为时髦就是毫无办法地跟在实际生活后面做尾巴，而最“一般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就是非党的组织，非党的民主主义，非党的罢工主义，非党的革俞性。现在试问，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应当如何对待非党性这一事实，如何对待非党性这种思想呢？应当不是指主观上，而是指客观上，即不是指必须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而是指由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观点，必然形成对待这个事实的某种态度。 二 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非党性是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产物（或者也可以说是，表现）。资产阶级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因为在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们当中，没有政党就意味着没有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新的斗争。谁进行“非党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谁就或者是不了解自由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是把这个资产阶级制度神圣化，或者是把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把“改善”这个制度的工作推迟到希腊朔日277。相反地，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制度方面，谁就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的思想。 ==========第671页========== 660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 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价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的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在十月革命72时期，在俄国的专制政府垮台以前，谁对专制政府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专制政府。在现代的欧洲，谁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谁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统治，支持资产阶级在正在诞生的自由俄国中的统治。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而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不过是属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问题和个别的场合。但是，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起来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忘记这个真理实际上就等于根本拒绝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 俄国革命虽然还处在开始发展的阶段，但是已经提供了不少 ==========第672页==========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二 661 的材料证明上述的一般看法的正确性。只有社会民主党，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够永远坚持严格的党性。我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不能够容忍社会主义的党性，不想听到阶级斗争，只要回想一下不久以前罗迪切夫先生的演说就够了，这个人已经上百次地重复了国外《解放》杂志223和俄国自由派的无数附属机关报所再三重复的东西。最后，俄国各色各样的“激进分子”一从《我们的生活报》278、“激进民主派”29到“社会革命党人”28为止一的观点鲜明地表现了中间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土地问题上，就是说，在“社会化”（无须资本社会化的土地社会化)的口号中最明显地表现出，社会革命党人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了。显然，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能容忍，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性思想却不能容忍。 在我们的文章中没有分析俄国各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纲领和策略是怎样反映出各阶级的利益的。这里我们只顺便提一提这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我们应当谈一谈我党对待非党组织的态度的实际政治结论。 社会主义者可不可以参加非党组织呢？如果可以，那末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呢？在这种组织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能绝对地和原则地回答说：不可以。如果说，无论在什么情祝下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参加非党的（即或多或少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资产阶级的)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在民主革命时代，拒绝参加非党组织，在一定场合下就等于拒绝参加民主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必须把这些“一定的场合”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他们只有在严格规定的、严格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因为，如果非党组织的成立，正象我们所说的，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太发展，那末，严格的党性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有觉悟的、 ==========第673页========== 662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 保持无产阶致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经常不变的和肯定无疑的义务。谁不履行这个义务，谁就实际上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不管他的“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信仰是多么真诚。对社会主义者说来，参加非党组织仪仅作为 一种例外才是允许的。而参加非党组织的目的、性质、条件等等都应当完全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准备和组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自觉她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形势可能迫使我们参加非党组织，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起杰出作用的这样的民主革命时代。例如，为了向没有明确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听众宣传社会主义，或者为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共同的斗争，参加非党组织可能是必要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参加非党组织是为了贯彻自已的观点影在第二种情况下，是为了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而缔结的战斗协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参加都只能是暂时的。在这两种情祝下，只有在充分保证工人政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以及在被派到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当代表”的党员和党组接受全党的绝对监督和领导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 当我们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的时候，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是有巨大的、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因难的。现在，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做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的活动的总结报告，做关于这一活动的条件和任务的报告，一切党组织就这一活动作出决议，这些都应当作为工人政党的日常活动。只有全党实际参加来指导这一切活动，才 ==========第674页==========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二 663 能够切实地使真正社会主义的工作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工作针锋相对。 我们在非党的联合会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路呢？第一，利用 一切可能性进行独立的联系，宣传我们的全部社会主义纲领。第 二，从最坚决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观点出发，确定目前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提出民主革命中的政治口号，提出进行斗争的革命民主派(同做买卖的自由民主派不同)所应当实现的改革的“纲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让我们的党员参加今天由工人组成、明天由农民组成、后天由士兵等等组成的非党的革命组织，面且参加进去是有益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完成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双重任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扩充和加强那些为了推翻资本统治进行无情斗争而儒要自由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干部。 载于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 按《新生活报》原文刊印 2日《新生活报》第22号和27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10卷 署名：尼·列宁 第54一61页 ==========第675页========== 664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1905年12月的莫斯科》(1906年莫斯科版)一书的问世，是再适时不过了。领会十二月起义的经验，是工人政党的迫切任务。可惜，这本书有些美中不足：材料很有趣，尽管不完备，结论却下得非常草率，非常庸俗。关于这些结论，我们还要专门来讲④，现在只谈一谈目前迫切的政治问题，即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莫斯科十二月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和平的罢工和示威。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的只是这两种形式的斗争。然而，正是莫斯科十二月的发动清楚地表明，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运动正以它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冲破了这种狭隘的框子，产生起义这种高级的斗争形式。 一切革命政党，莫斯科的一切工会在宣布罢工时就已经意识到，甚至感觉到罢工必然会变成起义。12月6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曾作出决定，“要努力使罢工变成武装起义”。但是，事实上一切组织对这件事都没有准备好，甚至战斗队联合委员会80谈到（12月9日！)起义时也好象是在谈什么遥远的事情，因此街头斗争无疑越过了它，没有它参加。各个组织都落在运动的发展程度和规模的后面了。 罢工发展为起义，首先是由10月以后形成的客观条件促成 ①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70一174页。一编者注 ==========第676页==========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665 的。举行总罢工已经不能使政府措手不及了，政府已经把谁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了。无论10月以后的俄国革命的总的进程或莫斯科十二月事件的经过情形，都惊人地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深刻原理：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日益极端的防卫手段，因而它自已也在制定日益强有力的进攻手段281。 12月7日和8日这两天，群众举行了和平罢工、和平示威。8日晚上，包围了阿克瓦留姆花园。9日白天龙骑兵在斯特拉斯特那雅广场屠杀群众，晚上菲德列尔的房屋被捣毁。民情嘉沸。街上无组织的人群完全是自发地但又犹豫不决地在构筑第亠一批街垒。 10日，开始向街垒和街上的人群进行炮击。构筑街垒已经不再犹豫不决了，已经不是个别的，显然是大批的了。全市居民都涌向街头；全城主要中心地点都布满了街垒。战斗队员同军队进行了好几天顽强的游击斗争，这斗争使军队疲惫不堪，杜巴索夫282不得不乞求援兵。直到12月15日，政府军队才完全占优势，17日谢明诺夫团才把普列斯尼亚街这最后一个起义据点击破。由罢工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个别街垒进而构筑大批街垒，再进而同军队进行街头斗争。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越过各组织由罢工发展成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1905年十二月事件中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这种成果也同从前的一切成果一样，是用极大的牺性代价换来的。运动已经从总政治罢工发展到更高阶段。它迫使反动派采取极端的抵抗手段，因而大大地加速了革命也彻底采取进攻手段的时机的到来。反动派除了炮击街垒、房屋和街上的人群以外，已经走投无路。革命势力除了莫斯科的战斗队以外，却还有路可走，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 ==========第677页========== 666 莫斯科起义的教潮 路可走。革命从十二月事件以后又向前走了很远。革命危机的基础已经更加广阔了，这时刀锋必定是磨得更加锐利了。 在客观的斗争条件下，需要由罢工转而举行起义，这种变化无产阶级比他们的领导者更早地感觉到了。这时也同以往任何时候 一样，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和平的罢工示威不能立刻满足工人的要求了，工人们问道，往后怎么办呢？他们要求更积极的行动。构筑街垒的指令下达到各个区已经很迟了，当时在中心地区已经构筑了街垒。工人成群结队地担负了这项工作，但是这还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又问道：往后又怎么办呢？他们要求积极行动。我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十二月事件中，很象一个这样的将领，他把自已的兵团布置得非常荒谬，以致他指挥的大部分队伍都没有积极参加战斗。工人群众曾经想方设法得到关于积极的群众性行动的指示，可是没有得到。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用不着展开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因此现在我们终于应当公开当众承认光举行政治罢工是不够的，还应当在最广大的群众中鼓动武装起义，而不要用任何“预备阶段”来掩盖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要模糊这个问题。向群众隐瞒现在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的歼灭战这个未来发动的直接任务，就是在欺骗自已，欺骗人民。 十二月事件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此。另一个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性质、进行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在我们党的右翼中，对这种转变有一种很流行的极其片面的看法。据说，同 ==========第678页==========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667 现代军队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需要使军队革命化。当然，假使革命不成为群众性的，不把军队包括在内，那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斗争。当然，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单独的行为，认为它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莫斯科起义清楚地向我们指出这种看法的呆板和僵化。其实，在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中，在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军队必不可免的动摇一定会引起真正的争夺军队的斗争。莫斯科起义向我们表明的正是反动派和革命力量之间为争取军队而进行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斗争。杜巴索夫自已说过，在莫斯科一万五千人的军队中，只有五千人是可靠的。政府曾经用各种各样的、五花 八门的极端手段来控制军队里的动摇分子，如说服他们，诱惑他们，用发表发钱等等收买他们，用烧酒麻醉他们，欺骗他们，威吓他们，把他们禁闭在营房里，解除他们的武装，用告密和暴力的方法把那些被认为最不可靠的兵士从他们里面抓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在政府的后面了。我们不善于利用我们当时所有的力量，来进行积极大胆的、机智主动的争取动摇的部队的斗争，而政府却进行了而且还实现了这种斗争。我们曾经准备而且还要更顽强地准备在思想上“影响”军队。但是，假使我们忘记在起义关头还需要进行肉体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 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在十二月事变时给了我们从思想上“影响”军队的卓越教训，例如，12月8日在斯特拉斯特那雅广场上，有一大群人把哥萨克军队团团围住，同军队混在一起，同他们联欢，结果使他们开回去了。还有一个例子，10日那天在普列斯尼亚街上，有两个青年女工，在成万的人群中打着红旗，向哥萨克军队冲去，她们大声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活着是不会把旗帜交出来 ==========第679页========== 668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的！”这时哥萨克军队不知所措，于是便在人群高呼“哥萨克万岁！”声中疾驰而去。这些英勇无畏的范例，应该永远铭记在无产阶级的心里。 但是，请看看我们落后于杜巴索夫的例子吧。12月9日，有些兵士唱着马赛曲沿着谢尔普霍夫大街行进，想去同起义者联合起来。工人们派代表到他们那里去。马拉霍夫23亲自骑马拚命向他们那里疾驰而去。工人们到迟了，而马拉霍夫却及时赶到了。他发表了热烈的演说，他把那些兵士说得动摇了，以后用龙骑兵包围了他们，送回营房禁闭了起来。马拉霍夫及时赶到了，而我们却没有及时赶到，虽然在两天之内已经有十五万人响应了我们的号召，他们本来能够并且应当在街道上组织巡逻的。马拉霍夫用龙骑兵包围了兵士，而我们却没有用炸弹队包围马拉霍夫一伙。我们当时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何况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早已（在旧《火星报》138上)指出，在起义时我们的贵任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民政长官和军事长官。显然，在涅斯维日军营前，在克鲁吉茨基军营前，在无产阶级试图“解除”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团的武装时，在派代表到亚历山大罗夫城工兵队去时，在派往莫斯科的罗斯托夫炮队中途开回去时，在解除科洛姆纳工兵队武装时，等等，都曾大致重复过谢尔普霍夫大街发生的事件。我们在起义关头，没有能够好好执行争取动摇的军队的任务。 十二月事件还很显明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另一个深刻的而被机会主义者遗忘了的原理。马克思写道，起义是一种艺术，这个艺术的主要谁则就是要万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坚决举行进攻284。我们自已没有充分领会这一真理。我们自己没有充分学习，没有充分把这种艺术，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实行的进攻准则教给群众。现在，我们应当竭力弥补我们的缺陷。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 ==========第680页========== 莫斯科起义的数训 669 来区别他们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区别他们。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去准备武装起义，谁就应该被我们毫不留情地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环境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应该鼓吹的不是消极情绪，不是单纯的“等待”军队“倒戈”，不是的，我们应当敲起一切警钟，告诉人们必须拿起武器，大胆地进攻和出击，同时必须消灭长官，为争取动摇的军队进行最果敢的斗争。 莫斯科事件给我们的第三个伟大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战术和起义力量的组织。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一一这一真理恩格斯曾向马克思主义者作了详尽的解释285。现在军事技术已经不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那样的了。用人群来抵挡大炮，用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事情。考茨基说得对，他说，在莫斯科事件以后，要重新审查恩格斯的结论286，因为莫斯科提出了“新的街垒战术”。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所要求的组织，是一些机动的、人数很少的队伍，有的十人，有的三人，有的甚至两人。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杜会民主党人，他们一听到什么五人小组或三人小组，就嘻嘻一笑。但是，这种嘻嘻一笑，不过是一种无视街头斗争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提出的战术和组织的新问题的廉价办法。先生们，你们仔细读一读关于莫斯科起义的记述，就会明白“五人小组”和“新的街垒战术”问题有什么关系了。 莫斯科的经验虽然提出了这个新战术，但是还远没有加以发展，还远没有在多少广泛一些的、真正群众性的范围内施展。当时战斗队员太少，工人群众没有接到大胆出击的口号，也没有实行这个口号，游击队的性质还过于千篇一律，它们的武器和它们的活动方法还不够多，它们指挥人群的本领几乎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 ==========第681页========== 670 莫斯科起义的散训 当弥补而且一定能弥补这：一切缺陷，为此就要学习莫斯科的经验，把这一经验推广到群众中去，鼓励群众自己在进一步发展这个经验时发挥创造精神。而俄国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后儿乎不断进行的那种游击战争和采用的那种群众性的恐怖手段，：定有助于教会群众在起义时采取正确的战术。：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手段，当然要加以组织，加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一般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要毫不留情地把败坏这种游击战争的“游民”行为铲除掉。，莫斯科人在起义的日子里，拉脱维亚人在所谓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日子287里就曾非常高明地、无情地惩罚过这种行为。 最近军事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在日俄战争中出现了手榴弹。兵工厂制造自动武器出售了。这两种武器都已开始在俄国革命中采用，而且颇有成效，但运用的范围还远远不够。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日益完备的技术，教会工人队大批制造炸弹，帮助他们和我们的战斗队储存爆炸品、`引火线和自动武器。在工人群众参加城市起义的条件下，在向敌人大规模出击的条件下在为争取那些自从杜马解散以后，自从斯维阿波尔格和喀琅施塔得事件288以后愈发动摇的军队而进行坚决巧妙的斗争的条件下，.在保证农村参加共同斗争的条件下.下次全俄武装起义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让我们吸取俄国革命的伟大日子里的教训，更广泛地开展我们的工作，·更勇敢地提出我们的任务吧！：我们的工作是以正确估计当前阶级的利益和全民发展的需求为基础的。我们正在把并且今后还要把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军队团结在推翻沙皇政权并由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这个口号的周围。提高群众的觉悟，现在也同任何时候一样，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 ==========第682页==========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671 容。然而不要忘记，除了这个一般的、经常的、基本的任务以外，俄国当前局势还提出了特殊的专门的任务。我们决不要作书呆子和庸人，我们决不要用一些关于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候都有永远不变的责任的空洞借口，来推脱当前的这些特殊任务，推脱当前这种斗争形式的专门任务。 我们要记住，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就要到来了。这将是武装起义。它应当尽可能同时发动。群众应当知道，他们是去进行武装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应当在群众中发扬视死如归的精神，以确保胜利。向敌人进攻应当是最果敢的；应当成为群众口号的是出击，而不是防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应当是机动的灵活的；要把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卷到积极的斗争中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履行它在这一伟大斗争中的职责。 载手1906年8月29日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仰 《无产者报》第2母 选自《列宁全集》第11卷第151一159页 ==========第683页========== 672 游击战争 我们党和工人群众对游击行动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已经屡次顿便提到这个问题，现在就来履行我们的诺言，把我们的观点作一次比较完整的叙述。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凭空想出”这些形式，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教条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越来越新和越来越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实行的斗争形式，认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 ==========第684页========== 游击战争一一一 673 家”凭空担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未来的危机必定会给我们带来现在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则。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例证，证实了上述原理。欧洲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制和工会运动是目前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他们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84和无题派149之类的自由资产者的意见相反，过去承认过起义，并且在将来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是完全准备承认的。社会民主党不承认七十年代的总罢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丹，不承认它是通过非政治途径能立刻推翻资产阶级的手段，但是，社会民主党完全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特别是有了1905年俄国的经验以后)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必要的斗争手段之 一。社会民主党承认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街垒斗争，以后又根据十九世纪末期的一定情况否认了这种斗争，而在有了莫斯科的经验以后，却又表示完全愿意修改这种否认街垒斗争的观点，承认这种斗争是适当的，因为，用考茨基的话来说，莫斯科的经验提供了新的街垒战术。 ==========第685页========== 674 游击战争 我们既然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现在就来考察俄国革命问题。我们不妨先回忆一下俄国革命所提出的各种斗争形式的历史演变。起初是工人的经济罢工(1896一1900年)，接着便是工人和学生的政治示威(1901一1902年)，农民骚乱(1902年)，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开始用各种形式同示威配合起来(1902年罗斯托夫的罢工，1903年夏季罢工，1905年一月九日事变228)，全俄政治罢工和有些地方发生的街垒斗争(1905年10月)，群众性的街垒斗争和武装起义(1905年12月)，议会的和平斗争(1906年4一6月)，军队的局部起义(1905年6月一1906年7月)，局部的农民起义(1905年秋一1906年秋)。 从一般斗争形式来看，截至1906年秋天为止，事态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专制制度采取的“回答的”斗争形式，便是黑帮的蹂躏，从1903年春天的基什涅夫事件起，一直持续到1906年秋天的谢德耳策事件止。在这整个时期，黑帮蹂躏和屠杀犹太人、学生、革命者以及觉悟工人的办法变本加厉，日益精巧，除了收买无知之徒施行暴力而外，还用黑帮军队施行暴力，甚至在农村和城市中使用大炮，派遣讨伐队和讨伐列车等等。 这就是情况的基本背景。在这个背景上也就呈现出本文所要考察和估计的那种现象，当然这是一种局部的、次要的、附带的现象。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呢？它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呢？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呢？它在革命的总进程中的意义怎样呢？它同社会民主党所组织所领 ==========第686页========== 游击战争一三 675 导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关系怎样呢？这就是我们闪画了这种情形的 一般背景以后所要分析的一些问题。 我们所关心的现象就是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是由个别人和一小群人进行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组织，有一部分人（在俄国某些地方是大部分人)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武装斗争有两种不同的目的，我们必须把这两种目的严格地区别开；第一、这种斗争的目的，是要刺杀个别人物，军警长官和他们的下属影第二、是要没收政府和私人所有的金饯。没收的金钱一部分用来供给党的需要，一部分专门用来购置武器和准备起义，还有一部分则用来维持进行这种斗争的人的生活。剥夺来的大笔款子（在高加索没收了二十多万卢布，在莫斯科没收了八十七万五千卢布)，首先交给革命政党；剥夺来的零碎款子，首先有时甚至完全用来维持“剥夺者”的生活。这种斗争形式，显然只是在1906年，即十二月起义以后，才广泛地发展和流行起来。尖锐到发生武装斗争程度的政治危机，特别是乡村和城市的贫困、饥荒和失业的加剧，是引起这种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业游民，流氓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集团，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斗争形式。专制政府采用的“回答的”斗争形式，就是实行戒严，动员新的部队，采取黑帮蹂躏（谢德耳策事件）和设立战地法庭。 三 通常对这种斗争的估价可以归结如下：这是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5，旧时的恐怖手段，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这挫伤了工人的情绪，使广大居民同工人疏远起来，瓦解运动，危害革命。人们 ==========第687页========== 66 游击战争 从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事件中可以随便找出一些例子，来证实这种估价。 ·但是这些例子是不是确实的呢？为了检查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这种斗争形式最发达的地方，即拉脱维亚边疆区。请看，《新时报》17(9月9日和12日)怎样埋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吧。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所办的报纸，照常是每号印三万份。在正式的栏目内，载有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消灭的那些奸细的名单。帮助警察局的人都被宣布为“革命敌人”，应当处以死刑，并且没收他们的财产。居民捐钱给社会民主党，只有当收钱人拿出盖有印章的收条时，才可交出。党最近公布的账目中载明，在全年四万八千卢布收入中，有五千六百卢布是里巴瓦支部用剥夺手段得来购置武器的。《新时报》大发雷霆，显然是反对这种“革命法制”，反对这个“可怕的政府”。谁也不敢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活动，说成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这里显然可以看出，新的斗争形式是同12月发生过而且现在又在酝酿的起义有联系的。拿整个俄国来说，这种联系还不十分明显，但是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斗争是在12月以后才散布开来，这种斗争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这也是没有疑问的。旧时的俄国恐怖主义是知识分子密谋家所干的事情；现在的游击斗争通常都是由工人战斗员或者只是失业工人进行的。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个名词当然是那些喜欢死搬硬套的人容易想到的字眼，但是在象拉脱维亚边疆区这样明显的起义环境里，这种用滥了的标签显然是不适用的。从拉脱维亚的例子显然可以看出，在我国如此流行的不把游击战争同起义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非科学 ==========第688页========== 游击战争一一三 677 的、非历史的。应该注意到这个环境，考虑到两次大规模起义行动中间时期的种种特点，应当了解这时必然会产生怎样的斗争形式，而不是随便用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爱用的那些字眼来敷衍了事，说什么无政府主义、抢掠、游民行动等等！ 有人说，游击行动会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妨把这种议论拿来同1905年12月以后的环境，同黑帮的蹂躏和戒严的时代对照一下。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最能破坏运动呢？是不抵抗，还是有组织的游击斗争？我们可以把俄国中部和俄国西部边疆一带，即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比较一下。游击斗争在西部边疆一带，显然散布得更广，发展得更高。同样的，一般革命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中部显然要比俄国西部边疆一带受到了更大的破坏。当然，我们决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运动所受到的破坏较少，因为那里进行了游击战争。不是的。由此只应得出结论说，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受到破坏的事实不能归罪于游击战争。 人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以民族条件不同为借口。但是这种借口只不过特别明显地暴露了目前流行的论据的不足罢了。既然问题在于民族条件不同，那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这些全俄范围和甚至专门是俄罗斯范围的过失，而在于其他某种缘故。先生们，请你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个其他某种缘故吧！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民族压迫或民族对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这在西部边疆一带始终都是存在的，而游击斗争只是当前历史时期的产物。有许多地方，虽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对抗，但是没有游击斗争，而游击斗争有时是在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只要具体分析问题，就会知道问题不在于民族压迫，而在于起义的条件。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事实上 ==========第689页========== 678 游击战争 已经达到起义地步，国内战争中“两次大搏战”之间的一段较长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 运动受到被坏，并不是由于游击行动，而是由于党的力量的薄弱，不能罩握这种行动。所以我们俄罗斯人通常一方面诅咒游击发动，一方面又去进行确实使党受到破坏的那种秘密的偶然的没有组织的游击行动。我们既没有能力了解产生这个斗争的各种历史条件，也就不能消除它的恶劣作用。然而斗争还是在进行着。这个斗争是由各种重大的经济政治原因引起的。我们既不能排除这些原因，也就不能排除这个斗争。我们埋怨游击斗争，其实就是埋怨我们党在起义方面的软弱无能。 以上我们关于使组织受到破坏的问题所谈的一切，也适用于使情绪受到挫折的问题。使情绪受到挫折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发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对游击发动的斥责和诅咒，丝毫也不能使我们在情绪上不受到这种明显的挫折，因为这种斥责和诅咒绝对阻止不住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现象。有人会反致说，既然我们不能阻止反常的和挫折情绪的现象，那宋，这也就不能作为我们党应该采取反常的、会挫折情绪的斗争手段的理由。但是这种反驳完全是一种自由资产阶级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国内战争，或者作为国内战争形式之一的游击战争，笼统地看成反常的和挫折情绪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发展成公开的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主张国内战争。对国内战争作任何道义上的责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 ==========第690页========== 游击战争一三 679 党。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完全可以假定，从国内战争的观点来看，可以证明并且一定会证明国内成争的某种形式在某个时候是不适当的。我们完全承认可以根据军事上的适当与否来批评各种国内成争形式，而且我们绝对同意这种问题应当由每个地方的社会芪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去决定。可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绝对主张不要用一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老生常谈来回避必须分析国内战争条件的问题，主张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应否参加一般游击战争问题时，不要拿某个波兰社会党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行动方式来吓唬人。 对于所谓游击战争会使运动受到破坏的借口，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运用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栖性，因而也就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没有充分准备的组织受到“被环”。我们以前的宣传小组曾经因为进行鼓动工作而受到破坏。后来，我们的委员会也因为进行示威而受到破坏。任何一次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会使作战队伍受到相当的破坏。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当作战。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应当学会作战。如此而已。 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骄傲自满地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窃贼，不是土匪，我们高于这一切，我们反对游击战争。当我听见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便自问道：这些人懂不懂得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呢？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着黑帮政府反对居民的武装冲突和搏战。这种现象在目前的革命发展阶段上，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一一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用武装冲突和攻击来对待这种现象。我明白，由于我们组织的能力薄弱和缺乏准备，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对这种自发斗争我们可能放弃党的领导。我明白，这个问题应当由当地的实际工 ==========第691页========== G30 游击战争 作者来解决，改造能力薄弱和缺乏推备的组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社会民主党的某个理论家或政论家不但不对这种缺乏准备感到遗憾，反面用一种高傲自满的态度、纳尔苏修斯190的得意神情重复他在少年时代背诵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词句。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不禁要为世界上最革命的学说遭到诋毁而难过。 有人说，游击战争会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适应于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组织上的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没有后面这个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进行斗争的一切手段，确实是一切手段，都会把无产阶级弄到那些高于或低于它的非无产者阶层的地步，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下去，那就会散漫放荡，腐化堕落。听其自然发展的罢工，往往会堕落为工人同厂主相妥协，反对消费者的“同盟”。议会会堕落为妓院，由一伙资产阶级政客拿“人民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反教权主义、社会主义及其他种种流行的货色来做零售批发的生意。报纸会堕落为供人使唤的撮合佬，堕落为腐蚀群众、迎合群氓卑鄙本能的工具，等等，等等。社会民主党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万能的斗争手段，不知道有什么能用一条万里长城把无产阶级同稍高或稍低于它的各个阶层隔绝起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的手段，并且始终要为采用这种手段提供严格确定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①。 ①有人往往责备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对游击发动持轻浮偏颇的态度。因此，在这里不妨指出，在关于游击行动的决议草案（见《党内消息289第2号 ==========第692页========== 游击战争一四 681 四 俄国革命的斗争形式要比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复杂得多。这是考茨基已经部分地预见到了的，他在1902年说过，将来的革命(他补充说，也许俄国例外)，与其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我们看到，在俄国，这第二种斗争显然要比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得更广。我国革命的敌人在人民中间是为数不多的，但是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在发生全民政治罢工的时代，起义也就不能采取那种只适用于很短期间和很小地方的单独行动的旧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即采取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形式，这也是 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这样的战争只能是彼此相距时间较长的几次大搏战和在这些间隔时期中发生的许多小冲突。既然这样，一一而这是确定无疑的，一所以社会民主党也就绝对应该提出自已的任务：建立能够在这些大搏战中和尽可能在这些 和列宁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90)里，拥护游击行动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如下儿项作为承认游击行动的条件，决不容许采用“剥夺”私有财产的手段，不提倡采用“剥夺”官家财产的手段，面只在受党监婚并把款项用来供给起义酱要的条件下，才容许采用。对政府暴吏和积极的黑帮分子提低用恐悔式的游击行动，然而必须遵守下列条件：(1)要顾及到广大群众的情绪，（2)要注意到当地工人运动的条件；(3)要设法使无产阶级不要白白耗费力量。统 一代表大会291通过的决议和这个草案实际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许“剥夺”官 家财产。 ==========第693页========== 632 游击战争 小冲突中最大限度地领导群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国内战争程度的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应当参加这个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个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应当好好培养和训练自已的组织，使它们真正能够起作战一方的作用，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不用说，这是一个因难的任务。它是不能一下子解决的。正如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全体人民在斗争中重新受到教育和进行学习 一样，我们的组织也应当受到教育，根据实际经验实行改造，以适应这个任务。 我们一点也不想强要实际工作者接受什么杜撰的斗争形式，或者从书斋里来解决某种游击战争形式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总进程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决不想把具体估计某种游击发动的问题，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方针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应当极力帮助大家正确地从理论上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应该无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因为它们妨碍觉悟工人正确地提出一个新的困难问题，妨碍他们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裁于1906年9月30日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无产者报》第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11卷第196一206页 ==========第694页========== 633 2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 俄译本序言 现在我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173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全部汇集起来印成单行本出版，目的是想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通信中对他自已私人的事情谈得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这些材料是异常宝贵的。但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菜来说，这些书信内含有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在我国，在目前的革命时代，细心研究有关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怡的各种问题的直接反映的材料，特别富有教益。《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说得完全对：“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在1907年，俄国社会党人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从这种认识中间可以得到许多极宝贵的指示，从而了解他们在本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务。俄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确定目前俄国革命的政策时所应该直接效法的榜样。因此，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提一下马克思书信中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地方，而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采取的革命政策。 从更全面和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别值得 ==========第695页========== 684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注意的是他在1868年7月11日写的一封信（见第42页及以下各页)292。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的方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自己对所谓“劳动”价值论的见解。马克思把素养较差的《资本论》读者往往要发生的并被庸俗的“教授式的”资产阶级“科学”人物特别热心利用的那些反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意见，作了一个简单扼要而又异常透彻的分析。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他怎样说明和应当怎样说明价值规律。他以最通常的反对意见为例，说明了他自已所运用的方法。他阐明了价值论这样一个（似乎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同那些要求“永远保特糊涂观念”的“统治阶级利益”间的联系。我希望，每个开始研究马克思著作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 书信中另外一些在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马克思的这些评论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热情，可以看到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全神贯注地进行考察分析。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除了那些便谈到的对于狄慈根的评论以外，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蒲鲁东派的评论（见第17页）。只是轻轻几笔就把那些在社会运动高潮时期投靠“无产阶级”，但不能领会工人阶级的观点，不能刻苦认真地在无产阶级组织“行列中间”进行工作的资产阶级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描绘得维妙维肖。293对杜林的评论（第35页)294好象是预示了恩格斯（同马克思 一起)在九年以后所写的有名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内容。这本书有策杰尔包姆的俄译本，可惜这个译本翻译得很糟，不仅有许多遗漏，而且有不少错误。这里还有对于杜能的一段评论，其中也牵涉到李嘉图的地租论。马克思早在1868年，就坚决驳斥了“李嘉图 ==========第696页==========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685 的错误”，而在183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则已把这些错误彻底驳倒了。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从我国十足资产阶级的、甚至是“黑帮派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起，直到“准正统派”马斯洛夫为止，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者都仍然在重复这些错误。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毕希纳的评论，认为他的讲演是庸俗唯物主义的，是从朗格那里抄来的（朗格是“教授式”资产阶级哲学通常引证的对象！)“肤浅的废话”（第48页）295。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革命政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居然流行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市侩观念，以为具有特殊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的革命时期是变态，而“宪制”和“极端反对派”却是常规。现在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俄国所发生的这样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命采取这样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降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和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马克思在他给库格曼的信中是多么有力地驳斥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看法呀！拿1866年4月6日写的一封信来说吧。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写这封信的十四年前，他已经最后作出了对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估价。2961850年，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在1848年产生的、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临的社会主义幻想297。在1866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酝酿着的时候，便写道： “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资产者〉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 ==========第697页========== 696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巢洩译本序言 年战争…”（第13一14页）298 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的，而不是象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铲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个革命只是铲除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大的信心！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杜会主义运动进展有伟大意义的无产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 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䙌的前夜，马克思指出当时法国发生着“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草命历史经验了。”马克思描写了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后，得出结论说（第56页）：“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湖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也会这样呢！”299 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忏悔，很快就厌倦革命，象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制的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十分需要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淡，全是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18、司徒卢威主义157和桑巴特主义300。马克思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已去应付每次革命 ==========第698页==========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G87 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情，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富有田园风味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极沉闷的”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将临的气息，而使无产阶级觉悟到他们所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育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逐流”、暗中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内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处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十二月事件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而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对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浪潮达到顶点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面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便马上扮作悔过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01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感蠢举动。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率后，而是好儿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已在9月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 ==========第699页========== 688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经书信巢俄译本序言 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好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变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教师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举动，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愚蠢举动，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手转交到另一手。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雾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性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迁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第700页========== 卡·马克恩致路·库格虽书信集檢译本序言 689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评价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聚。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1906一1907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恩！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乌托邦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32看到这 .种所谓暴动意图和乌托邦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做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象绝顶聪明的鲦鱼32那样客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正是讨论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侮，还是进攻呢？一一他写道。当时他好象是看见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这是在1871年4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写的 开始了冲天的“愚蠢举动”（这话是在1870年9月说的）的起义者，“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对1905年12月必须用武力反对夺走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尝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继续就技术问题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即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而言〉过早地放弃了自已的权力” 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 ==========第701页========== 690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被译本序言 出现的，因为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群众究竟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即使巴黎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33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伟大事业而写的一部著作304，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中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惠猪”最害怕的东西。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变写的一部“著作”，却儿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84的福音书。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已同马克思相比： 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一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较。 马克思立刻(1871年4月17日)就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申斥。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奢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35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做愚蠢举动。但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训诫他们，向他们打官腔。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胜利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是迁腐到不可救药。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地估计胜利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察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庸俗知 ==========第702页========== 卡·马克总致路·库拾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691 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的殊死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器的。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这样一种问题提法。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样一种问题提法。 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已在1870年9月认为起义是愚蠢举动这一事实。 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骗徒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308 我们对于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训，就简要地写到这里为止。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1907年2月5日 载于1907年列宁校订并作序的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小册子：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 选自《列宁全巢》第12 信集圣彼得堡“新杜马”出版社版 卷第96一105页 ==========第703页========== 692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 俄译本序言 现在介绍给俄国读者的这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贝克尔以及十九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其他领袖的书信集，对我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我们不打算详谈这些书信对于社会主义史以及对于全面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无须说明的。我们只想指出一点，这就是，要了解这些书信，就必须熟悉论述国际史的基本著作（见耶克的《国际》俄译本，“知识”出版社出版），熟悉论述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著作（见弗·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莫里斯·希尔奎特的《美国社会主义史》)等等。 我们也不打算对这部书信集的内容作概括的叙述，以及对这些书信所关连的各个历史时期加以评价。这一点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新时代》173第25年卷第1分卷和第2分卷)一文中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出版者大概会把它附在本书后面，或者以俄文单行本发行。 在我们所处的革命时代，对俄国社会党人具有特殊价值的东西乃是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熟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近三十年 ==========第704页========== 《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693 (1867一1895年)的私人交往的活动以后，应当得出的那些教训。因此，在我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最初尝试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左尔格书信的时刻，也正是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面的“迫切”问题发生的时刻（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孟什维克的《评论》30)，这是毫不奇怪的。现在我们要请读者注意的也就是对本书信集中那些从俄国工人党目前任务来看特别重要的地方所作的估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谈得最多的是英美两国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当时住在英国，面且又是同他们那位住在美国的同志通信。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问题，特别是巴黎公社的问题，马克思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库格曼的信①中谈得最多，而且谈得比较详细。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尖锐地批评它脱离了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英国“社会民主联 ①见《马克思致库格曼医生书信集》，俄译本是由尼·列宁校订并作序。1907年 圣彼得堡版（见本卷第683一691页。一编者注）。 ==========第705页========== 694 《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巢》俄译本序言 盟”308(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大量言论中，始终贯穿着的是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刻板的(starre)正统思想”，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39，责备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旺盛强大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的信里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末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310在这封信以前的一封信里(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淡到享利·乔治思想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问题时写道： “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fraterniteé(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 要求在运用它以前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31B的出版人赫希 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一一就算他怀有‘最高尚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第70封信）317。 在过了将近两年以后(1879年9月19日)写的另一封信里，马克思驳斥了那种说他和恩格斯拥护过约·莫斯特的谣言，并且向左尔格详细说明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未来》杂志是赫希柏格、施拉姆、爱·伯恩施坦三人主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拒绝参加这种刊物的工作，后来谈到由这个赫希柏格参加并出钱帮助创办一种党的新机关刊物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要求接受他们所指定的主笔希尔施去监督这个“由博士、大学生和讲坛社会主义者3凑成的混合物”，然后又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警告他们说：如果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不改变自已的路线，那他们就要公开反对“这种糟踢〈Verluderung一这个字的意思在德语中还要厉客些〉党和理论的行为”。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处于象梅林在他的《党史》中所说的“混乱之年”(Ein Jahr der Verwirrung)。在“非常法”151颁布以 ==========第709页========== 698《约·非·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后，党并没有立刻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最初还迷恋于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和赫希柏格之流的机会主义。马克思当时在谈到赫希柏格时写道：“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了解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象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已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318 马克思所进行的“猛烈的”进攻，使机会主义者退却以至…销声匿迹了。马克思在1879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里说，赫希柏格已被排除于编辑委员会之外了，而党的所有重要领袖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都已摈弃了他的那种思想31。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320，已经由当时站在党的革命派方面的福尔马尔负责主办了。又过了一年(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可悲的”(miserable)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wobei'soft scharf hergeht*)。李卜克内西1880年曾到过马克思那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321。 和平恢复了，战争没有外露。赫希柏格隐退了，伯恩施坦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时候止。1882年6月20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里，把这一斗争当作往事叙述说：“一般说来，德国的情况非常好。虽然，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经企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转变，但是他们可耻地失敗了。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处处受到的梅辱，使他们普遍地比三年前更加革命了…这班先生〈党的著作家〉当时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 ==========第710页========== 《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降本序言699 的稿费收入。只要这个法令一旦被取消，就一定发生公开的分裂，而菲勒克和赫希柏格之流的先生们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右翼；在他们还没有最后垮台以前，可以间或同他们进行谈判。这种意见我们在反杜会党人法刚一颁布时就说过了，当时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年鉴22上发表了一篇可耻到了极点的文章，评论过去党的活动，并要求党采取比较文雅礼让的做法。”323（原文是jebildetes*,不是gebildetes.。恩格斯这里是指德国著作家的柏林口音)1882年对伯恩施坦派所作的这种预言，1898年以及后来的年代已经光辉地证实了。 从那时起，特别是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总是始终不渝地在“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1884年底。恩格斯斥责了德国杜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投票拥护航运津贴(。所以他们只得回到非社会主义的工联方面去。”（请我国崇拜广泛的工人党和工人代表大会等等的人们注意！)“从美国来参加他们大会的只有一个劳动骑士的代表。”对手还是在同巴枯宁派作斗争中遇到的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儿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布鲁斯（可能派的领袖）和 ==========第712页========== 《的·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我择本序言 701 海德门（同可能派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正在攻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企图组成一个“新国际的核心”。 “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连向倍倍尔本人说明问题所在，也花了很大力气。”(1889年6月8日)31当两个代表大会已开过以后，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可能派（可能派当时同工联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以及部分奥地利人等等联合起来了)以后，恩格斯简直高兴极了(1889年7月17日)332。他高兴的是李人克内西等人的调和主义计划和提案都宣告失败了(1889年7月20日)。“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333 …梅林说得对(《与左尔格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叫苦。”“恩格斯有一次写道：如果你们以为你们的那些小针头能够刺穿我这一层又老又厚的硬皮，那你们就错了。”34梅林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写道：所以他们希望别人也养成他们的那种不为情感所动的性格。 1893年。把“费边派”142鞭打了一顿，这是…谴责伯恩施坦派的时候自然要做的事（要知道，伯恩施坦在英国“费边派”那里“培养”他的机会主义并没有白费力气)。“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引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已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 ==========第713页========== 702《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当作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至于他们这样做不是自己受欺骗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他们当然是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 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一抹煞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他们很有钱”.…335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1894年。农民问题。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0日写道：“在大陆上，随着运动的日益发展，渴望获得更大成就的心理也在加强，而名副其实的猎取农民的活动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通过拉法格在南特发表声明说，不仅加速小农破产不是我们的事一一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而且应当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赋税、高利贷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影第二，这也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想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河流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第714页==========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703 的小农，而是中农，甚至是剥削男女雇农和出卖牲口和粮食的独立的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8 1894年12月4日：….“巴伐利亚人已经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的了，并且几乎成了普通的人民政党（我指的是大多数领袖和许多新入党的人)；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他们投票赞成整个预算，特别是福尔马尔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雇农，而是为了吸引上巴伐利亚的大农，这些人占有土地二十五至八十英亩（十至三十公顷），就是说非使用雇工不可，”…37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进行了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打击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庸俗观点和市侩习气。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一般人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作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的模范，但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该党“右翼”（这是恩格斯的说法)怎样经常进行斗争。恩格斯逝世不久，这种斗争就从隐蔽转向公开了，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所作的劝告、指示、纠正、威胁和教导中，贯穿着两条路线。他们总是坚决号召英美社会党人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自已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他们总是坚决教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陷入庸俗观点、“议会迷”237（这是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的一封信里用的字眼)338和市侩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我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长舌妇喋喋不休地谈论前一种劝告，而闭口不谈后一种劝告，这难道不是很值得玩味的事吗？在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时所表现的这种片面性，难道不是我们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片面性”最明显的证明吗？ ==========第715页========== 704 《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现在，当国际工人运动已经出现了一种深刻不安和动摇的征兆的时候，当机会主义、“议会迷”和庸俗改良主义的极端已经引起了革命工团主义的对立的极端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纠正”英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有些国家里，没有社会民主工党、没有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议会、不论在选举中或报刊上都根本着不到一贯的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等等，在这样一些国家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教导社会党人无论如何要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而参加工人运动，以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振作起来。因为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年代里，无产阶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一一在儿乎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历史任务的条件下一完全是被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占据着，而这个资产阶级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又是举世无双的。 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某个国家工人运动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是为了谋求知识分子的小派别组织的利益。 相反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被“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制度”（这是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339统治的国家，在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着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主义和庸人观点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并使之庸俗化。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这 ==========第716页==========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705 一方面着重强调出来并提到首位，因为我国自由资产阶级广大的、“赫赫有名的”、声势浩大的报刊正在拚命向无产阶级鼓吹邻邦德国工人运动“模范的”忠顺态度和议会主义合法精神，鼓吹它的谦恭和温和。 背叛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鼓吹这种自私自利的谎言，并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也不是由于立宪民主党84营垒中的某些过去的或未来的大臣的品德败坏。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俄国自由派地主和自由资产者深刻的经济利益。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在同这种谎话，这种“愚化群众”(Massenverdummung>-一这是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信中的说法)340作斗争中，都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当作最好的武器来运用。 自由资产者鼓吹自私自利的谎言，要人民仿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模范的“谦恭态度”。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却告诉我们说： “法国人的革命言论和行动，使菲勒克之流〈即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分子〉的虚伪面目更加丑恶地暴露出来了〈这里是指法国众议院里工人政党的形成和德卡兹维耳工人罢工迫使法国激进党人离开法国无产阶级的事实41〉。在最近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中，就只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发了言，他们两人都讲得很好。有了这样的辩论，我们又能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常有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浴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1886年4月29日的信)342 这些教训是思想上主要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俄国社会民 ==========第717页========== 706 《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主工党应当切切实实记取的。 给予我们这种教训的，并不是十九世纪两位最伟大人物书信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国际经验所作的那种友爱、坦白、毫无外交辞令和打小算盘习气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 至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中，这种精神究竟贯穿着多少，从下面一些言论中就可以看出。固然，这些言论带有较为局部的性质，但是极能说明问题343。 1889年，英国开始了年轻的、新鲜的、充满新的革命精神的工人运动，参加运动的都是一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不熟练的普通工人(煤气工人、码头人等)。恩格斯对这件事感到特别高兴。马克思的女儿“杜西”(T1sy)当时在这些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恩格斯对她极为夸奖。189年12月7日他从伦敦写信说：“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已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欺骗群众还相当容易。例如，我绝不相信约翰·白恩士(Burs)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Champion)(退伍的中尉)在多年以前就同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保守派分子串通一气，而他在教会的教士会议上却鼓吹社会主义等等。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Mann)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344 这段话是用不着解释的。 ==========第718页==========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707 再举一个例子。1891年，欧洲出现了战争的危险。恩格斯当时常常同倍倍尔通信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一且德国受到俄国侵犯，德国社会主义者应当同俄国人和俄国人的一切盟友进行殊死的战斗。“德国如被扼杀，我们也会和它一起同归于尽。若是发生有利的转变，斗争就会异常激烈，那时德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因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权，演一次1793年。”(1891年10月24日)345 请那些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俄国工人政党在1905年所设想的“雅各宾式的”远景不合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们听听吧！恩格斯曾经直截了当地向倍倍尔指出过，社会民主党人是有可能不得不参加临时政府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对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有这样的看法，那他们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这是十分自然的。从这本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们将近二十年以来始终是这样热情地期待着俄国的革命。 拿马克思1877年9月27日的一封信来看。东方的危机346使马克思大为欢喜。“俄国早已站在大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的好汉…打击了…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Secundum artem(“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il y aura unbeau tapage)。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347（马克思当时已经五十九岁了） 老天没有让，而且看来也不可能让马克思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但是他的“立宪的把戏”这句话果然说中了，他的话就象是昨天针对俄国第一和第二两届杜马而说的。要知道，蓄告人民防止“立宪的把戏”，正是自由派和礼会主义者非常痛恨的那个抵制策 ==========第719页========== 708 《约·非·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泽本序言 略的“灵魂”… 再看看马克思1880年11月5日的一封信。由于《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他感到十分高兴，并站在民意党人6一边反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土地平分派192。马克思准确地看出了土地平分派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民粹主义土地平分派后来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用尖刻的讥讽词句攻击了土地平分派： “这些先生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在他们看来，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干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筋斗作准备，他们学说中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那里拿来的。”348 因此可以知道，马克思如果谈到俄国1905年以及后来的事变，他是会怎样估计社会民主党“政治革命行动”的重要意义的①。 再看看恩格斯1887年4月6日的一封信。“相反地，看来俄国即将爆发危机。最近的几次暗杀事件引起了很大的混乱…”1887年4月9日的信上也是这样说：“军队中充满了心怀不满的密谋军官”（恩格斯当时只有民意党人革命斗争的印象，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军官身上，还没有看见俄国士兵和水兵在十八年后极其光辉地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我并不认为这种局面能拖到年底…一旦俄国爆发革命(1 osgehti),那就太好了1”350 领便谈一下，我记得是普列汉诺夫还是维·伊·查苏利奇1900一1903年期间对我说过，恩格斯曾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淡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和俄国当前革命的性质问题。我们很想知道是否确实有过这样一封信，它是否还保存着，现在是否可以把它公布出来349。 ==========第720页==========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709 1887年4月23日的一封信里说：“现在德国一个迫害接着一个迫害<迫害社会党人〉。看来，俾斯麦是想准备好一切，以便俄国 一旦爆发革命（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儿个月内的事），德国能立即仿效俄国的榜样(losgeschlagen werden:)。”351 这几个月原来很久很久才来到。毫无疑问，这样一定会有一些庸人要出来装着一副懊恼的样子，严厉指责恩格斯的“革命主义”，或者用傲慢态度来讥笑这位亡命国外的老革命家的一些阳的空想。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国“共和国”很快就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一一恩格斯回忆他1848一1849年期间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情绪时这样写过352)，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他们1871年也犯了错误，他们当时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写的是“我们”，这是指他自已和他的亲密友人而言，见1871年7月21日的第14封信>为此而栖性了人所能牺性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同一封信里写道：“如果我们在三四两月间可以多筹集一些钱，我们也许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把巴黎公社挽救过来。”（第29页）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 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夫们以不犯错 ==========第721页========== 710 《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巢》俄译本序言 误而自夸吧。 1907年4月6日 写于1907年4月6日(19日) 按该书原文刊印 1907年载于圣彼得堡巴·格· 选自《列宁全集》第12卷 达鸟盖出版社出版的《约·菲· 第344一363页 贝克尔、约·秋慈根、弗·愿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一书署名：尼·列宁 ==========第722页========== 711 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短评)353 不久以前举行了教师代表大会354，出席大会的大多数是受社会革命党人208影响的人，大会在社会革命党的知名代表的直接参加下，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三居杜马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都认为，这类问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决定，而不应该由非党的职业性的政治协会来决定，因此一致拒绝投票。 抵制第三届杜马这个问题，就这样作为当前的革命策略问题而登上了舞台。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决议，也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文献，但是根据该党代表在上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杜会革命党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定见。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并且正在讨论。 社会革命党到底有什么理由坚持自已的决定呢？教师代表大会的决议实质上是说，第三届杜马是毫不中用的，进行六三政变87的政府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的选举法是地主性质的，等等①。这样的论据好象是说，由于第三届杜马极端反动，采取象抵制之类 ①这个决议的原文如下：“鉴于，（1)据以召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新的选举法剥 夺了劳动群众在此以前所享有的、花了巨大代价才换得的一点起码的选举权： (2)该选举法为了居民中最反动的特权阶层的利益竟公然粗暴地强奸民意： (3)第三届杜马，按其选举的方法和成分来说，是反动政变的结果；(4)政府利用人民群众参加杜马选举这一点，企图把人民参加选举说成是承认政变， ==========第723页========== 712 反对抵制 的斗争手段或口号自然是完全必要的和恰当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论断是不足取的，因为这里丝毫没有分析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可以实行抵制。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认为是否采取抵制手段不应当以某一机构的反动程度为依据，而应当象俄国革命经验现在已经表明的那样，以采取抵制这种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为依据。谁如果不考虑我国革命两年来的经验，不仔细研究这种经验就来谈论抵制，那末，应该说，这种人是太健忘了，而且什么也没有学会。所以我们研究抵制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这个经验耆手。 我国革命在采取抵制方面的最重大经验，无煲要算是抵制布里根杜马55的经验。而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就。所以我们首先要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历史条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会看到两种情况。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就是反对把我国革命转上（虽然是暂时的）君主立宪的道路。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有力、最急尉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来谈淡第一种情况。任何抵制都不是在某种机关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斗争，面是反对这种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泛一点，是反对这种机关的实现的斗争。所以象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 一全战教师和国民教肓活动家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1)拒绝同第 三属杜马及英各个机构建立任何联系，（2)不以组织名义参加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选举：（3)以组织名义广泛直传本决议中所表明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及杜马选举的观点，” ==========第724页========== 反对抵制一一 713 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议机关之类的一般的论据来反对抵制，只能暴露出自已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来谈问题无异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来规避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议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主张在某种机关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斗争，而不能主张反对建立这种机关的斗争呢？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个一般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所以抵制问题的争论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自己不懂得问题的提法。 其次，如果说任何抵制都不是在某种机关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这种机关的斗争，那末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究制机关的斗争。1905年清楚地表明了，存在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226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的和狭隘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的法律也是存在的。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和君主立宪的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必然的。所以说，应当选择革命当前发展的道路，而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某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就是坚持直接革命斗争道路反对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斗争也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还是不可避免的。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也能继续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革命的社会民 ==========第725页========== 714 反对抵制 主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一一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证明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旧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说的话都“文不对题”，换句话说，他们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中找出来的问题，代替了历史提出来让斗争着的力量去解决的问题。当时历史地必然面临一场最近将来的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议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期（时间也许很短，也许比较长)内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人民以直接的冲击去扫除旧政权，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比较短或比较长的时间内）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看到的问题，也就是1905年秋天，历史向俄国各革命阶级提出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宣传积极抵制，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积极抵制的宣传者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历史客观地提出的问题。1905年十月-十二月斗争实际上是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胜负无常：起初革命的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扫除了警察自由主义式的代议机关，建立了纯革命式的代议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十月-十二月时期是群众享受最充分的自由和发挥最大的自主精神的时期，是工人运动最广泛、最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工人运动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发展，是因为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约束，是因为存在“政权空白时期”一旧政权已经软弱无力，而新的人民的革命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足 ==========第726页========== 反对抵制 715 够的力量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取得了胜利。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1906年夏天 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是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继续。抵制维特杜马56的口号是争取巢中和联合这些起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抵制的客观内容是一场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争取当前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争取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召集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走直接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在文献中和在讨论本题时常常发生怎样使抵制的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直线发展道路和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对人民最有利的道路，但是这需要有很大的力量。有了压倒的优势，就能用直接的正面攻击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需要采取迂回的道路，等待时机，曲折进行，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比较漫长，比较曲折。 在所有孟什维克的文献中，尤其是1905年(10月以前)的文献中，都贯串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的道路。孟什维克文献的这个特征，也正象说马是吃燕麦的，伏尔加河是流入里海的那样，用详细说明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 ==========第727页========== 716 反对抵制 身提出选择直接的道路还是曲折的道路的问题让斗争着的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解决不了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一般历史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塘塞，正好说明他成了套中人232，钻到马是吃燕麦的这样一个真理的牛角尖里去了。而革命的时期主要恰恰是斗争着的社会力量的冲突必须在比较短的期间作出抉择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必须解决国家在比较说来是很长的时期内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这一问题。考虑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应该善于向群众解说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象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官方警察的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走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同它对妥协的态度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绝对否定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不会掌握这个矛盾（似乎是矛盾），谁就是丝毫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有一次在论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的宣言(18？4年)的文章中就非常简短而明白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对妥协的态度①。公 ①这篇论文编入德文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Volkss taat>)。俄译本，《<人民国家报>论文集》“知识”出版社版。 ==========第728页========== 反对抵制一二 717 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决不利用形势注定我们进行的妥协（或者形势强迫我们进行的妥协：我应该向读者致歉，因为不能查阅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通过各种情况，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途径来达到这些目的357。 只有从这个观点才能评价向群众提出的这个抵制口号是否简单、直接和明确。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性质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性质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在布里根社马时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确的口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斗争，争取简单的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任务。 试问，到底根据什么标准，说当时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呢？到底根据什么主要的迹象，说客观形势中有一个特点，能使简单、直接、明确的口号不成为空涧的口号，而成为唯一运合实际斗争的口号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只要回顾一下已经结束的斗争（至少直接的斗争形式已经结束)，就很容易根据当时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迹象和征兆，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斗争的结果一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同时也非常轻易地消除了任何怀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各种有助于 ==========第729页========== 718 反对抵制 分析斗争前的局势的标志，因为我们要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在第三届杜马的问题上。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最广泛、最普遍、最有力、最急剧的革命高潮是1905年抵制成功的条件。现在首先应该研究，特别有力的斗争高潮同抵制有什么关系；其次应该研究，特别有力的高潮有些什么特征和显著的标志。 我们已经指出，抵制并不是在某种机关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这种机关的斗争。任何这样的机关只能从已经存在的，即旧的政权中产生。这就是说，抵制是一种斗争手段，用来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冲击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政权时，至少要削弱它，使它不能建立这种机关，不能实现这种机关①。所以，抵制要获得成功，必须同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必须举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并在许多场合下发动群众抗拒当局的命令（群众的抗拒是准备起义的条件之一)。抵制就是拒绝承认旧政权，当然不是口头上拒绝，而是实际上拒绝，也就是说，不只表现在各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上，而且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某些运动上，如不断破坏旧政权的法律，不断建立新的、不合法的、但实际上存在的机关等等。所以抵制同广泛的革命高潮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抵制是最坚决的斗争手段，它并不是推翻某种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使该机关无法存在。抵制是向旧政权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直接冲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没有普遍越出旧的合法范围的群众骚动，抵制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在谈到1905年秋季高潮的特征和标志时，我们不难看出，当 @本文所说的都是积极抵制，即不是简单地不参加旧政权的各种事业，而是向旧政权进行冲击。应该向没有读过抵制布里根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文件的读者提一提：社会民主党当时公开讲积极的抵制，坚决反对消极抵制，甚至坚决把积极抵制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 ==========第730页========== 反对抵制一 719 时发生了群众性的不断的革命的进政，不断攻击并追逼敌人。镇压不但没有抑制运动，反而使运动扩大了。1月9日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洛兹的街垒战、“波将金号”的起义。在出版、工会、教育等方面旧政权所规定的合法范围都相继被冲破，冲破这种范围的绝不只是“革命家”，面且还有普通人，因为旧政权实在已经虚弱无力了，实在已经老朽得不能驾驭了。高潮力量的特别显著、特别准确的（从革命组织的角度来看）标志，就是革命家的口号不是没有得到反应，而是完全落后于生活了。不论是1月9日的事件，还是以后的群众性罢工和“波将金号”的起义，都超过了革命家的直接号召。在1905年，群众对革命家发出的这种号召没有表示过消极、表示过缄默、表示过拒绝参加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抵制是一触即发的气氛的自然的补充。当时这个口号一点也没有“胡思乱想”，它只是正确而忠实地表达了勇往直前、走向直接冲击的高潮。相反地，“胡思乱想”的却是我们的那些孟什维克，他们规避革命高潮，醉心于沙皇在诏书上或8月6日的法律上许下的空洞诺言，对改行君主立宪制的诺言信以为真。孟什维克（和帕尔乌斯358)当时制定自已的策略所根据的不是最广泛、最有力和最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一事实，而是沙皇的改行君主立宪制的诺言！难怪这类策略是既可笑又可怜的机会主义。难怪孟什维克凡是谈到抵制时，总是竭力不去分析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这个革命中最丰富的抵制经验。但是光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策略上的这个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使革命高潮成为现实而使改行君主立宪制成为空洞的瞥察诺言的那种客观情况。孟什维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主观上没有革命情绪，而是因为这些无能的革命家思想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孟什维克犯错误的这些原因很容易彼此 ==========第731页========== 720 反对抵制 混淆起来，但是马克恩主义者混淆这些原因是不能容许的。 三 抵制同俄国革命某一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应从另一方面加以研究。1905年秋季和1906年春季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运动的内容当然不是重复抵制的字眼，或者号召不要参加选举。号召不顾专制政体所提出的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进行直接的冲击，也还不是抵制运动的全部内容。此外，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甚至不能同上述问题相提并论，而应当作一切抵制鼓动工作的中心。这个斗争真可说是抵制的精髓。只要回忆一下抵制派的演说和他们的一切鼓动，看一看抵制派的最重要的决议，你就会深信这样的论点是正确的。 孟什维克从来不懂得抵制的这一方面。他们始终以为，在立宪主义刚产生的时期同立宪的幻想作斗争是荒谬的、无意义的行为，是“无政府主义”。这种孟什维克的观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291上的许多发言中，一我记得一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的许多发言中，表现得很清楚，至于孟什维克的文献，就更不用说了。初看起来，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确是无可非议的，正象沾沾自喜教训邻人说马是吃燕麦的人一样。在立宪主义刚产生的时期竟宣布同立宪的幻想作斗争！难道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难道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他们在发这些议论时漂亮地搬出一些粗浅易懂的道理而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绝口不谈俄国革命的特殊时期，忘记了抵制布里根社马这件享，泛泛地把我国过去和将来的整个革命看作产生立 ==========第732页========== 反对抵制一三 721 宪主义的革命，而不去研究我国革命所经过的道路的具体阶段。这就是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大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典型。 是的，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说来，也象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归根到底不过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很可以用来揭露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理论、策略等等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步调。可是一旦碰到了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应该把国家引向怎样的立宪主义；在革命的某一时期，工人政党到底应当怎样为争取一定的（即共和制的)立宪主义而斗争，一一旦碰到了这些问题，你能不能从这个事实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呢？不能。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所欣赏的事实不能启发你解决这些问题，正如马是吃燕麦的这个信念不能启发你选择合适的马，不能教会你骑马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和1906年初曾经说过，同立宪的幻想作斗争应该成为当前的口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问题让斗争着的社会力量去解决：在最近时期取得胜利的将是直接的道路，即直接进行革命斗争和革命在充分民主化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代议机关的道路，还是迁回曲折的道路，即君主立宪制和“杜马”式的警察“立宪”（加引号的！）机关的道路。 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呢，还是布尔什维克瞎批理论、“胡思乱想”的结果呢？现在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 1905年的十月斗争也是反对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轨道的斗争。十月-十二月时期也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广泛的、勇敢的、自由的立宪主义的时期，这种立宪主义真正表现了人民的意志，它同杜巴索夫22和斯托雷平6宪法的假立宪主义是迥然不 ==========第733页========== 722 反对抵制 同的。要进行争取真正民主的立宪主义（也就是说，在完全肃请了旧政权以及同旧政权有联系的一切丑恶的东西的基础上存在的立宪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最坚决地反对警察式君主立宪对人民的诱惑。而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抵制的人却怎么也不能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时期。高潮时期(1905年)和低潮时期(1906一1907年)。在第一个时期，人民的独立活动极其活跃，一切居民阶级都自由而广泛地组织起来，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人民毫不理会旧政权，无视它的机关及命令，并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那种得到官僚承认的、用正式规章或条例规定下来的立宪主义的情况下实现的。后来，出现了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所编纂的、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所承认的、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所维护的天知道的“宪法”，人民的独立活动、组织活动、出版自由等等就进入了极不发展和直线下降的时期。 现在，过去的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大概没有一个学究胆敢断然否定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把事变引上君主立宪轨道的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定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现在恐怕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学识的历史学家都不会不把1905年到1907年秋天的俄国革命过程划分为以下这两个时期：“反对立宪”的（姑且这样说）高潮时期和“立宪的”低潮时期，人民争取自由、实现自由，反对警察立宪主义（君主立宪主义）的时期以及君主“立宪”压制人民自由的时期。 现在，立宪的幻想时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已经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理解当时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立宪幻 ==========第734页========== 反对抵制一三 723 想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当时，即在1905年和1906年初，不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自由派，或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孟什维克，都不理解这一点。 而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从一切意义上来说，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立宪幻想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得到国家杜马承认，任何法律均不能生效”这个庄重的诺言没有被破坏。就是说，宪法在纸上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地感动着俄国立宪民主党84的整个奴隶心灵。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使用了，试行了俄国宪法，竭力使它适应于旧专制制度。杜巴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似乎是这个时期最有权力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幻想”成为现实。幻想到底还是幻想。历史完全证实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可是不仅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试图实现“宪法”，不仅立宪民主党奴才们颂扬宪法，奴颜婢膝地为它效劳（类似第一届杜马中的罗迪切夫先生），为君主辩护，说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说如果认为君主应负残杀的责任，那就是蛮横无礼。不，不仅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无疑也没有听从社会民主党的警告，多少还信任“宪法”，信任杜马。可以说，俄国革命中的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全国崇拜资产阶级偶像的时期，就象西欧许多国家有时崇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沙文主义等偶像一样。所以社会民主党的功缋就是：只有它没有被资产阶级的欺骗所蒙蔽，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打着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旗帜。 那末，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呢？抵制有一个特点，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一看到这个特点就会立即不由自主地放弃抵制。抵制选举就是抛弃议会斗争，这就不免 ==========第735页========== 724 反对抵制 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拒绝，消极弃权，消极规避。专门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1905年秋天气势汹汹地，但是徒然地大肆咆哮，企图证明，积极的抵制终究是坏的东西，因为它终究是抵制·直到现在一点也没有从革命中学得什么东西而且愈来愈成为自由主义者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同志报》26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了他甚至不会提问题，这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相称的。 但是抵制中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 一届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要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这种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主义外衣的草人。一切人都会上钩的。凡是抱着自私的阶级利益的人，凡是不慎重的人总是上了布里根杜马的当，然后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一般的公民义务。参加选举就是把君主立宪奉为神圣。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的道路转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应该发挥全部的毅力，大张旗鼓地发出抗议和警告。而这就要求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已不参加而且号召人民也不要参加，要高呼打倒旧政权而不要依靠旧政权建立的机关进行活动。当全国人民崇拜资产阶级警察“立宪”君主制的偶像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应该向全国人民“表明”自已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应该全力以赴地反对建立体现这种拜物教的机关。 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已经完全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有充分的根据，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也有充分的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 ==========第736页========== 反对抵谢一三 725 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该坚持到底地反对把我国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引上绝路。君主立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或幌子，一种装饰品，一种用来掩人耳目以便旧政权废除这种“宪法”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应该坚持到底地抗议用“宪法”来压制自由。“坚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坚持到社会民主党所反对的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坚持到必然标志着（在一定时间内）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谋求妥协的时期。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协进行了斗争，斗争是应该进行的。但我们既然在斗争中因失败面遭到了牺性，迫于形势，力不从心，那就不得不参加第二届杜马，不得不考虑妥协。要考虑多久，这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居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是不是应该得出结论说，抵制在立宪幻想时期的初期是必要的，因此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明”，而不是严肃的结论。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抵制所具有的那种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反对立宪的幻想，也不能进行斗争反对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绝路。过去抵制中的精髓不可能再有。如果再进行抵制，它至多也只能具有另一种意义，它至多也只会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历史特点，还提供了一个理由来反对抵制第三属杜马。在改行立宪制的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到杜马上去。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正应该这样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这种由于愚昧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或自私的反革命性所产生的热望。现在，对一般杜马或 ==========第737页========== 726 反对抵制 第三届杜马不仅谈不上什么全国性的热望，甚至连稍微广泛的热望也谈不上。从这方面来说就没有抵制的必要了。 四 所以，采取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这个观点出发把1907年秋季和1905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不能不得出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之间的相互对比关系来看，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方面来看，无论从同立宪的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来看，目前的形势和两年以前都是迥然不同的。 当时把历史转向君主立宪制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就是害怕真理的一种可笑的行为。但是，认为承认这一事实就是承认俄国革命已经结束，这也是错误的。不，作这个结论，现在还没有根据。当客观形势决定马克思主义者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有责任进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必考虑已经成为事实的曲折的道路。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我们看到，在革命初期，运动为时短暂，然而非常广泛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进入了高潮；后来自1905年 十二月起义开始，我们看到运动极其缓慢地，但是一直地进入了低潮。开始是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后来是实行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是不是说革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开始？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准鳖新 ==========第738页========== 反对抵制一一四 727 高潮已经没有根据？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中的共和制的性质？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的庸人，例如我们那些一味以随手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说，我们要完全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全部革命观点，就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一方面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有系统地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累燃料，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小心地保持我国革命顺利时代的革命传统，培植这个传统，肃请这个传统中的自由主义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日常君主立宪的转变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谁备锨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但是不问情况硬要采用抵制的口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 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不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冲击的任务而不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是没有意义的。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末现在的形势和1905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在过去整整一年中，群众从来没有以沉默来对待过号召。群众的攻势超过了组织的号召。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总是没有得到群众的反应。例如，1906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1906年夏季第一届杜马解散后起义的号召，回答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1907年六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就是这样。只要看一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关于 ==========第739页========== 728 反对抵制 最近这些行动的通报359就知道了。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示威游行、罢工、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进行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1907年6月基辅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是一种行动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都没有得到任何群众性的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落骨和最直接的进攻一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一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末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正说明“宣布”抵制势必成为空贼，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当斗争正在进行、扩大、增长、从四面八方通近的时候，“宣布”抵制才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既不能空想这样的斗争，也不能单凭一声号召引起这样的斗争。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寻找有力的根据来“宣布”口号，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宜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凡是愿意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正确的人，都不应只沉湎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话，面应该仔细考虑采取这种口号的客观条件如何，并且应该知道，发出这种口号就是意味着已经间接预料到会出现广泛的、普遍的、有力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顸料会出现这样的条件。整个工人阶级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会不自觉地成为一个专说空话而不知道这些话的真实含意的人，或者成为不肯直言不讳的人。 ==========第740页========== 反对抵制—一玉 729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事变最多、英勇精神最盛的时期优良的革命传统之一。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地保护这些传统，培植这些传统，肃清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略微分析一下这个任务，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根据自已的全部历史观点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作了很高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种时期，解决了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正是在这种时期，最有力地表现出了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建立了后来长期固定在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根基。同时，马克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认为这种时期不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不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一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他们常常从这一点出发来判断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的命运。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断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和它们的倾向，也常常回过来 ==========第741页========== 730 反对抵制 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常常根据当时的革命时期来评价以后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改治任务和政治冲突。无怪乎象桑巴特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思想领袖会恨透了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中的这一特征，把它说成是“流亡者的怨恨”。警察式的资产阶级大学科学界的臭虫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过流亡生活所产生的个人的怨根和个人的困苦，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似乎在一封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来看是非常能说明问题、非常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在德国，反动派几乎已经从人民的意识中完全抹去了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传统360。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它说明在对待一个国家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反动派负的是什么任务，无产阶级政党负的又是什么任务。反动派的任务是消灭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疯狂的自发势力”（司徒卢威把德文dastolle Jahra译成了“疯狂的自发势力”，其实是“疯狂的一年”，这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甚至更广泛些，是德国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居民忘记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181力图把宪章运动116，把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是简单的儿戏，是“年轻时的过错”，是不值得认真注意的幼稚行为，是偶然的反常偏向，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同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这样。这次革命直到现在还不断激起狂暴的僧恨，这证明它直到现在对人类的影响还具有的生命力和力量。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昨天的“民主主义者”，象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捷韦帖尔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也是这样竞相诬蔑俄国革命的革 ==========第742页========== 反对抵制一五 731 命传统。自从无产阶级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取得了一点点旧政权的自由主义奴才们赞不绝口的自由以来，到现在还不到两年，在我国的政论界，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培植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标榜自由主义的(1！)大流派，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的斗争方法、革命的口号、革命的传统说成是低级的、肤浅的、幼稚的、自发的、狂妄的…以至是罪恶的…在这方面，米留可夫和卡梅珊斯基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相反地，反动派的一些成功一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一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它赶到十月党人85的杜马中去一一却被俄国自由主义的英雄们说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非常仔细面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使群众普遍认识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得到比较重大、比较持久的改善，坚决地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主义者的一切卑鄙行为，揭发他们把社会弄得乌烟瘴气，到处是“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和阿谀奉迎的现象。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每一天，永远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君主不负责任和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更有百倍的意义。我们必须设法一除了我们谁也不会设法—一使人民对于这些生气勃勃、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比对令人室息的、歌功颂德的“立宪的”月份，了解得更仔细、更详尽、更具体，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的宪警侍从好意的默许下，我国自由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主义的（呸！还！）报纸正在热心地大肆渲染这些月份。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作出了令人钦佩的努力来维护已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 ==========第743页========== 732 反对抵制 斗争的火花使现代灰色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所以我们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一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使群众熟悉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的斗争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一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产生它并保证它得到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把它拿到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一一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非常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分桥采用旧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人所共知的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可能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但是，马克思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301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不同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 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应该研究采取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抵制有时是革命高潮时期完全合理的和必要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着这个高潮，是否存在着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必须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准备这种高潮的到来，并在适当的时机，不要放弃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抵制的口号总是可以用来对付任何不好的或很不好的代议机关，那是绝对错误的。只要看一看那些说明和证实“自由日子”里的抵制的正确性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条件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不行的。 1905年和1906年初，我们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会 ==========第744页========== 反对抵制一一五 73 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弄糊涂，会促使沙皇制度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侯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但任何时侯都能令人感到是当时的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这个前提就是群众充沛的革命毅力，这种毅力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沟渠而直接表现出来。这个前提就是革命不断地向反动派进攻。如果敌人为了减轻对他们的总冲击故意交出了阵地，而我们去加以占领和防守，结果就削弱了攻势，那就等于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是不合调的，基调搞错了。 如果想借口第二届杜马同第三届杜马有区别，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卖给了黑帮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 六三政变所撕毁的臭名远扬的“宪法”有一些现实的意义，一所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肯定地说过，第一届和第届杜马的“宪法”不过是幻影，立宪民主党人的空淡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要求。对我们来说，1907年的六三政变是1$05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被“杜马”宪法“迷惑”过，所以我们也不会因为外表好看的、用罗迪切夫的空话掩盖起来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特别灰心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它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主义傻瓜以及被他们弄得糊里糊涂的居民集团清醒过来…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第一个决议自 ==========第745页========== 734 反对抵制 命不凡，高谈阔论，充满了关于杜马意义的响亮的词句，吹嘘自己意识到杜马工作的伟大。第二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第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对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主义结合（即同“从人民内部产生的新政权”以及其他合乎虚伪的官僚习气的东西的结合)表示洋洋得意的情绪。第二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即使万恶的反革命把我们赶入这所万恶的商棚，我们也要在那里为革命利益而工作，决不叫苦，但也决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革命的一种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破产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末，只许下了这样的信念：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所以绝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到现在还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十月-十 二月的战略，俄国就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不能象利用第二届杜马那样利用第三届杜马，不能向群众说明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如果把“利用”理解成象孟什维克那样夸大的说法，说社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这当然是不行的。可是前两届杜马事实上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社马的阶梯，面我们也曾经利用过它们来达到普通的和比较小②的目的（例如宜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 ①参看1905年（日内瓦的）《无产者报>222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文章（见《列 宁全集》第9卷第165一172页。一一编者注)，再想一想下面的这种说法：我们一般说来并不拒绝利用杜马，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的另外一个任务一为革命直接发展的道路面斗争。再参看一下1906年（俄西的）《无产者报》361创刊号的论文《论抵制》（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23一130页。编者注)，这篇文章强调，杜马工作所带来的利益是微小的。 ==========第746页========== 反对抵制一五 735 所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善于利用那些最丑恶的代议机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宜传绝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性质，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益处，并不亚于在其他会议上发表书面的或口头的演说，而有时得到的益处还更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马的原因。由于1905年12月的失败，由于1906一1907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会，而且以后还会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坏的伪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贯彻我们的观点，并且要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铲除，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有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作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义同“冲击主义”混为一淡一样，都是错误的。1905年春在伦致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在原则上的区别，已经充分说明了并表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抵捌或“冲击主义”。不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当时我们不是抵制主义者)，也不论在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这是所有的人也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争场合，这两种策略 ==========第747页========== 736 反对抵制 方针都是有分歧的，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革命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力的”、“恒久的”和“真正的”宪法的破产为借口，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的正确，或者提出这种抵制，这就是最坏的一种孟什维主义。 六 我们把主张抵制的最有力的和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放在最后来研究。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积极的抵制就没有意义。就算这样吧。可是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起来的。现在已经有某种高潮的迹象。我们应该提出抵制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能支持、发展并扩大正在开始的高潮。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能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为什么有赞成抵制的领向的基本论据。同时，那些在无产阶级中进行具体工作的同志，看问题不是根据按一定的类型“确立”起来的论据，而是根据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总和。·我国革命发展长期停顿的原因问题，大概是社会民主党两派的某些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生过分歧的问题之一。“无产阶级没有恢复元气”；原因就是这样。在事实上，十月-十二月的斗争儿乎完全是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承担的。只有无产阶级才为整个民族进行了有系统的、有组织的、不断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最小（就欧洲而言）的国家中，无产阶级进行这样的斗争会弄得精疲力竭，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在12月以后，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猛攻的正是无产阶级，而且从那时起就不断 ==========第748页========== 反对抵制一六 737 地向它进行猛攻。在一年半中，无产阶级受尽了警察的迫害和刑罚的蹂躏，而一连串的同盟歇业，从“惩罚性”的关闭官营工广开始，直到资本家阴谋对付工人为止，使工人群众的贫困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丽现在，据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说，在群众中已可看出无产阶级情绪高涨和养精蓄锐的一些迹象。这个不十分肯定、不完全捉摸得到的印象又加上了一个更有力的论据：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出现了活跃的现象，对劳动力的需要的增加，必然要助长罢工运动。工人必将设法弥补他们在受迫害和同盟歇业时代所遭到的巨大损失，至少也得弥补一部分。最后，第三个论据，也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指出罢工运动已经不是尚待决定的和可以预期的事情，而是已经由工人组织决定的一次最大的罢工。还在1907年初，代表一万纺织工人的代表就曾讨论过自已的处境，并拟定了加强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的措施。第二次集会时，已经有代表两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了，他们决定在1907年？月宜布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直接卷入这次运动的工人可能有四斗万。这次运动将从莫斯科区，即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开始。正是在莫斯科，而且也只有在莫斯科，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才能很快地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而纺织工人是所有工人群众中报酬最低、最不开展，参加前几次工人运动表现得最软弱、同农民的联系最密切的成分。这些工人的倡议可以说明，卷入这次运动的无产阶级阶层将比过去广泛得多。而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的关系，已经不止一次地由俄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就是密切注意并尽速推进这一运动。这方面的活动和十月党人杜马的选举此较起来，无疑具有首要的意义。应该使群众确信，必须把这一罢工运动发展成为对专制制 ==========第749页========== 738 反对抵制 度的全面的和广泛的冲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把注意力从杜马转移到直接的群众斗争上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使新运动具有政治的和革命的内容。 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大体就是这样考虑问题，于是就确信必须抵制第三届杜马。这是赞成抵制的论据，它无疑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而同不顾特殊的历史条件单是重复口号毫无共同之处。 可是，不管这个论据多么有力，在我看来，它终究还不足以使我们立即采取抵制的口号。这个论据着重指出，我们不会拒绝抵制，我们应该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对抵制这个问题的提法，同自由主义的、庸俗空虚的、没有任何革命内容的对问题的提法一规避还是不规避①？一毫无共同之处。其实这一切对记取了我国革命教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本来是不容怀疑的。 我们姑且把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抵制的人所说的工人情绪的变化、工业的活跃和纺织工人的七月罢工都当作是已经证实的和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目前是发生了一些具有革命意义的局部性的高潮②。我们应不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发展这个高潮，尽力使它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然后再变成一种进攻的运 ①见前社会民主党报刊的操稿人，现在是自由派报纸揆稿人一尔·马尔托夫 在《同志报》上提出的典型的自由主义论断。 ②有人认为，纺织业的罢工是一种使工会运动脱离革命运动的新式的运动。但 是对这种观点我们并不以为然，因为、第一，从悲观方面去解释一切复杂的现象的征兆，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常常会使许多没有“在马鞍上坐稳的”社会民主党人惶惑不解；其次，如果纺织工人的罢工具有这些特点，那末，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疑应该竭力为消除这些特点而斗争。一旦我们的斗争成功，问题必将不出我们的提法。 、 ==========第750页========== 反对抵制一六 739 动呢？无疑应当这样。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许只有为《同志报》撰稿的人除外)对此不会有异议。但是在目前，在局部的高潮已经开始而还没有最后成为普遍的高潮以前，要发展运动，有没有必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呢？这个口号能不能促进现代运动的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要把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高潮，可以而且应该提出直接的论据和口号，而不必牵涉到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12月以后所发生的事件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君主立宪的作用问题，对直接斗争的必要性问题的看法。我们要说，公民们，要是你们不愿意俄国的民主事业象1905年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领导民主运动时期那样一落千丈的话，你们就来支持正在进入高潮的工人运动，支持直接的群众斗争吧。不进行斗争，就不能保证俄国的自由。 这样的鼓动无疑将是革俞社会民主党的始终一贯的鼓动。对这个鼓动是否一定还要补充说：公民们，你们不要信赖第三屈杜马，要学习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抵制杜马来表示我们的抗议！在当前情况下，作这样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荒唐可笑的。其实即使不这样做，也不会有人信赖第三届杜马，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促进民主运动的居民阶层，虽然过去的确普遍地沉面于第一届杜马，热中于在俄国建立立宪的（只要是立宪的，不管什么样的都行)机关所作的最初的尝试，但现在不会而且也不可能沉洒于第三届杜马这个立宪机关了。 1905年和1906年初广大居民都瞩目于绿初的代议机关，虽然它的基础是君主立宪。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反对这种代议机关，而且应该用最明确的态度表示反对。 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前的特征不是向往最初的“议会”，不是 ==========第751页========== 740 反对抵制 信任杜马，而是对高潮快乏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抵制的口号，丝毫不能加强运动，消除运动中实际存在的障碍。不仅如此，这样做甚至还会有削弱我们的鼓动力量的危险，因为抵制是随着已经出现的高潮而提出的口号，而现在糟糕的是广大的居民对高潮没有信心，看不见高潮的力量。 所以，首先应该设法从实际上证明这个高潮的力量，然后我们完全来得及再来提出间接反映这种力量的口号。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展开进攻性的革命运动，有没有必要提出特别的口号来转移对…第三屈杜马的注意。也许，没有必要。为了不去注意菜种重要的和真正能够吸引没有经验的、没有见过议会的群众的东西，也许一定要抵制这个应该不去注意的东西。但是为了不去注意完全不能吸引现代民主主义或半民主主义群众的机关，就不一定要宜布抵制。现在问题不在于抵制，而在于直接努力把局部的高潮变为普遍的高潮，把工会运动变为革命的运动，把对同盟歇业的防侮变为对反动派的进攻。 七 综上所述，抵制的口号是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1905年和1906年初的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问题让斗争着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这就是选择当前发展道路的问题：走直接革命的道路还是转上君主立宪道路。鼓动抵制的内容主要也就是同立宪的幻想作斗争。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和有力的革命高潮是抵制成功的条件。 ==========第752页========== 反对抵制一七 741 从这些方面来看，1907年秋季以前的情况说明了提出这样的口号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是不拾当的。 我们要继续进行准备选举的日常工作，不要过早拒绝参加最反动的代议机关，同时我们应该集中我们的一切宣传鼓动，向人民说明十二月的失败同接着而来的对自由的摧残和宪法的被侮辱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使群众坚信，不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这样的侮辱势必继续下去并且会变本加厉。 在进入高潮的时候，在迫切需要抵制的口号的时候，我们决不拒绝采用这种口号，但在目前我们应该集中全力，通过直接影响的道路，把工人运动的一些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广泛的、革命的和对整个反动派、对反动派基石进攻的运动。 1907年6月26日 写于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载于1907年莫斯科出版的《论抵制 选自《列宁全集》第13卷 第三届杜马小册子 第1一32页 署名：尼·列宁 ==========第753页========== 742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闭幕不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国际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最早的五届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时代(1866一1872年)召开的，倍倍尔说得很好，当时是试图从上面来建立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各国社会党没有团结和巩固以前，这种尝试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第二国际。以后的历届大会在布鲁塞尔(1891年)、苏黎世(1893年)、伦敦(1896年)、巴黎(1900年)和阿姆斯特丹(1904年)举行。这个新的国际在历届代表大会上依靠各国坚强的党，终于巩固起来了。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代表共八百八十四人，他们来自欧、亚（日本和 一部分印度)、美、澳、非（南非洲代表一人）五大洲的二十五个国家。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第二国际已经完全巩固，国际代表大会已经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方针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在形式上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各国并没有约束力，但在道义上却有巨大的意义，所以不遵守决议的情况实际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恐怕比各国党不遵守本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还要罕见。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使法国社会党人达到了统一，大会反对 ==========第754页========== 斯图加特国际杜会党人代表大会 743 内阁主义143的决议真正体现了全世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意志，决定了各国工人党的政策。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它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成了确定社会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最高机关，在革命社会民主党反对机会主义这个意义上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更果断地确定了这条路线。由克拉拉·蔡特金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工的刊物《平等》杂志32关于这一点说得很公正：“个别社会党在各种问题上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在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下已经得到了纠正，而采取了革命的路线。” 但是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痛心的现象，就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表现动摇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证实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深刻的评论。1886年4月29日，恩格斯在给第一国际老战士左尔格的信中写道：“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人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刺激是不会没有的。”363 在斯图加特，就有法国人竞争的刺激，而这种刺激确实必要，因为德国人当时表现了不少的庸俗气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应当注意这一点，因为我国的自由派（而且不仅是自由派）正在拚命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有头脑和最杰出的思想领抽不顾虚伪的面子，自己坚决地指出了这一情况，引以为戒。克拉拉·蔡特金的刊物写道：“在阿姆斯特丹，全世界无产阶级议会上一切争论的革命的主导动机是德勒斯顿的决议，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在军国主义 ==========第755页========== 744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彼普洛夫在侨居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和大卫〈我们还要加上伯恩施坦〉在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都是些刺耳的机会主义的不协和音。这一次德国代表在大多数委员会内和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成了机会主义的首领。”卡·考茨基估价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也写道：“德国杜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一向所起的实际的领导作用，这次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现在来探讨一下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关于殖民地问题，在委员会里还存在着意见分歧。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是由大会自己解决的：一百二十七票赞成，一百零八票反对，十票弃权，革命派获得多数。我们顺便指出一个可喜的现象，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本着革命的精神投了票。(不包括波兰代表在内，俄国共有二十票，其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十票，社会革命党人8七票，工会代表三票。其次，波兰共有十票：波兰社会民主党四票，波兰社会党和非俄属波兰部分六票。最后，芬兰两个代表共有八票。)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委员会内形成了机会主义的多数，在决议草案中出现了这样的离奇古怪的句子：“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搔文明的作用。”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有一位美国代表说，这是倒退到罗斯福那里去了。想用“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在殖民地进行切实的改良工作之类的任务来替这种退步作辩护，是绝对办不到的。社会主义从来不反对而且现在也不反对在殖民地进行改革，但是这同削弱我们反对“殖民政策”，即反对征服、反对奴役其他民族、反对暴力和掳掠的原则立场没有、也不应该有丝毫共同之处。一切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最低纲领既适用于宗 ==========第756页==========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745 主国，也适用于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大会从决议中删酬去了这句话，而且比过去的快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我们俄国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是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291赞成非党的工会，即肯定了我国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批人主张工会中立的立场。伦教代表大会364在主张党的工会、在反对工会中立方面前进了一步。大家知道，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部分工会中，特别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和不满。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问题的实质就是工会应该中立呢还是应该更加接近党？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赞成工会同党更加接近，读者只要读一下大会的决议就会相信这一点。决议既没有谈到工会的中立性，也没有谈到工会的非党性。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坚持工会同党接近，反对倍倍尔中立的主张。所以他向莱比锡工人做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时(190？年《前进报》152第209号附刊)，完全有权利宣布：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我们要谈的一切都谈到了。它永远结束了工会中立的主张”。克拉拉·蔡特金写道：“在原则上已经没有人〈在斯图加特〉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趋势，即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各种组织尽量密切地团结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统一的力量。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同志〈应当说孟什维克的代表，他们派普列汉诺夫到委员会里去为“工会中立”辩护〉和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借口他们国家的特点，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大会的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致 ==========第757页========== 76 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行动的坚决的政策…” 应该指出，普列汉诺夫这个不能成立的（蔡特金说得很公正）论据，却原封不动地被俄国合法报纸普遍采用了。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大会的委员会上借口说，“俄国有十一个革俞政党”，“工会到底应当同其中哪一个政党一致行动呢？”（引自《前进报》第196号附刊1)。普列汉诺夫这种借口，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都是不正确的。在事实上，在俄国各民族中争取影响杜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只有两个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即所谓“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和达什纳克楚纯365等等。俄国出席斯图加特大会的代表团也立即一分为二了。十一这个数目字完全是随便说的，是蒙蔽工人。在原则上普列汉诺夫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任何地方，包括工会在内，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英国人虽然也有两个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政 党：社会民主联盟(SDF⊙)308和“独立工党”(ILP)366,但是他们 没有想到要反对决议。 在斯图加特遭到否决的中立思想已经给工人运动带来了不少的危害，德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立思想在德国传播最广，运用得也最多。结果德国的工会极明显地倾向于机会主义，甚至象考茨基这样对这个问题小心谨慎的人也公开地承认了这种倾向。他向莱比锡工人做报告时公开说：“要了解”德国代表团在斯图加特所表现的“保守性”，“只要看一下代表团的成员就行了。其中有 一半是工会的代表，因此，我们党的‘右翼’力量就显得比他们在党 ①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一编者注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一飨者注 ==========第758页==========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747 内的实际力量更大了”。 毫无疑问，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一定会加速俄国社会民主党同我国自由派所赞赏的中立思想坚决断绝关系。我们要保持必要的小心谨慎和循序渐进的态度，决不轻举妄动，同时必须在工会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使工会更加接近社会民主党。 其次，关于侨居问题，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派打算限制落后的和没有觉醒的工人（特别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移居权。狭隘的、行会式的闭关自守精神和工联主义的排他精神使这些人意识不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启发和组织无产阶级中那些还没有参加工人运动的阶层。大会摈弃了从这种精神出发的一切企图。甚至在委员会中，主张限制移居自由的人也寥寥无几，国际代表大会的整个决议都认为一切国家工人的阶级斗争要团结一致。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只有半资产阶级的“费边社”142的一个英国妇女，主张可以不争取完全的妇女选举权，只要争取有限制的、有利于有产者的妇女选举权就行了。代表大会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主张女工争取选举权时，不要同资产阶级中主张男女平权的人联合，而要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联合。大会认为，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必须完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男女平权，不要贪图任何方便而歪曲这些原则。 在委员会内，关于这一点发生了很有趣的意见分歧。奥地利人（维克多·阿德勒、阿德尔海德·波普）为自已争取男子的普选权的策路辩解，他们认为，为了取得这个权利，在鼓动时最好不要把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也提到首要地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蔡特金，早在奥地利人争取普选权时就反对这种主张。蔡特金在报刊上写道：不提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应 ==========第759页========== 78 斯图加特國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该的；奥地利人为了贪图方便，就用了机会主义的办法，牺牲了原则；如果他们也能同样热烈地拥护妇女选举权，他们就不会削弱而会加强鼓动的规模和人民运动的力量。在委员会里还有一个卓越的德国女社会民主党人齐茨，完全赞成蔡特金。阿德勒间接为奥地利人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只谈到要进行不断的斗争来真正为全体公民争取选举权，而没有谈到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必须同时坚持男女平权的要求)以十二票对九票遭到否决。齐茨在国际社会党妇女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同时在斯图加特举行)上的发言中，非常确切地表达了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观点，她说：“我们在原则上应当要求我们认为正确的一切，只有在斗争力量不足的时候我们才接受可以得到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向来就是这样。我们的要求愈低，政府的让步也就愈小…”读者从奥、德两国女社会民主党人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只要有人稍微离开坚定的原则性的革命策略，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多么严厉。 大会最后一天讨论大家最关心的军国主义问题。臭名远扬的爱尔威为他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辩护，他不善于把战争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反对军国主义的鼓动同整个社会主义的工作联系起来。爱尔威的草案要求用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这就表明他完全不懂得，采取哪一种斗争手段不取决于革命家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 爱尔威固然表现得轻率、浅薄，爱用动人的词句，但如果只是教条式地讲些社会主义的大道理去反驳他，那目光也就太短浅了。这个错误福尔马尔犯得最重（倍倍尔和盖得也没有完全避免）。他这个人非常自满，辞心于陈腐的议会主义，一味谴责爱尔威，却不 ==========第760页==========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749 知道正是他自已的机会主义的狭隘性和呆板性迫使人们承认，虽然爱尔威本人对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他思想中有一线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运动处于新的转变时候，理论上的荒谬往往会包含某种实际的真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在发言中所强调指出的就是问题的这一方面，他们号召人们不要只重视议会斗争方式，号召按照未来的战争和未来的危机的新条件来进行活动。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一起对倍倍尔的决议提出修正案，在修正案中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这样一改，倍倍尔原来那个教条主义的、片面的、呆板的决议终于面目为之一新，再不会让人作福尔马尔式的解释.了。决议重申了一切理论上的真理，教训了那些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的爱尔威分子。但是这些真理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237辩护，去一味推崇和平手段，歌颂当前比较和平与安静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经验，要发场运动中有积极作用的和创造性的方面。 我们多次提到的蔡特金的刊物，十分正确地抓住了大会反军国主义的决议中这一个最出色最重要的特征。蔡特金在谈到反军国主义的决议时写道：“这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Tatkraft)和工人阶级对自已斗争能力的坚定信心最后取得了胜利，一方面粉碎了无能的悲观主义的福音和局限于旧的、单纯议会斗争方式的顽固企图；另一方面也粉碎了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之流的愚蠢的反军国主义的手段。由委员会和各国将近九百个代表最后 一致通过的决议，用热烈的词句说出了从上届国际代表大会以来， ==========第761页========== 750 斯图斯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巨大的高涨；决议提出无产阶级的策略原则，就是策略要有灵活性，能够发展，随其尖锐化的条件的成熟而尖锐化(Zuspitzung).” 爱尔威思想被驳倒了，但是驳倒了它，并不说明机会主义是对的，面且也不是根据教条主义和消极的观点来反驳的。迫切要求采取更坚决的和更新的斗争方法，这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完全承认的，同时也是由一切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危机的一切条件所决定的。 不是进行空洞的爱尔威式的威胁，而是明确地意识到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坚定不移地决心斗争到底，准备采取最革命的斗争手段一一这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的意义。 无产阶级大军在一切国家中正在日益巩固。他们的觉悟、团结和决心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资本主义对危机的频繁深感忧虑，担心这支大军利用危机来摧毁资本主义。 写于1907年9月 按历书原文刊印 载于1907年10月 选自《列宁全集》第13卷 《1908年大众历书》 第66一76页 署名；尼·列 ==========第762页========== 751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37 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文集是1895一1905年这一时期的著作。收在本文集里的所有著作主要是论述俄国杜会民主党的纲领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在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右翼作斗争的时候，这些问题经常被提出来研究。 这个斗争最初是在纯理论领域中进行，反对九十年代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157的主要代表司徒卢威先生。1894年底和1895年初是我国合法的政论界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破天荒第一次在我国的政论文章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有“劳动解放杜”5在国外的活动家，而且有在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著作界的活跃景象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当时在进步著作界中儿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民粹派的老牌首领（如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进行的热烈论战，是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写作活动是无产阶级发动的斗争，即1896年举行的有名的彼得堡罢工2的直接序幕。这些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来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 当时的著作条件迫使社会民主主义者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谈论问题，迫使他们只能谈论同实践和政治相距很远的最一般的原理。这种情况使得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特别容易结成联盟。进行这一斗争的除了国外的和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外，还有司徒卢威先生、布尔加柯夫先生、杜冈-巴 ==========第763页========== 752 《十二年来》文巢序言 拉诺夫斯基先生、别尔嘉也夫先生等人。这都是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民粹派决裂，意味着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不是象我们那样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现在，俄国的革命历史，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84的历史，特别是司徒卢威先生的演变（几乎演变到十月党85），使这个真理不言自明了，使它成了政论界普通的常识。但在1894一1895年期间，还只能根据某个作家稍微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不明显的迹象来证明这个真理，那时这个真理还刚刚被发现。因此，我现在把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该文署名克·土林，载于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1591895年圣彼得堡版①)重新全文发表，有三个目的。第一、既然读者熟悉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和民粹派在1894一1895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这样，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还是有意义的。第二、在我们共同反对民粹派的同时，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警告，对于回答那些一再指责我们同这些先生结成联盟的人，对于评价司徒卢威先生的意义重大的政治经历，也是有意义的。第三、过去同司徒卢威进行的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的论战，可以作为大有教益的借镜。这种借镜表明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人们无数次地指责过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说他们太喜欢同“经济派”、伯恩施坦派、孟什维克进行论战。现在这些指责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调和派”和党外的“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半社会主义若中间，已经成了最畅销的商品。我们这里有人非常喜欢这 ①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11一481页。一编者注 ==========第764页==========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753 样说：俄国人，其中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过于喜欢论战和分裂。我们这里有人也喜欢忘掉这样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其中包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特别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都使人们过于喜欢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十年以前的情况，当时在理论上同“司徒卢威主义”已经有哪些分歧，以及哪些不大的分歧（初看起来不大)引起了各政党在政治上的彻底分野，产生了在议会中、在许多报刊上和人民集会等场合中的无情斗争，这是很有好处的。在谈到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论文时，我还应当指出，这篇文章的基础就是1894年秋天我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里所作的专题报告。当时在彼得堡进行工作的一批社会民主主义者，一年后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他们当中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斯塔·、拉·和我。当时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参加的有彼·别·司徒卢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克·。在这个小组里，我做了一次专题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 ·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这次同司徒卢威的论战比1895年春发表的那篇文章尖锐得多和明确得多（就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来说)。过去比较缓和，一方面是由于书报检查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民粹主义。当时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把司徒卢威先生“推向左转”的做法，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司徒卢威先生发表在被烧毁的文集(1895年)中的论文和发表在《新语》杂志76(1897年)上的某些论文，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读1895年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时，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是以后的经济著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纲要。最后，应该使读者注意这篇文章的最后几页，在这几 ==========第765页========== 754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页中，着重指出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国家里的革命民主派别民粹派的好的特征和方面。这里从理论上对一些原理作了阐述，这些原理过了十二三年以后，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的“左派联盟”和在“左派联盟”的策略中，·在实践上政治上都反映出来了。那些反对无产阶级同农民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和坚决反对左派联盟的孟什维克，在这方面背叛了《曙光》杂志14？和份《火星报》38所竭力支持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极其重要的老传统。显然，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实行“左派联盟”的策路，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于民粹主义的基本看法为根据。 在1894一1895年写了反驳司徒卢威的文章以后，接着在1897年底根据社会民主主义者1895年在彼得堡的工作经验又写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①。有些观点在本文集所收的其他文章和小册子中是以同社会民主主义右翼论战的方式阐述的，而在这本小册子中则采取了正面叙述的方式。为了指明《任务》一文同我们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联系，转载了这一著作的几篇序言（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序言着重指出这本小册子同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联系，而1902年的序言则着重指出民意党人36和民权党人9的演变)。 《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②一文于1901年发表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割断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司徒卢威这个政治家的联系。在1895年就曾经对他提出警告，谨慎地同他这样一个盟友浏清了界限。1901年又向他这个不能坚持比较彻底的甚至纯民主的要求的自由主义者宣 ①见本卷第95一115页。一一编者注 ③见《列宁全巢》第5卷第17一63页。-一编者注 ==========第766页========== 《十二年来》文巢序言 755 了战。 1895年，即在西方的“伯恩施坦派”出现和俄国许多“进步”著作家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的前几年，我就指出司徒卢威先生是 一个不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应该同他划清界限。1901年，即立宪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出现和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政治上遭到惨败的前几年，我就指出了在1905一1907年期间的群众政治活动和发动中所表现出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批评了一个自由派的错误论调，但是这个批评对于今天我国革命中最大的自由派政党的政策也几乎完全适用。有些人总喜欢这样想，似乎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05一1907年间同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无情斗争，这是违背老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自由派的政策的，一《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这篇文章可以给这些人指明他们的错误。布尔什维克始终忠实于革命社会民主派的传统，没有受资产阶级狂热的影响，这种狂热在“立宪的迂回道路”的时代受到自由派的支持，并且暂时模糊了我们党右翼的意识。 下一篇是《怎么办？》①，这本小册子是1902年初在国外出版的。书中批评的已经不是著作界的右翼，而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右翼了。1898年召开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126，这次大会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基础。国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60，包括“劳动解放社”，已经成了党的国外组织。但是党的中央机关被警察摧毁了，没能恢复。党的统一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这种统一只是一种思想，一项指示。由于迷恋罢工运动和经济斗争，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所谓“经济 见本卷策220一389页。一编者注 ==========第767页========== 756 《十二年来》文攀序言 主义”在当时就产生了。1900年底，当《火星报》派开始在国外进行活动时，在这个基础上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1900年簪，普列汉诺夫退出国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一“社会民主党人”。 《火星报》开始自已的工作时，表面上同这两个派别无关，实际上是同普列汉诺夫集团一起反对“联合会”。统一的尝试(1901年6月在苏黎世举行的“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没有成功。《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意见分歧的原因和火星报的策略及组织活动的性质。 布尔什维克目前的论敌一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同志报》268中的“无题派”149等)，时常提到《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因此，我重印这本小册子时，只是将它稍微压缩了一下，删掉了一些有关组织问题的细节和零碎的论战性意见。关于这个小册子的精神实质，必须提醒现在的读者注意以下儿点。 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我们党在发展中早已度过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例如，帕尔乌斯358就明显地犯了这个错误（更不用说很多孟什维克了），他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多年以后，写文章说，这本小册子中关于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夸大的。 在目前，这种意见简直会使人产生一种可笑的印象：似乎人们想要把我们党发展中的整整一个时期撇开不谈，想要把当时必须进行斗争才能得到的而现在早已巩固了的和完成了自己使命的成果撇开不谈。 在目前，说《火星报》夸大了（在1901年和1902年！）职业革命 ==========第768页==========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757 家组织的思想，这正象在日俄战争以后责难日本人，说他们夸大了俄国的兵力，说他们在战前夸大了同这一兵力作斗争的忧虑。当时日本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俄国可能发动的最大数量的兵力。遗感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是站在一旁责备我们党，他们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思想现在已经彻底胜利。但是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说明这一思想，那末这种胜利也就不可能取得。 《怎么办？》一书是1901年和1902年《火星报》的策略，《火星报》的组织政策的总结。而且是一部恰如其分的“总结”。谁要是用心读一读1901年和1902年的《火星报》，谁就一定会确信这一点③。谁要是评论这部总结但又不知道和不了解《火星报》同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的斗争，谁就是放空炮。《火星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过斗争，在1901年和1902年斗争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终于在1903年建立了这个组织，虽然后来火星派发生了分裂，虽然在暴风雨冲击时期遭到过种种风浪，但是《火星报》还是保持了这个组织，在整个俄国革命期间保持了这个组织，从1901一1902年到1907年，始终保存了这个组织。现在，争取建立这个组织的斗争早已结束。种子播下了，粮食成熟了，收割完毕了。但是有人居然出来宣称：“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思想被夸大了！”这不是很可笑吗？ 只要对整个革命前的时期和革命后的前两年半(1905一1907年)做一个总的回顾，只要把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所装现的团结性、组织性和继承方面的完整性同其他政党比较一下，那你一 ①在本版第三卷368中，将刊出《火星报》在这儿年中刊载过的曼重要的文章。 ==========第769页========== 758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定会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党要比其他所有的政党，不管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208或是其他政党，都无疑地要优越。杜会民主党在革命前就制定了为大家正式承认的社会民主党党纲，后来虽然做过某些修改，但是并没有因为党纲而发生分裂。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是它在1903一1907年（正式的是在1905一1906年)仍然为公众提供了大量关于党内情况的资料（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11、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224、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291的记录)。杜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生了分裂，但是它还是比其他各政党更早地利用了县花一现的自由时期，来实现建立公开组织、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理想民主制度。直到现在，无论社会革命党或立宪民主党，都仍然没有做到这一步，而立宪民主党还是一个差不多是公开的、组织得最好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有比我们多得多的资金、有广泛利用报刊和公开存在的可能。有各个政党参加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难道不是很明显地证明了我们党和我们杜马党团的组织上的团结，要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强吗？ 试问，我们党的这种最大的团结、巩固、稳定是由谁来实现，谁来执行的呢？是由主要在《火星报》参加下建立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做到的。凡是比较了解我们党的历史、亲身经历过党的建设的人，只要回顾一下我党任何一个派别的代表成分，譬如说，出席伦敦代表大会364的各派别的代表成分，他就会相信这一点，就会马上看出有一批比其他党员更热心地抚育和培育了我们党的老骨干。当然，取得这一胜利的基本条件是：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工人阶级（它的优秀分子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比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阶级有更大的组织才能。没有这一条件，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一种儿戏，就是胃险行为，就是一个空招牌，所以《怎么办？》这本小册 ==========第770页========== 《十二年来》文巢序言 759 子再三强调：它所捍卫的组织只有同“真正革命的和自发参加斗争的阶级”相结合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无产阶级联合为阶级的极大客观才能，是通过活的人来实现的，而且正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在1900一1905年的俄国，除《火星报》组织外，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建立象现在已经建立的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工党。职业革命家完成了他们在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事业。任何力量现在都不能破坏这个早已突破1902一1905年“小组”的狭窄框子的事业，任何事后埋怨，说什么那些在当时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正确解决这些任务的人夸大了战斗任务，都不能抹杀既得成就的意义。 我刚才提到了旧《火星报》（从1903年年底第五十一号起，《火星报》转向了孟什维主义，它宣称：“在新旧《火星报》之间有一道鸿沟”，一这是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所赞许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中的一句话)时代的小组狭窄框子的问题。关于这种小组习气，我们必须向现在的读者解释一下。无论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或者在后来出版的《进一步，退两步》①这本小册子中，读者都会看到国外小组所进行的激烈的、往往是狂暴而残酷的斗争。毫无疑问，这种斗争有许多地方是不使人感到兴趣的。毫无疑问，这种小组斗争是在工人运动还很年轻和不成熟的国家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现代活动家，必须同小组习气的种种传统割断联系，忘掉和抛弃小组生活与小组纠纷的大量琐事，以便加紧实现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痕迹。布尔什维克曾 ①见《列宁全巢》第7卷第189一420页。一编者注 ==========第771页========== 760 《十二年来》文巢序言 经在1905年11月的《新生活报69上宣布，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①，这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 是的，正是“同过时的东西决裂”，因为一味责难小组习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了解它在旧时代的独特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当时，小组是必要的，它们起过积极的作用。在一般专制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起来。小组这种紧密的、闭塞的、儿乎总是建立在个人友谊基础上的少数人的结合，是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必要的发展阶段。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才提出了把这些小组联合起来、建立小组之间的巩固联系和保持继承性的任务。要解决这一任务，就不能不在专制制度的“势力范围以外”，也就是在国外建立稳固的阵地。国外小组就是这样根据需要而产生的。各小组之间还没有联系，俄国党还没有建立对它们的威信，因此，它们在对当前运动的基本任务的了解上，也就是在对应当如何建立某种阵地和从哪一方面促进全党的建设的了解上，必然会发生分歧。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小组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就会清楚地看到，究竟哪一个小组真正起了阵地的作用。但是当时在各个小组刚刚进行活动的时候，谁也不能肯定这一点，因此，只有斗争才能解决争论。记得后来帕尔乌斯曾经贵难旧《火星报》进行了残酷的小组斗争，并且在事后鼓吹调和主义的政策。事后发表这种议论是容易的，但是这正暴露了自已对当时条件的无知。首先，当时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个或那个小组的力量和严肃性。有许多徒有虚名的小组，现在已经被人忘掉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0一19页。一编者注 ==========第772页========== 《十二年来》文巢序言 761 了，但当时它们却想通过斗争来证明自已有存在的权利。其次，各小组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进行在当时还是新的工作。我当时就指出（在《怎么办？》里），分歧看来似乎很小，但实际上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新的工作开始的时侯，在社会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确定这一工作和这一运动的一般性质，对于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一切争论所涉及的，都是工人党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政治活动的问题。而当时所涉及的，是一般的确定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所应遵守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任务。 小组方式完成了自已的使命，在目前当然已经过时了。但是它所以过时，正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小组斗争已经极尖锐地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根本问题，并且用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为党的广泛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怎么办？》一书在著作界曾经引起许多局部问题，我现在只提出以下两个来谈一谈。普列汉诺夫在1904年，也就是在《进一步，退两步》刚出版不久，曾经在《火星报》上宣称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我有原则分歧。我既没有回答他的这个声明（如果不算日内瓦的《前进报》270上的一个脚注370的话)，也没有回答在孟什维克书刊上出现的许多类似的言论，我没有回答，因为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显然是在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抓住我个别的表述不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的说法，根本不管小册子的总的内容和整个精神。《怎么办？》是在1902年3月出版的。党纲草案（普列汉诺夫起草并经《火星报》编辑部修改过)是在1902年6月或7月发表的。这个草案中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的表述，是《火星报》编辑部 一致同意的（普列汉诺夫同我在编辑部里在党纲问题上进行了争论，但是争论的正好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和 ==========第773页========== 752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无产阶级或一般劳动阶级持有不同观点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我要求做一个比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更加肯定的表述，在后一个问题上，我主张给党的纯无产阶级性质下一个更严格的定义)。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到纲领草案和《怎么办？》之间有什么原则区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03年8月)，当时的经济派马尔丁诺夫曾反驳我们在纲领中所表述的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看法。我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中强调指出，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反对马尔丁诺夫。由此可见，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发生在火星派和经济派之间，而经济派所攻击的正是《怎么办？》和纲领草案中共同的东西。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想把我在《怎么办？》中提出的表述当做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相反地，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这句话。在《怎么办？》中我是说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1904年日内瓦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因为我们不屈不挠地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永远是最直的①。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因此脱离这本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我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反驳《怎么办？》的文章并没有收集在新《火星报的文集(《两年来)中，所以我现在没有谈普列汉诺夫的论据，只是向现在的读者说明一下问题的实质，因为他们在孟什维克的许多著作中可能会遇到对这个问题的引证。 另一点是关于经济斗争和工会问题的。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书刊中常常被歪曲。因此必须强调指出，《怎么办？》是用了许多篇幅来喇述经济斗争和工会的量大意义的。其中，我当时曾表 ①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45页。一编若注 ==========第774页==========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763 示赞成工会中立。从那时起，无论在小册子中或在报纸论文中，我都没有改过口，这正同我的论敌的种种断言相反。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才使我得出结论：在原则上坚持工会中立是不行的。工会要紧紧地靠近党一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竭力使工会接近党，同党联系起来一一这应该是我们的政策，而且必须在我们的一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中坚决地加以贯彻，同时既不追求空洞的“承认”，也不把思想不同的人逐出工会。 卡 《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是1904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它阐述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03年8月)开始出现的分裂的第一阶毁。这个小册子我删去了将近一半，因为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党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的斗争，现在的读者决不会感兴趣，实际上也应该把它忘掉。我认为这里最重要的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关策路观点和其他各种观点的斗争的分析以及反对孟什维克组织观点的那场论战。要了解在我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两个在工人党的全部活动上留下烙印的思想派别，就必须弄清这两点。在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争论中，我特别要指出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事实无疑地证明，我们当时的纲领（归还割地)太狭隘了，低估了革命民主主义农民运动的力量，一关于这一点我要在本版第二卷①中再详细地谈。这里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莲这样一个十分狭陛的土地纲领当时在社会民主党的右翼看来也还是太广泛了。马尔丁诺夫和其他经济派分子反 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234一236页。一编者注 ==========第775页========== 764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对这个纲领，说它似乎跑得太远了！由此可见，旧《火星报》反对经济主义的整个斗争，即反对缩小和贬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整个性质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实践意义。 同孟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当时(1904年上半年)只限于组织问题。我曾说过孟什维克的立场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反对这种说法，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写道：“我的智力贫乏，不熊理解‘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种提法是个什么玩意儿，而且这还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跟纲领和策略观点没有有机联系的东西提出来的。”(1904年6月6日给考茨基的信，收入新《火星报》的《两年来》文集第二卷第149页) 组织观点上的机会主义同策略观点上的机会主义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孟什维主义在1905一1907年的全部历史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至于说到“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个“不可理解的玩意儿”，那末实际生活已经非常明显地证实了我的评价，这是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只要指出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例子就够了，他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见他关于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小册子)阿克雪里罗得的组织计划（臭名远扬的“工人代表大会”311等等)只会造成危害无产阶级事业的分裂。不仅如此，这个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小册子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在伦敦曾不得不在孟什维克派内部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总之，既然1907年切列万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曾不得不承认有势力的孟什维克有“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那末我在1904年反对“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 孟什维克是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展到策略上的机会主义的。·《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①这个小册子(1904年底， ①见6列宁全集》第7卷第488一507页。一编者注 ==========第776页========== 《十二年来》文第序言 7e5 大概是11月或12月在日内瓦出版)，就指出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在现在的书刊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看法，说关于地方自治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向地方自治局1人士示威不会有任何好处面引起的。读者一定会明白，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造成意见分歧的原因是孟什维克当时大谈什么不要引起自由派的恐慌，尤其是在1902年罗斯托夫罢工、1903年夏季罢工和街垒战发生之后，也就是在1905年1月9日的前夕，孟什维克称赞向地方自治局人士的示威是示威运动的最离形式。在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创刊号(190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上，对孟什维克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这种评价，从评论这个问题的小品文的标题《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知识分子的蹩脚言论》①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部文集收集的最后一本小册子是1905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②。该小册子有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春天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的决议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使这些分歧完全固定下来了，并且使它们变成了从无产阶级的任务着眼对我国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所作的估计上的根本分歧。布尔什维克向无产阶级指出，要在民主革命中担任领袖。孟什维克则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归结为执行“极端反对派”的任务。布尔什维克有根有据地确定了革命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意义，说革命的胜利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的解释始终是错误的，他们要让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安于担任从属和依附资产阶级 ①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11一16页。一一编者注见本卷第511一627页。-一编者注 ==========第777页========== 766 《十二年来文巢序言 的角色。 谁都知道这些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是怎样反映在实际工作中的。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35，孟什维克则动摇不定。布尔什维克抵制维特杜马56，孟什维克也动摇不定，他们号召选举，但又不是选举杜马。孟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中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则坚决地揭露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性，同时宣传“左派执行委员会”的思想371。其次，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布尔什维克结成了左派联盟，而孟什维克则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如此等等。 现在，俄国革命中的“立宪民主党的时期”（这是1906年3月出版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的说法)①看来已经结束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已经完全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人自已开始承认他们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也坦率地倾吐了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衷肠。觉悟的无产阶级现在愈是细心地回顾这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时期，回顾这整个“立宪的迂回道路”，就会愈加清楚地知道，布尔什维克对这个时期和对立宪民主党的实质的预计是完全正确的，就会愈加请楚地知道，孟什维克实际上执行的是错误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客观作用就是用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政策，来代替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 如果对十二年以来（1895一1907年)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俄国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中两派的斗争作一个总的回颜，那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 ①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70一247页。一编者注 ==========第778页========== 《十二年来》文果序言 767 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1894年)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经济主义”是1897年和以后几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派别，它实际上实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信条》114：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让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孟什维主义不仅是著作界的一个流派，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而且是一个派别组织，它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1905一1907年)执行的实际上是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特殊政策①。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许多过渡阶段而同它的右邻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在一切工人政党中，必然要形成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的明显或不太明显的右翼。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初期，这些倾向不可能不表现得比欧洲的任何地方更加尖锐、明确和明显。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已的解放斗争中进行锻炼，是十分必要的。 1907年9月 载于1907年11月圣彼得堡 按文集原文刊印 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 选自《列宁全集》第13卷 岩名：弗·伊林 第77一96页 ①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种派别和流派的分析（见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无可争辩地证明了1897年和以后几年的“经济主义”同“孟什维主义”有直接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中的“经济主义”同1895一1897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有联系这一点，我在《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不仪在思想上有联系，而且相互有直接的历史继承性。 ==========第779页========== 768 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2（摘录） 结束语 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个革命的民族特点。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为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俄国农业制度中一切农奴制残余而斗争，因而也就是为消灭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农奴制残余而斗争。 欧俄一千零五十万农户共拥有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三万个主要出身贵族的大地主和一部分暴发户大地主每户有五百俄亩以上，总共有七千万俄亩土地。这就是整个情况的基本背景。这就是农奴主一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自然也就是在整个俄国国家中和在俄国全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大地产占有者从经济上说是农奴主：他们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是农奴制历史造成的，是世家贵族数百年来掠夺土地的历史造成的。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制一劳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一种利用农民的农具，利用无数种奴役小农的形式，如冬季雇工制、年租制、对分制、工役租佃制以及利用债务、割地、森林，草地、池塘等等进行盘剥的经济。半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消灭农奴制度已采取暴力性危机即全国规模的革命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 ==========第780页========== 结束语 769 灭农奴制可能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一地主经济慢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大批农民变成贫农和雇农，用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富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的大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清除道路。因此，他们大胆采取了这种有利于地主的摧毁手段。他们抛弃了不久以前还流行于官僚和地主中间的那种对半封建式的村社表示同情的论调。他们撇开了一切“按照宪法的”法律，以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他们给了富农全权去掠夺农民群众，去打破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他们让掌握金钱的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他们为了保存本阶级的统治不能有其他的作法，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它作斗争。然而，要保存自已的统治地位，他们就只能联合“暴发户”拉祖瓦也夫和柯卢帕也夫373这班人去反对农民群众。他们只有向柯卢帕也夫们大声疾呼：发财吧！发财吧！此外别无出路。我们给你们一种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只要你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系统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于是反革命地主就急忙在各方面组织这种暴力。 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它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别于第一条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是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只有俄国自由派的那些愚蠢的小市民，才会梦想俄国的极其尖锐的危机可能毫无痛苦地和平地结束。 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破坏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 ==========第781页========== 770 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在经济上是反动的，面农场经济的因素在农民经济中已经由我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历史形成了。在这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毅力、主动精神和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而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起来。俄国有辽阔的待垦土地，但由于俄国内地的农民群众遭受农奴制的压迫，由于在土地政策方面采取了农奴主官僚的态度，这些土地很难得到利用，但是这种土地可能为深入而广泛地大规模发展农业和提高生产造成一种经济基础。 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是需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因为农奴主一地主数百年来的统治在国内全部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已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区的移芪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专制政府整个移民政策的精神就是让颜固的官吏进行亚洲式的于涉，他们妨得移民自由定居，把新的土地关系弄得非常混乱，把俄国中部农奴制官僚主义的毒素散布到俄国的边区①。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着数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无理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象强迫人进入犹太人区一样，它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而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它一方面造成出租份地和抛弃份地 亚·考夫曼先生在《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提供了移民政策史的概况。作者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农奴主的官僚制度是无限尊敬的。 ==========第782页========== 结束语 771 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把占有制形式极不相同的小块土地，把农民自已所有的份地、租来的份地、买来的私有土地、租来的地主土地、租来的官地等等凑起来，建立未来的自由的农场主（或容克俄国的未来的富农)经济。 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一无论是地主的土地或份地一的“地界”。必须打破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段，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那种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必须把一切土地上的中世纪废物全部“清除”。 从经济上来说，就是必须实现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大多数小私有农民在1905年农民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中和在1907年第二届杜马中，即在革命第一个时期内，始终表示赞成土地国有。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并不是因为“村社”在他们中间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萌芽”，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非资产阶级的“劳动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是因为实际生活要求他们摆脱中世纪式的村社和中世纪式的份地占有制。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或者可以建立杜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建立而且可以建立真正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也就是尽可能摆脱一切农奴制传统的小农业。 由此可见，在俄国革命中进行斗争的各阶级对土地私有制问题都有各自的态度，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也不是由于受了哪一种理论的影响（只有近视的人才这样想）。这种独特的态度，完全取 ==========第783页========== 772 杜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在当前这种发展时期提出的要求。全体黑帮地主、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包括十月党人85和立宪民主党人84在内)都拥护土地私有制。全体农民和整个无产阶级则反对土地私有制。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它的先决条件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缓慢地去适应资本主义，使人民大众遭受痛苦。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社会民主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它当然不能把自已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代混合起来，不能把自已的命运同某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该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自已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因此，我们根本不能担保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成果都会得到巩固，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的不巩固和内部的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内在的特有的现象。“臆造”“防止复辟的保障”不过是愚蠢的表现。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在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只能主张土地国有化。正如我党纲领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政治改革的一定形式和一定阶段联系起来，因为政治变革规模和土地变革规模不可能是不一致的。正如我党纲 ==========第784页========== 结束语 7?3 领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严格地把土地国有化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同官僚知识分子关于“土地份额”的空谈，同巩固村社或平均使用土地这类反动的论调分别开来。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不需要意造某种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口号、特殊“计划”或“体系”，而只需要彻底地表明这一革命的客观条件，清除对经济上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的幻想和空想。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一切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面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好的、可以设想的土地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暂时拒绝这个正确的土地纲领，有三种原因。第一，俄国“土地地方公有”首得者彼·马斯洛夫“修改了”马克思的理论，摈弃了绝对地租论，更新了半陈腐的资产阶级学说，即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这一规律同地租论的联系等等的学说。否认绝对地租就等于根本否认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土地国有化的观点。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具体看到农民革命的开始，对这个革命的可能性不能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因为要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确实需要有许多特别顺利的条件，需要有群众特别高涨的革命觉悟性、革命毅力和革命首倡精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因此自然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但是，他们是犯了 一种错误，就是在革命开始以后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到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常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采纳马克思主张土地国有化的旧纲领，本来是一种很自然的事，因为在德国已经彻底形成了一个容克一资产阶级的 ==========第785页========== 774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国家，那里，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都已经成为过去，那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拥护土地国有化的人民运动。容克一资产阶级分子占优势的情形，实际上已使土地国有化计划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了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德国人拒绝谈论什么土地国有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把这个结论搬到俄国来(其实，我国那些看不出土地地方公有思想同马斯洛夫修改马克思的理论有联系的孟什维克正是这样作的)，那就是不善于考虑各个具体的社会民主党在它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的任务。 第三，土地地方公有纲领明显地表现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孟什维主义的全部错误策略方针：不了解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①才能保证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企图使无产阶级袖手旁规，使它去适应不彻底的革命的结局，把它从领袖变为自由资产阶级的助手（其实是替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工和奴仆)。“工人们，不要迷恋吧，要适应情况，慢慢前进”一一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179反对“经济派”（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第一批机会主义者)的这句话，完全表现出我党现行土地纲领的精神。 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迷恋倾向”进行斗争，不应该是缩小而应该扩大革命的规模和无产阶级所决定的革命任务。我们不应当鼓励“地方主义”，不管这种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或享受特权的农民（哥萨克）中间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应当鼓励各民族的闭关自守。不，我们应当向农民讲清楚统一对于胜利的意义，应当提出口号，使运动的范围扩大而不是缩小，阐明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圆满完成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落后，而不是由于无产阶 ①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第二版中就是这样说的。 ==========第786页========== 结束语 775 级的行动不谨慎。我们不要使自已的纲领去“适应”“地方的”民主主义，不要臆造那种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的农村“地方公有社会主义”，不要用庸俗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策去迎合资产阶级的革命，而要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真正能够保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使他们了解到，要保证这种胜利不但需要有地方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有“中央的”民主制，即国家中央政权的民主制，一不只是一般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是最完全最高级的民主制，因为没有这种民主制，俄国的农民土地革命，就科学意义上来说，就会成为空想。 不要认为在当前这种历史关头，当黑帮野牛在第三届杜马中疯狂叫嚣，反革命势力猖狂到了极点，反动势力对一般革命家，同时也对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野蛮地进行政治报复的时候，“不宜于”提出“广泛的”土地纲领。这种想法是同那些赞成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的小市民知识分子背叛变节、灰心丧气、腐化堕落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把这些垃圾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动势力愈猖獗，实际上它就愈是阻碍必不可免的经济发展，就愈是有效地促进更广泛的民主运动的高涨。所以，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有批判地来研究这次大革命的经验，检查这种经验，清除其中的渣滓，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 1907年11一12月 写于1907年11一12月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1917年 1908年第一次发表（已被没收） 版本的原文做过校订 1917年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用单行本刊印 ==========第787页========== 776 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7年栈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跋 这本书是在1907年年底写成的。1908年在彼得堡印好后，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抄获销毁了。保全下来的只有一本，书末还缺了几页（本版第269页以后的几页），这几页是现在补写的。目前，革命提出的俄国的土地问题已经比1905一1907年间要广泛、深刻、尖锐得多了。我希望，了解我党在第一次革命中的纲领的历史，会有助于大家更正确地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 特别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战争使各交战国遭受到闻所未闻的灾祸，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或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已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实际生活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调剂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实行辛迪加化（联合成为大公司)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纲领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必然要有另 一种提法。这就是说，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顶峰”，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一步骤，就不能消灭战争灾祸。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农民代表苏维埃移到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另一方面必须把地主田庄上的农具收归国有，并在这些田庄上成立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的模范农庄。 ==========第788页========== 跋 777 这里我当然不可能详细说明这些极重要的问题，只好请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去阅读布尔什维克现在出版的刊物和我的两本小册子：《论策略书》①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②。 作者 1917年9月28日 1917年费于《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 按该书原文刊印 1907年锐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郑 选自《列宁全巢》第13卷 纲领》一书 第399一409页 ①见本选巢第3卷第23一35页。-貔者法 ②同上，第36一69页。一编者注 ==========第789页========== 。 ==========第790页========== 779 注释 1列宁的《行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知何女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饿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一书彻底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阐明了工人阶级是杜会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原理，第 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的光辉思想，并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 这本书写于1894年（第一编在4月脱稿，第二、三两编在夏季脱稿)。列宁早在1892一1893年住在萨马拉的时候，就开始写这本书。他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中宜读过一批论文，激烈地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瓦·沃·（沃龙佐夫）、米海洛夫斯基、尤沙柯夫和克利文柯等。这些论文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谁备材料。 列宁的这本书是分编出版的。第一编于1894年6月在彼得堡用胶印版刊印。1894年7月，第一编又用胶印版印过第二版，同年8月和9月，阿·阿·甘申先后在哥尔克（弗拉基米尔省）和莫斯科把第一编和第二编刊印约一百份，同年9月，安·亚·瓦涅也夫在彼得堡用胶印版把第一编刊印五十份（这已是第四版)，同时还把第三编刊印约五 十份。1894年切尔尼果夫省波尔兹纳县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曾用胶印版刊印过《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本书的第二编至今没有找到。《什么是“人民之友》在俄国国内外广泛流传，劳动解放社以及其他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都很熟悉这部著作。 这本书的第一编和第三编胶印本是1923年初在拍林社会民主党档案中发现的，差不多与此同时又在列宁格勒国立谢德林图书馆里发现。 ==========第791页========== 7S0 注 释 1936年又发现了1894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的新的胶印本。这份胶印本中包含有列宁显然在国外准备刊印此书时亲笔加进的许多文字上的修改。一一第1页。 2《俄国财富》(Pyccx0eB0amcm60>)是1876年在彼得堡创办的月刊，1918年中停刊，从九十年代初期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机关刊物，由克利文柯和米海洛夫斯基编辑。该杂志主张和沙皇政府妥协，鼓吹放弃反对沙皇政府的任何革命斗争，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1906年起该杂志成为“人民社会党”这一半立光民主党的刊物。一第1、116页。 3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载于《祖国纪事》1877年10月第10期。一第3页。 4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一第4页。 5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一 .83页)。一第7页。 6 (》(«Contrat socia»)・・卢的主要著作之(1762年出版)，该书的中心思想是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应该是人们之间自由协商的结果。“社会契约”的理论虽然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理论，但它是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提出的，终究起过革命的作用。这个理论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号召消灭封建等级特权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一第7页。 7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1节。一第13页。 8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锌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一131页)。这封信是马克思于1877年底读到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时写的。这封信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抄寄俄国。据恩格斯说：“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泽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这封信同所 ==========第792页========== 注 释 781 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4页)马克思的这封信在俄国第一次刊载于《司法通报》杂志1888年第10期。一第14页。 9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一一一 第14页。 10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一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一640页)。由于警察当局的祖挠，由于出版商一一他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派别的有关代表—一的拒绝，这本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未能出版，只发表了第二卷的篇 四章。该书原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挡案中搁置数十年之久，直到1932年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用德文全部发表。 此处米海洛夫斯基所引证的恩格斯的话，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节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巢》第4卷第208页)。一第14页。 11指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 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一第15页。 12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官(《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2页)。一一第15页。 13氏族组织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度。氏族组织产生的时期同现代人的类型的最后形成的时期相同。氏族组织的发展经过两个时期：母权制和父权制。父权制解体的时期就是原始杜会变成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的时期。“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狂兽作斗争…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49一650页) 关于原始公社制度，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965年人民出版社版)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 ==========第793页========== 782 注 释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一第18页。 14采邑制度是十五世纪特别是十六世纪在俄国出现并确立起来的一种特 殊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采邑与世袭领地不同，世袭领地是归贵族完全私有和世袭的地产，采邑则是暂时和有条件地归供职贵族占有的地产。采邑是封建君主的财产，起初由封建君主暂时赐给军中供职人员或朝廷官吏。后来，采邑占有制逐渐变成世袭占有制。从十七世纪起，采邑和世袭领地这两种封建土地占有制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采邑占有者和世袭领地占有者的封建权利趋于一致。在彼得一世时代，采邑完全成为地主贵族的私有财产。一第20页。 15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年秋由马克思在伦敦创立。马克思和 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 ·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澈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本选集第3卷第809页）。一第22、93、195页。 16维·彼·布物宁是俄国反动政论家和作家，1876年起参加《新时报》编辑部。他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造谣诬蔑。列宁把布勒宁的名字当做一种单鄙的论战手法的代名词。一第23页。 17指布勒宁曾于1894年2月4日在《新时报》上发表一篇杂文，极力称赞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 《新时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冀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儿个月就受到封建保袋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一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著察当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91、526页。 49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一364 页)。一第92页。 501892年以此名称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一443页)的俄译本，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一第92页。5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一175页。一第92页。 52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7一254页)。一第92页。 ==========第799页========== 788 注 释 53指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13一57页)。这篇文章曾以《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为题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890年第1期和第2期上。 《社会民主党人》(C02u-C0%3%)是劳动解放社1890年在伦敦和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四期。一第92页。 54指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新选集》第2卷第459一550 页)。一一第92页。 55指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一6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一510页)。一第92页。 56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称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写道：“我打算把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发表，同时将第二卷和第 三卷已经详细论述过的许多地方删去。”这本著作在恩格斯逝世后，经过考茨基整理，于1905一1910年用德文发表。一第92页。57参看恩格斯1884年10月15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9页)。一第93页。 58《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是1897年底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的，1898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第一次出版。1902年出了第二版，1905年出了第三版，列宁为这两版写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186一191页，第9卷第194一195页)。这本小册子也被收进了1907年出版的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在这本书的抄本和第一版里有《“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这份传单，作为对这本小册子的补充。一一第95页。 59民意社于1891年成立，1896年解散。该社在当时俄国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逐渐从民意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其中个别成员后来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积极活动者。民意社在自己的印刷所里刊印一些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出版物，如刊印了列宁的小册子《对工广 ==========第800页========== 注 释 789 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4年民意社一度被警察破坏，但它很快又恢复了活动。1896年民意社的印刷所被破坏，它的大部分成员被捕。此后民意社就不复存在了。一一第95页。 0,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是1894年根据劳动解放社倡议在日 内瓦成立的。它有自己的印刷所，印刷革命书刊，出版《工作者》文集。最初联合会由劳动解放社领导，它的出版物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的代表机关。后来，由于机会主义分子一经济派，或所渭的青年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劳动解放社在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声明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劳动解放社同联合会彻底分裂和退出联合会是在1900年4月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当时劳动解放社和与它观点一致的人退出了代表大会，并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解散联合会的决议。 《工作者》是俄国杜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于1896一1899年在国外出版的不定期文集，共出版了六期（三册）。得议出版这个文集的是列宁。为了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和了解西欧的工人运动，列宁于1895年5月7日到国外去。他在瑞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该社的其他一些成员商谈了文集的出版和编辑问题。1895年9月，列宁回国后，为保证从俄国给文集供稿和提供资金而展开了巨大的工作。第1期《工作者》刊登了列宁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列宁还给这期文集寄去了儿篇通讯，这期文集的出版不早于1896年3月。—第95、201、227、755页。 61工人阶复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在1895年秋天组成的。该协会统一了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领导斗争协会的是以列宁为曾的中心小组。 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把在少数先进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变为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斗争协会领导了工人运动，把工人为实现经济要求的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斗争协会给工人印发传单和小 ==========第801页========== 790 注 释 册子，领导了罢工运动。斗争协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彼得堡。在斗争协会的推动下，俄国其他城市和区域中的工人小组也相继统一成为这样的协会。 1895年12月20日夜，以列宁为首的斗争协会的领导核心被捕。列宁在狱中从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提出种种意见和指示都助斗争协会，送出他自已所写的传单和小册子。党纲草案也是列宁在狱中写的。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意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就在于它是依靠着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的最初重大萌芽。”（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一第95、248、753页。 62指1896年5一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 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罢工的基本要求是缩短工作时间。斗争协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们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保卫自己的权利。这次罢工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结成广大阵线向剥削者进行的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三万人以上。彼得堡罢工促进了俄国全国罢工运动的发展，迫使沙皇政府加快了工厂法的修改并于1897年6月2日（公历14日）领布了关于把各类工厂工作日缩短至十一个半小时的法律。列宁指出，这次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来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见本卷第751页）。一第95、157,246,751页。 63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中，这个地方写的不是“社会”而是“生产”。在小册子第一版(1898年)中这个字被理解错了，印成“政府”，在第二版(1902年)中，列宁订正了这个明显的错误，把“政府”改为“社会”。一第96页。 84指内务大臣尼·巴·伊格纳切夫所执行的政策(1881一1882年)。正如列宁所说，伊格纳切夫极力愚弄自由派，并以玩弄芪主的手法掩护亚历山大三世攻府转向露骨的反动。为此，召集了“有识之士”，讨论降低赎金、调整移民、地方行政改革等问题，甚至想召开一个所谓的“国民代表会议”。所有这些把戏都以伊格纳切夫的辞职而告终，此后出现的便是 ==========第802页========== 注 释 791 “肆无忌禅、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行为”的时期（见本卷第66页)。一第102页。 65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路易·奥古斯特· 布朗基为首的一个流派。 布朗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革命运动，两次被判死刑，差不多有半生是在监狱中度过。 列宁认为布朗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同时又坚决地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是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一第107、192、477、637、675页。 B8《莫斯科新闸》(),是政治经济学杂志，从l877年起由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弗·霍尔岑多尔夫和路·布伦坦诺出版；1881年起由古·施穆勒出版。一第155页。 80《星期周报》(附刊》是《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 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特别是在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中，公开宣扬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一一第207、239页。 132列宁引证的是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参 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一第208页。 133引自俄国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也夫于1877年3月22日在彼得 堡的沙皇法庭上发表的演说。这个演说在1877年第-一次刊载在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前进！不定期评论》上，后来曾多次被秘密翻印，深受俄国广大工人的欢迎。一一第212页。 134指1857一1859年的印度起义。这次起义是印度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 反对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起义。一一第214页。 135指1899年10月一1902年5月的英布战争。这次战争是英国对南非布 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伦治自由邦）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使这两个共和国沦为大不列颠的殖民地。一第214页。 136巴枯宁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因米·亚·巴枯宁而得名。巴枯 宁主义主张阶级平等，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鼓吹工人 ==========第814页========== 注 803 阶级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把国家看做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实现无政府状态。巴枯宁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在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中进行阴谋分裂活动，安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72年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巴枯宁主义者的理论和策略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列宁称巴枯宁主义是“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11页)。巴枯宁主义是民粹派的思想根源之一。一第219页。 137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彻底揭示了机会主义 的思想根源；指出了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伟大意义，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怎么办？》一书所阐述的理论原理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 这本书是列宁在1901年底至1902年初写成的。还在1901年春列宁就打算写这本书。列宁说，他在1901年5月写的《从何着手？》 一文是他写《怎么办？》的一个计划草案（参看《列宁全集》第5卷第6页)。1901年秋列宁直接着手写这本书。列宁在1901年11月写的《“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中曾通知说，该书“正在准备，不久就要出版”（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272页）。列宁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后来列宁把这篇文章叫做《怎么办？》一书的大纲)一文中写道：“我们在这里只是大致地提 一下争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作详细的分析，这本小册子我们希望能在一个半月以后出版。”（同上，第287页)1902年1月列宁完成了《怎么办？》一书的写作工作，同年2月给这本书写了序言。1902年3月初《怎么办？》一书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 1907年，列宁把《怎么办？》一书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羽去了第 五章第（一）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并在给文集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这次出版时“稍微压缩了一下，删掉了一些有关组织问题的细节和多碎的论战性意观”（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84页)。 ==========第815页========== 804 注 释 同时列宁又增加了五个新的脚注。一第220页。 138《火星报》(《丑Cxpa)是第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年由 列宁创办。《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蓍察的迫害，在俄国无法出版革命的报纸，列宁草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就周密地考虑了在国外出版报纸的计划。列宁在1900年1月流放结束后立刻着手实现这个计划。 《火星报》创刊号于1900年12月24日在菜比锡出版，随后在慕尼黑出版，自190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天起在日内瓦出版。 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春天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的文章，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做了评论。 在俄国的许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等）建立了列宁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组和委员会。 火星派组织是在列宁培养出来的职业革命家（尼·艾·巴乌曼、伊·瓦·巴布什金、谢·伊·古谢夫、米·伊·加里宁等)的直接领导下产生和进行工作的。 《火星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倡议和在他的直接的参与下，制定了党纲草案，准备了在1903年7一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俄国的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拥护《火星报》，赞同它的策略、纲领和组织计划，承认它是自己的领导机关。代表大会在一个专门的决议中指出《火星报》在建党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并宣布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编辑部。马尔托夫不顾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而拒绝参加编辑部，因而《火星 ==========第816页========== 注 释 805 报》第46一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编辑出版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主义立场上去，他要求让已被代表大会否决的原来的全体孟什维克编辑参加《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不能同意这种做法，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加强党中央委员会里的阵地，并从这个阵地上打击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编辑出版的。1903年11月26日，普列汉诺夫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独自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补选为《火屋报》编辑。从第52号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从此时起，党内就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7页)一第220、449、453、513、668、754页。 139《工人事业》(编辑部守则》，这个守则只字不提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不提批判修正主义和阐明马克思主义革命本质的必要性。一第240页。164见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3页)。一第241页。 165哥达纲领是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代表大 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它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要求把国家资助工人生产合作社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并要求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两派在机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合并，并对哥达纲领做了毁灭性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一25页)。一第241页。 166列宁摘译自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第二版序言的补充（见《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一302页)。一第244页。 167《俄国旧享》()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 国外联合会于1896年至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不定期的刊物。一共出版过十期。第1一8期是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后因联合会大多数会员转问经济主义，劳动解放社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工作者>小报》第9一10期（合刊）由联合会建立的新的编辑部出版。一一第250页。 170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者，因1825年12月14日发动反对沙皇政 府和农奴制的起义而得名。 十“月党人成立了三个秘密团体：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北方协会、巴·伊·彼斯节里领导的南方协会和安·伊·波利索夫和彼·伊·波利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些团体都有自己的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统治的纲领。由于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局限性，他们害怕广大人民起义，企图通过军事政变实现自己的纲领。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醅镇压，数百名起义者被逮捕，最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彼斯节里等人被处绞刑。列宁指出：“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见本选集第2卷第422页）一第250.页。 171指沙皇警察。当时沙皇警察穿蓝色抽口的制服。一第252页。 1T2·瓦·次·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 瓦·巴·沃龙佐夫的笔名。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一一经济主义者。一第252页。 173《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l883年 ==========第824页========== 注 释 813 ·至1923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以后改为周刊。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第255、495、683、692页。 1741901年11月2一6日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通过了 新的党纲，以代替旧的加因斐纲领(1888年)。新党纲是由1899年布隆代表大会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新党纲草案对伯恩施坦主义做了重大让步，因此受到很多批评。一第255页。 175进步党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要求在普 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257页。 176希尔施-教克尔工会是由德国自由资产者希尔施和敦克尔两人在1868 年建立的，他们鼓吹“阶级利益和谐论”，诱惑工人离开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把工会运动的任务局限于组织互助储金会和文化教育团体。一第257、608页。 177即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该社是经济派的一个小组织，1898年秋在彼 得堡出现，存在数月。该社发表过阐述自己目的的宜言、章程和儿份告工人的传单。一一第259页。 178《前夜》(Haxanyne)是民粹派的杂志，1899年1月至1902年2月在 伦敦用俄文出版，共出版了三十七期。该杂志把一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纠集在自已的周围。一一第260页。 179这里指的是发表在《曙光》杂志第1期(1901年4月)上署名为纳尔苏修 ==========第825页========== 814 注 释 斯·土波雷洛夫的一篇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主义者酸》。诗中嘲笑了经济主义者迁就自发运动的态度。诗的作者是马尔托夫。一第267、774页。 180崩样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它所联 合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驳斥了崩得在组织上的民族主义以后，崩得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年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分子一直支持孟什维克：.不断反对布尔什维克。崩得形式上州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崩得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崩得支持反革命的临时政府，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站在一边。在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崩得分子同反革命势力闪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当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内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日益明显时，崩得声明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根据一般原则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加入党的某些崩得分子是两面派，其入党的目的是要从内部破坏党；后来他们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第275、472页。 181悉··维伯和比·维伯夫短是英国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费族的思想 家，改良主义的费边社的主要首领。写有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宣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和平解决工人问题的改良主义思想。一一第276、730页。 182《自向》(C60600)是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共出 版了两期：第1期在1901年，第2期在1902年。 苹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纳杰日丁）在1901年5月创立的。列宁把自由社列入那些“毫无基础的集团”，它们“既没有 ==========第826页========== 注 815 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在群众中又毫无基础”（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8页)。自由社出版了《革命前夜。不定期的理论策略问题评论》第1期、《评论》第1期和纳杰日丁的纲领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自由社的这些出版物宣传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自由社存在到1903年。 列宁在《评〈自由>杂志》和《关于“自由”社》两文中对自由社及其出版物做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278一279页，第6卷第252253页)。-第288页。 183参看马克思和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285页)。—一第296页。 184在《火屋报》第7号(1901年8月)“工人运动要闻和工厂来信”栏内登 载了一位纺织工人的来信，这封来信说明列宁的《火星报》在先进工人中间有很大的影响。 来信人写道：“…我把《火星报》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通通弄破了，可是这期报纸却是很宝贵的…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估价，用钟点来计算的。当你读到报纸时，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宪兵和警察害怕我们工人和领导我们的那些知识分子了。这些人确实不仅威胁着老板的钱袋，而且威胁着沙皇和厂主…工人群众现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这话说得真对！…过去，每次罢工都算是-一次大事件，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光罢工算不得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必须争取自由，用胸膛去争取自由。现在所有的人，不论老少都愿意看书，只是可惜我们缺乏书籍。在前一个星期日，我召集了十一个人在一起阅读了《从何着手？》一文，我们直到半夜还没有散。一切都说得多么正确，多么透彻…我们很想向你们《火垦报》写一封信，希望它不仅能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着手，并且还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活和怎样死。”一 第302页。 185《饿国投》(gP0CCu8>)是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报纸，1899年至1902年在 彼得堡出版。一第307页。 ==========第827页========== 816 注 188据希腊罗马神话，普罗米修斯不顾雷神丘必特的禁令，从天上盗取火种 带给人们，丘必特因此恼羞成怒，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 古希腊的古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把这个神话故事写成一出著名的悲剧《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作者在悲剧中热情地歌颂了普罗米修斯的勇敢行为，并在痛斥专横的丘必特时说：“丘必特，你生气，就是因为你错了”。一第308页。 137《圣彼得奎新闻》(c0.-Ⅱee6 ypickue Be0ecm)自1728年起在 彼得堡出版，它是1703年出版的俄国第一个报纸一《新闻报》的续刊。自1728年至1874年，《圣彼得堡新闻》由科学院出版，自1875年起由国民教育部出版。该报一直出版到1917年底。 《俄罗斯新闻》(《Pyeck%eBe0oocm2u)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和地方自治局活动家的报纸，1863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十月革命以后，该报和其他反革命报纸一起被查封。一第309页。 188布伦坦诺式的阶敛斗争观是路·布伦坦诺宣扬的一种“承认无产阶级 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学说”（见本选巢第3卷第616页)，亦即布伦坦诺主义。路·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企图证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改良，通过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可以实现社会平等的。布伦坦诺和他的追随者以马克思主义词句为幌子，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一第309、608、686页。 1e9指工人反资本斗争社。该社人数不多，观点接近于经济主义，是1899 年春天在彼得堡建立的。这个社曾经油印了《我们的纲领》传单，但是由于组织被破坏，传单没有散发出去。一第315页。 190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名。据传说，纳尔苏修斯自特美貌，妄自尊大， 拒绝了所有向他求爱的女神。因此，爱神阿芙罗狄蒂为了惩罚他，使他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影子，目不转晴地看着水中，结果憔悴而死。后来纳 ==========第828页========== ·注 释 817 尔苏修斯这个词被用来比喻高傲自大的人。一第317、630页。 191何法纳西·伊万内奇和善耳贺丽班·伊万诺夫挪是果戈里的小说 《旧式地主》中的一对地主夫妇。一第326页。 192土地自由派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土地和自由社是民粹派的组织， 1876年在彼得堡建立，其主要成员有：亚·德·米哈伊洛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奥·瓦·阿普特克曼等。士地自由派错误地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认为只靠农民就可以推翻沙皇政府。为了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土地自由派到农村进行宜传鼓动，由于农民不了解他们的宣传，没有跟他们走，于是该社一部分成员主张不要人民参加，专靠自已的力量，采取暗杀手段去继续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土地和自由社因此发生了两派分歧，其中一派（以安·伊·热里雅鲍夫为首）主张采取新的斗争手段（恐怖手段)，另一派（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两派于1879年分裂为民意党（见注36）和土地平分社。 土地平分派是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成立的土地平分社的成员。土地平分派反对实行恐怖政策，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后来一些著名的土地平分派（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等)脱离民粹派，成立了俄国第 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劳动解放社（见注35），其他的人则加入了民意党。-一第344、455,708页。 193指《向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 告(1900年巴黎)》这本小册子。该报告是由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委托《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向大会提出的，并于1901年由联合会以单行本在日内瓦出版。这本小册子还包括了崩得的报告《俄国和波兰的犹太工人运动史》。一…第353页。 184唐·吉河德是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浪漫夸大、不切实 际的典型人物。一第353页。 195《南方工人报》（κUhHb炫Pa60ui)是由南方工人社于1900年1月 至1903年4月出版的秘密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共出了十二号。该 ==========第829页========== 818 注 # 报主要是在南俄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传播。南方工人社“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见《列宁全巢》第7卷第195页)。该社一直存在到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火会的时候；它的大部分领导者后来都成了孟什维克。一一第358页。 186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图，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 扫。后来人们用“臭吉亚斯的牛图”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一第362页。 17列宁加这个注释的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其实这里所提到的事实正是 按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排列的。一第365页。 198指1897年夏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列宁商谈出版工人丛书 的问题，为此列宁写了正文中提到的两本小册子。一一第366页。199指由列宁发起于1901年10月成立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参加同盟的有《火星报》一《曙光》杂志组织的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包括劳动解放社）。同盟是《火星报》的国外代表。同盟出版了一些《通报》和小册子，其中有列宁的小册子《给农村贫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具有党章所规定的委员会的权利。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在同盟内隐藏起来，从内部来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一第366,453页。200指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同列宁商谈《工人报》复刊的问题。正文中 提到的儿篇文章就是列宁为谁备复刊的第3号<工人报》写的。一第366页。 201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和崩得要在1900年春召开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文中提到的“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是指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伊·赫·拉拉杨茨，他是为了同列宁商谈而于1900年2月去莫斯科的。一第367页。 202引自俄国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评论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德· 伊·皮萨列夫的文章《幼稚想法的误失》（见《皮燕列夫全集》1956年 ==========第830页========== 注 释 819 俄文版第3卷第147、148、149页)。一第379页。 203《(工人事业>附刊》(cIm0%✉Pa50ue%0Ze.)是《工人事业》杂志 的不定期附刊，1900年6月至1901年7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版了八期。一第380页。 204指的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H》一书中的下面一毁话，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刷出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一第380页。 205杨尼怡尔是十四世纪苏丹土耳其的一种享有特权的步兵，于1826年取 消。扬尼恰尔掠夺居民，残暴异常。列宁把沙皇的警察叫做扬尼恰尔。一第383页。 206列宁的《给农村黄民》这本小册子写于1903年3月上半月。关于写这 本小册子的目的，列宁在1903年3月15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我现在在给农民写一本关于我们土地纲领的通俗小册子，我很想根据农村居民的四个阶层（地主、农民资产阶级、中农以及半无产者和无产者)的具体材并，来阐明我们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思想”。（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144页)。1903年5月，小册子由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在日内瓦出版。小册子里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原文以及列宁写的纲领草案的序言。列宁的这本小册子传播很广。它从国外秘密运入俄国，转送各城市，再从各城市散发到农村。 190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曾经在国外再版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俄国也不止一次地翻印过。一第390页。 207《苹命俄国报》()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周报，是根据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创办的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5月10日举行的党中央全会决定由列宁担任中央机关报的责任编辑。 《无产若报》从1905年5月27日至11月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二十六号。经常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无产者报》继续执行了列宁旧 ==========第835页========== 824 注 释 《火星报》的路线，完全保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的传统。在《无产者报》上发表的列宁的文章中有些曾经在各地布尔什维克报刊上转载，并印成了单页。 在列宁从日内瓦启程回国后不久，《无产者报》于1905年11月停刊。该报的最后两号（第25、26号）是瓦·瓦·沃罗夫斯基编辑的。一第511、628、647、734页。 223《解放》(c0C6o60a0ewg)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双周刊，1902年至 1S05年由彼·别·司徒卢威在国外编辑出版。从1904年1月起成为 自由君主派的解放社的机关刊物。解放派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一第513、661页。 22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25日一5月10日 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是在列宁的领导下由布尔什维克筹备和召开的。这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 列宁制定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如下：一、组织委员会的报告；二、策本问题：（1)武装起义影 (2)在变革前夕和变革时期对政府政策的态度（这一项包括两个问题： 1.在变革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2.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影(3)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三、组织问题：(4)党组织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5)党章；四、对其他改党和派别的态度：（6)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7)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态度；(8)对自由派的态度；(9)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定：五、党内生活问题：(10)宣传和鼓动影六、代表们的报告：(11)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2)地方委员会代表的报告，七、选半：(13)选举，(14)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记录的公布和负责人就职的程序。· 列宁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就已写好了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些决议草案做了论述。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就武装起义问题、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党章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演说。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共载有列宁的一百三十八次发言和提案。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通过了列宁的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 ==========第836页========== 注 释 825 一条)的条文，改变了党内原来存在的两个中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体制，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一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确切地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利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意义，见列宁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8卷第412一418页)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入民出版社版第80一84页。一一第513、758页。 225有里根委员会是1905年2月按沙皇的诏令成立的，由内务大臣亚· 格·布里根任主席。该委员会拟订了关于建立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和杜马选举条例，于1905年8月6日（公历19日）连同沙皇诏书一起领布。一第515页。 2261905年1月9日暗探局的奸细抛邦神甫怀着挑衅的目的组织彼得堡工 人的和平队伍到冬宫去向沙皇呈递请愿书。沙皇命令军队枪杀手无寸侠的工人。沙皇政府的暴行激起了全国工人的抗议风暴。1月9日是1905一1907年俄国革命的起点。—第525.674、713页。 227法兰克福议会是指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 国民议会，其目的是制定全德宪法。议会的多数是由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以及归附于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冀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不仅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而且变成了失去实际权力、引导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1849年夏天议会停止了活动。一第526页。 228《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路》一文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柚饶尔丹尼 亚写的，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1905年4月7日（公衍20日）第1号。列宁对这篇文章的批判，见本卷第552一556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C042a·Ie漏0%am)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从1905年4月至11月在梯弗里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六号，领导该报的是饶尔丹尼亚。一一第528页。 229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地方自治自由主义运动的 领袖之一德·尼·希波夫的“宪制”纲领，纲领的实质是把沙皇专制制 ==========第837页========== 826 注 度保存下来，只用“沙皇赏溅的”宪法稍加限制。一一第529页。230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一第535页。 231《租国之子报》(Cg0 mevecm6a)是自由派的日报，1856一1900 年、1904一1905年在彼得堡出版。报纸的撰犒人是解放派和各种色彩的民粹派。1905年11月28日起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同年12月15日被查封。 《我们的生活报》(<丑aW孤u9%)是自由派的日报，从1904年11月19日至1906年7月24日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 《现代报》(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9页)。一第586页。 247《人道报》(L'lman>)是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的法国社会 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社会党在1920年12月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后不久，建立了法国共产党，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一第588页。 248路易·欧仁·瓦尔兰是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装订 ==========第840页========== 注 829 工人。曾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1871年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5月28日被反革命凡尔赛分子杀害。一第597页。 249指孟什维克在他们的1905年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组织章程。列宁在《倒 退的第三步》和《<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的序言》中，批评过这个章程(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511一520页，第9卷第149一154页)。第599页。 250波拿巴主义是大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产生 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波拿巴·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指出：“波拿巴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尽笑脸以便统治，实行收买以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讲交情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下去。”（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245页)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方法是各国资产阶级所惯用的统治方法，在一定阶段是反革命统治的主要形式。一第599页。 251参看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1卷第474页)。一第601页。 252《黎明报》(《PaCC6em>)是合法的自由派的日报，1905年3月14日至 12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一第608页。 253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 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一579页）俄译文经列宁校订后，于1905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1906年又在彼得堡翻印。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1一392页)写于1850年3月，于1906年译成俄文，作为附录收在彼得堡铁锤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小册子中。一第610页。 254从此句以下到“我们已经表明，解放派…”以前的这几段（见本卷第 615一617页)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第一版 ==========第841页========== 830 注释 里没有刊载进去。到1940年4月22日才第一次在《真理报》第112号上发表。一第615页。 255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48年2月24日法国人民推翻了法国路 易-菲力浦王朝。一第615页。 25B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3一404页。一第615页。 257见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8页)。 一第619页。 2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页。一第619页。 259同上，第46页。第620页。 260同上，第14页。一第620页。 2611848年3月18日柏林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举行起义，同普鲁士反动政 府的军队展开了街垒战；普鲁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这一天开始。一一第621页。 262见恩格斯《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2一 73页)。—第621页。 263见马克思《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 页)，一第623页。 2B4指《朴伦工人联合会会刊》()是俄国杜会民主工党统一中 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于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秘密出版，共出了两号：1906年2月20.日和4月2日。《党内消息》的飨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报》)的编委和孟什维克报纸（新《火星报》)的编委以平等原则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卢那察尔斯基等人。 在《党内消息》上登有列宁的两篇文章，《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改党的策路》和《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署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89一95、113一123页。代表大会以后，《党内消息》就停刊了。一一第680页。 290指列宁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 的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6一351页)。一第681页。 291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06 年4月23日一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出席大会的有代表五十七个地方党组织的一百一十二名具有表决权的代表，以及二十二名具有发言权的代表。此外，出席大会的还有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崩得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工党各有三名代表，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和芬兰工人党各有一名代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也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四十六人，孟什维克代表六十二人。大会讨论的主要问 ==========第846页========== 注 释 835 题有：土地问题，对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组织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在大会上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对国家杜马选举的策略问题以及武装起义等问题做了报告和发言。 孟什维克在大会上占了多数，虽然是微弱的多数，但也决定了大会决议的性质：在许多问题上大会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土地纲领以及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等等)。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 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大会承认以下儿个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部分：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工党，并且预先决定了关于崩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 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由三个布尔什维克和七个孟什维克组成，而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成员则全是孟什维克。 对代表大会的工作的分析，见列宁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6一351页)和斯大林的《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著者第一卷序言》(《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1一253页和第7一10页)。一-第681、720、745、758页。 292指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给路·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368一370页)。—第684页。 293参看马克思1866年10月9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361页)。一第684页。 294见马克思1868年3月6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365-366页)。一第684页。 295见马克思1868年12月5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金集》 第32卷)。一第685页。 29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0一597页。一第685页。 297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 513一514页)和马克思的《1848年至1849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8页)。一一第685页。 ==========第847页========== 836 生 释 298见马克思1866年4月6日纷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卷第518页)。一第686页。 299见马克思1869年3月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 32卷)。一第686页。 300桑巴特主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个流派，因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威·桑巴特而得名。列宁曾写道，桑巴特“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31页）。一一第686页。 301指马克思在1870年9月6一9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 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3一352页)。一第687、732页。 302见谢德林的讽刺故事《绝顶聪明的鲦鱼》，这篇故事讽刺了那些谨小慎 微、混世度日、逃避斗争的人物。一第689页。 303见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393页)。—第690页。 304 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3一404页)。一第690页。 3C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一第690页。 3C6见马克思1871年4月17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394页)。一一第691页。 3C7《现代生活》(C06p吧%8似Cu36>)是孟什维克的杂志，1906年4 月至1907年3月在莫斯科出版。 《评论》是1906年和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孟什维克的文集。共出版了三册。一第693页。 308社会民主联型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 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把持，他们推行机会主 ==========第848页========== 注 837 义和宗派主义的政策。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一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一第694、746页。 309 见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一第694页。 310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一461页。一第694页。 311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并得到其他 孟什维克的支持，其目的是要利用这样的大会成立一个有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广泛的工人党”，来代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坚决谴责孟什维克的这种主张，并指出，宣传这种主张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是有害的。 对“工人代表大会”的批判，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229一239、324一347页，第12卷第300-303,304-317页。一第694、764页。 81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一459页。一第694页。 31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1页。一一第695页。 31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一第695页。 315“劳动骑士”是“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 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拒绝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 ==========第849页========== 838 注 加了罢工。此后，骑土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一第695页。 31B《未来》(《Die Zukunf)是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出版的社会改 良主义的杂志从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是该杂志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想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的企图。一第697页。 31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巢》第4卷第417一418页。一第697页。 31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9页。一第698页。 319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0页。 正文中提到的这封信的日期应为1879年11月14日。一第698页。 320《社会民主党人报》(》和《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 大会。1.答<社会民主联盟宜言>》两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3一585,591一612页)。一第700页。 ==========第851页========== 840 注 释 33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22,223页。—第701页。33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1一243页。一第701页。 33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5页。一第701页。 334见恩格斯1888年5月2日给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7页)。一第701页。 335见恩格斯1893年1月18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498页)。一第702页。 33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一511页。一第703页。 337见恩格斯1894年12月4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9卷)。一第703页。 33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1页。一第703页。339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一22页。一第704页。340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一一第705页。 341德卡兹维耳工人罢工是1886年1月法国德卡兹维耳城煤矿工人的罢 工。这个罢工被政府军队镇压了。资产阶级议员，其中包括激进派，支持政府，拥护镇压罢工者。因此，工人议员脱离了激进派，在议院中组成了独立的工人党团。一一第705页。 342见恩格斯1886年4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6卷)。一第705页。 343列宁的这个序言从“1889年，英国开始了…”这句话起以后的一部分， 曾载于1907年4月8日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回声报》第13号上，并附有如下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住在美国的朋友和战友左尔格的通信，不久即将由巴·达乌盖出版社出版。 鉴于这本书的出版很有价值，我们谨将本书俄译本序言中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的期望的一段话转载于此。现在就从恩格斯关于法国革命的意义和关于德国可能发生的革命这两个典型的评论开始。”一第706页。” ==========第852页========== 注 格 841 34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8页。一第706页。34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81页。一第707页。 346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一第707页。 3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页。一第707页。 348同上，第453页。一一第708页， 349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过《我们 的意见分歧》和俄国当前革命的性质。—一第708页。 350见恩格斯1887年4月6日和4月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一一第708页。 351见恩格斯1887年4月23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6卷)。一第709页。 352指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为共和国捐躯》一章（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90一235页)。一一第709页。 353《反对抵制》这篇论文于1907年7月底刊载于《论抵制第三届杜马》这 本小册子中。小册子是社会民主党在彼得堡的秘密印刷所印刷的，但在封面上故意把出版地点印为“莫斯科，1907年，哥里藏托夫印刷所，特维尔街40号”。1907年9月小册子被没收。第711页。 354指1907年7月2一7日在芬兰举行的全国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 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八十二人，代表两千多名教师。一第711页。 355布里报杜马是1905年沙皇政府答应成立的咨议性“代议机关”。建立 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和杜马选举条例是由内务大臣布里根主持的委员会拟订，并于1905年8月6日（公历19日）领布的。布尔什维克宣布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旋风刮走了。”（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3页）一第712、766页。 ==========第853页========== 842 注 释 856维特杜马是1906年4月27日（公历5月10日）按大臣会议主席谢· 尤·维特拟订的条例召集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第一届杜马的选举法是反民主的，沙皇还是没有能召集完全驯顺的杜马。批马中的大多数成员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假装答应进行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在内），企图以此博得农民的信任。 1906年7月8日（公历21日），杜马被沙皇政府解散。一第715、766页。 357参看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3页)。一一 第717页。 358帕尔乌斯是亚·拉·格尔方德的笔名。他是俄国流亡者，九十年代末 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工作，参加了该党左翼。二十世纪初回到俄国，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后来成了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第719,756页。 359中央委员会通报即《给各党组织的信》第1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 委员会并不宣布立即行动，而是号召各党组织“应该支持正在发生的群众运动，将这种运动进行到底，并且凡是确有把握得到广大群众积极坚决支持的地方，应该立即发起运动，并将情况告知中央委员会”。一 第728页。 360参看马克思1869年3月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一第730页。 361《无产者报》(<Ⅱp0.map)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 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创办的秘密报纸；1906年9月3日至1909年12月11日由列宁编辑出版。共出了五十号。《无产者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和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出版，但有时也以莫斯科专区、皮尔姆、库尔斯克，喀山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出版。《无产者报》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最初二十号是在芬兰出版的。1908年2月26日至12月14日该报在日内瓦出版，从1909年1月21日起在巴黎出版。 ==========第854页========== 注·释 843 该报发表了列宁的一百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1910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的隐藏的代理人和帮凶调和派设法通过了关于停办《无产者报》的决定。一第734页。 362《平等》(Die Gleichh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双周刊，也是德国女 工运动的机关刊物，1890年至192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2年至1917年由克拉拉·蔡特金主编。一第743页。 363见恩格斯1886年4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6卷)。—第743页。 36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袁大会于1907年5月13日一6月1日在 伦敦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共三百三十六名。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一百零五名，孟什维克代表九十七名，崩得代表五十七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四十四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二十九名，“无派别”代表四名。由于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支持布尔什维克，所以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占了稳定的多数。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1)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的组织，（3)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4)国家杜马；（5)“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6)工会和党，（7)游击活动；(8)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9)组织问题；(10)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军国主义)，(11)军队中的工作，（12)其他。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是这次代表大会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代表大会在一切原则性问题上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五人，盂什维克四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二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一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有布尔什维克十人，孟什维克七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三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二人。 代表大会以布尔什维主义对党内机会主义派别一一盂什维克的胜利而结束。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见列宁的 ==========第855页========== 844 注 释 《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6一496页)和斯大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49一75页)。-第745、758页。 365达什射克斐纯（达什纳克党人）是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 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它维护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的利益，煽起民族仇视，实行阿尔明尼亚民族闭关自守政策，力图使阿尔明尼亚人民群众与全国革命运动分离。 1918一1920年，达什纳克党人领导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把阿尔明尼亚变成了英法武装干涉者和俄国白卫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据点。 达什纳克党政府于1920年11月被红军支持下的阿尔明尼亚劳动人民的武装起义所推翻。一第746页。 366英国独立工党于1893年成立。该党的首领是凯尔·哈第、拉·麦克唐 纳等人。列宁指出，独立工党“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独立工党于1914年8月13日发表宜言反对战争。之后，在1915年2月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党人同意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议。从那时起，独立党首领以和平主义词句作掩护，推行社会沙文主义。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左派党员群众的压力下，独立工党的首领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决议。1921年独立党人参加了所谓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他们重新加入了第二国际。 一第746页。 3671907年，种子出版社开始出版列宁《十二年来》文巢（三卷集）。预定出 版的三卷中只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第一册。第一卷包括列宁下列的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一卷在1907年11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1908年），出版后不久即被没设收， ==========第856页========== 注 释 845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被保存下来并继续移密流传。 第二卷中预定包括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本文集第二卷没有出全。1908年初，只出版了第二卷的第一册，第一册包括列宁公开发表的著作：《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一1895年皮尔姆省手工业凋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二卷第二册的内容是《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预定为这一卷的第二册写一部关于俄国土地分配情况(根据1905年新的统计材料)和土地地方公有的大著作。但是第二卷第二册没有能出版。 第三卷应包括刊载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上的一些论战性的文章。反动派的迫害使列宁没有能出版第三卷。一第751页。 338指《十二年来》文集的第三卷，这卷文集由于整察的迫害而没有出版。 一第757页。 309《新生活报》（《H0开孔3H%)是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公开的日报， 1905年11月9日一12月16日在彼得堡出版。1905年11月初，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后，该报就在他直接领导下出版。《新生活报》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经常为该报撰稿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安·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阿·马·高尔基积极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也给予很大的帮助。该报每天的发行量达八万份。 《新生活报》遭到多次的迫害。在二十七号中有十五号被没收销毁。该报出到第27号被政府封闭。最后一号，即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一第760页。 370指列宁给瓦·瓦·沃罗夫斯基的《蛊惑行为的成果》一文加的脚注（见 《列宁全集》第8卷第218页)。一第761页。 371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建立“杜马左派集团的执行委员会”的口号，提出 这一口号的目的是保证杜马中的工人代表贯彻独立的阶级路线，保证对农民代表活动的领导并且使他们不受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孟什维 ==========第857页========== 846 注 释 克反对这一口号，提出建立“全国的反对派”，就是说，让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 1906年7月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左派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已经以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为中心组织起来了。根据“左派执行委员会”的倡议，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委员会和劳动派委员会联合发表了《告陆海军书》，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联合发表了《告全国农民书》。这两个文件号召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反对政府，并且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一第766页。 372《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7年俄国第一次草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是 列宁在1907年11一12月间写成的。这部著作在1908年本来收入了《十二年来》文集第二卷第二册。但是该书在印刷所就被警察没收销毁了。保全下来的只有一本，而且书末还缺了儿页。该书直到1917年才初次出版，书名是：弗·伊林（尼·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彼得堡生活和知识出版社版）。本书的跋是列宁在1917年出版《社会民主党在1905一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时写的。一一第768页。 373祖瓦也夫和村卢帕也夫是谢德林小说《蒙列巴避难所》中的人物，是俄 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两个典型。一第769页。 ==========第858页========== 847 人名索引 1891)一第211、318、460页， A 艾耳姆，夫・(Elm,Adolf von 阿布拉莫夫，雅科夫·瓦西里也维奇 1857一1916)一第498页。 (A6pamoB,AxoB BacHnbeBny 1858- 爱尔威，古斯达夫(Herve,Gustave 1906)一第137、149、150页。 1871-1944)-第748一749页。 阿达莫维奇(A4 AMOBH91871一1923)（真 奥艾尔，伊格纳茨(Auer,Igaz1846一 名沃罗夫斯基，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 1907)—第342、700页。 BopoBcKn,BaunaB BaunaBoBn) 奥波连斯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O60- 一第382页。 neHcKn,HBaH MnxaMinoBny 1845- 阿德勒，维克多(Adle,Victor1852一 1910)一第444页。 1918)一第92、747一748页。 奥捷罗夫，伊万·赫里斯托佛罗维奇 阿尔宁-苏科夫，亨利希·亚历山大(A (OaepoB,MBaH XpncTooopoBny 1869 nim-Suckow,Heinrich Alexander -1942)-第325一327页。 1798一1861)一第621页。 B 阿基莫夫(AKHMOB1872-1921)（真名 马赫诺韦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巴耳蛋恩，约翰(Ballhorn,Johann)一 MaxHoBeu,B知HMHDΠeTPOBHY) 第282页。 -第458、459一460、464一465、469、 巴甫洛维奇(1a8 nOBKY1870一1939)（真 472-474、477、479一480、484、491、 名克拉西柯夫，彼得·阿纳尼也维奇 498,499、503、509、558、606页。 KpacnkoB,.TeTp AHaHbeB四)一第 阿克雪里罗得，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470-472页。 (Akcenbpon,Tasen SopncoBny 1850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1928)一第198、241、260一261、 (BaKyHHH,Muxann AnekcaHapoBy 280.290.305、453+458、460-461、 1814一1876)一第218、243、708页。 464-一466、468-470、474一481、485、 白恩士，约輸(Burn8,John1858一1943) 487、489、491、493一494、497、499 一一第706页。 502、505、714、721、754、764页。 白拉克，威廉(Bracke,.Wilhelm1842- 阿列克谢也夫，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 1880)一第698页。 (AnexceeB,Tlerp AnekceeBn 1849-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Edgar1820- ==========第859页========== 848 人名索引 1886)一第90页。 一第459、465、466,503、505页 鲍成尔，布鲁诺(Bauer,.Brun01809一 波尔恩，斯蒂花(Born,Stephan1824 1882)一第90页。 一1898)（真名布特尔米尔希，西蒙 贝克尔，约輸·菲力浦(Becker,Johann Buttermilch,Simon)—第624一 Philipp1809-1886)-第93、692、 627页。 709页。 波普，阿德尔海德(Popp,Adelheid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3l,August1840一 1869一1939)一第747页。 1913)一第231、282、332、342、378、 波萨多夫斯基(nlocanoBcKn?生于1870 557、697-698、700一701、705、707、 年)（真名曼迭尔别尔格，维克多·叶夫 742、745、748-749页。 谢也维奇，MaHnenb6epr,BHKTOP 本・彼多(Pontius Pilatus Eaceenn)—第459、477页。 公元37年)一第171页。 波斯托龙尼一见米海洛夫斯基。 比比科夫，彼得·阿列克谢也谁奇(H6H- 波特列索夫，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KOB,TeTp AnekceeBHy 1832-1875) (ToTpecoB,AnekcaHap HnkonaeBny 一一第170页。 1869一1934)（笔名斯塔罗维尔CTap0- 彼洛夫斯卡姬，索菲娅·李沃夫娜(epo8 Bep)一-第232、551、558,581-582、 cKa%,Co中57IbB08Ha1853一1881) 604、612、753页。 —第349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Eduard 被普洛夫，弗里茨(Paplow,Fritz)一 1850一1932)-第179、203、224- 第744页。 226、230一231、235、238、264、276、278、 彼特龙克维奇，伊万·伊里奇（门erpy- 479、499、596、697-698、700701、744 xeBny,HBaH HnbHq 1844-1928>- 页。 第550、607、621一622页。 勃一夫一见萨文柯夫。 俾斯麦，奥托(Bi3 marck.,Otto1815一 勃朗，路易(Banc,Louis1811一1882) 1898)-第191.615、709页。 一第626页。 毕希纳，路德维希(Biichner,Ludwig 勃鲁克尔(By©p生于1877年)（冀名 1824一1899)第685页。 马赫诺韦茨，莉迪姬·彼得罗夫娜 别尔嘉也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MaxHoe,门HhH9几OTPOBHa)一一第 (SepaseB,Huxona AnexcaHapoBn 464、467、472-473、503页。 1874一1948)一第387、752页。 博博域金，彼得·德米特利也维奇(6o60- 别尔托夫，恩·一一见普列汉诺夫。 PbIKHH,几BTP AMHTPHOBHY836一 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 1921)第144页。 (SennHcKn,Bnccapno Ipuropbe- 布尔加柯夫，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8441811-1848)一-第242页。 (BynraKoB,Cepre HnxonaeBny 波波夫(TIonoB1876-1939)（真名罗扎 1871一1944)-第168.173-174、 诺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也维奇 176、186、239、387、685,751页。 PoSaHoB,BnanHmup Hnkonaean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Louis- ==========第860页========== 人名索引 849 Auguste1805-1881)一第690页。 HHeNbCOH, HaKoa ΦpaHLeB 布勒宁，维克多·彼得罗维奇(BypH, 1844—1918)〔名尼・一逊H-尼 BHKTop IeTpoBH4 1841-1926) 古拉一逊HHK01ai一0H)一第136、 第25、49页。 163-169、181、186,643页。 布里根，亚历山大·格里哥里也维奇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Jose1828 (BynbIrMa,AnekcaHap rpnropbeBny 1888)-第684、692页。 1851一1919)一第549、555页。 迪尔，卡尔(Dieh1,Karl1864一1943) 布鲁斯，保尔(Brousse,.Paul1844一 一第181、183页。 1912)一第700页。 杜巴索夫，费多尔·瓦西里也维奇(y 布洛斯，威廉(Blos,Whem1849一 6acoB,enop BacunbeBny 1845- 1927)一第13.28页。 1912)一第665、667、668、721-723页。 c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哈伊尔·伊万诺 紫特金，克拉拉（亿etkin,Clara 187一 维奇（Tyran-E2paH0BcEi,MHxaHn 1933)—第743、745-749页。 1BaH09H91865-1919)一一第138、 策杰尔包姆一见马尔托夫。 168、173、176、179、751-752页。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Thomas ,(Diihring,Eugen Karl 1780-1847)—第173页。 1833一1921)---第30-32、35-37、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3acyH4, 39、40、44、45、49、229一230、684、 Bepa MeaHoBHa1849-一1919)（笔名 697页。 伊万诺夫，维·hgaH0B,B)一第92、 杜能，约翰・利肴(Thinen,Johann 144-145、346、497、708页。 Heinrich1783一1850)第684页。 察辽夫(Lapes1880一1937)（真名洛克 牡西一见马克思艾威林。 尔曼，亚历山大·萨莫依洛维奇。 E KepMaH,AnekcaHap CaMooBny) -第473页。 恩格尔加尔特，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SHrenbrapaT,AnekcaHap Hukona- (YepHbneBcKnM,Hukona TaBpn- eBHy1832一1893)一一第129-135、 0BH41828一1889)-第242页。 142、143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 D 1820一1895)-第14-18、24、27、30 ・特(Darwin,Charles 一32、35-40、44、45、47、48、86-94、 Robert1809-1882)-第2,9一10， 183.196、202、203、226、230、240-245、 16页， 262,270,295、449、572、577、578、584、 大卫，爱德华(David,Eduard1863- 610、624一627、669、684、692-709、716 1930)一第231、417页。 -717、729、743、773页。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Aa-1尔·雄·(P.M.)一一第264,278、283、 ==========第861页========== 850 人名索引 320、387、388页。 0B)一第477页。 格尔岑茄坦，米哈伊尔·雅柯夫列维奇 F (TepueHwTeMH,Muxann AKoBaeBH4 菲拉列特（中anaper1782一1867）（真名 1859一1906)一第622页。 德罗兹多夫，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 格烈迭斯库尔，尼古拉·安得列也维奇 Apo3noB, Tpenecky可，HukonakAHnpseBny 一第443页。 生于1864年)一第13页。 非勒克，路易(Viereck,Louis1851一 古契柯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1921)一第699、705页。 TyuKoB,AnexcaHap MBaHoBH 1862 斐格涅尔，维拉·尼古拉也夫娜（④HreP, 一1936)-第647页。 Bepa HukonaeBHa 1852-1942)- H 第349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er）一第685 wg1804-1872)一第535页。 页。 佛敏（中oH1873一1933）（真名克罗赫 哈尔科特，威廉(larcourt,Villiam 马尔，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KpoX~ 1827-1904)一第615页。 Manb,BHKTop HuKonaeBH4)一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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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berg,.Karl1853一 pbitueB,HnKonaǚ 1885)--第264,696一699页。 1855-1905)一第132、133页。 ・・希(Hegel 列也夫，拉・伊万诺维奇(Kapeeв，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 HHKona片HBaHoBK1850-1931)一 1831)-第6、29一30、32、34、36、88、 第11、266页。 243、507页。 卡梅珊斯基，普·克·(KaM山AHCKHM, 亨隶伦王朝(Hohenzollern)一第 n.K.)一第731页。 685页。 卡缅斯基，恩·一见普列汉诺夫。卡尼茨，奥古斯特Kanitz,August1783 J 一1852)一第621页。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赫尔曼·冯(Kirch- 卡特柯夫，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 mann,Julius Hermann von 1802- (KaTKoB,MHxann HHKnoopoB 1884)一第173,183页。 1818一1887)一第302页。 基捷韦帖尔，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斯 (KnaeBeTTep, AnekcaHapAneK- (Kelley-Wischnewetzky,Florence caHap0BH41866一1933)一第730页。 1859-1932)-第694页。 吉尔克(Gierke)一第622页。 康普素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f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3h6eP, 1803一1890)—第619、621页。 Hnkona MBaHOBHy 1844-1888)- 考茨基，卡尔(Kautsky,Karl1854一 第173页。 1938)一第2、24.28、254-255、282、 加邦，格奥尔基·阿波洛诺维奇（厂aToH, 351、450、466、495-498、557、597、 Teoprui片AnOOHOBH91870一1906) 669、673、681、744-746、764、774 一第547页。 页。 体法尼，鲁伊治(Galvanin,Luigi1737一 考夫曼，亚历山大·阿尔卡季也维奋 1798)—第29页。 (KayoMaH,AnexcaHap Apkanbe8ny 觉勒，保尔(G6hre,Paul1864-1928) 1864一1919)一第770页。 一第492一493页。 柯里佐夫，德·(Ko1b0B,1.18631920)(真名金兹布尔格，波利斯·阿布拉莫维 K 奇TMH86ypr,Bopnc A6 paMOBH4。笔 卡布鲁柯夫，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 名・谢・。C.夫，耳・Ceдов， (KaonyKoB,Huxona AnekceeBy 1,)—第627页。 1849-1919)一第622页。 科斯提奇(KoCTH91879一1935)（真名兹 卡尔斯基(Kapckn片1871一1942)（真名 博罗夫斯基，米哈伊尔·索洛莫诺维奇 托普里捷，迪奥米德·亚历山大罗维奇 360pOBCK,MnxaHn ConoMOHOBH) ==========第863页========== 852 人名引 一第465页。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克·一一见克拉桑。 Friedrich A1bert1828-18r5)一第 克拉桑，罗伯特·埃杜阿尔多维奇 685页。 (KnaccoH,PoGepr⊙yap4o34 ,卡尔・利希(Rau,Karl Heinrich 1868一126)（克·K.)一第753页。 1792-1870)第184页。 克里切夫斯基，被利斯·纳乌莫维奇 勒南，厄内新特·约瑟夫(Reaan, (KpnyeBcKHA,Bopnc HayMoBn Ernest Jo8eph1823-1892)一第 18G6-1919)—第228-230、262- 627页。 263、266,279、295.317、324、345、357、 李伯尔(16ep1880一1937)（真名戈德 361.372.378、387,388、481一483、499、 曼，米哈伊尔·伊萨柯维奇To.TbAMAH, 558页。 Muxann Mca2 AKOBK)-第465、 克利文柯，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468、470-472、478页。 (KpnBeHxo,CeprekHukonaeBHy 李卜克内西，或廉(Liebknecht,.Wl- 1847一1906)-一第1页。 helm1826-1900)-第77、264,294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盱特利勃 一295、332、697-701、705页。 (Klopstok,Friedrich Gottlieb 李路图，大卫(Ricardo,David1772一 1724一1803)-第2-3页。 1823)一第171.173、684页. 岸格曼，路德绻希(Kugelmann,Ludwig 里廷李森，雕里关(Rittiughaus8en, 1830一1902)一第683一691、693、 Moritz1814一1890)-第351页。 730页。 利奥十三世(Le0X灯ii1810一1903) 库斯柯娃，叶卡特林娜·德米特利也夫娜 第615页。 (KyckoBa,ExarepnHaAMHTpHeBHa 连斯基（几eHCKHi济1880一1950）（真名维 1869一1958)一第236页。 连新基，列奥尼德·谢明诺维奇BnneH~-CKHi,eoHn耳CeeH0BMy)-第 L 473页。 拉·一见拉德琴柯。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1802- 拉德琴河，斯切潘·伊万诺维奇(Pan- 1880)一第28、90页。 yeHKo,CrenaR MBaHcBnq 1868- 卢森堡，罗莎(Luxemburg,Rosa1871 1911)(拉・P)一第753页。 1919)(笔名尤尼乌斯Junius)--第 拉法格，保尔(Lafargue,.Paul1842一 749页。 1911)一第282、702页。 卢梭，让·雅克(Rous3eau,Jean-Jacques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JaspoB, 1712一1778)一第40页。 NeTp Jaepo8ny 1823-1900) 鲁索夫(Pyco81878一1911)（真名克努 第106一107、109一111、345页。 尼扬茨，波格丹·米尔札占诺维奇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 KHYHAH SornaH MupaanxKaHoBHy) 1825-1864)一第195、220、229- 一第473页。 230、257、696页， 罗迪切夫？费多尔·伊兹马伊洛维奇 ==========第864页========== 人名索引 853 (PonnueB,.中e0pi3M2 OBH生于 278、450、453.454.456、458一460、462 1856年)-一第607、621、622、661、 一474、479、480、487、491、493-494、 723页。 499-502、505、507、508、569、684.724、 罗州乔夫，德米特利·米哈伊洛维奇 738、749、774页。 (PorayeB,HTpH蓝 马猛夫(Maxcn1871一1940)（其名卡拉 1851一1884)一第349页。 法提，德米特利·巴甫洛维奇Kara一 罗津诺夫，艾米尔(Ro9enow,Emil1871 darH,MHTpǚ几aBIo8)一第 一1904)一第492一493页， 501.507页。 罗斯福，西奥多(Roosevelt,,Theodore 马克思，卡尔(Max,Karl1818一1833) 1858-1919)-第744页。 一第2一7、9一19、22一25.28-41、43 罗扎诺夫，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P。~ -44、47-52、54、57一60、72、81-82、 aaHOB,BacH BacunbeBHy 1856- 86-88、90-94、146、158一159、161 1919)一-第116、149页。 162、166、167-173、174、176一182、184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 一185、189、196、202一203、220、226、 (Rodbertus-Jagetzow,Johana Karl 241.247、255、262、295、379、449、526、 1805-1875)-第179、182一183页。 535、549-550、571、578、586-587、601、610,615、618-625、627、638、642. M 668、683-691、692693、695-699. 马尔丁诺夫(MapTbIHOB 1865→1935) 701-709、716、729一730,732、742、773 (真名皮凯尔，亚历山大·萨莫依洛维 一774页， 奇hKep,Anexcan即CamonoBHy) 马克思-艾威林，爱貅娜(Marx-Aveling, --第263、269-270、273、276-279、 Eleanor1855一1898)（杜西Tus8y) 280-283、286-287、239、290、294- 一第706页。 295.298-299、304-305、317、320, 马拉雀夫，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Ma· 324,362、372.378、385、387-388、459、 aXoB,Hnkonan HnKo7 aBM4生于 464-466、477、480、498、522、525.527、 1827年)一第668页。 533、558、567-568、569、573、586.587、 马斯洛夫，彼得·巴甫洛维奇(Macno, 597-598、610-612、616-617、618、 1epΠa37o391867一1946)—第样 762-763页。 685,773-774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迈尔，济格蒙德(ayer,Sigmund) Thomas Robert 1766-1834)- 第28页。 173页。 迈耶尔，罗伯特(Meyer,Robert1855一 马尔托夫，尔·(Mapros,几.1873 1914)一第184页。 1923)(其名策杰尔包姆，尤利·奥西波 曼，汤姆(M2nn,Tom1856一1941)- 维奇leep6ay%,OT OCHnOBH4。 第706页。 笔名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Hap~ 曼宁，亨利·爱德华(Manning,Henry H℃Ty0p6noB)一第266-267、 Edward1808-1892)一第706页。 ==========第865页========== 854 人名索引 曼努伊洛夫，亚历山大·阿波洛诺维奇 连金，拉・马维奇BxeH- (MaHyHnoB,AnekcaHnp AnonnoHo- KHH,Hnkona MaKcHMOBH) 841861-一1929)一第622页。 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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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缅斯基，恩·KaMeHcK克，H)一 拉弗维奇(CanTLKOB-LIOAPHH,,MH- 第47、58-59、70、92、146、151、152、 xaun Eerpa中oBHy1826一1889)一 158、186、203、228、260.266、280-283、 第342页。 295、316-318、349、378、454、455、464、 萨文柯夫，波利斯·维克多罗维奇(Ca- 473、477、480、500、502.503,505-506、 BHHKOB,Bopnc BuKTopoBH4 1879- 604.611、627、640、666.687-691、693、 1925)(笔名勃一夫B一8，罗普申 708、712℃714、720-721、745-746、 Po山)一第314一315、317、337- 756、761一762、764页。 340、342、347萸。 普岁柯波维奇，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萨伊，让・巴特(Say,Jean-Baptiste (ΠPOKONOBM,Cepre骈HnkonaeBn4 1767一1832)--第173页。 1871一1955)（笔名N.N)一第 萨宗诺夫，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Ca- 235、236、257、278、321.387、608页。 3oHoB,广eopr几eTPOBH生于1857年)一第137页。 Q 桑巴特，威纳尔(Sombart,.Werner1863 齐茨，路易莎(Zietz,Lui8e1865一1922) 一1941)一第730页。 -第748页。 沙佩尔，卡尔(Schapper,Karl1812一 乔治，亨利(George,Henry1839- 1870)—第624页。 1897)-—第694一695页。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1760 切列万宁，恩·(HepeBaHn,H.1868一 一1825)—第243页。 1938>(其名利普金，费多尔·安得列也 范蒂纳，麦克斯(Stirner,Maxl806一 ==========第867页========== 856 引 156)(真名施米特，卡斯巴尔Schmidt, 129、133-134页。 Kpar)一第218页。 斯克沃尔佐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焰拉姆，卡尔·奥古新特(Schr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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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KMTHy1844一1885)一第 页。 380页。 斯宾塞，赫伯特(Spencer,Herbert1820 特拉文斯基（TpaBHHCKH1872一1959) 一1903)一一第5页。 (真名克尔日札诺夫新基，格列勃·马 斯捷布特，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Cxe一 克西米利安诺维奇Kp出H水AHOBCKH, 6yT,HBaH AnexcaHapoBny 1833- TIe6 MaKCHMAIHAHOBH)一第505 1923)一第162页。 页。 斯卡尔金(CKanAMH1828一1902)（真名 特赖奇克，亨利希·冯(Treitschke,. 叶列涅夫，费多尔·巴甫洛维奇E阳一 Heinrich von 1834-1896) He3,中eaop门aB0B4)-一第117 716页。 ==========第868页========== 人名引 857 特鲁别长科伊，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Jame81859一1947)一第276、351、 （Tpy心euKoM,Cepre HuKonaenny 730页。 1862-1905)一一第607.622贡。 维特，谢尔差·尤利也维奇(BHTTe,. 梯也尔，阿道夫(Thier8,Adolphe1T97 Cepre OnbeBH 1849-1915> 一1877)—第615页. 第216、307页。 屠拉梯，菲力浦(Turati,F1ippo1857一 魏特林，威廉(Weitling,Wilhelm1308 1932)一第567,578页。 一1871)一第256页。 托洛茨基，列甫·达威多维奇(TpouKhi, 沃尔金，阿·一见普列汉诺夫 1e8 aBH0BHy1879一1940)-第 沃尔姆斯，阿尔丰斯·艾尔涅斯托维奇 471、505、513.558页。 (BopMC,AnboHc pHecToBH 1868 -1937)一一第325页。 W 沃龙佐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Bop0H 瓦·沃·一见沃龙佐夫。 uoB,Bacunu naBnoBK 1847- ・欧仁(Varlin,Louis 1918)(笔名瓦・沃・B.B.)—一第26 Eugème1839一1871)一第597页。 69、130、133、136-137、141、143、151一 希，卡・乌斯(Vahlteich, 152、156、163-169、181、186、252一 Karl Julius1839-1915)一第230 254,260、263、265、643页。 页。 沃伦斯基(BonbIHCKH作1863一1926) 瓦格纳，何道夫(V7 agner,Adolph1835 (真名弗列克谢尔，阿基姆·李沃维奇 ー1917)——第184页。 中nekcep,AKHM J几bOBM4)一第149、 瓦涅也夫，安那托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150页。 (BaHeeB,AHaTom AnekcaHapoBny X 1872一1899)—第248、250页。瓦西里也夫(Bacnnbe6B1873一1936)（真 耳，・(Senior,Nassau 名林格尼克，弗里德里希·威廉奥维奇 Wlli9m1790-1864)一第177页。 刀@HrHxK,中onpx BxbrenbMOBHy)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與纳尔·西蒙· —一第505页。 (Sismondi,Jean-Charles-Leonard 瓦西里也夫，尼基塔·瓦西里也维奇 Simonde de 1773-1842)173 (BacnmbeB,HnKHra BacnnbeBnq 页。 生于1855年)一第325页。 希尔奎特，莫利斯(Hillquit,Morris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一 1869一1933)一第692页。 第310页。 希尔施，卡尔(irsch,Karl1841一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一见凯利威士涅威 1900)一一第697页。 茨基夫人。 希尔施，麦克斯(Hir8ch,Max1832一 维伯，比阿特里萨(Webb,Beatrice 1905)一第253页。 1858一1943)一第276、351、730页。 席佩耳，麦克斯(Schippel,,Max1859一 维伯，悉尼·詹姆斯(Webb,Sidney 1928)一第700页。 ==========第869页========== 858 人名引 谢德林一见萨尔梯柯夫谢德林。 伊万申，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a 谢烈布利雅柯夫，耶斯彼尔·亚历山大罗 WHH,BnanuMup NaBnoBHy 1869- 维奇(Cepe6 K0B,Ecnep Anekca- 1904)(・B.И—H) po8H41854一1921)第349一350 第251.259、261.387页。 页。 尤沙柯夫，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0 KaKOB,.Ceprei脐IakonaeBn Y 1849-1910)一第1、51、69、132、 亚历山大罗夫(AnekcaHapoB)一第 136、143.151页。 481、483、488页。 尤佐夫(0oB1848-1893)(真名卡勃利 亚历山大三世(AnexcaHmp III1845- 茨，约瑟夫·伊万诺维奇Ka6n叫， 1894)一第102、394页。 1ocH中M日aHBH)-第137、150、 耶克，古斯达夫(Jaeckh,Gustav1866一 151页。 190D-一第692页。 Z 叶尔莫洛夫，阿列克塞·谢尔盏也维奇(EpMonoB,Anekce CepreeBn4 1846 曾德尔曼，卡尔(Sindermann,Carl生于 -1917)-第70、423页。 1869年)一第498页。 叶哥罗夫(Erop08生于1873年)（真名列 祖巴托夫，谢尔盖·瓦西里也维奇 文，叶弗列姆·雅柯夫列维奇eBHH, (3y6aroB,Cepre Bacunbenny 1864 E中peM习koBne8rH)一第454、473、 一1917)，-第235、257、325-327 477页。 页。 伊洛瓦斯基，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HnoBancx,MHTPH HBaHOBH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 1832-1920)-第229页。 第693、695、697一699、743页。 伊万诺夫，维·一见查苏利奇。 ==========第870页==========